大国对话III:新全球化时代中美经贸关系
陈元 黄益平 【美】亚当珀森 著
[ 2018-01-17 ]

 

大国对话III:新全球化时代中美经贸关系

陈元 黄益平 【美】亚当•珀森 著

中信出版社 2018年01月

精彩摘抄

  中美经济关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中美经济关系的范围绝不仅限于贸易,还包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两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改革政策等层面的协调,以及中美之间关于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中美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合作都非常重要。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

  在处理多边贸易问题上,中国应竭尽全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单边主义问题,积极采取合作而非诸如几年前针对稀土资源的单边报复行为。中国应支持多边主义,竭力避免双边或多边冲突扩大,通过在G20框架内推动集体行动使得美国做出回应。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年采用单边保护主义,整个国际经济体系将会受到挑战,过去数十年来的全球化努力也将付之东流。所以中国和欧盟应当进行先期规划,以备保护主义的挑战。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珀森(Adam Posen)

  人民币应该更具有自由性,应该更加灵活。这不仅对于中国长期的发展有好处,对于美国的长期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如果人民币缺乏弹性,我们就只能使资本管制更加严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

  预测政治比预测经济要更难。但合理的推测是,不管最终出台何种政策,由于政治制度在立法和执行的过程中趋向惰性,最终出台的政策偏向极端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少。特朗普总统推行的政策将会使阶层不平等现象加剧,即便未来美国总体增长率较高,但中低收入家庭获得的收入可能会比现行政策下要更低。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杰森•福曼(Jason Furman)

  TPP对中国而言,过去不是一个挑战,现在也不是一个机遇。由于这些年来区域贸易安排太热,现在TPP停下来反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使区域贸易安排过高的热情冷却下来,让大家把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时间聚焦到WTO的谈判上来,关注WTO的全球规则体系治理和多哈回合谈判的整个进程。所以TPP的“流产”,对于全球贸易体系可能是好事。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

  全球主要货币间的汇率关系,需要有效的沟通协调,而不是强加于人的单边主义。中方愿意在人民币汇率逐渐市场化的前提下,与美方合作,加强汇率政策的协调。同时,也要认识到汇率是一个总量政策工具,主要对总量贸易收支状况发挥作用,不能强求用其来解决双边贸易失衡问题。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

                                            
作者简介

  陈元: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至2013年4月),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主席。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具有研究员职称,对宏观经济理论和国际金融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先后主持了中国社会主义运行机制课题研究和首都发展战略研究,并在《经济研究》和《求是》等杂志上发表了《我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和选择(纲要)》、 《加强宏观调控是深化改革的需要》等重要文章。出版了《陈元集——运行?调控?发展》、《香港金融体制与1997》、《美国银行监管》等论著。兼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理事,国际清算银行稳定金融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荷兰国际集团顾问委员会成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论坛理事会主席等。

  黄益平: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2015年6月起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特公共政策学院Rio Tinto中国经济讲座教授,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曾经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General Mills经济与金融国际访问教授、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Serica投资基金董事、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及巴克莱董事总经理/亚洲新兴市场经济首席经济学家。

  亚当•珀森(Adam Posen):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所长。毕业于哈佛大型,获学士和博士学学位。在财政金融政策、金融危机以及欧洲、日本、美国经济研究方面都是世界一流专家。


内容简介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富活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市场国家,中国和美国不但承担着本国经济复苏的重要任务,二者对全球体系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2016年底美国总统换届后,新政府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这给美国经济、中美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体系带来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加强深度沟通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从2012年起,为促进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探讨中美共同的经贸领域焦点问题,更好地为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建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连续六年举行了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会后,CF40组织出版了《大碰撞》系列文集(自2015年起,文集更名为《大国对话》)。2017年5月7日,第六届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在京举行。会上,来自中美的专家就“新形势下的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化”等话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与往届会议不同的是,此次交流会发布了首份CF40-PIIE联合报告。这份报告以美国新政府下的中美经济关系走向为主要内容,由CF40和PIIE两个平行的课题组分别进行研究,并汇总而成。

  本书集结了首份CF40-PIIE联合报告以及最新一期中美学术交流会议的成果,以飨读者。


目录

前言

代序

为美国新政府下的中美经济合作创建坚实基础

上  篇

第一章 美国新政府政策调整的影响

美国政策调整的影响
美国财政政策变化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及政策如何对其产生影响 

第二章 国际金融架构与中美汇率政策 

二十国集团合作与国际金融架构:站在十字路口的美国
汇率与国际货币体系:并非替罪羊
以稳定为导向的中国汇率政策

第三章 中美双边投资与贸易的前景

中美双边投资的现状、展望及问题
论美中双边投资协定的重要性:潜在经济效益
美中贸易合作与冲突:风险与现实
中美贸易争端及世界贸易组织
贸易战的风险与成本
TPP之后的亚太区域主义

下  篇

第四章 新形势下的中美经贸关系与全球化

中美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中国经济再平衡与中美关系
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推动经济全球化
特朗普的成功及其限度
特朗普让全球陷入不确定性
当前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下的中美贸易关系

第五章 提升中国全球竞争力 

中国在拯救美国建立的国际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中国可以有效应对美国经济政策调整对中国的影响
锐意推进税制改革,重塑我国全球竞争力


前言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富活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市场国家,中国和美国不但承担着本国经济复苏的重要任务,二者对全球体系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2016年底美国总统换届后,新政府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这给美国经济、中美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体系带来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加强深度沟通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从2012年起,为促进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探讨中美共同的经贸领域焦点问题,更好地为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建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连续六年举行了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会后,CF40组织出版了《大碰撞》系列文集(自2015年起,文集更名为《大国对话》)。2017年5月7日,第六届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在京举行。会上,来自中美的专家就“新形势下的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化”等话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与往届会议不同的是,此次交流会发布了首份CF40-PIIE联合报告。这份报告以美国新政府下的中美经济关系走向为主要内容,由CF40和PIIE两个平行的课题组分别进行研究,并汇总而成。

  本书集结了首份CF40-PIIE联合报告以及最新一期中美学术交流会议的成果,以飨读者。

合作共赢应是中美关系的主流 然而贸易摩擦不可忽视

  中美之间广泛的经贸关系是中美双边关系的基础,但不可否认,伴随着中美贸易与投资的飞速发展,两国之间也产生了大量贸易摩擦。鉴于中美之间经济贸易投资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尽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竞争性在增加,但是中美两国仍然存在巨大的合作共赢空间。在海湖庄园举行的会谈中,中美高层领导也表达了不愿见到贸易战的政治态度。而且搞贸易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造成两败俱伤,因此要积极地解决问题。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贸易政策出现一些新变化,可能加剧中美贸易摩擦,给中期中美经贸关系带来挑战,而且这种变化不容乐观。针对减少双边贸易赤字,特朗普政府有更多使用贸易惩罚措施的倾向。首先是更多使用传统的贸易救济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特别是对于钢铁、金属制品和电解铝。其次,美国可能更多动用一些非传统的贸易救济措施来抵制中国进口产品。包括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发起232调查,或是对根据《1974年贸易法案》中的201条款对某进口产品采取暂时限制或者施加关税,而后者的任意性更强,危害性更大。近期美国动用201条款对中国进口太阳能电池板申请贸易救济就是一例。为消除已经达成的对美国不利的贸易协定的影响,美国已经退出TPP,还即将重启NAFTA谈判,对WTO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此外还有针对减少货币操纵的对策。虽然习特会后,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中国仍然在财政部的观察名单中。

  并不是所有的问题与摩擦都可控。如果美国调整边境税,可能影响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如果未来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经常账户赤字要求增加美国政府财政刺激措施,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会向贸易保护主义者施压,中美贸易摩擦在未来1-2年内存在加剧的可能,甚至不排除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脱轨”的倾向。

双边贸易协定有其缺陷 全球贸易规则方为解决之道

  全球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制;第二层是区域贸易安排,比如欧盟、东盟,以及已经“流产”的TPP和正在谈判RCEP;第三个层次是双边贸易协定,包括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中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制具有制定规则、解决摩擦、开放市场的三大功能,应该在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中居于最重要的核心地位。但是自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以来,区域贸易安排兴起,甚至架空了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制,这对全球贸易规则体系是一种伤害。双边贸易协定是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中的最原始安排,它更关注细节,强调解决具体问题,在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中自有其重要性。但是单纯依靠双边贸易协定的做法无法解决两国间存在的贸易摩擦问题。

  首先,双边贸易协定的发展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目前,全球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业已形成,任何一个高科技产品的生产都可能涉及多个国家,只在两国之间谈论复杂的全球供应链问题,既不切实际也无法解决问题。

  其次,双边贸易协定不够公平。一个国家可以单方面决定对另一个国家收取关税,这会让WTO以及GATT之前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如果各个国家都互相搞双边贸易协定,而忽视全球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全球贸易体系就会沦为无数个双边贸易协定的总合,这是一种逆全球化的表现,对于全球贸易将是灾难。总的来看,双边贸易协定只是一种打补丁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根本性解决问题,而且这种短期的方式很可能会在长期引发一些负面效果。

  特朗普政府试图只通过双边贸易协定的方式来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想法并不可行,在缺少WTO和区域贸易安排的缓冲的情况下,中美只能硬碰硬,这无疑会增加中美贸易战的概率。因此,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绝不能仅通过双边层面,还必须依靠全球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只有全球贸易规则体系才是解决之道。如果特朗普政府在双边的道路上一意孤行,把多边规则体系置之不理,将极大地损害美国在全球贸易领域的权威。

  在制定规则和解决贸易摩擦的问题上,中美可以更多利用全球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在市场开放问题上,中美可以更多利用双边机制。总之,中国和美国都应该充分考虑如何利用全球、区域、双边这三个层次的贸易机制来解决双边问题,这才是一个面对现实的负责任的解决办法。

  中美问题的解决不会一蹴而就,因此中美双方现在需要具体的行动来继续保持多年来形成的紧密经贸联系。中美双方作为平等的贸易伙伴,应给予对方平等的机会。海湖庄园的习特会是一个好的开始,中国政府提出的“百日计划”在短期对稳定双方经贸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长期来看,中美需要进一步加强机制性的安排来解决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经济结构更加合理 中国有能力应对冲击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投资和出口在过去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了主要作用,而消费的作用却稍显不足,但这一局面已经开始有所改变。过去十年,中国的出口在 GDP中的占比下降,从2006年最高的35%下降到2016年不足20%的水平。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也经历了相似的变化,从2006年最高时超过7%下降到了2016年不足4%的水平。与此相关,中国经常帐户和货物与服务贸易盈余也经历了大幅下降。这说明出口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中国经济对美出口的依赖度也在降低。

  2010年以后,中国劳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不断上升,目前已接近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2017年1季度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77%。这些现象说明,中国经济正在从出口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型,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还缺乏强劲可持续的新增长点,转型能否成功尚待观察。

  中国经济更多地依赖消费意味着中国能够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尤其是美国经济政策变化的溢出效应。由于外汇储备经过一段时间的下降已基本稳定下来并仍然处于非常充足的状态,以及相对封闭的资本账户,中国能够在保持货币独立性的同时对外汇市场进行比较有效的干预,这将有利于中国应对美国经济政策带来的影响。如果能够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将能够更好地应对国际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冲击,这也有利于中美经常账户的调整。

  然而,特朗普当选带来的空前的不确定性需要引起中国的注意。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各国经济,尤其是资本市场紧密联系。比如,特朗普当选后美国长期利率上升,而这一效应也传导到了中国,导致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上行。美国股市的运行会对全球的资金配置产生影响,中国也不例外。在不确定性上升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市场情绪出现难以预测的变化,这无疑会给经济带来影响。此外,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抬头也是潜在风险。中国应做好应对冲击的准备。

提升治理能力 坚持全球化方向

  全球竞争已经从产品和服务的竞争过渡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特朗普的税改计划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首先,国际贸易中产品和服务竞争的背后是企业生产和创新能力的竞争。随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慢慢消失,影响企业竞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税收制度,而税收制度直接与国家的行政治理能力相关,即能否建立高效率少扭曲的税收体系。其次,特朗普减税计划的目的是提升企业竞争力,但是减税对收入分配也会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削减福利支出的时候,减税会加剧社会分裂。能否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种考验。第三,尽管我国也进行了减税并且在改善营商环境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中国企业的负担仍然较重。因此,在美国减税的情况下,中国也需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过去的70年中,美国主导建立了现今的国际政治经济运行规则体系,包括建立世界银行、IMF等机构,但特朗普政府却认为,美国是这一规则体系的受害者,并更加注重双边关系和所谓的“公平”贸易,政策也更趋于内向。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认知可能会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带来负面影响。

  全球化总体上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遭遇挫折,但是应该在前进中解决问题。在美国对于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态度不明朗的时候,中国的态度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受益者的中国应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进行会晤并达成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并作出了规划。接下来,两国应为切实贯彻两国元首共识做出努力。第一,应充分理解中美两国元首所达成共识的内涵和重大意义,中美彼此尊重、增加互信、加强合作、实现共赢。第二,基于双方相互尊重的前提,中美双方必须要采取必要措施,通过有效利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作出更大的努力,做大合作蛋糕,有效管控好分歧,促进和提升双边经济关系。第三,有一些议题通过努力可以取得早期成果,双方必须尽早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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