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的困境: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
王海明 著
[ 2018-04-16 ]

 

政治化的困境: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

王海明 著

中信出版社 2018年4月

推荐语

  此书对于学术界的贡献在于:一方面,作者对美国保守主义和保守主义智库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当代美国政治做出了颇有价值的贡献;另一方面,国内智库发展正处于方兴未艾之际,作者关于美国智库的翔实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的新型智库建设也有所裨益。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李强

  作者历时五年,梳理出美国保守主义智库兴起的逻辑。此书有助于读者理解美国中立智库和保守主义智库两大主流,以及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派的前世今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钱颖一

  智库在美国政策决策和社会思潮的形成中具有独特作用。此书深入分析了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美国智库的变化,而且有助于判断美国社会思潮与政策的走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隆国强

  引领全球的美国智库是国家决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在吸收、消化了大量的一二手信息的基础上,对美国智库的运行、规则与作用提出了许多既独到又系统的见解,对保守主义智库的剖析更是入木三分。作为国内一家著名智库的运营负责人,作者的分析角度与一般学者不同,由此提供的启示也更有实践价值。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

  从需求端看智库,主要是政策制定的需要。在现代社会,政策制定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价值判断、实证推理和分配上的影响,三者分别对应着意识形态、科学分析和政治游说。智库的角色主要体现在前两部分,中国的智库在第二个领域可以做得更好,作者所在的智库及其一系列组织模式创新堪称这方面的典范。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高善文


作者简介

  王海明,法学博士,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毕业于北京大学,曾担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评论员、研究员、社论委员会召集人,已出版《第二波》《变革二十年: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业嬗变》等著作。2003年创意并开始主持《21世纪北京圆桌》专栏,共组织450场圆桌讨论;2008年至今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2011年至2016年7月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2016年7月起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2015年10月至今任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2016年3月至2017年6月任北方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2017年6月起任北方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2016年3月至今任四十人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2016年6月至今任四十人金融研究院副理事长;2016年7月至今任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2016年8月至今任丝路规划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内容简介

  中立智库和保守主义智库是当今美国智库的两大主流。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颇具传奇色彩,尤其是其中的旗舰——传统基金会。相对于国人已经非常熟悉的中立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的实力和影响力毫不逊色,其浓重的政治化色彩看似新鲜,实则沉重。无论是美国的政治体系还是保守主义智库,都已深陷政治化旋涡,政治的清明、智库的理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作者历时五年,遍访美国一线智库和政府部门,通过大量一手访谈和英文文献的梳理,深入挖掘美国智库与政治思潮、权力转换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并试图从智库的维度透析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两大症结——两极化和民粹化——前者导致了五十年来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对立,后者如今则体现为茶党和特朗普现象的政治运动化,两者共同带来了对保守主义智库的需求,也刺激了保守主义智库日益严重的政治化。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

一、传统基金会:思想有其结果
二、保守主义智库崛起:“思想市场”的平衡
  访谈实录:传统基金会的政治逻辑

第二章 保守主义智库的历史契机

一、自由主义建制与文化内战的开始
二、保守主义的崛起及其政治胜利
  访谈实录:传统基金会与保守主义运动

第三章 美国智库的政治化转型

一、从中立智库到意识形态智库
二、意识形态智库彻底的政治化
  访谈实录:PIIE 何以成为顶尖中立智库

第四章 保守主义智库的“政治前途”

一、问题与主义:谁主沉浮?
二、特朗普时代:智库的前途?
  访谈实录:布鲁金斯学会的核心价值观

第五章 美国智库的政治空间及其症结

一、美国政治体制的宏观结构
二、美国政治运作的微观变迁
三、民粹化、两极化与金元化挑战

附录一:美国智库与相关概念

附录二: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深度访谈的部分机构与名单

后记


序言

  2016年美国大选,唐纳德•特朗普胜出,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及各州政府与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势力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王海明博士的著作《政治化的困境——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以美国保守主义智库为切入点,分析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对于我们理解美国政治发展的新趋势无疑是一个贡献。

  这部著作有两个关键词,其一是保守主义,其二是智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关键词是理解美国目前政治发展走向最具指标意义的词。

  保守主义的崛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治发展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很长时间以来,美国主流政治学界一直流行所谓"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说法,这一观点在著名政治学家路易斯•哈茨于1955年出版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根据哈茨的分析,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

  美国既没有封建主义传统,也没有社会主义传统;既“缺乏一种真正的革命传统”,也“缺乏一种极端保守的传统”。

  这里需要澄清自由主义的概念。自由主义有诸多不同的用法。自由主义起源于宗教改革,约翰•洛克通常被视为最早系统阐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家。到19世纪,自由主义形成一套系统的政治、经济、外交理念,成为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包括:崇尚个人权利与自由;强调有限政府、宪政政府;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国际政治上强调国际法;宗教上持宗教宽容态度。

  这套古典自由主义理念后来遭遇很大挑战。从1 9世纪后半期开始,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曰益凸显,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反思与批评。英国以牛津唯心学派格林为代表的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1],开启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系统批评以及对自由主义理论的重新解释。尤为重要的是,新型自由主义强调国家在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实现社会正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理念后来构成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哲学基础,罗斯福新政及其后美国民主党政府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新型自由主义的思路。

  在美国语境下,所谓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或自由派(Liberal)就是指这种新型自由主义理念。概括而言,美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包括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理念:强调平等的个人权利,尊重个人对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主张保障少数族裔、同性恋等少数群体的权利;标榜社会公平与正义,推行社会福利政策;主张宗教宽容甚至多元文化主义。

  美国保守主义的兴起就是对这种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格局回应的产物。按照美国保守主义研究者乔治•纳什的分析,尽管从思想渊源上说,我们可以从美国历史上找出保守主义的先声,但系统的保守主义理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形成的,是对从罗斯福、杜鲁门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等自由主义政策的反动。

  正如王海明博士在书中展示的那样,最初的保守主义运动并不是一个明确表达的、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统一的意识形态,而只是多种抗议声音的聚合。渐渐地,各种抗议声音汇集成一股保守主义思想运动。这股思想运动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涵。第一,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后来也被人们称作“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公共选择学派等为代表,在经济上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理念,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呼吁减少社会福利。第二,传统保守主义,或曰新保守主义(New Conservatism,不同于后来的新保守主义,即Neo-conservatism),以理查德•韦弗、皮特•韦尔莱克、罗素•柯克、罗伯特•尼斯贝特为代表,痛恨世俗化与大众社会,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反对堕胎、同性恋平权等议题,拒绝道德相对主义,强调传统的社会价值,对传统社会结构有很高评价,希望恢复传统宗教与伦理教条。在传统保守主义阵营中还必须提及施特劳斯学派的影响,因为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批评为传统保守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论证。第三,狂热的“反共”人士,在“冷战”期间,鼓吹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采取强硬政策。

  这几股力量尽管关注的重点不同,但它们共享一个理念,那就是对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自由主义的反感。乔治•纳什对此曾有精辟的概括:“对于自由至上主义者而言,现代自由主义是日益膨胀的官僚化与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如不加以限制,便会变成全能主义国家,摧毁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一而这些正是一个繁荣社会的源泉。对于传统主义者而言,自由主义是一种导向崩溃的哲学。它像一种酸性物质,会腐蚀西方文明的伦理与制度基础,制造一个巨大的精神真空,而全能主义的虚妄上帝便会乘虚而入。对于“冷战”时的“反共”斗士而言,现代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相对主义的、世俗化的、反传统的、半社会主义的——根本无力强劲抵御左翼的敌人。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是左翼的一部分,它不可能有效地抵御一种和它共享诸多预设的敌人。正如詹姆斯•布坎南所言: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导致西方自身毁灭的工具,自由主义是西方自杀的意识形态。”

  这几股力量形成了强大的保守主义运动,赋予共和党新的意识形态方向和活力,最终在1980年将里根推上总统位置。

  在里根之后,推行新帝国主义政策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一度在小布什政府期间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推动美国在伊拉克发动战争并在全球追求以民主化、政权更替为口号的革命。

  特朗普式的保守主义则代表了美国保守主义发展的新趋势,这一趋势的重要特征是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里根时期的保守主义以及小布什时期的新保守主义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运动,即由精英推动的运动。但美国社会一直有深厚的民粹主义传统,社会大众对政治、经济、社会及知识精英有极强的警惕性。这种对精英的警惕和不信任在奥巴马时期集中爆发,兴起了主要由下层大众推动的茶党(Tea Party)运动。

  茶党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运动,但其理念与诉求更多地体现了保守主义的特征。在经济政策方面,茶党要求削减支出、停止救市、减少债务、平衡预算、改革税收、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反对医保改革;在社会价值层面,主张维护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反对堕胎和同性恋;在社会政策层面,拒绝全球化,反对移民,具有很强的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正如茶党“纲领”所声称的那样,茶党的目标是逆转威尔逊的进步主义、罗斯福的新政、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以及奥巴马的“根本改变美国社会纲领”。茶党的主要矛头既指向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也指向建制派的共和党精英。在他们眼里,相当多的共和党建制派人物,背离了保守主义的事业,以及与自由派有共同的既得利益。

  特朗普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从特朗普那种违背常规,甚至违背常理的言行举止转向他的基本理念和政策导向,那么,可以说,特朗普的目标是比里根主导的更全面、深刻的保守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旨在颠覆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诸多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和外交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发展中,智库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理解美国智库,便无法理解美国政治。

  理解美国政治,如同理解所有国家政治一样,要有与时倶进的态度,要注意到正式制度和制度的实际运作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以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描述美国政治的实际运作的话,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几个不同阶段的不同特色。

  最早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应该说是比较典型的三权分立、制约均衡的制度,参众两院和总统职权有明确的分工与制衡,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也构成了美国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特征。

  但是,随着美国政党政治的出现,这种三权分立、制约均衡的制度实际上被政党政治所左右。美国的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明确反对政党,认定政党的出现会产生派系政治、破坏政治的公共性。但是,随着美国政治的发展,政党政治逐渐成为现代政治运行的重要制度成分,尤其是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政党成为民主选举的主要组织者、操作者。政党在政策创意、政治人物任命、政治动员等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不过,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党相比,美国的政党权力高度分散,组织颇为松散,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也不具备刚性,政党缺乏严格的纪律。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利益团体便可能在政治上有较大的活动空间。智库的兴起便属于此类。

  当然,智库之所以能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也与现代传播媒介的兴起密不可分。在传统传播的环境下,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印刷媒介,政治家进行政治动员必须依赖自上而下的组织,政党便是这种类型的组织。在2 0世纪6 0年代之后,电视出现并很快成为大众传播的主要手段,之后又是网络普及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传媒方式。这些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精英动员大众的方式。政治精英可以较少依赖甚至不依赖传统的组织方式,而直接向大众传播自己的理念。

  在这种环境下,以探索政治观念和研究公共政策为主要目标的智库就可能逐步取代传统政党在政策创意方面的功能,成为政党的头脑。如果我们观察今天美国政治运行的话,便不难发现,政党在政策创意方面的角色愈来愈弱化,形形色色的智库愈来愈成为政策创意的发源地。政党充其量只是将相关智库的研究结果接收过来,加以修改或修饰,作为自己某方面政策的基础。

  这种类型的智库在保守主义阵营尤为明显。按照王海明博士的研究,美国自由主义的智库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薄,中立、客观研究较为普遍。保守主义智库则不然,保守主义智库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是意识形态的引导者、鼓吹者。

  王海明博士通过翔实的资料分析以及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访谈,颇为细腻地描述了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加图研究所等主要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发展、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职能,并将这些智库的发展和美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的兴起与壮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展示了这些智库在美国保守主义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这些保守主义智库中,王海明博士对传统基金会着墨颇多。传统基金会作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智库的旗舰,在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海明博士详细描述了传统基金会在里根政府以及特朗普竞选与执政期间扮演的重要角色。一方面,传统基金会是重要的政治理念和执政纲领设计者;另一方面,传统基金会为里根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提供了为数众多的后备官员,扮演了“影子转型团队”的功能。唯其如此,传统基金会被视为美国"保守主义的大本营”。

  这部著作对于学术界的贡献在于,一方面,王海明博士对美国保守主义和美国政治智库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当代美国政治做出了颇有价值的贡献;另一方面,国内智库发展正处于方兴未艾之际,作者关于美国智库的翔实研究对于促进我国智库的发展也会有所裨益。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
2018年2月于燕园

注:
[1]自由主义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两种英文都译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形态。其一是以牛津唯心主义为代表的New Liberalism,其主要理论特征是修正古典自由主义 放任经济的倾向,强调国家在干预经济和实现社会正义方面的职能;其二是在20世纪中期兴起并在2 0 世 纪 70—8 0 年代达到髙峰的Neo-liberalism, 其理论特征是扬弃New liberalism的国家理论,创造性地复兴古典自由主义关于经济自由的理论。国内学术界 为 了 避 免 这 两 种 “新自由主义”的混淆,曾探索过不同的译法。李 强 .自 由 主 义 [M]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中综合考虑两种自由主义形态的理论特征,特别是考虑到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主流用法,尝 试 将 New liberalism译 为 “新型自由主义”,Neo- liberalism译 为 “新自由主义”。


后记

  为了深入理解美国的智库体系,笔者曾于2013年至2018年六次赴华盛顿、纽约等地走访美国一线智库,与这些智库的相关负责人和研究员进行交流,并有意识地对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和意识形态智库以及宪法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进行访谈。

  这些访谈机会主要得益于笔者所在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以下简称四十人论坛),理解美国的智库体系是四十人论坛国际化的需要,也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六年前,一些问题很明显地摆在我眼前:为什么美国智库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模式是否美国独有?美国的经验有多少可以复制或移植?单纯了解美国智库的管理模式对中国的新型智库建设会有启发,但恐怕难以真正理解其内在逻辑,由此又很容易带来邯郸学步式的尴尬。还有哪些角度有助于理解美国的智库呢?也许政治和历史的视角可以更好地提供答案。从关于美国智库的一些基本问题出发,进而发掘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逻辑及其在保守主义运动、美国政治两极化过程中彻底的政治化,笔者最终有机会找到了一条更有价值的分析路径。

  当前,中国的智库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4年10月,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指出,要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并提出要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在此过程中,中国各类智库在体制内外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对比美国,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契机类似于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100 年前的美国,其经济实力已经全球领先,同时也面临贫富差距扩大等各类社会问题。在“进步时代”,美国社会各界推崇用专业的、科学的方式解决政府管理中面临的问题。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美国第一批智库应运而生。

  在可预见的几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现代社会、现代经济、现代金融体系也面临着一系列实际问题的挑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集聚各界智慧,也在呼唤更多有影响、高质量的现代智库。不同于美国的情况,中国绝大多数属于体制内智库,所有智库所分享的是共同的价值观。美国意识形态智库尤其是保守主义智库的发展历程和模式,有些值得借鉴,有些值得警惕。其中最需要警惕的是美国智库的政治化发展,这不仅有害于政治的清明,也有害于智库的理性。值得借鉴的是,美国智库重视研究成果的质量,尤其是重视智库的独立性。独立性是质量最重要的保证因素,是智库的需要,也是政府的需要。在中国,无论体制内智库还是社会智库,如果能基于相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视角,在独立的前提下开展研究,生产出与政府部门“不一样”的研究成果供决策层参考和比较,其自身价值也会更大。中国的社会智库相比美国要弱小得多,尽管没有像体制内智库那样享受财政拨款、人员编制等方面的支持,但其天然的独立性特征,一方面有利于这些智库心无旁骛地开展政策研究,另一方面也让这些智库有优势搭建非官方国际交流的“第二轨道”。当然,社会智库要发展,最核心的考验还在于能否在相对独立的框架下坚持专业化的研究路径、吸引高水平的研究人员、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四十人论坛从零起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新型智库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于国内外既有的智库模式,借用四十人论坛首届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先生概括开发性金融理论时的表述,可以说是“用市场化的方式支持国家战略”,也可以进一步表述为“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国家决策咨询”,其对应的是非营利框架下的一系列组织模式创新。成立之初,四十人以“论坛”为基础,在第一届理事会主席蒋超良和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席谢平的支持下,以开展有特色的闭门研讨活动为主,辅之以内部竞争和年度淘汰机制,立项课题、召开评审会,发布研究报告,出版系列专著,形成了一个富有成果的高质量交流“平台”。随着品牌影响力、财务基础的不断积累,论坛实力持续增强,平台之下研究院、基金会等一系列实体智库陆续成立,有钱颖一、蔡鄂生先生分别担任上海和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也有管涛、张斌、谢平、哈继铭等一流的专职研究人员加盟四十人金融研究院。相比国内外传统智库“先有研究人员,后有研究成果”的一般模式,四十人论坛打破常规,从平台做起,由闭门会议研讨到专职研究人员研究,实现了“先有研究成果,后有(专职)研究人员”、从平台到“平台 + 实体”的新型智库发展模式,也自然形成了平台和实体研究机构内部尊重研究和服务于研究人员、追求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对竞争淘汰机制的认同文化。

  四十人论坛坚持专业化智库的发展路径,其内部核心原则是“选题、质量和影响力”,也就是要持续优化选题、持续提高研究质量、持续提升研究成果和智库平台的影响力。四十人论坛的质量管理框架类似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而模式上又有所不同。除了实体智库和高级研究员,在这里,一个规范而有效的交流平台优势明显。

  从 2007 年下半年筹备开始,四十人论坛已走过 10 年。10 年来的发展历程,可谓筚路蓝缕。作为一家民间智库平台,每一步前行都要面对前所未有的难题。还好,每一道难题的背后,总有一扇创新之门。四十人论坛的创新之路,小而言之是初步实现了新型智库模式的组织创新,大而言之则有望探索出一条中国知识分子以独立的身份、用专业知识报效国家的新路径。从中国历史上看,知识分子通常以“修齐治平”为自身价值实现的目标,以“济苍生,安社稷”为己任。然而,传统上,怀揣报国理想和满腹经纶的“士”,其报国路径无非登科入仕或充当幕僚,身份和经济上的独立性缺乏可持续的组织模式和经济基础。

  从 2007 年筹备期的管涛、钟伟、陆磊3位到2008年成立之初的40位创始成员,四十人论坛的研究平台上逐渐聚集了金融界体制内外各类机构300余位成员、顾问和理事,他们以个人身份参与内部研讨,承担研究课题。尤其是 2015 年开始加盟的专职高级研究员,以独立的身份专注开展前瞻性和针对性的政策研究,持续挖掘重点问题,成为智库研究的基础力量。平台之下研究院、基金会与金融界的各类机构形成持续的合作关系,不仅为各项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也让研究本身更接近市场、接近政策,更接地气。下一步,四十人论坛有望进一步集聚更多高水平的专职高级研究员,在现代智库的模式下持续开展专业研究,持续支持中国经济和金融的现代化,从而实现自身以专业研究报效国家、兼济天下的理想。

  2012年以来,得益于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先生的引领和学术委员会主席钱颖一、黄益平老师的支持,四十人论坛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快步前进。对美国智库体系的观察与思考,一方面帮助我更好地服务于四十人论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也让我得以完成学业。就个人而言,专注学术研究在走出校园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我一个难以割舍的理想,也许读博士是一个好的入口。然而,现实很骨感,学术之路道阻且长,何况智库运营早已成为我的志业。

  本书的写作,基于2016年12月完成的博士论文,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努力抽出时间对论文加以完善,主要是想给自己这段学习经历一个交代。也许因为智库运营的经验,或是所读的政治学理论专业,笔者观察美国智库的角度也有所不同。四十人论坛的运营经历为我理解智库逻辑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手头厚厚的几本访谈录,更是见证了我对美国智库的认识过程。当然,我并非专注研究的学者,完善书稿的过程中,一方面忐忑于学术上的规范,另一方面又担心占用的时间耽误了手头的智库运营工作。在论文的基础上侧重逻辑和可读性的完善,这样的决定让我轻松了很多,又等于认同在学术规范上没那么严谨了。尤其是对特朗普时期的分析,因为一切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可参考的材料还是事实已经呈现出的逻辑,都未必成熟。2018年1月1日,传统基金会第六任总裁正式上任,埃德温•福伊尔纳为期7个月的紧急接盘告一段落,传统基金会故事的续集才刚刚开始。总之,书稿肯定还有不少问题,本书所呈现的只是一个历史片段中的一部分逻辑,本人对内容的逻辑和可读性等方面也还不满意,只是时间上不想再拖了。

  本书涉及的访谈和写作历时5年有余,在此过程中,有来自各方面的帮助。首先要感谢李强老师对论文和本书写作的大量指导,感谢袁刚、王焱、査道炯、韩水法、段德敏、霍伟岸、孔新峰等老师对论文提出的评审和修改意见,这些老师主要来自政治学领域,他们的指导和批评让我不断努力从智库走向美国的政治体系;论文思路的形成,要感谢华盛顿访问过程中来自里奇、弗兰克和李•爱德华兹的启发,里奇让我意识到美国意识形态智库的重要,弗兰克让我注意到保守派中的“融合主义”,李•爱德华兹熟知保守主义运动并与我反复探讨传统基金会的发展逻辑 —— 当然,让我清楚传统基金会政治化路径的是埃德温•福伊尔纳和在美国国会的实地调研;要特别提到的是四十人论坛2012年以来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交流与合作,合作过程让我有机会深入观察美国智库,尤其是其老所长伯格斯坦对独立智库内在逻辑的解析,现任所长亚当•珀森热心帮忙联络华盛顿的智库和国会、白宫等相关方面,珀森先生甚至把自己内部管理的重要文件和盘托出,让我受益匪浅;还要感谢访谈和写作过程中四十人论坛各位老师和同事的帮助,感谢几年间一起赴美访问的黄益平、刘晗、宋姗姗、张鑫、李静、何晓贝、胡冰,感谢钱颖一和黄益平老师、隆国强、管涛、郭凯、高善文、钟伟、张斌对书稿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叶枫、廉薇、马冬冬、林月婷、王梦涵、臧子明、杨博、王星、裴苒迪、邓欢、康怡安、孟凡钰、刘入源等同事帮忙查找资料、完善脚注 ;感谢老朋友、中信出版集团总编辑乔卫兵和本书的责任编辑寇艺明对书稿的完善数次给出宝贵建议 ;最后要特别感谢家人对我工作和学习的支持,尤其要感谢我的儿子 —— 在我压力大的时候,常常是他带给我快乐,而我却不能给他应有的陪伴。

王海明

2018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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