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准滴灌”扩大内需?
李迅雷
[ 2018-06-02 ]

拉动内需的重点是扩大消费

  2017年GDP增速为6.9%。其中,内需贡献了6.3%,净出口献了0.6%,内需对GDP的贡献较2016年大幅下滑了1个百分点。2018年一季度净出口大幅度波动,对GDP的贡献率较2017年底大幅度滑落。当前中美经贸摩擦扩大到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较低,但短期对关键领域的打击,仍有可能对中国净出口产生影响,外需存在波动加大的可能。在此背景下,扩大内需也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必然抓手。

  扩大内需无非是两种路径,一是追加投资,二是扩大消费。投资主要分为三类,即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基建投资持续高增长已经导致债务率过高,制造业投资面临产能过剩的难题,而刺激房地产投资不是长久之计,且面临泡沫破灭的风险。

  有人认为,我国可以增加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来拉动内需,这当然没有错。问题在于,中国经济结构是以传统经济为主的,新旧动能转换是长期过程,当前新旧之间大约是2:8的关系,增加新领域的投资固然是应该的,且目前新兴产业投资增速已经很快了,如2017年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增速达到16%,但新动能的“能量”还嫌不足。

  因此,我理解的当前及今后扩大内需的正确路径,重点应该是扩大消费。尽管最近两年来消费对GDP的贡献有所上升,但主要原因是因为资本形成(通俗称为投资)对GDP的贡献下降而导致消费对GDP的贡献相对上升。

  扩大内需不能“大水漫灌”,需要“精准滴灌”。结构调整是长期任务,扩大内需是短期应对。因此,当前扩大内需应该围绕结构调整展开,特别是“要主动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对得上的加紧推,对不上的及时改”等表述,扩大内需不能简单重复以往的“大水漫灌”,而要选择“精准滴灌”。重点在于提振消费,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缩小贫富差距;减轻企业负担,扩大先进制造业投资等。

四项具体措施

  第一,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福利水平。消费增速的下行背后,实际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的下行。

  如201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从2016年的8.3%降至7.3%,低于平均数增速的9%,更远低于名义GDP增速11%。由于中低收入阶层是消费的主力,而这两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较快,这就意味着总消费增速的回落与消费升级升温同时出现。

  为何居民的收入差距会出现扩大趋势呢?我觉得这与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和房价上涨有关,前者使得IT、金融服务等高大上行业的从业人员薪资水平更快上升,后者则增加拥有多套房产者的财产性收入。

  因此,必须多渠道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水平是扩大内需的根本基础。建议将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放在优先位置,根据劳动者的技能和需求,不断完善差别化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对有就业能力的就业困难群体实施支持政策。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及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制度,发挥再分配制度在促进公平分配方面的作用。

  例如,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增速超过17%,几乎是去年的两倍,尽管一季度税收超高增长有去年年末的缓征因素,但今年税收增速维持在10%以上的概率仍很大。这说明,中国减税仍有较大空间,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

  此外,减税应该与税制改革结合起来,这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2017年我国个税收入总额不到1.2万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超过40万亿,即实际平均税率不到3%,尽管个税的最高级差税率达到45%,说明征税质量不高,难以对高收入阶层进行有效征税。美国个税要占税收总额近50%,我国则不到10%。

  无法有效地向富裕阶层征税,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初提出个税改革要从分类税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推进,这一口号已经喊了15年,但迄今未见动静。如果能够把严厉打击偷漏税、加速税制改革和减税政策结合起来,那么,国民收入再分配就会更加合理,贫富差距就会缩小,就能提高有效需求,扩大内需。

  第二,加快释放生育潜力。可以从取消生育限制、转变婚育转念、提供经济支持和完善生育保障几方面着手。一是尽快取消生育限制。放开生育限制让愿意多生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决定生育数量,可以释放一部分生育潜力。二是转变婚育观念。提倡新型的婚育文化。新型婚育文化应宣传倡导适龄婚育而非晚婚晚育。三是帮助家庭履行生育和养育的功能,促进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增强社区幼儿照料等服务功能;为生育二孩的家庭提供税收减免和生育补贴,探索将房地产税与生育补贴挂钩。四是逐步开放外籍劳工市场,降低家政服务价格,提供性价比高的服务。

  第三,充分挖掘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潜力。一是建议针对不同的收入阶层,出台不同的措施引导消费。例如,对高收入群体推广精细化消费品和体验性消费品,在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领域增加这一阶层在服务消费领域的比重;又如,让他们在境外的巨额消费的部分转到境内。从2017年的数据看,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中,约35%的消费来自中国,但这35%中,由于国内高关税,使得大部分奢侈品采购是在境外完成的。高关税是导致国内消费者在国外大量购物的主要原因,“便宜”是硬道理。中国游客境外消费总额全球排名第一,要占到全球的20%,排名第二的美国仅占10%。据尼尔森(Nielsen)和支付宝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2017年中国游客境外旅游平均支出5565美元,且其中购物消费占支出总额的25%左右,而其他国家游客境外购物仅占总消费的15%。因此,应该大幅降低中高端消费品的进口关税,使得“肥水不往外流”。

  据中泰证券研究所宏观分析师杨畅测算,在极端情形下,中国若按照美国关税率调减关税,则入选的61种样本产品将导致进口总额增加近0.6%、GDP下降近0.09%;若按21.7%的占比进行折算,则关税全面调减将导致进口总额增加约2.8%,GDP下降约0.4%。可见,减税对经济的名义影响并不算大。

  对中等收入群体要重点做好市场引导,扩大信贷消费类别,促使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模式从累积型消费向超前型消费转变。对低收入群体,要保障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提供更多的保障房资源、免费教育、医疗等资源,间接帮助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

  二是出台辅助性消费政策。如过去曾经使用过的鼓励家电下乡活动,如今也有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等。建议可以再增加消费补贴的范围,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对于节能环保型的消费品给予一定的补贴。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奥运会、世界杯等大型文化体育赛事,发挥文化赛事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发展国内博彩业也是可以考虑的。如最近拟在海南建“自由贸易港”,国务院提出将在海南试办一些国际通行的旅游体育娱乐项目,如赛马等,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等。

  第四,在面对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适度扩大进口,加快力度改善居民的消费结构。例如,在目前居民食品消费结构中,猪肉消费比重过大,占全球人口19%的中国,约消费占全球消费量50%左右的猪肉,但鸡肉和牛肉的消费量相对不足,因此,扩大对牛肉的进口也是符合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的。

  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耕地中化肥的使用量大约是美国甚至印度的五倍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的高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的结果。长此以往,中国水土污染问题将越来越严重。因此,适度扩大农产品的进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无论从环保的角度看,还是对农业的影响看,都是可以接受的。

  由于我国资源的特点是“多煤、少油、贫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以高碳能源煤炭为主,由此也导致了较为严重的污染问题。而像美国等发达国家,一般都以石油和天然气作为主要一次能源。因此,建议在推进节能减排的同时,加快优化能源结构,通过扩大对天然气的进口,以大幅提高天然气在能源利用中的比重。

  在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电力工业结构调整,建议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等负荷中心,有序建设一批燃气调峰机组。加快完善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各地区天然气管网建设,完善天然气高压主干管网和城乡输配管网系统。

  过去我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成为全球农业高产国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代价就是高污染,如今,我们应该以经济增长质量为核心,以较低的环境成本来实现较高的经济增加值。也就是说,要借鉴过去发达国家采取的投资和经营模式。

  扩大进口的主要方式还是以降低关税为主,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没有必要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除了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及部分其他产品进口关税,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既可以降低政府采购成本,同时也是扩大进口的一个有效举措。


作者李迅雷系CF40特邀成员,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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