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转向与中美贸易战——观察与判断
秦晓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
[ 2018-07-06 ]

态势

  特朗普上台后全面调整对华战略,从“合作—竞争”转向“战略竞争对手”。这一转向获取两党、朝野、政商的广泛支持。在这个战略下,中美经贸关系即刻呈现出紧张关系,“贸易战”已开打且来势迅猛。

  中美之间有一定程度管控的有限贸易战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常态。这个预判基于两个基本的事实:在利益层面,贸易不平衡作为结构性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解决,美方要价太高,中方难以照单全收。在规则层面,中国要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体制上做出重大调整,尚需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和更强烈改革意愿。从另一方面讲,双方相互合作、渗透的深度、广度决定了相互的依赖性及破裂的代价,双方都会把避免破裂作为底线。所以,更为可能的是边打边谈的持久战。中美“常态化的有限贸易战”对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全球经济是一个重大的负面因素,尽管现在还很难从定量上计算出它对两国及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中美经贸的紧张关系,也是美国“美国优先”、“逆全球化”和摒弃WTO多边贸易体制政策的组成部分,尽管多数经济体希望维护WTO体制,重启多边贸易协定谈判,但美国一意孤行,使再启全球化进程胎死腹中。WTO的前景堪忧,全球地缘政治和贸易格局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博弈

  商业利益和贸易规则是中美经贸两个主要的争议点。商业利益层面主要是贸易平衡和市场开放。中方对美顺差,双方统计有约1000亿美元的差异。争议还包括:中方在服务贸易上对美的逆差未被计算在内;中方顺差是全球供应链的集合,其中中国增值比例极小;顺差的组成部分还包括美国在华企业对美出口;美方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等等。所以,问题的产生主要缘于产业结构、生产成本及全球供应链。尽管如此,两国贸易长期失衡,数额巨大,对两国经贸关系,对两国自身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负面影响,难以持续。所以,双方政府介入,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包括主动限制,配额制等以改善失衡是合理的、必须的。可行的方案应首先确定再平均的合理目标,因为国际收支百分之百的平衡不现实,也不可能;确认影响美国逆差、且美国自己可以替代的中国出口产品;扩大中国进口美国产品的品种及美国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和竞争性等。在这个基础上可制定出一个5年左右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使这一失衡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在市场开放问题上,美方不是以WTO发达体和欠发达体区别政策为规则,而是提出“对等”(reciprocal)或“镜像效果”(mirror effect),这显然不具合理性。如果以此为规则,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体不可能与任何一个欠发达体维持现有的经贸关系。应当承认,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与进入WTO时相比较已发生重大的变化,当时中国承诺的市场开放条件确应相应调整。渐进的扩大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需要和既定的政策,双方需要达成一致的只是开放的程度和进度。

碰撞

  贸易规则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国“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与美国和国际自由市场体制的碰撞。美国认为中国的这种模式破坏了市场价格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原则,这包括赋予国企承担国家战略,并给予财政补贴和各种优惠政策、以技术转让为条件获取市场准入、行政审批、行政垄断等非市场体制的制度安排。此外,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司法独立公正、劳工权利保护、环保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会影响外资在华的权益保护,需要进一步改善。

  “政府主导经济”是战后日本采用的经济体制,即由政府运用产业政策选择对工业化有带动作用、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通过税收及进出口政策予以扶持,加速工业化,加强与自由市场体制的竞争力。这个政策造就了日本和东亚经济增长奇迹,也酿造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亚洲金融风暴。在此之后,日本等东亚国家摒弃了这种模式,重建自由市场体制。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启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以威权填补法治的缺位,以“看得见的手”培育“看不见的手”,将经济增长置于效益、公平之上,成为了天然合理的路径依赖。实践证明,这种模式的选择尽管存在某种合理性,但其内生问题会埋下通向市场体制的陷阱,这包括利益集团的形成、寻租和贪腐,市场价格和资源配置扭曲,威权对法治的替代等。对此,国内一直对此存在质疑和批评。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变大,国际化程度提高,使得“中国模式”产生的外部性成为国际市场的问题。我认为对“中国模式”的评估应去意识形态化,借鉴东亚教训,以中国当下经济和社会现实及中国国际化的战略为判定基础,坚持十八大三中全会关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的论断,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既适应中国的国情,又能为国际经济秩序所容纳。国企体制改革可以作为一个突破点,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第一步先将国企划分为国家战略意义和商业性两种类型。对前者,政府可以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但在国际市场中只做财务性投资;对后者大力实施混改,取消一切政府补贴和保护,减持政府持股比例,实施管理层的市场化激励,支持其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以此带动全面深化的体制改革。

应对

  中美贸易冲突事关重大,应妥善应对。首先要避免双方对抗进入正反馈螺旋式升级和扩展到地缘政治、军事、文化、科技、人员交流等非经济领域;二是在双方争议的问题上,确定一个建设性的、合理的均衡点,包括贸易顺差、市场开放、制度建设等;三是广泛团结大多数经济体,维护和再造全球贸易多边体制;四是推进中国自身体制改革,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重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本文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香港金融发展局成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向CF40的独家供稿,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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