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商业银行要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金融作出新贡献
戴相龙
[ 2019-03-12 ]

  各位专家、学者、金融界人士:

  晚上好!很高兴参加今晚的“悦读会”。刚才姜建清同志就《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的编写和今后的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做了精彩演讲,我觉得讲的很好。借此机会我讲三个问题。

  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一场最艰巨、最有效的改革攻坚战。

  根据中共十四大报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家决定发展商业银行。1993年底国务院决定,国家专业银行在把政策性业务剥离出去后要办成商业银行。1997年11月,中央召开全国金融会议,明确提出“必须把国有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按市场化要求逐步建立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制度。2002年2月,中央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改上市。在上述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对商业银行实行三次救助。经过十多年改革,把面临“技术性破产”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为名列世界前几位的银行集团,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金融,继而建设强国金融打下了基础。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上市,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一场最艰难、最高效的攻坚战,是国际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奇迹。把这段历史全面真实记录下来,是全国金融界及各方面的期望。《股改史》的公开发行实现了我们的愿望。对此,我们表示祝贺!

  中国优秀银行家姜建清为《股改史》的编著作出了贡献。副主编詹向阳很好地发挥了助手作用。22年前,我在一次中小商业银行行长参加的会上说过,中国应有一大批银行家。银行家是长期专注经营管理货币取得优异成绩并为全国同行广泛认可的商业银行少数优秀领导人。管理再大的银行,只要是按计划发放贷款,不能算是银行家。姜建清同志担任中国最大的工商银行行长、董事长16年,不断推动工商银行内部管理制度改革,经济推进工商银行股改上市,并领导上市的工商银行跨入世界大银行排名第一位。尽管我国银行界没有评选中国银行家,但是按一般标准,我认为姜建清同志可以算是中国优秀银行家,他常常受到外国总统、总理接见,这说明我国金融正在世界崛起,说明他们对工商银行和姜建清的高度认可。我希望我国出现更多德绩双全的银行家,只有这样才能把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经营管理货币的现代金融企业。

  《股改史》不同于金融专家学者的专著,而是典型的集体创作。《股改史》编写组来自五家银行近50人,采访了近30位当时亲历股改的领导者和工作者,征询了37位顾问和50位学者的意见。我也被聘为顾问,接受过三次采访,就涉及股改的13个问题进行了回忆整理,已编入股改史下卷。对当时有关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面对面的采访,保证了《股改史》内容的完整和真实。

  当前公开发行《股改史》具有重要意义,我相信该书公开发行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二、核销坏账、补充资本,是推进大型商业银行股改上市的基本条件

  我任人民银行领导领导职务近10年,为商业银行筹措资金、核销坏账、补充资本金竭尽全力。我深深体会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不仅是筹措资本,更重要的是要统一认识。统一认识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些同志认为,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用做保证,有多年形成的业务范围和客户,一年期存款和贷款基准利率相差3个百分点。有如此优越条件,为什么国有商业银行办成“技术性破产”,还要国家一次又一次救助?不良贷款居高不下,主要是银行经营不善形成的。解决这些困难,应由商业银行通过自身改革来解决。我们按此思路测算,实现当时四大银行改革目标,需10-20年,这显然不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我们认为形成不良贷款有内部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家银行长期按国家计划和政策发放贷款,信贷资金大量用于财政性支出。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走出困境,既要立足自身改革,也需要国家给予救助。二是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是否需要达到8%?有不少同志提出,我国大型商业银行是国家全资所有,国家可以公开宣布国有商业银行享有国家信用,中央财政也有困难,不必限期达到8%的资本充足率。我们认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参与同业竞争,就不能享有国家信用,国家也难以承担最终巨大损失。对资本充足率达到8%,《商业银行法》已有规定。

  党中央、国务院听取了各部门、各方面意见,逐步统一认识,加快了改革步伐。1997年11月,朱镕基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讲话中,向地方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领导分析了四大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的主客观原因,明确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并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大量坏账产生的原因。解决这些长期形成的困难,要坚持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增强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国家要为大型商业银行创造条件。

  在思想认识统一后,党中央、国务院加快了四大银行的改革步伐,并对四大银行实行三次救助。这三次救助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方式。

  第一次救助。1998年2月15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民银行将存款准备金比例从13%下调至8%,商业银行用腾出的资金购买特别国债,为四家银行补充资本金2700亿元。这次救助,动用的是中央财政资金。发行特别国债的收支不在预算中列示,列为国债统计。补充资本金需求是按1996年数据测算,到1998年执行时,即使补充2700亿元资本金,四大银行资本充足率距法定要求8%,仍有很大差距。

  第二次救助。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国有独资商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到1999年,四大银行不良贷款率达到最高点的32%。在我国要参加WTO要提高金融信息透明度和应对国有商业银行“技术性破产”的严峻形势下,国务院决定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原价收购四家银行的不良贷款1.4万亿元。这一次救助,资金来源是两部分。一是由人民银行划转再贷款6338亿元,二是由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相对应的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8583亿元。这次救助,用的不是财政性资金,而是人民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筹集的资金。通过对不良贷款剥离,不良贷款率下降10个百分点,但仍然高达22%。

  第三次救助。2002年2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对四大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符合条件的可以上市。2002年3月,人民银行牵头起草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方案。起草这个改革方案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化解2001年底四家银行的9700亿元资产损失。鉴于当时中央财政的困难,很难提出再由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筹集资金。为了尽快推进改革,人民银行会同四家银行建议,沿用1999年剥离不良贷资产的方式,为四大银行解决资产损失9700亿元。这个方案在部门协商中被搁浅。这个方案的搁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要说明的是,说“人民银行最初提出的由财政拨付改革资金的‘9700亿元方案’未获准实施”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个“9700亿元方案”不是由财政拨付改革资金,而是沿用1999年的方式,由人民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筹措资金。

  2003年3月,中央政府换届后,人民银行继续研究处置四家银行巨额不良贷款的资金来源。人民银行建议由人民银行用外汇储备向四家银行注资并制定了股改上市具体方案,得到了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同意。2003年12月,人民银行通过“中央汇金公司”向4家银行注资790亿美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上市获得突破。2007年9月,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1.5万亿元,购买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并收购“中央汇金公司”的股本,向有关金融企业注入资本金。第三次救助,先用的是人民银行资金,后改变为中央财政性资金。第三者救助是为了推进大型商业银行股改上市,获得了圆满成功。

  三、大型上市商业银行要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金融做出新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强国。为此,我国应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金融,更好地为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同时,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强国金融打基础。

  大型商业银行在世界大银行中排名已列前几位。但是,与欧美大型银行控股公司相比,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综合服务功能弱,国际化水平低,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五家大型商业银行需要战略转轨、改革向前。

  一是提高大型商业银行综合服务功能。发展大型商业银行的综合服务是改进对大中型企业服务、提高银行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2017年,在美国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四大银行控股集团中,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占集团总收入比例平均为32%。加上其它非银行业务,非银行金融业务占比更高。我国四大银行的非银行金融业务总资产,占全行总资产比例平均只有5.1%。建议五大商业银行除了在香港成立国际控股公司从事投行业务外,可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兼并收购境内中小型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在非银行金融业务收入占全行比例超过15%后,把大型商业银行改为大型银行控股集团。

  二是提高大型商业银行国际化水平。2017年底,五家银行境外业务收入占全行业务收入平均比例仅为11%,美国四大银行控股公司境外收入占集团的比列超过25%。2018年12月底,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贷款占全国银行业贷款比例,已逐渐下降到40%。在境内中小银行已普遍发展情况下,大型商业银行高层领导应用更多精力发展境外业务,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国门。

  三是建立良好的银企合作共赢关系,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我曾经到一个市的城投公司,了解社保基金会发放的30亿元保障房建设贷款使用情况。该公司董事长对我说:您放心,我们还有60亿存款。我问他为什么在银行有这么多存款,还要贷款?他说,我担心以后需要资金时申请不到贷款。我看这种现象在许多企业都存在,因此我分析在现在160万亿非金融企业存款中,有数量很大的企业储备性存款。现在,在饭店用餐点菜,服务员发现点菜量过大,会主动提醒客人少点些。建议银行学习这些服务员的做法,帮助企业合理压缩贷款和存款。建议修改补充1996年人民银行颁布的《主办银行管理暂行办法》,完善主办银行制度,减少企业在银行过量贷款和存款,帮助企业减少利率支出。

  四是切实防范金融风险。中国经济总量大,外汇储备多,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类似1997年在东南亚中小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国的房地产证券化刚刚起步,更没有对这种债券融资进行担保。因此,美国2008年所发生的那种金融危机,现在中国也不易发生。但是,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扩大开放,出现股市大幅下跌、违约债务大量出现、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的系统性金融动荡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切实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不良贷款的认定一定要坚持标准,坚持程序,严格禁止一些分支行用“借新还旧”等方式掩盖不良贷款违纪违章行为。

  五是积极改善大型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正确处理商业银行与各方面关系。到2017年底,在五家银行的净资本中,国有资本占比平均为68%,有的银行高达85.2%。建议继续适当降低国有股比例。政府部门通过董事会体现国有股所有者的意愿,但不可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业务经营。董事会、监事会、总裁(行长)依法各尽其责,发挥党组织政治领导作用。建立适应不同商业银行的高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高管人员收入管理涉及国家、股东、个人的利益分配,不能完全由董事会决定。发挥银行业协会在高管人员工资管理中的协调作用。中央银行根据宏观金融调控的需要,建立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必要的,但是,长期以来,支付给银行的利率仅为1.62%。建议有关部门分析原因,逐步把支付的利息提高到不低于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平均利率,为商业银行降低对企业贷款利率创造条件。


作者戴相龙系CF40特邀嘉宾、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本文系作者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1期“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历程”上的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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