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单边主义,WTO改革需要有第二、三套方案
周小川
[ 2019-03-28 ]

应对单边主义,WTO改革还需要第二、三套计划

  大家知道在最近几十年中,贸易变得更加地不平衡,在参与国中间逐渐地出现了一种情绪,这使得世贸组织的作用受到了限制,包括争端解决机制上受到了一些限制,上诉机构目前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世贸组织决策机制的效率还不够好。

  面对这些问题,我记得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20国集团领导人曾强烈地推动多哈回合向前推进,也希望尽早地达成这个协议,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世贸组织的决策效率不够高,需要进行改革。

  在我看来,我们现在首先需要的是诚意,对世贸组织的改革必须是真诚的。从全球的角度上来说,大多数国家支持多边主义,这是世贸组织改革达成一致的一个前提条件。

  但如果一两个大的经济体还是坚持采用单边主义做法的话,那么它主要签署的是很多双边自贸协定,并把双边协定作为未来贸易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这样的话,世贸组织的改革就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和困难。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必须还需要有第二套、第三套计划。同时,我们还需要达成一些妥协,如果世贸组织改革不是非常成功的话,还需要有一套办法,来支持这个自由贸易的体系并且遏制住保护主义。

回应扭曲和补贴:必须直面批评 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

  我们曾经和一些欧盟的机构积极地讨论过世贸组织改革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一些批评的观点针对的是中国的市场,以及中国在贸易中的一些做法,包括一些所谓的扭曲。

  我认为扭曲有两种,一个是中国从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我们是大幅度地减少了市场扭曲行为和不合理的补贴,但因为这是一个转型过程,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所以还会出现一些扭曲被保留的情况。中国政府是非常愿意加快改革的进程,来消除这种扭曲的状况,所以这些扭曲最终是会逐渐消失的。

  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扭曲可能是由于彼此之间误解所造成的,我们需要做一些澄清的工作。比方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中央政府的政策可能到了地方层面时,执行就不是那么稳定一致的,地方政府可能会有一些不当的行为,但是这不代表中国政府的政策。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必须要直面这样的挑战,必须要直面外界对我们的批评。我觉得其中的一些批评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可以帮助并推动我们作出决策,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进一步促进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包括相关规则的制定。

  中国在加入WTO之后,这些所有的流程对我们来讲都很有用,可以让中国做好国内的改革,价格上的改革,降低关税,让国内的价格系统跟国际的价格系统更加地接轨,极大地降低政府补贴。

  在中国,补贴我想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跟价格扭曲相关的一些补贴。因为过去价格的系统扭曲很严重,所以在那个时候政府必须要去给这个或那个提供补贴,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之中,这些补贴已经被消除掉了,还剩下了一些补贴,有时候电力、天然气有一些补贴,不多,但是不像很多人所称的那样中国政府和中国的银行体制有一个系统性的补贴去支持这些国有企业,并不是这样,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

  对于有人质疑中国是否还是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不仅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同时也为整个发展中世界仗义执言,为促进发展中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想在这一方面,中国将会继续这么做下去。

  当然,这不是说在世贸组织改革和规则的调整中,大家可能会涉及讨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我觉得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讨论,但是不能够忽视的是,我们还需要帮助许多低收入的国家,帮助他们实现发展,从全球贸易体系中受益。

贸易不平衡不仅仅是贸易问题,也是宏观经济问题

  我觉得加入WTO,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起做自由贸易,对中国的改革是很有益的。我在央行做行长做了很多年,我想提一点,从中国央行行长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贸易摩擦可能很多都是来自于宏观经济问题,贸易不平衡并不仅仅是贸易的问题,也是宏观经济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GDP中的储蓄率很低,那么有一些国家的储蓄率更高,那么必然会出现贸易和投资的不平衡,资本从这儿流到那儿,就会有这种不平衡所在,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宏观和微观的经济学,也必须考虑到储蓄货币中也包含一些资本的流动。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宏观经济的问题和贸易摩擦的问题共同来解决,还需要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态度,不然就很难解决。

  讲到贸易摩擦,现在看起来,美国政府讲的更多的是货物贸易的不平衡,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足够关注服务贸易,所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强调服务贸易的重要性,因为美国在服务贸易上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如果美国没有充分考虑发挥自己在服务贸易上的优势,而把注意力过多地关注在货物贸易逆差上的话,我就很难理解这种态度了。

  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在一段时间里面,货物贸易的顺差太多了,但是中国在服务贸易上的逆差在不断地增加。前一段时间,我听到易纲行长提到现在中国在过去一年中贸易的顺差大概是GDP的0.3%,虽然货物贸易中的顺差在不断地下降,但是仍然是比较多的,再看中国现在在服务贸易上的进口却在不断地增加,现在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是大幅度缩减,跟很多国家相比是大幅度缩减了。所以当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要足够关注服务贸易,特别是在数字时代,很多的数字贸易都是这种情况。比方说新的世贸组织改革也必须要足够地关注这个领域中的贸易规则,包括与数字产品相关的贸易规则。

  中美之间现在正在进行贸易谈判,把这个谈判谈好了,我就觉得其实很多争端都可以得到适当的解决。但是更长远地看,当然还是希望WTO改革成功,重新恢复多边主义的解决措施,两个国家之间有贸易争端将来还是在WTO框架上解决。一般来说,两个国家的贸易摩擦不仅是两个国家的问题,其实现在的供应链已经分布这么广泛了,往往是很多国家都会卷入这样一种争端,所以还是要依靠WTO来解决贸易摩擦问题。


作者周小川系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本文为周小川在博鳌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未经本人审核,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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