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的“微妙时刻”:增长在放缓,政策却可能是错的
Jason Furman
[ 2019-04-13 ]

  2010年以来,美国对金融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多德-弗兰克法案》,同时全球围绕银行持有更多资本达成了《巴塞尔协议Ⅲ》等一系列国际协议。

  事实表明,现在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的状况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世界各地的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银行表外业务变少,更多的大型系统性金融机构受到监管,且现在有一些以前没有的政策工具,可以用来应对倒闭的金融机构。

  与其他专家一样,我也对中国经济的某些方面感到担忧。其实相比之前,一些曾经令世界担忧的中国经济失衡问题已经有所改善。比如,十年前的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如今已不复存在,中国的经常账户基本处于平衡状态。我认为中国的外部均衡已经改善了很多,对出口的依赖减少,这点很重要。我曾经做过一个计算,如果中国想保持和过去一样的出口增长速度,其他国家从中国购买的商品总额,需要达到全球GDP的150%才行,而这是不可能的。

  在转向依靠内需,尤其是依靠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目前做得比较成功,但中国的投资比重仍然非常高。中国在资本运用方面非常成功,可能比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历史时期都要成功,但仍然没能做到确保所有可用的资本都得到有效运用,无论是公共基础设施、住宅和商业地产,还是商业投资。这导致信贷占GDP的比例过高。

  中国仍有大量储备,对银行体系实施严格管控,这使得中国拥有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多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危机。中国还有非常能干的经济官员。所有这些都给了我一定的安慰。但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更加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在一些失衡现象减少的同时,另外一些失衡正在增加。如果没有这些问题,我将会感到更加欣慰。

  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当前面临两大威胁值得所有国家关注。

  第一大威胁是经济增长的非自然放缓。这是指衰退,经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得不到解决。我认为美国优先考虑的一些要求反映了对经济问题的错误解读,比如没有完全理解贸易并非零和游戏,而是对两国都有好处。但我觉得美国的一些要求并不只来自于特朗普总统,也是美国各个政治派别普遍认同的,即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都应遵守全球规则、尊重知识产权,以公平、透明的方式行事,在投资中不歧视任何国家。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一直在努力与中国谈判双边投资协定,我认为这为中美两国推进以上这些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本届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但我认为,其想要达成的最终目标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金融体系面临的第一个威胁是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贸易战,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全球央行的失误,但这种可能性现在看来较小。因为各国央行似乎非常清楚全球经济中的风险,并且正积极采取行动应对。有时候经济衰退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背后的原因包括悲观主义、动物精神和一些想法的自我实现。但这只是一种担心,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我认为金融体系会更加稳健,而且大多数衰退不会引发金融危机。至少我认为下一个衰退不太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但我们应该居安思危。因此,第一个风险是经济的快速放缓,这是一种非自然现象。

  第二大风险,也是我认为更有可能的一种风险,是当经济自然减速时,政策制定者错误地试图阻止,他们认为这不应该发生,并试图逆转,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放缓是结构性的,并且想继续保持过去的增长率。

  如今,中国和美国都面临人口日益老化的问题。在美国,年龄在25-54岁之间的劳动力增长十分缓慢,而这一群体恰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在中国,25-54岁的劳动力规模也在缩减。

  中国曾通过赶超和适应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理念取得自身发展,但现在在许多重要领域,中国是世界上的领先者,例如人工智能领域。所以现在中国学习赶超的机会已经远远少于二三十年前。

  我做了一些计算来预测中国未来25年的增长率,使用的是适用于很多国家的比较标准的模型。利用这些模型,得出了4%的增长率。这些模型有可能低估了中国经济前景,可能会有误差,所以有可能过于悲观了。但认为这还是很有道理的,4%的增长率是令人兴奋的。因为如果美国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都会兴奋得发疯。问题是,如果这是潜在增长率,却期望有6%或6.5%的增长率,并制定政策来弥补潜在结构性增长率和目标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往往就要进行信贷扩张。

  坦率地说,我认为两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在美国,由于人口原因,增长率要慢得多,我们的生产力增长在过去较短的一段时间内非常快。本届政府预测经济增长率将回升至3%,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预算,而与此同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增长率只有2%。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政府高估了经济增长。

  我想再次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经济出现了快速的、非自然的放缓,有很多政策工具能够而且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是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放缓,而政府又试图逆转这种放缓,就会适得其反,创造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风险。

  展望未来,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增加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潜力。网络安全方面的风险,是经济下行方面的一个主要风险,但同时我也认为有很多潜在的利好因素,比如人工智能。

  我曾经和美国一些顶尖的人工智能领域人士交谈,一些在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工作的人,他们几乎都认为,中国人工智能的未来会越来越好。因为他们自身也能学到很多东西。美国主要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学术组织——人工智能协会,这个协会有超过一半的论文来自中国。只要能够秉持学术透明原则,当中国掌握新的东西的时候,美国也会从中学习收益,反之亦然。

  事实上,即使缺乏这种透明度,我们也很难把所有知识归为己有,因为知识总会外溢,我们可以观察别人在做什么。

  我认为,只要加强合作,就有可能实现更强劲的增长和更强大的金融体系。但即使没有积极的政府间合作,比如贸易协议,人工智能会议本身也是一种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形式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扩张,这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好处。我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减少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下行风险,也就是结构性增长放缓。

  在解决结构性放缓问题方面,我们没有很大的空间,就好像面对人口问题我们也经常力不从心。但我认为,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上面提到的合作方式来解决问题。


作者Jason Furman系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原主席。本文系作者在CF40举办的主题为“全球经济展望与金融风险挑战”的国际交流晚餐会上发表的演讲,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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