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激发经济活力:日本的经验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白川方明
[ 2019-06-25 ]

  今天我在这里要介绍的是少子老龄化为经济所带来的挑战。我也曾就这个题目和中国的朋友进行过交流,感觉中国对日本的这方面的经验进行了非常缜密的研究。今天,我将一边考虑中国的现状,一边与大家分享日本的少子老龄化的经验。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经常被批评说“少子老龄化虽然也很重要,但是这并不是中央银行应该考虑的问题吧”。这些批评我的人应该是站在央行应着眼于今后几年可能会出现的状况并专心营运货币政策这个立场上的。但是,少子老龄化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遗憾的是日本在应对这个问题上已经落后了。基于这点反省,我从在日本银行任职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公开表达我自己对于少子老龄化问题的看法。

  先概况一下我今天的主要观点。第一,少子老龄化虽然非常重要,但它的影响却很容易被低估。第二,理所当然的事情,对这个问题越晚着手解决,问题就越难解决。

日本老龄化快于其他国家的原因

  为了让大家对日本的人口动态有个印象,请大家先看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在1990年代后期迎来高峰,而日本的总人口的高峰则是在2008年~2009年。劳动年龄人口一开始是缓慢减少的,之后减速加快,截止到最近大约每年减少100万人,减速约为1.1%。另外,总人口目前虽然以每年20万人左右的幅度在逐年减少,但今后减速肯定会加快。总人口的变化不仅仅依靠出生率和死亡率,还跟外籍劳动人口的流入有关。比如日本的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就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预测2060年日本的总人口将跌破9000万人。

  日本的老龄化进展快于其他国家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出生率的急速下降。比较二战后的日本和美国的出生率,可以看出日本的婴儿潮很快就结束了。第二是死亡率的急速下降。这两种情况组合出现的最大原因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卫生环境的改善,婴幼儿的死亡率下降,并且伴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人们对由成家所带来的社会保障的需求下降,这些原因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另外,由于医疗环境的改善,老年人的死亡率也下降了。

  就这样,虽然日本的人口动态在二战后很快地开始发生变化,但人们的意识要发生改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也就是说,人们一贯将人口过剩视为一个问题,事实上也往海外进行移民。有象征性的事情就是开往巴西的最后一艘移民船是1973年出发的。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日本的人口会有减少的趋势。反过来说,大家开始关注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并加以讨论,其实也就是最近的事情。

  如果出生率能维持在2.1左右的置换率水平的话,日本的总人口就可以保持稳定。但是,尽管日本的实际出生率呈下降趋势,但根据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预测,出生率大幅低于置换率这个前提是在1992年设定的,在那之前,设定的前提一般都是出生率会逐渐恢复到和置换率同水平。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影响远超预期

  对于人口减少对经济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1980年代后半期也就是泡沫时期兴起的。但当时主流的看法比较乐观,认为只要通过创新改善生产率的话就没有问题。这种看法过度信赖市场机制,我自己在当时,也认为担心人口减少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当然,虽然日本经济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人口动态引起的这种想法不合适,但现在日本还是很深刻地理解意识到了阻止老龄化的进程和出生率急速下降的含义。

  以2000年为100,将G7的实际GDP指数化的话可以看出,日本是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对于这个事实,大家会比较想提“失去的20年”一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2000年以后的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GDP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甚至超过了美国。单纯地仅看总人口的人均GDP增长率的话,日本在G7中也是处于平均水平的。从这点可以看出,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很大的。

  为了更详细地看一下这点,我试着将实际GDP增长率分解成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和就业人员人数的变化。假定性别和分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是固定不变的,估计到2010年代,就业人员的减少对实际GDP增长率的影响为-0.3个百分点,2020年代为-0.7个百分点,2030年代为-1.2个百分点,负面影响一直在扩大。这对日本经济而言是非常严峻的。

  尽管处于这种情况,在过去的20年,日本并没有直面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问题。在这期间,反而是通货紧缩经常被视作宏观经济政策的焦点。提升通胀率被认为是优先度最高的政策课题。但是,即使通胀率上涨到2% 的话,工资也会同比率上升,实际工资并没有发生变化,劳动人口减少的问题其实也没有得到解决。我认为,通货紧缩并不是本质问题,只是日本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因素的影响通过通货紧缩一词表现出来了而已。

  目前劳动年龄人口以每年100万人的频率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要显著提高实际GDP增长率是非常困难的。不过,不仅仅是日本,在讨论一国的经济政策的时候,最终最重要的,不是实际GDP的增长率,而是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而这是由两个要素所决定的:一个是就业人口的人均实际GDP,也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另外一个是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就是人口依存率(的倒数)。

  随着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度的上升,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上升。理由就是希望继续对社会做出贡献,或者想获得一些收入等等。不管怎么说,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的上升是一件好事。在全球范围内,现在日本的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是最高的,但这种参与率上升的特点是发达国家共有的。健康年龄在不断上升,同样都是65岁,但过去和现在的健康程度是不一样的。从平均剩余寿命来看,1970年的65岁相当于2016年的77岁。将这些也加上去重新计算日本的人口依存率,结果就从45%降到14%。其他国家也存在同样的状况。不过,75岁的人为了抚养80岁以上的人还需要不断工作,怎么想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随着健康年龄的上升,劳动参与率也会上升,由此劳动人口也会增加,但这种模式是有限的,这种“人口红利”今后估计只能维持四五年左右。

老龄化急速发展能否维持有活力的创新?

  因此,长远来看,提高生产率是最重要的。我自己虽然很多时候不同意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经济理论,但对他说的“生产率不是全部,但是,从长期角度来说,可以说它意味着一切”还是非常有同感的。

  另外,有人认为即使人口减少了,但靠创新可以改善生产率所以没有问题的,我们应该慎重地对待这种乐观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依据基本上是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根据增长核算将实际GDP增长率分解开来看,在1955年-1970年代初的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时候,虽然劳动和资本的贡献度很大,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度也很大。以此类推,如果TFP能持续扩大的话,即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实际GDP也能维持在一个相应的水平,这一命题是对的吗?

  命题本身是对的,但是,说它是对的只是说从定义上来讲是对的而已。真正的问题是,老龄化急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维持有活力的创新?乐观派认为,在应对老龄化时AI技术和机器人应用创新也在发展,它们可以代替劳动力所以没有问题的。确实这种创新可以改善个别企业的生产率,但是,这些是否可以与提高宏观经济整体的生产率相联系,还得看社会整体对创新的可接受程度。换句话说,经济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领域向生产率高的领域转移,结果就得看宏观经济的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

  要判断这种可能性,重点要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老龄化影响到了政治决策。最近日本国民的年龄中位数达到了47.6岁,与1950年代的20来岁有着显著差距。老年人变多了之后,社会整体就变得更多地关注如何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将经济资源尽可能多地配置到对经济增长有用的领域变得越来越困难。

  第二,不同地区的老龄化问题的影响是不同的,事实上存在非常大的差距。从2005年-2015年的市町村(基层行政组织)的人口变化来看,人口减少的市町村非常多,其中只有首都圈,关西圈以及福冈周边的一小部分的地区人口是上升的。而且,根据预测,2015年-2025年,人口减少的地区还会再继续增加。居民要维持生活的话,需要道路、自来水、医院、学校等公共基础设施,但这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民营企业提供的各种服务也是一样。人口减少的话,规模经济无法正常运行,效率和生产率也会下降。长期来看,如果不能把人口减少的市町村的人集聚起来的话,维持这些低效的基础设施就会拉低社会整体的生产率。不是说要让所有的市町村都像智慧城市那样子高效率。从宏观的生产率来看,加上这种站在政治经济学立场上的思考也变得重要了。

  第三,我想指出的是,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需要明确政策目标。伴随着老龄化的进程,预计今后对医疗护理的需求也会扩大。但是,这些领域的生产率本来就很低,如果宏观上拥有大份额的比重的话,就会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产生冲突,社会整体的生产率就会下降。但也并不是说不应该将资源配置给医疗护理领域。政策决策时必须考虑平衡效率和公平。虽说具体如何取得平衡取决于政治,但效率和公平却不一定是对立的。比如说,将经济资源投入到医疗护理领域的话,短期来看社会的生产率会下降,但长期的话由于外部效果等会对社会整体产生作用,可能会拉高经济增长率。如何平衡效率和公平是现在国际会议讨论的最多的一个议题。这种观点,与为了解决平民主义问题,该如何保持国家、市场以及社区三者之间的平衡这一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自己认为,这种观点,比过去的任何时期都来得重要。

考虑外籍就业人员的影响

  目前我主要讲的都是老龄化,少子化跟老龄化还是有些不同的观点的。比如,“只要实际GDP不断扩大,就不需要担心人口减少的问题”,我对这一说法比较怀疑,这个命题是对是错应该重新考虑。如果这个命题是对的,日本的人口从1.2亿人不断减少,比如说即使降到了100万人也没有问题。要维持日本的人口规模的话出生率应达到2.1,而日本的实际出生率为1.4左右,远低于前值。这对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更认真地来探讨这个问题。

  不过,我自己认为对于这一点是不存在特效药的,应该将接收外籍就业人员(移民)也一并考虑在内。根据OECD的数据,从外籍就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不管是外籍常住人口还是净流入人口,日本的这一数值都要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是,根据OECD的统计,从2014年的外籍人口的总流入人数来看,日本已经是世界上接收人数很多的国家之一了。从社会角度来看能接收多少外籍人口,应该是每个发达国家都应该考虑的难题。

  在考虑外籍就业人员的影响的时候,要考虑它们跟国内的就业人员的关系是替代还是补偿的,关系不同的话结论也会发生改变。从更大的方面来讲,有必要深入考虑外籍就业人员和国内就业人员之间的“可持续均衡”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是经济均衡的话,估计它即使发生了偏离也能恢复。但是,这边说的均衡的情况,在恢复均衡的过程中可能会伴随一些社会摩擦。近几年有很多发达国家就外籍就业人员问题发生了很多摩擦,而这些摩擦就无法作为经济均衡的问题被理解掌握。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人口问题

  作为前中央银行工作人员,我也想简单阐述一下在货币政策上的观点。

  第一是老龄化和通胀率的关系。观察2000年代之后的24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可以看出人口增长率和通胀率是成正相关关系的,我对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虽然主流学派的经济学者倾向于认为这只是表面上的关系,但我认为这可以作为参考资料。

  第二,人口动态可能会影响到金融体系。回顾过去的经验,依存率降到最低的时候,也就是人口红利最大时,房地产价格也会达到峰值。不仅仅是日本,英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家都是这种模式。劳动年龄人口迎来高峰,意味着人们对住宅的需求也达到最大,同时经济增长率上升,更容易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抱有乐观的期待。由此导致的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就成了泡沫的契机。关于这一点,日本的经验应该是有用的。

中国老龄化进程将快于日本

  最后,从日本的老龄化经验来考虑一下对中国的教训。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比日本晚了近30年。基本可以确认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今后会快于日本。虽然人口动态的问题很像慢动作播放的电影,但是,画面却是一直都在发生变化的。等到问题变严重后,政策应对也会变得困难。不要轻视这个问题,为将来做好准备极为重要。

  问题的本质并不是人口动态的变化。中国和日本的政治体制虽然不一样,但左右问题的严重程度的,都是对待变化时的政治和社会的应对能力。但是,根据观察,在人口动态发挥着有用的作用的时候,社会很容易倾向于过度自信。不陷入这种倾向,早早地采取对策,不管对哪个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将长期性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和低通胀率这些现象,误认为是短期的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问题,是非常危险的。遗憾的是,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直到现在,对日本所经历的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从这点来说,不管是先出现人口问题的日本还是现在的中国,都必须创造出自行解决人口问题所需的知识架构体系。


作者白川方明系NRI特邀嘉宾,日本银行原行长。本文系作者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NRI)联合举办的第九届中日金融圆桌闭门研讨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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