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复,路在何方
伍戈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 2019-09-10 ]

  当下对市场冲击的因素较多,展望未来或许还有很多的风险事件在等着我们。

  当前我国经济的下行呈现出诸多与过去不同的特征。从外围来看,全球经济周期性趋缓的同时还叠加了贸易摩擦的冲击。从国内来看,宏观数据走弱的同时房地产调控却似乎还在加码。

  我想主要是从宏观政策组合的框架来看待未来经济的趋向,以史为鉴,来看看我们的道路方向。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现已降至3%

  与日本和德国当年相比,当前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并不算非常激烈。当时在美国的威胁下,日本和德国采取了货币升值的方式,他们很大一部分贸易成本是靠国内承担的。当时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的2—3年里,日元的汇率升值了将近300%。

  而我们在汇率上进行一些更加灵活的应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跨越7的那一天,超出了市场预期。“7”本身是很重要的心理关口,但是在跨过这一关口时,当天就贬值了1.3%-1.4%。过去汇率要灵活是很困难的事情,它至少关乎两个国家之间的利益。人民币和美元从固定汇率开始脱钩的过程中,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害怕浮动汇率,升值害怕,贬值也怕,因为升值会打压他们的出口能力,贬值会打压诸如中国“三桶油”的进口能力。

  而2018年开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灵活性大幅加强。美方一旦宣布对中国的商品增加关税,人民币汇率在市场的作用下就会有所贬值。观察人民币外汇占款情况,我们发现近期是相对稳定的,表明央行并没有直接干预外汇而是容忍了市场波动。汇率是应对外部冲击最好的自动稳压器。

  从贸易依存度来看,中美贸易对中国整个的贸易体系和经济而言,现在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在2006年曾经达到高点10%,而现在仅有3%左右。2016年美国还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现在已经是次于东盟和欧盟的第三位了。从这就可以大致了解到关税对中国的可能影响。

财政政策:向积极演进 货币政策:更在意房价

  中国遇到贸易摩擦时,国内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们同样比较当时日本和德国应对贸易摩擦时财政政策的变化。当贸易摩擦发生以后,德国当时的财政政策非常积极,中国的财政政策也是积极的,日本的财政是不积极的。不积极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当时受到很多结构性的困扰,包括杠杆和债务的困扰,导致他们不敢加杠杆。但其实后来他们加杠杆不得不加得更厉害,现在日本的债务存量在世界依然很高。当下国内而言,无论是基建还是减税降费,或是狭义的财政赤字率上升,总体而言,我国财政还是往积极的方向在演绎。

  再看看货币政策。在各国中央银行的决策当中,货币当然是与经济增长、物价等重要的变量联系在一起。按照中央银行法,货币政策首要目标是价格,保持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这一角度来说,价格在货币政策的考量中权重是不低的。

  今年以来很重要的价格当然是最近大家关注的猪价,但货币政策在一季度以后,或许更在意的是房价。不管是日本“失去的十年”,还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其原因很大程度上都与房价相关。次贷危机之前,美国高增长、低CPI,似乎经济很好;但是没有关注到房价,后来出现了危机。在现在我国高房价和高杠杆情形下,大家对房价上涨的容忍度客观来讲是下降的。我们做了一个技术检验,来观察一下银行间的市场利率走势。按照泰勒规则,它一定是对产出和对一般的物价进行反应。最近我们把房价因素纳入到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决策中间,进行计量处理。我们发现房价开始显著进入到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决定方程,所以能够感知到在银行间市场利率的操作中,房价对央行有影响。

  站在这个时点而言,老百姓感觉到的是物价上涨,特别是以猪肉价格为代表的食品价格的上涨。在西方经济衡量通胀的时候,更重要的是看核心通胀,也就是去掉生鲜食品、原油价格的通胀,他们认为这才是表现经济冷暖的“温度计”。但是这仅仅是我们对发达国家的理解。

  但对于中国,一般通胀而非核心通胀才是我国货币等决策中间最重要的变量。因为中国人口14亿中,中低收入占据10亿,按照恩格尔系数计算,这10亿人对食品价格的影响的敏感程度依然是非常大的。猪肉价格从绝对水平而言创出了历史新高,尽管如此,我们预计8月份、9月份CPI要下降,原因在于水果、蔬菜价格近期大幅下挫,叠加原油价格下降,但是CPI也就将降至2.5%左右。预计4季度通胀的中枢还会上升。整个三季度经济是下降的,但是价格的中枢未必会像总需求那样的下降。回顾历史,当经济下行且通胀中枢没下来的时期,银行间市场利率往往是缺乏趋势性方向的。

  前段时间LPR改革,大家寄希望于以此来降低融资成本。而我们观察到,假设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更多的国家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融资成本是上升的。通过利率市场化降低融资成本是一种尝试,但效果还是值得观察。其实过去的5—10年国内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非常之高。国外的货币政策变化会边际影响我国的决策,但最终更多地还是看国内经济。尽管银行间保持较低的利率,但是实体端贷款利率还是有下行的空间,贷款利率在下半年是要边际下行的。如果贷款利率出现变化,其对很多的经济变量会有影响,例如可能促进汽车销售等。

  中国经济和很多的行业市场化程度非常高,居民部门对预算约束也非常敏感。最近,我们开始关注汽车,也是最近中央刺激消费20条中很重要的方面,包括边际放开对汽车的限购等。

商品房销售或继续下探,但仍有韧性

  大家都比较关心地产。按照我们对投入产出的计算,房地产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行业。本轮房地产调控发生在经济下行期,而过去调控都是发生在PMI在50%以上时,这也是大家困惑的地方。今年以来,房价同比增速70城在上涨、百城在下降。但不管是70城房价还是百城房价,其实环比都是上涨的。站在现在这个时点,似乎房价环比已经开始往下降。今年一季度房价呈现上涨态势。更重要的是,去年开启去杠杆以后,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遇到了困难,实体贷款占比收缩而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比上升的话,决策者开始对此限制。

  现在大家显然对房地产市场都不乐观,但今年以来,商品房的销售从利率层面而言是受到支撑的,很大程度抵补了棚改减半对商品房销售带来的冲击。这是从资金的视角来观察商品房销售。

  换个视角,来看看土地对商品房销售的影响。当土地成交和土地财政增速为负时,其实对于地方政府的压力是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政策就会出现调整。一旦土地成交增速为负,商品房的销售反而否极泰来,这是过去三轮非常显著的规律。最近商品房销售不景气,现在商品房的销售增速是在0的上下波动,趋势向下。纵观历史,和房地产最糟糕的三个历史时期相比,现在的商品房销售不算很差,过去底部是-20%,甚至是-30%,而现在0上下的销售增速,下滑程度还不是太深。

  从区域性政策看,过去2—3年,房地产市场最突出的政策就是因城施策,对一、二、三、四线城市采取不同的政策。这对整个商品房市场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看看最近2018、2019年的情况。2018年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但是棚改货币化引领之下,三、四线城市表现突出;今年恰恰相反,因为棚改规模减半导致三、四线城市不景气,而一、二线城市表现较好。如果因城施策还在坚持的话,商品房销售还看不出明显的大幅下挫,尽管方向是向下的,但会有一定的韧性。打压非标和信托影响最大的是房地产开发中的土地购置环节,对建安的影响现在还不是那么显著。

  最近两个月随着房贷、居民抵押贷款的边际收紧,房贷利率也没有像过去那样随着银行间利率的下降而下降,而是抬升。不过对比过去,目前房贷利率的抬升还算温和,整个商品房的销售方向向下但还有一定韧性。去年整个房地产投资中,土地购置大幅度增加,建安是下行的;但今年尽管土地购置明显下挫,但房地产商前期拿了不少地,确实是有很多的地可供未来建安投资。地产商目前促销和加快流转,会对销售回款有所促进,从而对建安投资有积极作用。当然,房地产投资的大势依然是走弱的。这一轮政策调整的本意是希望资金“脱虚向实”,希望进入实的领域,比如传统的制造业。但制造业很复杂,牵涉到很多的行业,并且具有顺周期性。需求好的时候制造业当然好,如果前期企业利润好也会进一步地促进投资,这都是基于经济周期的判断。但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按所有制划分,80%以上是民营企业,目前信用利差并不有利于制造业投资,未来也就低位徘徊。

  下面再谈谈货币。货币为什么重要呢?货币在短期内能够衡量当时投资的意愿和大家放贷的意愿,但对于宏观经济而言,它的重要性更体现在先行性上。“车马未动,粮草先行。”每个消费者进行投资决策时,要考虑资金成本和货币数量问题,资金、货币合适才会消费和投资。例如当房地产商开始有销售回款、贷款、发债以后,才开始买钢筋、混凝土。社融是GDP的先行指标。通过社融判断未来半年的经济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这样一种对应关系只是大概,很多时间内未必一一对应。社融回升只代表内需经济,并不表征外需走向。

  综上,高质量增长并不意味着没有目标底线的增长,特别是现在正逼近我们宏观目标的底线时候。根据宏观政策对经济的领先关系,三季度我国经济仍处下探过程,四季度或将有所趋稳,但前提是房地产调控趋严的力度可控。

  最后谈一点宏观经济对资产配置的影响。很多资产配置行为是受事件驱动的,但我只想以宏观基本面的视角,来看看宏观基本面怎样影响到大家对资产的风险偏好。今年一季度股票涨势如虹。虽然当时宏观杠杆率很高,但按照名义GDP来算,名义GDP一季度是下降的,宏观经济没有完全企稳。经济没有企稳的情况下,PPI向下,企业盈利的预期也是不乐观的。但是我们看到了货币总量额度的扩张。如果PPI下降,但社融边际上企稳和扩张,这种宏观变量组合可能对应着某种风险偏好的上升。今年一季度,客观上也是表达了这样的市场情绪和配置行为。站在现在的时点,我们对短期PPI依然是悲观的,8月和9月PPI为负即通缩方向。房地产持续调控势必对社融企稳形成挑战。如果专项债等财政发力不足的话,对于三季度的社融,我们依然不太乐观。从宏观基本面来说,现在或还处于风险资产防守阶段的后期,但在该阶段依然可以捕捉反击机会。


作者伍戈系CF40成员,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为作者在长江证券2019年中期策略会上的发言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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