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新特征和中美贸易摩擦
黄奇帆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
[ 2019-09-18 ]

  结合今天的会议主题,我讲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国家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特征,并且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我们应去关注的原则和对策。

  整个报告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讲新时代新格局新特征,第二部分讲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必然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第三部分讲一下我们对待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则和相应的对策。

新时代国家开放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初阶段的开放体现了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以出口导向。利用中国经济在出口阶段所有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便宜、人口很多,各种土地资源、能源、各种要素都比较便宜,所以具有出口导向的竞争优势。中国从1979年进出口200亿美元到今天一年4万多亿美元,增加了200多倍,出口导向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是引进外资。中国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引进外资是当时重要的一方面。40年来我国一共引进了2万几千亿美元的外资,还包括跟中资混合在一起、合资的过程中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投了一些,总的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注册资本差不多五万亿美金,这在整个中国工商产业的资产里,占了百分之三十几。所以这些外资不仅带来了资本,也带来了市场,带来了技术和管理。

  第三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初是沿海地区先行开放。

  第四个首先是工商企业制造业先行引进外资。

  第五点就是我们的开放是适应国际规则为前提,然后由这些国际规则倒逼我们改革营商环境不适应国际规则的地方,通过这个过程来开放倒逼改革,进行整个改革开放。

  因此,中国最初的80年代的开放有五个特点的开放,适应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适应了中国的经济,使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GDP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体。

  改革开放对我们的好处有目共睹,但是进入新时代(我们说新时代就是十八大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新格局),一方面随着中国在国际上不断地在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对贸易摩擦各个方面不断推动,对各个经济体都有加大贸易摩擦的行为,特别是近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到了这个阶段,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渐淡出,劳动力的红利也逐渐到了刘易斯拐点,要素资源成本也提高了,土地资源的成本也提高了,大量依靠劳动力密集型进行出口的比较优势也下降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一味坚持原来的开放特点,也有许多不合时宜的地方。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及时对开放方针进行了一定调整。大家注意,三中全会,也就是2013年的三中全会,推出特别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历史意义不亚于1979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16章60条,其中第7章,就是讲新时代开放要采取的一些措施。

  如果大家回过头来,去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开放的一章仔细阅读一下,开放的成就,或者方法,可以看到这六七年开放的轨迹就是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的开放要求。

  另外,2013年年底的时候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中国开放的新格局。过去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以海洋开放先导,通过海洋走向世界,现在“一带一路”就是要恢复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经济带是唯一两大洲的陆陆相连,其他洲都被海洋隔开,只有亚洲和欧洲是陆陆相连(海洋文明的时代)。一带是陆路,一路是海上丝绸,现在我们是“一带一路”两头一起搞,通过“一带一路”要和130个国家逐渐实现开放。基础设施能够相连相通,金融能够相互融通,商业贸易能相互流通,教育文化各方面能够融合相通,相关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也能够相互连通,形成“五通”格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在这样一个战略方针的推动下,在三中全会决定的指导下,这五年中国的开放出现了五个新的特征:

  1、在贸易导向上既鼓励出口,也鼓励进口。也就是双向的竞争一起推动,和过去几十年主要推动出口有所不同。事实上,过去五年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5-6%,比以前的15%-20%是下降了,但是这五年每年平均增长率在12%左右,而且进口的力度比出口的力度更大,这样就使得整个中国前几年,过去十年里,进出口持续顺差,最大顺差一年出现了五千多亿美元的顺差。三万多亿的时候就出现五千多亿的顺差,这个比例就很大。去年四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顺差四千亿美元,这就是双向进出口一起发展。一方面,缩小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减少各国压力;另一方面通过进口满足中国老百姓各种丰富的需要,进口商品大量的增加也是一个时代的需要。

  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可能是经济大国,但一般不会是经济强国,出口大国有可能是原材料、农产品、初级加工贸易品出口。如果一个国家持续五年十年一直是进口大国,一直是世界主要的进口国,那么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就会形成经济强国的状态。第一,进口量在全球各个国家名列前茅,说明国内消费能力很强,对各个国家经济有拉动力,这是一种能力的体现;第二,对其他国家的商品有持续需求,是大批量的买家,能够形成商品的定价权;第三,大量的进口,需要硬通货货币支付,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第四,真的到了长周期的进口,在国际上可以增强自己的货币信用,到一定阶段各个国家卖东西,不一定需要第三方货币支付而可以用本币,然后出口国需要买我们的东西就可以用本币来支付,也就是跨境人民币的清算系统。我们的货币就会成为世界货币、流通货币、贸易清算货币,也会成为其他国家的货币储备。这个过程也是进口大国会出现的特征,这就表明双向特征不仅是为了平衡贸易赤字,平衡各个国家的经济压力,对于国内老百姓改善生活,国家持续成为经济强国,国家货币成为强势货币,都是非常关键的一招,这是第一个特点。

  2、支持鼓励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开始走出去鼓励对好的项目进行投资。这个阶段出现了国际化双向投资的格局,引进外资的格局出现变化。过去五年我国每年引进投资平均1300亿美元,五年6500多亿美元,这五年走出去投资7200亿美元,走出去投资比引进投资还多了六七百亿美元。另外,从1979年我们改革开放的第一年,一直到2012年,33年间我国走出去投资5000多亿美元,那么最近五年(2013-2018年)投资大于以前33年的投资总和,这也可以看到双向投资不仅是一个号召,而是已经成我国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的时代特征。

  3、我国前些年推动的开放是以沿海开放为主,这五年中央开始采取措施,要么不出台开放措施,只要有措施就是沿海内陆一起开放。比如说这五年国家出台了一些保税区,在二三十年以前,在90年代,上海浦东出现了全国第一家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是作为境内关外铁丝网围起来的一个区域。大家有个认知:既然是境内的关外,一般就应该是沿海地区。在四川离沿海两三千公里的地方,把那里作为境内关外觉得很抽象很不可思议。但在最近的六七年里,全国新增的60、70个保税区,多个保税区都是在内陆。现在全国一共六大类的海关特色监管区,一共有138个保税监管区,分布在东南西北中,沿海到内陆,每个省几乎都有,已经变成了全方位开放。

  另外是新区,中国在90年代开始有新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大家那时候也不知新区是什么意思,技术开发区大家可以想象:工业制造,特区就是优惠政策特别集中的地区。五大特区大家也能理解,新区是优惠政策特别特的区还是一个什么区,大家不是很清楚。浦东新区开放的政策,就是十句话,整个文件一个帽子一个尾巴,中间就是十条政策。具体要把这十句话变成文件,规章制度,怎么写呢?我当时在浦东就负责这个政策,要用一个月时间把这一千多字变成十万字,变成十大文件。编这个文件至少得有个基点,当时上海市长是朱鎔基,我向他请示。他说浦东新区不叫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本人就根据这句话,找了四十多个人,分成十个小组,写十大文件,这十大文件怎么写呢?要说一个多月不可能原始创新,无中生有的写一堆新东西很简单,首先把八十年代20多个经济开发区和14个沿海城市开放区的一切优惠政策通通抄过来,第二把五大特区所有的优惠政策抄过来,第三特区所不能做的新区能新做的八件事写八个文件,比如外资可以在浦东开外资银行,外资干百货商店,外资搞保险公司,外资搞信托等,这五件事就写了五个文件。按国际惯例,把他们的营商制度拿过来基本上抄一部。再有一个是保税区,中国的第一个保税区怎么干,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怎么干。我跟你们说上海证交所最初的文件,当时没中国证监会,就是我们这些人再加上上海人民银行的处长,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做出的文件。讲这段话,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忧情,而是说新区的政策其实很特殊。然后,天津新区写一句话,天津滨海新区比照浦东新区的政策,浦东新区比照特区开发区的政策。所以中国政府很简洁的这些语言,中央的文件从来不复杂,言简意该,下边去把其中建设性的、创造性的贯彻落实。

  我讲这一段,是说就在这五年里,全国新推广了十五个新区,那里面的制度都是比照浦东新区,所以里面有许多政策比特区还特,现在的特区不是说过时了,已经过了几十年大家见怪不怪。现在自贸区又出来了,又有一些新政策,适应WTO的政策。现在又有一个自贸区,十八个自贸试验区,实际上我可以说以前开放区特区新区能做的自贸区当然都能做,自贸区还能做以前特区和新区无法做的事,自贸试验区讲到底就是对着贸易自由的试验,具体表现为,货物进出自由,能源流动流通,那么还不包括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服务贸易的自由。

  这个世界的自贸区无非两类:一类是以英国人殖民地的时候,从老大衰退下来成为老二留了一堆自由港,现在基本上属于洗钱的地区,是各国政府防范和戒备的地方,但是这里边还有大量的机构是空壳公司、洗钱公司在那边转,也没错,伦敦金融界一半的资金流动,还有百分之四五十在这些自由港里流动,这些是不规范的,不是我们要学的。那么我们要学的自贸区,比如香港、新加坡、爱尔兰、迪拜,巴拿马运河旁边有一个巴拿马的自贸区,这都是一个城市和国家被全世界公认的自贸区,我国实际上是来推动这方面。

  自贸区不在于去搞一个保税工厂,不在于去搞一个工业制造业的新区,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原来限制得比较严的进行开放。比如,我们原来对货物进出要求三个单子统一,比如说贸易签单,有十亿美元的,你合同签了,在你这个区域海关报关,报关以后贸易签单过程中支付货币、交税等等,这个税单、银行清算单也在这里,第三货物进出的仓单也在这,否则怎么知道做真还是做假的,一般三单合一。三单合一对一般的进出口贸易可以,但是在自贸区,大量做转口贸易,做离岸贸易,货物可能从美国走到欧洲,也可以从日本运到新加坡,但公司在上海,就在这填单了有什么不可以。在香港签单,在新加坡签单了,交税也交在新加坡或香港、上海,但是货物可以从美国运到日本,不到这个港口保税区。这就是离岸贸易,或转口贸易,物流通道通过别的通道进出,通过别的地方快递跨国、快递邮寄。

  我讲这些,这是我们现在各个省做不了离岸贸易,做不了太多的跨境电商,我们现在做的跨境电商是小儿科,搞了五六年,跨境电子商务去年交易量五千多亿人民币,面对我们四万多亿的进出口量,1%不到,量很少。所以真正要放开,要靠自由贸易试验区。我们有四万多亿美元的货物进出口,你想象这一堆货在世界上跑来跑去,必然在这有货物进出的保险,跟着这些货物走来走去,还得有跨国的物流运输,所有的四万多亿美元刚才说的这三类相伴的还有服务贸易,其中服务贸易在中国不讲归零的话,很少部分是中国企业做的,外国企业做了的话就代表外国服务贸易对中国的输出。所以中国的服务贸易1000亿,自己没做让外国人做了。服务的地方让别人帮我们服务,如果说那是我们没放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有大量的服务贸易没有放开,是因为我们营商环境制度管得太严。再举个例子,我们教育卫生文化管制得比较严,外资想要来搞一般搞不成,美国的杜特大学在新加坡搞了个分校,这几年非常火,也许在座的就有小孩在那边读,我问了杜特大学的校长,我说你招的生里面多少是中国人,他说80%招的是中国人,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到上海或是广州去开个分校,规模可能还更大,他说你们不让我办,这就是把服务贸易送给了人家。所以封闭导致我们的服务贸易很少,教育卫生文化一样,多少人现在跑到美国欧洲日本看病,现在很多人的体检跑到台湾。如果这些医院真有比较好的水平,那么我们的自贸区,都可以解决这些事情。

  我知道在座的很多人都在搞商贸,但就不知自贸区是在搞什么政策,大家看了一万字的文件,我刚才说的,我讲相当于帮大家做自贸区政策宣导。这样的自贸区按过去的惯例,我们在广东上海沿海先搞,现在中央不是这样搞,东西南北中一起来搞,北到黑龙江南到昆明,海南岛,广西,郑州武汉,河北、河南或者湖南、湖北都推开了,所以这一波我们的开放是内陆与沿海同步。开放的理论、开放的管理方式和地理位置无关,欧共体是个自由贸易区,德国不靠海,谁能说德国的开放不如西班牙。瑞士瑞典不靠海,挪威靠海,谁能说瑞士不如挪威开放,没这回事,大家是个制度,只要是一体化的,那么所有的开放都是一样, 我讲这个就是表明中国新时代的区域开放如火如荼的在东西南北中在展开。

  4、以前只对工商产业比较充分地开放,服务业、服务贸易或者政府管理的公共服务业基本上开放得都是不够。金融业的开放,浦东新区在90年代就有一批外资银行,WTO进入后外资金融机构应该说法津上概念上都放开了,在座很多人都是搞金融的,金融系庆祝一百年,毕业生在这里搞了个报告会,大家心知肚明我们的金融开放深度都是不够的,比如说外资开银行,那只是让在北京在广东在上海注册一个子公司,银行是要有脚的,在四百个地市州如果没有支行储蓄都拉不动,投放贷款的对象都无法展开。如果过了三年批准了一个中国总部的总行,但如果每个省的分行每个地市州的支行都像批一个总行没有几个月批不下来,等覆盖了几十个城市,十年过去了。第二个,批一个金融银行的执照,一个银行可能可以做五十个业务,但是如果现在给的是十五条,还有三十个不能做,那就缺胳膊缺腿,无法正常的开展业务;第三个,外资搞金融可能在股权上受限制,你只能25%的股权,不能超过50%,你不能控股,这又是一种限制。给了营业执照,单个银行的开放如果是这种概念,那就是四肢不全,生理不健康,最后的结果发展迟缓。所以20年下来,工商企业的外资占40%左右,金融业的外资只占中国金融资产的1.8%,说开放了等于没怎么开放。那么,中央政府现在是下定决心把金融业、贸易业、服务贸易,包括各种教育卫生医院,按照国际营商规则开放。

  5、不仅深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而且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遵守国际游戏规则,同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在世界经济规则中,要修改的制定的调整的制度,我们不仅是融入参与,同时我们也融入发声,能够提出我们的意见,各国也重视我们的意见,就是融入国际规则的同时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修改等等,这也是一个新的格局。

  有了这五个格局,代表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方针。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9年到2015年划个段,从1979年到2013年、2015年这是代表了一个开放的时代,然后2013年2015年以后我们国家在这五年里进入一个新时代。直到2015年,这三十来年的开放特征是刚才讲到的五个新特征:进出口双向,引进外资和走出去投资,沿海和内陆同步开放,工商产业和服务业、服务贸易的同步开放,然后融入外资游戏规则和参与外资游戏规则制定双向、同时的发展,这五个代表了新时代中国的开放特征,将引领中国今后二三十年成为世界大国强国的一个开放。

  在这个意义上讲,通过这样的开放可以理解十八大以来、理解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决定推出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思路。大家可以体会到现在的开放与布局不亚于90年代邓小平南巡,从广东到了上海,90年代的开放改革打破了国际资本对中国的封锁,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好时机。而这一轮开放,也一定会打破中美贸易摩擦,美国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经济的封堵、打压,迎来中国经济的新的一轮发展,这是我要讲的第一部分。

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必然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判断和认识

  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发生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先是500、600亿美元的加税,再是2000亿美元的加税,再进一步3000亿美元又加税,5500亿美元都加税,最近又出现了2500亿美元在二次加税的基础还想再加5%变成30%的加税,又想把3000亿先加个10%的税再往上加等等。不管是恐吓也好还是推出来的新措施也好,应该说整个贸易摩擦的过程扰乱了世界的神经,干扰了全世界全球化的方向,不利中国也不利于美国,更有害于世界。那么这样一件事成了全世界最关注的大事,一个经济方面的事,是偶然的?什么原因?有时候大家说因为我们国内最近几年有一批专家说“厉害了我的国”,这些话刺激了美国人,美国人心里发毛了就进行打压。不管国内一些专家学者这么说那么说,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两个大国因为这些话引发摩擦那是错的。这个互联网时代,杂七杂八的声音太多了,但这个概念是错的。

  也有的人说,如果我们对美国人百依百顺、迁就他,他打了我们左脸把右脸凑上去让他再打一下,他们看我们可怜,就该打的贸易战就不打了。也不会的,大家只要看这几十年美国人怎么对日本,日本从二战后基本上属于美国的附属国,基本上什么事都听美国,不管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基本上日美之间,在这种情况美国对日本该出手就出手从来不手软,80年代的广场协议就是案例,最近这两年不管安倍怎么跑到美国陪特朗普打高尔夫各种奉承,美国人该欺负的还是照样欺负,走路的时候都拎不清的,两个人在一起走红地毯,他在中间走,让日本首相走到红地毯的外面去,什么意思?莫名其妙,而且走红地毯还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日本。奇怪不奇怪,总之就是脑子里没想过这事。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是国际贸易国际政治,不是按照两个人过家家,最近好像你对我好一点我对你差一点就怎样,它有自己内在的必然性。

  中美贸易摩擦为什么这个时候发生?就是我们熟悉的也是广为人知的“修昔底德陷阱”,一个崛起的老二和守成的老大之间会发生摩擦。这个世界几百年来,崛起的老二替代守成的老大几十年时间产生替代的案例很多,同时也有崛起的老二被守成的老大压制后最终不死不活,进入了停止发展的阶段,然后就偃旗息鼓,最终没有让他们成为真正的老大,这种情况也有。有的是老大采取军事措施打压,也有的是贸易战,这里面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阐述。

  美国做了几十年的世界老大,由于是军事的老大、经济的强国,坐着老大的位置,最经典的是美国人长臂管辖,把美国国内的政治法律、国际法、政治法,然后肆无忌惮地进行经贸关系里面的跨国执法,包括把华为任正非的女儿在加拿大扣留,或者伊拉克各种各样的战争,去全球各种各样金融贸易上的措施,所有这些都是作为老大,有一种全球的不讲道理的霸凌主义。而联合国对美国人干这些事基本上无可奈何,美国这种老大的霸凌主义,把国内法当作国际法变成国际政治,变成长臂管辖这一系列,这几十年来经常发生,没人能挡住他,联合国也没办法说不能这么干,他想着如果有一天你也是老大了,你也这么来对我那怎么办,他这个状态就是想在你还没成为老大,采取各种措施把你压下去。就是两个国家的竞争当中,你厉害还是我厉害,如果我比你厉害得多,那我可以和你长久地比赛,如果我发现这几十年来我的体制和模式比你差远了,你越跑越快,我这么不拉你后腿,我以后就被你颠覆。这时候也会产生美国打压中国搞贸易战的动机。

  那么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确在五个方面明显比美国的经济体制有更强的竞争力。

  第一,我国这四十年来以改革开放为主线,为基本路线,在这样的一个主线下,我们不断地进行改革。什么叫改革?就是不适应生产力的那种生产关系,就与时俱进的不断调整使得经济发展更加顺畅。我国是一个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来推动经济发展、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的国家。那么,美国社会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不断改革开放,来化解美国几十年的矛盾?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对全球开放的市场,从经济上来讲,他也是一个市场体系,但这个市场如果几十年不变革,或者刚刚有一届总统花了五六年改过来的东西,换届的时候又被颠覆到全部重新来过,基本上改不了体制,改不了各种不合理的原来的规定,这个社会也会僵化,也会落后,也会停止。如果说最近这几十年里,美国和欧洲最大的体制性制度性调整,其实是里根在80年代搞的一些措施,撒切尔在80年代在英国搞的一些变革。他们做了一些对资本主义社会伤筋动骨改革的措施。大家看80年代改革后,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发展得比较好,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也是在80多岁90岁不能再干退下来的,以后的这些都是互相折腾,没什么制度性进化,而我们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社会。70年里的前三十年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不到位经济上是有问题,改革开放——邓小平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就是修正了最初三十年的不合理的政治路线,形成了现在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

  第二,我们这个社会是既重视经济发展也重视社会公平的体系。这样我们会不断地采取措施,把公平和两极分化问题大幅度化解,或者至少把它缓解。比如最近几年七千万人脱贫,那是把农村长期积累的贫富把它化解,至少缓和了农村中的贫富差距,那么在资本主义这种措施基本上做不到。所以法国人写的《21世纪资本论》,分析100年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积累的增长率,要超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GDP增长的3倍,一百年下来,这个国家的财富更多地向资本集聚,社会两极分化加剧,最终这个社会会被颠覆。所以从这个角度,现在中国香港和美国国内的矛盾,包括2012年占领华尔街的活动,我国在缓解两极分化的矛盾上,在体制上有战略性的优势。

  第三,就是我们这个体制是能够承前启后。我们每五年会换届,但换届绝不是颠覆前任的东西,新一任总是继续前任有效的决策,继续往前推。美国社会是每四年选举就来一次颠覆,特朗普上台了把奥巴马八年里取得的成果,不管是国际国内的通通一百八十度推翻,实际上就把政府各个方面,集思广义、努力推进的一些成功的发展成果全部颠覆掉,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四,四十年来我们的经济体系从没有发生过重量级的经济危机。但看欧洲看美国看资本主义的大国,或者是马来西亚、东南亚的一些小国,总之七年、八年、十年在经济内部就产生一个动荡,或者自己内部的危机和国际的危机搅和在一起。包括美国每一次危机就把积累的财富灭掉30%,然后从原来GDP的70%的基础上再发展。发展十年八年再来一次,这是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体制,每年经济工作汇报集思广义聚精会神研究问题,我们存在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整改,不叫杞人忧天而是居安思危,年年在问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并解决,那么问题出来了总有对策。对策进行化解,哪怕没根本上解决,至少把矛盾的方向缓解。所以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体制优势,我们每年宏观调控就把方向性的调控,如果过热了让它冷一点,冷了让它热一点。太快了让它慢一点,太慢了让它快一点,我们是有这个调控能力的。

  另一方面,对于制度性结构性长期性的体制基础问题,这些问题调控是解决不了,那么就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开放的措施把它从结构上进行调整,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不简单是个宏观调控,是一种结构性的改革,一旦改革到位,就是长周期的基础性的改革。

  宏观调控需求侧往往是一刀切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每时每刻每年每月都需要有这种调控,如开车开了五百公里方向盘总得转来转去,但调控完了五年回头一看,这辆车的性能不管开来开去,体制机制不会变,所以需求侧的宏观调控,不是来调结构调制度,调的是运行的政策,是少不了的,不是说一个调控能够被替代,年年月月都要调的一个概念。然后供给侧改革是基础性的,我们中国政府就有这个长远的调控。外部政府遇上危机,现在的危机推到未来,推到下一任,推给别人,多放点货币多做点什么事缓解。这个问题解决了又引发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甚至转嫁危机、以邻为壑,把自己的问题推到别的国家去。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解决危机基本上这三招,真正的伤筋动骨的改革很难展开,这就是我们体制,纯粹从经济发展角度上讲的四个不同。

  第五,我们中国的经济规模也是比较大,就总书记说的,狂风暴雨能倾翻一个池塘翻不了大海,所以中国经济有它的容量。

  有这五条优势,大家看40年前中国的GOD是美国1979年GDP的4%,是全球GDP的1%;现在我国是美国GDP的60%多,是全球的GDP的16%。人家看着你心里发毛,这个四十年从4%到60%,再过个十年二十年就超过它了,现在如果不把你打趴,我以后再不是你对手,这是对付中国的最后时机。莱特希泽就这么说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这会人家不是跟你闹着玩的,他要你的命不是要你的钱。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必然性是一目了然的。

  还有一个案例是美国处于一轮大的危机,甚至比2008年危机还要大的危机潜伏期。一般主流媒体和一些经济大佬都说未来两三年爆发这个危机的可能性在70%以上,就是说美国政府财政在22万亿美元,和去年美国GDP的20万亿比,加上地方政府6万亿。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演员施瓦辛格所在的那个州就停摆,包括底特律要破产等等,美国50个州欠了6万亿债务,加一起就是28万亿。美国50个州负债累累,总体债务是GDP的140%。按特朗普的特点,去年是1.8万亿的赤字,今年如果美国人平均债务增长率不变,保持2万亿,5年就加10万亿,就38万亿,这是什么概念呢?

  美国政府债务有个上限:债务不超过GDP70%。事实上这个上限美国人执行得很好,金融危机二战后美国政府一直保持债务不超过70%,往前推100多年从1900年以来的这100多年美国债务也没超过70%,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美国要增长赤字,美国要发债,要议会批准,如果你没超过70%议会就批准,如果你的债务余额超过100%,就进入报警阶段。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增加债务,议会就不给批准,但是大家看到美国政府在2007年以前,50年100年没有超过70%,但是发生了金融危机后,骤然从1987年、2007年的70%左右,上升到90%,然后一直到现在120%、140%。然后特朗普上台了要发债,因为债务超过100%,议会不批准。奥巴马当政的时候试过两次想举债,议会不批准,三次议会不批准,都憋了三个月,官员回家,连议会的人也不发工资,最后议会总会妥协,然后又欠债又要发。每增加一次欠债,最后总是压不住,总归还是要发。这五年以后,美国政府的债务是可能突破150%。

  大家通过计量经济学或是金融工程学也好,把数学模型算一下,真要有40万亿债务,要么15年20年,平均是十年期,那么40万亿本金,十年期每年还10分之一,就4万亿的利息,40万亿的利息差不多要有1万1千亿,这两笔加起来5万多亿GPD能够产生的税收,意思就是说每年的全部税收都拿来还债,还不够!那么,财政总要4万5万亿,除非你再去发4万5万亿。而且,货币发行的信用不是随心所欲的,一百年前是靠金本位有多少黄金支撑多少货币,到了七十年代以后金本位脱钩,变成美元信用,现在货币学就是国家为什么能发主权货币,是因为国家有收税。美国税收支撑了美元,政府为什么可以发债,因为有税收可以周转,但是每年税收的三分之一在还债周转,三分之二在支付成本、支付运行,那没问题,但是如果100%都用来还利息,那么这个资金链就被打断,信用就被打断。不是等到5年后崩盘后,提前3年2年1年,提前抛掉美债,跟美元像避瘟神一样脱勾,经济就没落了。

  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避免呢?打一次贸易战,搜刮一下别人的羊毛,或通过一场战争掠夺1万亿美元把债务还了,这是现在很现实的。但是美国不会这么说,他说打要打贸易战的理由有很多条,模式的效益之争,以及内在的危机怎么转嫁的小脑筋。有这个必然当然就有长远性,大体上跟我们国家今后十年二十年变成世界经济强国,伴随这个过程贸易战的可能性总是随时存在的,所以这是长期性。

  讲到复杂性,一方面有这个内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事实上是非常互补的,美国的长处是我们的短处,我们的长处是美国的短处。

  第一个,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市场和资本结合市场才能周转,我们两个国家合作互利。

  第二个,美国的高科技在上游,上游的高科技如果不与下游结合,这个高科技就是“孤魂野鬼”;反过来,我国的大规模制造业如果没有这些高科技的上游装在里面,也只能是“行尸走肉”。在这个意义上,两边合作是都是效益最棒的,所以过去十年美国跨国公司,惠普、苹果都和中国一起打遍天下无敌手,特朗普让他们撤走,没有一个愿意行动。为什么?就是互补。

  第三个,从两国人民的特性来说,中国人喜欢储蓄,就算买个房子,不断地还贷款,给自己的儿子孙子。美国人是托底棺材,储蓄率只有1.8%,中国人有4%,美国人哪怕不欠贷款了,他会抵押房子套现个几十万美元去生活。所以,中国人勤劳节约,美国人是透支消费。一系列的这些概念拉开来说,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专家和欧洲的专家在2009年提出一个概念,这世界是G2的世界,只要美国和中国一合作。所以理性的时候,G2也可能合作;不理性的时候,想到“修昔底德陷阱”的老大要被老二替代,想要转嫁危机,他又可能跟你拼命,在这个地方的确有复杂性。对于这种复杂性,我们当然要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性准备和打好自己手中的牌,

  所以贸易摩擦中的各种说法,都是在基本规则上心知肚明,然后胡说八道。比如,美国人说贸易战,他也不会说不把你掐伤,你过几年就超过我。但他会说中国入世美国吃亏,中国入世造成美国贸易逆差,中国入世美国的技术被偷走,中国入世没有兑现诺言,中国入世造成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如莱特希泽就说,美国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入世造成的,岂有此理胡说八道。再有就是中国每年几万亿的储蓄拿1万亿买美国的国债,他不认为是我们帮他渡过难关,支持了他的经济发展,他倒过来说你买了国债然后我美元显得很硬朗,美元升值而人民币贬值,通过买国债操纵了人民币汇率,乱说八道,就是农夫和蛇的故事,就是一个过河拆桥损人不利己的一套说法。

  这套说法,最集中的体现有一班人,不管是班农还是莱特希泽,最为体现的就是莱特希泽在国会的讲话,三万多字讲了3个小时,1万多字把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骂了一通,把美国的金融界的格林斯潘骂了一顿,他正是那个时候中国入世,把财政部长也都骂了一顿。因为这些人在中国入世前和入世时说了公道话和理性的话,他们是说了中国入世,对美国有多少好处,所以美国应该同意中国入世。他就把这些话列出来说他们多么弱智,说中国入世对美国有好处但事实上对美国没有好处。我也才知道美国当时的领导说了中国入世对美国有这么多好处的话,三分之一做批判,还有三分之一说中国入世对美国,剩下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所以总而言之,这些措施美国人有理论有准备,然后就不断地在推出,从特朗普来说是根据总统选举的行为,有利于选举他就这么干,摆来摆去,自相矛盾,是他和国内的政治发展有关系。骨子里,这个观点是不会变的。从这个角度,必然性、复杂性,要有多方面的判断和理解。

应对贸易摩擦的四个原则和五张王牌

  我们总是在说,贸易摩擦不是贸易战。不是我们有意在掩盖矛盾,因为所有的这些措施,一年多以来,最近对500亿、2500亿美元已经部分操作到位。还有说3000亿美元是到明年什么时候到位,有些时间到了特朗普又说暂缓几个月,只要这些措施还在口头上还是一种宣誓没真正操作,我们都把它叫贸易摩擦,如果5500亿都到位我们就叫他贸易战。贸易战包括五种战:贸易战,壁垒战,卖到美国来欧洲来,第三种就是金融方面的汇率战,第四就是金融战,第五就是长臂管辖。

  那么我们对付美国的贸易摩擦或贸易战应该争取四个原则:

  第一,就是毛主席之前讲的话,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就是因为之前说的必然性、复杂性,如果想着送点小钱的办法来化解,那是幻觉,人家要你的命,不是一个阿弥陀佛就能化解得了,我们不想打不愿打但不怕打,要打奉陪到底。

  第二,保持定力,增强信心,要看到我们的大国优势我们的体制性优势,国家在世界各个方面的地位。如果是一个小国家,把你逼到死角,把你变成一个封闭的国家,变成一个封闭的国家会落后,最终会挨打,中国已经不是50、60年代,把我们封闭几十年,把我们的经济逼到困难的边缘,不是这个时间,要有这个认识。

  第三,就是守住底线,灵活对策。对策要灵活,底线不能丢。

  第四,关键的环节关键的领域自力更生,加快发展。如芯片等核心高科技的基础性研发突破,从0到1的。这就是四大原则。

  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五张牌:

  1、市场是王牌,我们每年进口两万亿美元的产品,15年如果不增长,合计也有30万亿。我们每年进口的服务贸易,差不多五千多亿美元,15年再上这些发展的需要可能会达到10万亿。讲这段的概念是货物和服务进口,15年里会达到40万亿美元。这么庞大的量,谁跟我玩贸易战谁跟我们搞脱勾,谁跟我们这个冻结那个冻结,那我四十万亿美元的市场也跟你无关。这个世界谁丢掉这四十万亿市场,你不是自杀就是精神有病,各个国家还求着你断,波音不卖了中国人买空客法国人笑死,机器人你不卖了德国和荷兰的机器人笑到天上去。总的意思,农产品也是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谁掌握市场谁就是有利的一方,纵横阖合,这是第一点,市场是我们的王牌,这张牌要打好。有时候我多买你一点什么,关键时候是救你的命,选举的时候,我们搓牌的时候灵活一点,当然也是有必要的。如果你真的和我闹掰了,就是你自己和市场过不去。

  2、产业链是王中王。大家注意,当今世界不是30年50年前,30年50年前一个国家生产一种产品,如果这个产品占领了世界市场,人家跟你斗的时候拿出关税大棒把你这个市场给搞掉。你一倒霉,这产品上中下游都在这个国家。当今世界70%的商品是中间品,在几十个国家的各种城市里共同在生产,生产完后通过产品链供应链,最后销往全世界,这个时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产生一个七伤拳的效应,也像是一个回旋镖,把对方伤了,回来把自己的头也割了,就是自己伤自己。这个产业链是保护中国制造业不受贸易冲击的万里长城,是一个防守的措施。举个例子,5500亿美元,到了年底真的加了关税,1250亿美元的关税首先是由美国老百姓承担。

  第二个,如果这个商品美国人贵了不买别的地方有替代品,中国可能丢了这个市场,问题在于这个5000亿里有3000亿美元是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布的企业,这些企业造了3000亿美元卖到美国去。你说你要找替代品,除非你要把自己的工厂搬回去,没有三年是不行的,三年后你这个市场已经丢掉,被别的国家填满了。也就是说恰恰中国返销美国的这3000亿不是一般意义的产品而是美国跨国公司布局的制造品,这个制造品无可替代,特朗普说你们不要在中国造回到美国造,你说一句外行话,人家要丢掉企业的性命和运行成本,而且产业链之所以放在中国是因为中国营商环境好,经营成本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无可搬迁,真要打击是打击了美国企业,回旋镖就打在它自己身上。

  第三,你打我一下,我肯定也要反制你,人家打你5500亿,中国只打它1500亿,你肯定吃亏,如果做形而上学的讨论,好像是我们打不过他,但事实上5000亿里面3000亿打在自己身上,反过来我们1500亿买的是像波音飞机,整机都在美国,没什么产业链在全世界。我对你的几百亿农产品加税,基本上把美国的农民搞得就很难受。而且我们不买波音可以买空客,不买你的猪肉牛肉粮食,我们可以买巴西或别的国家的。我们这1500亿对他的杀伤力也是很厉害的。有时候有个调侃的话,这话不解释清楚很容易引起逻辑混乱。美国人加了我们的关税是美国人吃亏,我们加美国的关税美国人吃亏。如果像我刚才这么解释清楚的话,真是这样。

  第四,如果美国人断供,贸易战加税断供美国也有个问题,如果美国的企业对中国的销售只有5%的销售,95%的市场在别的国家,他断供中国,那这个措施对中国不利很严重,但是现在美国人给我们的那些货,美国对中国进口并不多,就那么1000多亿。他如果一断货,他市场的50%往往在中国,每年波音能卖的飞机的很大比重是中国航空公司需要,美国的集成电路50%是卖到中国来,全世界去年生产的集成电路一共5000亿美元,中国买进了3000亿,还有2000多亿是世界其他国家买卖的。中国第一大进口货是芯片,第二大是能源(天然气和原油),3000亿进来不是中国“吃干炸尽”,800亿美元是中国人自己用,2000亿是这些外国企业买来装到他的产品里又销到世界去。所以如果卖到中国的700、800亿如果不卖了,美国的芯片企业立马倒闭,就这么简单,所以高通和华为断供了3个月自己撤回,恢复了供应。讲个话的意思也是自伤。

  第五,一个产业链形成以后,如果把产业链打碎,产业链里的500、1000个中小企业倒闭了,这些企业所属的国家固然倒霉,那么谁泡制这个产业链。产业链供应的标准,产业链价值链枢纽的管理者是美国跨国公司,所以打碎产业链后最受损失的是这些跨国公司,是苹果、惠普这些大公司。

  有这五大概念,大家就可以理解供应链是王中王,是保护我国制造业不怎么会受贸易战冲击的原因。

  3、金融是我们的盾牌。在几张牌里,贸易战对中国目前制造业产业的构架下,又有市场又有产业链的构造下,对中国冲击不大。但是如果出现汇率战,如果金融受到冲击,这个损失反而大。金融是神经是血液,一旦受挫,对中国经济影响会比较大。这方面我们处在守势,守势但又是盾牌,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金融方面的盾牌怎么发挥好?

  第一,金融的供给侧改革,今明两年是金融供应侧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现在工商企业的负债是很高的,工商企业的负债率是GDP的160%,这负债是天下最高,这里面就有很多坏账,最近大家看到股市里企业里,崩盘的很多,一定要在世界金融战贸易战前把这些问题料理了,否则的话如果这些泡沫都在,外敌如果打进来很麻烦。另外中国的房产负债也很高,负债率平均80%以上,一万亿一万亿的房产商,在这个意义上讲房产商很容易受冲击,人家的房产危机是买者负债太高,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虽然也负债但负债率相对还是平稳的。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商85%的负债率,稍有不测,鸡飞蛋跑。另外我们非银行机构,脱实就虚,这些金融问题,总之都属于金融结构性改革,金融稳则经济稳,一招金融搞好了全盘满皆活,所以我们要自强则胜。

  第二,我们要进一步推动跨境人民币的清算系统,和以人民币为中介的全球金融清算网络。在2009年中国推出了跨境人民币清算,经过了最初时候的一年几百亿,去年是3万多亿的清算量,这个量不大,只占4万亿进出口贸易的10%-11%。如果我们这个系统推动的有力,再过个几年如果变成20%或30%,如果有个10万亿,或者15万亿是人民币的清算,人民币就像欧元日元一样成为清算货币,美元的汇率战就迎刃而解。

  另一方面中国自己的期货市场、石油,期货的人民币市场也在逐步推开。大宗物资也用人民币,从这个角度是可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再有一方面,世界各国和中国之间互签人民币互换协议,也签了3万多亿人民币。各个国家如果相信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友好,最近有些国家发人民币债券,有些国家和其他国家做贸易,不是用美元而是用人民币做中间交换的货币都有利人民币发展。

  第三,资本项下人民币自由兑换要慢下来,本来想用五年,现在要准备10年或者15年,为什么?在贸易战、金融战下,如果自由兑换就可能容易受冲击,所以资本市场不论是沪深港通,应该是有额度的、有通道的逐步放开,要谨慎。如果是在2000年以前我们度过难关,和资本项下管制有关,1998年和2008年都和资本管制下相关。眼下我们不受冲击,也是和这个保护有关。我们2015年稍微松了一下,所以这方面如果不严格不管制,3万亿美元变2万亿美元说变就变,进一步加强资本项下人民币美元间的管理措施。我看最近在加强管理,我是拥护的。

  4、是在核心技术、高科技技术和关键技术,我们叫做“核高机”领域,0到1的“无中生有”的开发要加大。我们国家现在研发费投入每年世界排名第二,研发费占GDP的2.2%就有2万多亿,这2万多亿我们是在做研发,研发就是无中生有0到1的创新开发。

  我以前做市长时听取一个汽车企业汇报,说加大投入研发,我说你们投些什么,他就把去年一百多个项目有三十个取得专利,里面有5个专利我看是把方向盘圆的变成椭圆菱形,我说你这个创新有什么用,含金量几乎为0。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核心的、高科技的、基础性的产业中的无中生有的原始创新只占全国研发费5%,什么意思呢?2万亿5%,就是1千亿。这一千亿是所有研究所、所有大学、所有企业,这三个所有背后,华为去年一家1200亿,占其销售收入15%,他投在操作系统,投在5G的基站,投在手机、服务器、路由器芯片,这个500亿就占了我们1000亿的一半,那么多企业顶不上一个华为,想想伤心。这方面我们倒过来要向G20国家学习,向美国学习,G20投入研发“核高机”20%,美国的研发费用于“核高机”的占比17%,我们才5%,下一步我们要加大,我们的体制不就是集中力量办事?这是我们要总结教训,所以是打好贸易战的一个关键牌,否则我们一剑封喉的命门总被人家拿着。

  5、不断的开放更大的开放是我们的底牌。我们是要用更大的开放来对付贸易摩擦,而不是美国人一搞贸易战我们就封闭,他最希望我们退到60、70年代原始的封闭状态。封闭使人落后,封闭是中国最大的痛点,而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特征就是开放使我们进步。不管是博鏊会还是去年进博会,还是今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峰会还有G20会议,几个演讲都讲到:

  第一就是要进一步降低关税,加大开放增加进口,让世界丰富的产品汇聚到中国,我们要以进口出口平衡为目标。我们的关税已经降到7.4%,到今年年底我相信在7%左右,不到两年我们会降到5%,要知道进WTO的2000年是15%。在总书记推动下,关税降到5%、2%,基本上趋于零关税。

  第二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对原来比较封闭的领域要扩大,比如汽车,允许外资50%、70%、80%,独资都可以。50%对50%的结果是外国人也制定一个在中国生产的汽车不能销到国外的条款,由于这一条条款,中国的汽车搞了几十年也销不出去,中国的电子企业没有这条,国有的、民营的或者合资的企业,打遍天下无敌手,都在卖中国的货,汽车反而卖不出去,产能50%的过剩,汽车怎么会发展呢。所以没这个限制各打各的反而好。开放使我们进步,现在金融服务业教育卫生文化,都要尽快,都是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家都在贯彻落实。

  第三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这个营商环境就是国际化法制化公开化。我们的营商环境不是自己比自己有多少进步,也不是这个省比那个省有竞争优势,要来WTO来对标,要国际化。

  第四要进一步建设开放贸易,内陆原来没开放要开放,沿海本来就开放的,要有新的高度、广度和深度,这也就是中央为什么推出16个新区、18个自贸区,还推出了6个示范区:深圳、青岛、上海、海南岛、横琴、重庆,这六个示范区类似于特区的特区。

  中国现在的开放在总书记推动下应该说是比9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波澜壮阔的局面正在展开。


作者黄奇帆系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本文为黄奇帆在9月10日南开金融(广东)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所作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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