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
[ 2020-02-10 ]

【专题研究】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

本周观点
德国金融体系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启示

课题报告
张晓朴: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课题报告)
宣昌能:研究借鉴德国金融体系保持稳健的经验(评审)
王 毅:金融体系比较研究应回归根本、结合中国实际(评审)
肖远企:德国经验对解决我国金融体系结构性问题的启发(评审)

圆桌讨论
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
审慎借鉴德国金融体系经验
全面客观认识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中国银行业利润过高吗

诸家观点
林毅夫: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个层次的七大金融结构性矛盾
黄益平:未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会是什么样子

专题背景
金融委: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
健全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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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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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观点:德国金融体系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启示

  提要: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举行了双周内部研讨会第270期暨内部课题评审会,会议主题为“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来自人民银行、财政部、外汇局、证监会、银保监会等部门和机构的专家参与评审会。课题组和与会专家均表示,德国在金融与实体关系、住房金融制度、融资模式等方面对我国金融改革有较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专家同时指出,德国经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结合我国实际,审慎评估、合理取舍。下一步,建议我国保持金融机构多样性,培育中国式债务型耐心资本;推进审慎住房金融政策,避免房地产金融化;借鉴管家银行经验,健全银行参与公司治理机制,构建良性的银企关系;立足微观主体活力和内源融资能力,多管齐下去杠杆。

德国金融制度的主要优势与内在运行逻辑

  首先,“小金融大实体”保障了德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德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具有实体经济占优的特征,银行业收益率大幅低于非金融企业,但德国金融业能够有效实现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维持了金融稳定。具体原因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德国以商业银行、公共储蓄银行、信用社共同组成了三支柱银行体系结构,确保了实体经济融资的高可得性;政策性银行作为第四支柱,与商业银行形成协作互补而非竞争关系。第二,所有制结构、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以及严格的法律、审计等相关配套制度导致德国银行体系的利润导向性不高,不会因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出现短视行为。第三,德国实体经济注重发展和维持核心竞争力,偏好自我融资。第四,协调性市场经济体制使德国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富有韧性和有约束力。第五,欧元区红利和长期的金融稳定营造了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

  其次,“1+3”保障了德国金融与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循环。德国是为数不多能够有效控制住房贷款增速,实现金融和房地产良性循环的国家。主要取决于德国住房金融制度的“1+3”。“1”是指德国长期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3”是指德国审慎性住房贷款市场的三大制度性特征,集中体现为固定利率占主导、基于MLV的抵押物价值评估和贷款价值比低。这些特征隔离了货币政策变动对房地产市场的扰动,避免了金融与房地产市场顺周期叠加和房价上涨与房贷扩张的螺旋式循环。

  再次,德国银企关系更富韧性。德国金融业能够较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银行广泛参与企业公司治理,“雨天收伞”现象相对较少。从供给端看,稳健的货币政策、多元稳定的银行体系、长期再融资机制和耐心资本比例较高,保证了信贷供应的稳定。从需求端看,德国企业以内源融资为主,自身信贷需求较少,杠杆率较低。从制度环境来看,管家银行模式是德国银企良性协同重要基础,其经营特色主要体现在关联治理架构、互通信息机制、差异化定制服务,以及抵御周期冲击等方面。其他制度保障包括银行池制度、担保银行机制、破产制度和健全的信用体系等方面。

  最后,欧元区红利下的内源融资优势、稳定的房地产市场和韧性的宏观环境使得德国能够将杠杆率长期维持低位。德国宏观杠杆率长期维持于较低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新兴经济体。德国杠杆率最高的政府部门与杠杆率最低的居民部门占比仅相差6.3个百分点,杠杆结构较为均衡。德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低主要得益于欧元区红利,出口市场旺盛保障了德国企业较高的盈利能力,内源融资能力也相应较强。此外,企业举债约束机制较为完善,预算软约束问题较少。居民部门杠杆率低的主要原因则是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其得益于德国审慎的住房金融体系和发达的住房租赁市场。此外,稳定的就业市场也使得德国居民部门保持了较强的内源融资能力。德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低,金融危机后体现出较强的修复力主要原因在于宏观经济金融保持足够韧性,中央政府保持了足够的加杠杆力度和适宜的加杠杆策略。

借鉴德国经验需结合我国实际

  有专家表示,德国金融系统的诸多优势和经验对我国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但需要认识到德国经验的特殊性,结合我国实际,审慎评估、合理取舍。

  一方面,中德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存在不同。第一,政策性金融的性质不同。德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而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存在竞争关系。第二,商业性金融的内涵不同。德国商业性金融不承担任何政策性职能,而中国商业性金融大多承担政策性职能,仅有少部分如城商行、农商行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第三,我国在相关制度方面与德国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是监管机构管辖范围相对德国更宽泛,部门自身存在职能风险。二是法规尚不统一,产品创新易引发监管风险。三是法制体系尚不健全,尤其在董事责任制度和契约精神方面。四是信用环境尚待完善,违法成本低。

  另一方面,德国金融体系存在特殊性。第一,合作银行模式不具适用性。德国合作银行从中央到省再到地方已形成体系,而我国的合作银行,即农村资金互助社没有深入到农业产业链中,资金余缺无法调剂;商业银行承担巨大的政策性职能。第二,德国担保银行模式不具适用性。德国商业性的信用担保银行最终只承担风险的20%-30%,各级政府会对其承担的风险进行再担保,另外德国也允许担保银行进行投资,担保机制的可持续性保障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而我国的担保公司目前承担了100%的风险,也不允许投资。第三,德国宏观经济的平稳具有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其一,德国曾得益于汇率利率联动机制、东西德合并、欧元问世等历史机遇实现腾飞,但从欧债危机至今,难以看到新的发展机遇,经济也因此呈现出稳定态势。其二,德国稳定的房价与其低人口增长率、居住分散、租赁控制政策等因素相关,而我国目前处在城市化进程中,仍然存在较高的住房需求。其三,德国低杠杆率与其融资方式有关。国内不需要加杠杆,仅靠外需和欧元就可以实现外部均衡,企业非常重视内源融资,将留存收益作为主要的融资来源。其四,恶性通胀的历史使德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较为保守,政策利率维持高位,货币政策非常稳健。

  专家指出,如何科学地吸取德国经验非常关键。第一,若市场化的价格发现机制始终缺位,商业银行对行业的金融支持存在较高风险。第二,间接融资体系的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尽量减轻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负担。第三,经济下行期需要适度调整金融改革节奏。第四,德国耐心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能参与公司治理,加强制度建设、明确边界是银企合作的重中之重。第五,德国间接融资体系主要服务于制造业发展的需要,而我国发展的行业重心在服务业,直接融资更加有效。第六,国有金融机构不一定规模越大越好,在我国当前体制下,相较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并不一定需要国有主导。

政策建议

  首先,保持金融机构多样性,培育中国式债务型耐心资本。德国金融与实体经济形成良性循环的经验中,“三支柱银行体系”和培育债务型耐心资本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方面,我国在鼓励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等按照市场化原则做优做强的同时,考虑将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转型为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的非单一利润导向的金融机构,促进非利润最大化导向与提高金融质效相统一,实现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维持金融稳定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鉴于我国债务融资模式仍以信贷为主,当前,亟需完善银行长期再融资机制,促进银行提高长期贷款占比,优化信贷期限结构,培育中国式债务型耐心资本。

  其次,研究推进审慎住房金融政策,避免房地产金融化。从德国经验来看,我们要重视但不能高估住房金融政策的作用,促进房地产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需要建立起包括审慎住房金融政策在内的一整套政策体系。我国应坚持“房住不炒”原则,同时考虑实行长期稳定的住房信贷金融和保障性住房政策,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重点解决大城市人口聚集与“居者有其屋”之间的矛盾,促进房地产和金融的协调运行。

  再次,借鉴管家银行经验,健全银行参与公司治理机制,构建良性且有约束力的银企关系。第一,鉴于管家银行制度对德国银企关系持续保持韧性发挥重要作用,可考虑结合联合授信制度的探索,按照市场化原则,通过签订中长期银企合作协议方式,允许企业选择2-3 家银行作为核心银行,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第二,考虑到银行股东与债权人的双重身份可能造成的利益冲突,在允许银行持有非金融企业股权的同时,限制银行持股数量或比例。第三,允许与企业有稳定债权关系的银行派代表进入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对管理层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并适时采取措施预防风险。第四,完善破产法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促进银企间信息、信心和信任的良性互动。

  最后,立足微观主体活力和内源融资能力,多管齐下有序推进去杠杆。德国长期保持较低宏观杠杆率对我国的启示意义包括:第一,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主要取决于微观主体活力、实体经济竞争力和内源融资能力。第二,宏观杠杆率基本维持稳定取决于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第三,要容忍中央政府部门杠杆率在短期内的快速上升。当前,我国应从改善实体部门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出发,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基础,提高实体经济竞争力。引导树立以内源性融资为先的策略,为有效获取外部信贷融资提供较好的财务基础。银行和评级机构等也应建立企业负债约束机制,区分不同行业、地区企业类型,设置企业资产负债率警戒线,科学评估债务风险状况等。


——CF40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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