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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区域金融中心模式:市场选择与金融创新
——兼论广州—深圳金融中心布局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陆磊 [ 2009-05-27 ] 共有0条点评

  摘要:本文就当前中国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进行讨论,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金融中心的本质特征是金融交易的集中性与金融资源配置的分散化,在现有决策体制下,金融资源分配权导致了只有北京具备建设中国金融中心的唯一可能性。因此,金融中心建设在实质上必然要求对现有金融体系进行改造。第二,当前的金融中心建设仍主要立足于对特许权和行政审批的高度依赖,而真正的金融中心具有不依赖于行政决策的自发形成特征,这就要求任何具备建设金融中心冲动的城市必须反思构建金融中心的基本目标与发展模式。第三,从现有经济制度和金融发展初始条件看,北京是金融行政中心,也是中国唯一真正的金融决策中心;上海是北京中心的执行中心,具有行政特许权背景下的“准行政—半市场”特征,但正是这种特征,是所有其他试图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城市所垂涎的特许权价值。第四,真正的区域金融中心必须具有体制上的市场化、区域上的辐射性和产品上的适用性等特征,不以金融资源集中为特点,反以金融资源扩散为基本职能,不断发现本城市以外的金融需求,打破条块分割,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

  关键词:金融中心;行政特许权;市场选择;金融创新

一、引言: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逻辑——腹地论

  从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金融发展模式看,腹地而非飞地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基本逻辑。腹地有多大,则金融中心有多大。从15世纪的威尼斯到18世纪的伦敦等近代金融中心,乃至19世纪的纽约和20世纪的香港等现代金融中心,都无法逃脱“腹地”铁律。近代金融中心随航海技术发展而完成了腹地延伸,现代金融中心则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而覆盖全球,并由此推动了金融全球化[1] 。问题是,中国迄今所有的区域金融中心设计与规划仍无法逃离飞地设想——即立足于孤立地发展某个城市,试图集中更多地金融资源和政策资源为我所用而非发现他人需求,其结果只能有二:一是各个所谓“国际金融中心”或“区域金融中心”沦为自得其乐的金融小诸侯而非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二是真正的影子金融中心只能是中国的政策中心——北京,这是因为,北京所拥有的特许权分配事实上决定了各金融中心的命运。

  那么,什么是金融中心建设的基本逻辑?

  第一,强调金融资源的集中而非扩散性配置。比如,我们经常愿意举出的实例是“上海早在晚清和民国初年就已经具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推论是,其早就奠定的基础证明了未来发展的先发优势。问题是,整个中国近代金融史并未证明上述论断的科学性。相反,旧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脆弱性不言而喻,仅仅体现为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下的一块“飞地”,与中国全国性经济发展和金融资源扩散性配置关联度极弱,属于典型的金融服务脱离实体经济需要的失败范例,因而只能成为纽约市场或伦敦市场在亚太的派出机构,是国际性金融亚中心而非中国的金融中心。恰恰是20世纪20-40年代上海作为货币中心在法币、金圆券层面上的错误操作,作为国民政府行政力量下的掠夺性金融政策、吸纳并集中全国金融资源的重要工具。相反,香港金融中心的崛起源于针对中国大陆的FDI和此后的红筹股、H股,其敏锐地认识到面向中国大陆经济起飞阶段迫切的融资需求是发展香港自身地位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机会。事实证明,随着腹地的扩大,香港的金融影响力事实上超越了东京、新加坡等竞争对手。作为一个简单的总结:金融中心是金融资源的集散地,集中是为了分散;分散的地域范围越大,则金融中心的层次越高。如果仅仅集中金融资源,则金融中心必将蜕化为“金融飞地”或冒险家的乐园。

  第二,强调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而非行政配置特许权价值。即便金融资源可以实现集散,但仍然必须考虑集散的方式。任何成熟的金融中心都依赖市场力量完成金融资源配置;如果仅仅依赖行政力量,则政治中心或财政中心天然具有金融中心的职能[2] ,任何表面上的金融中心并不具备事实上的金融资源配置权,特别是不具备通过风险定价而完成价格发现这一市场机制的基本职能[3] 。据此,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几乎所有争取建设金融中心的城市动议,都立足于争取某种行政特许权,比如获得某类市场(如期货交易所)、某类机构(如商业银行)的经营牌照,以力图成为行政配置金融资源的辅助力量,或成为吸引金融资源到本地的工具。问题是,除发展程度并不深的法兰克福市场(似乎亦依赖行政特许权),真正的金融中心建设往往脱离行政许可,最多得到某些税收优惠——如卢森堡;更多地依赖自身的风险管理职能和产品开发与定价职能——如伦敦和纽约。

  第三,强调互补性而非排他性。由于我们的金融中心建设仍然立足于争夺金融资源,试图构建某种金融飞地;或者仍然立足于争夺行政资源,试图构建某种排他性的政策高地,则后果必然是——基于金融资源和行政特许权都是有限的,金融中心建设必然具备某种排他性。获得特许权或潜在争取特许权的城市间一般采取不合作态度,最终的结果是:金融中心得到了北京方面的“冠名”,而真正的金融中心职能却无从发挥[4] 。我们发现,市场选择、比较优势是金融中心演进的必然逻辑。比如,纽约与费城在18世纪的金融中心层面亦出现相应争夺,但市场选择的结果是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另一些非金融领域的“中心”事实是,广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义乌的小商品市场都具备市场选择和演进的特征,其后果是,信息和物流在中心与腹地间充分流动,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得以充分提高。

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中心——金融资源输出论

  (一)金融资源的输出

  金融资源跨区域配置是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在金融资源配置分散的基本特征下,真正的金融中心具有信息集中、交易集中和风险管理集中的特征。从这一出发点看,中国唯一的金融中心仍然在北京。一方面,金融的分散地在北京,商业银行通过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实现了全国范围的金融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仍然是中国最主要的金融资源配置者,而全国最大的商业银行总部几乎都集中于北京这一事实说明,全国性“影子”金融中心无任何可能性发生变动,尽管交易中心集中于上海。

  表1说明,国有银行仍然是向其他金融机构融出资金的主力,这说明了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是金融资源输出的主要载体,他们的行为决定了图2所显示的各地金融资源的流入与流出量。表2显示,无论资本市场如何迅猛发展,直接融资在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微乎其微,货币和宏观政策决定了商业银行决策,而商业银行决策在一定程度决定了流动性,并因此决定了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部门融资需求的满足度。显然,银行部门的集中地可以说是一切金融资源配置的最终决策地。当集中于一个城市的机构决定了全国其余地区的金融资源分配与再分配,我们毫无疑问地可以冠之以金融中心的名称。

  表1、2009年第一季度全国金融机构回购、同业拆借净融入、净融出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一季度。

  表2、2009年第一季度非金融部门融资结构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一季度。

  于是我们就区域金融中心构建的判断是,是否存在某些城市同样具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输出资本的能力和动力呢?图1显示,除本文已经论证为全国唯一的金融中心的北京外,上海和广东具有区域性金融资源输出的特征,其中,2007年上海的资金输出量为1.3万亿元,广东省为6000亿元。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贷存比是一个更为说明问题的数字,这是因为,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机构特征决定了商业银行总行的决策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配置金融资源,即我们按照法人统计金融资源输出量实际上扭曲了真正的金融资源跨区域配置[5] 。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报告》,2007年。

  图1、2007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金融机构净融入、净融出

 

  表3和表4显示,按照商业银行是中国配置金融资源主体这是事实,广东省的资本输出高于全国和上海;在广东省内,广州市的金融资源输出又高于深圳。尽管金融生态是决定资金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们的分析首先集中于金融资源总量比较大的全国重点省市,换言之——如果某个城市试图成为全国或区域性金融中心,其自身的金融生态并非主要影响因素,这是因为,对外配置金融资源应该是金融中心的“主营业务”。资金输出而非集中才是金融中心应该具备的首要职能。显然,广东省以及广东省内的广州市在数据上具有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天然优势。

  表3、2008年全国、广东省和上海市本外币存贷款及贷存比  单位:亿元人民币
 

 
广东省
上海市
全国
本外币存款
56119.26
35589.07
478444
本外币贷款
33835.86
24166.12
320049
贷存比
0.602928
0.679032
0.66893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全国及相关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

  表4、2008年广州市和深圳市人民币存贷款及贷存比  单位:亿元
 

 
广州市
深圳市
广州+深圳
人民币存款
16421.05
13011.24
29432.29
人民币贷款
10304.73
9058.46
19363.19
贷存比
0.627532
0.696203
0.657889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相关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

  (二)风险管理与风险定价

  金融中心必须具备风险管理和定价职能。就中国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中面临的主要风险看,人民币汇率风险已经成为影响实体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之一。自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到2009年3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累计升值分别达到21.07%、10.87%和4.92%。但是,当前的外汇市场并不完全具备为实体经济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体制设计与风险承担主体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或者说,外汇交易作为某种金融市场,其中心应该更加贴近实体经济需求。表5显示,2008年广东省出口、进口和贸易顺差分别占全国的28.3%、24.6%和42.3%,而上海市仅占11.9%、13.5%和5.6%,因此,在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无法贴近市场需求,有效管理实体经济所需要管理的汇率风险。

  表5、2008年广东省、上海市出口、进口与顺差在全国的地位  单位:亿美元、%

 
广东省
广东省占全国比重
上海市
上海市占全国比重
全国
出口
4040.97
28.3
1693.5
11.9
14285
进口
2791.64
24.6
1527.88
13.5
11331
顺差
1249.33
42.3
165.62
5.6
295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全国及相关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

  其结果是,一方面,实体经济承受汇率冲击并因此反应到相应的进出口大起大落上。在2008年以前,企业往往采取加速出口、尽快结汇上等手段,到2009年第一季度外贸进出口仍剧烈下降达24.9%。最终成本体现为中央银行储备资产贬值和国家退税,而金融市场并未发挥应有的风险管理职能。另一方面,大量实体经济部门寻求在境外实施汇率风险管理,境外金融机构提供的所谓累积期权等衍生工具造成企业进一步亏损[6] 。此外,在汇率变动预期下,短期游资大进大出亦深刻影响中国货币稳定和资产价格。可见,应该在什么地方、什么机构和怎样的工具管理汇率风险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三)依附于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

  区域金融中心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能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任何结构调整首先需要生产要素特别是金融资源投入进行调整,更进一步看,所有成功的结构调整都意味着金融资源所进行的先期(ex-ante)套利性流动,无论是中国的加工贸易产业成型,还是重化工业化,抑或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都必然呈现某种形式的金融投入在先,而产业化在后的特点。而这一问题恰恰是当前所有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所忽视的问题。比如,中国当前需要解决的结构问题有三:一是如何解决实现城乡经济统筹协调发展,即加快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而我们的金融中心建设仍然立足于中心城市的资源集中。二是如何解决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而我们的金融中心建设仍然立足于针对相应过剩的产能提供融资[7] 。三是如何切实解决企业结构中的大中小型企业融资问题,而我们的金融中心建设仍无法脱离向中心城市、垄断行业和大企业融资集中的矛盾。由此形成的迫切问题是:金融中心建设的初衷何在?是否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三、广州—深圳金融中心建设的基本思路——金融创新论

  正是基于我们对什么是金融中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中心的思考,结论是显而易见的。金融中心应该具有金融体制转型、国家战略执行和金融产品创新的意义,应该服务于中国的结构调整,为下一轮经济快速发展奠定要素平台。综合研究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金融发展比较优势可以发现,北京和上海符合传统体制下的金融中心范式——北京强调全国一盘棋式的资源配置,虽然符合金融中心分散化配置金融资源的特征,但资源配置方式具有高度的行政色彩;上海虽然具有市场化配置金融资源的金融中心特点,但仍然强调资源集中和特许权价值,如银行间市场、证券市场等显然具有排他性的特许经营色彩。唯有广州和深圳,相对丰富的金融资源和相对地的贷存比说明金融资源的扩散性,且在缺乏特许权禀赋的基础上,从短期游资到私募股权投资,从民间投融资到产权交易,已经具备了相对更为发达的市场制度特点[8] 。因此,如果我们做一个大胆的预言,恰如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起点在珠三角,自发性金融中心的形成亦在今后十年内将在广东出现。体制是决定经济运行质量的关键因素,更是决定金融广度和深度的唯一因素。

  (一)体制增量

  恰如上文所分析,当前所有关于金融中心的讨论仍然立足于体制存量的强化,通过垒资源形成的“金融中心”形同传统农业体制下的大寨模式,尽管其自身存在诸多可取之处,但不具备发展的可持续性;而通过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金融中心恰如迈出农村改革第一步的小岗模式,虽然没有获得特许权,但推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结构和产出模式的变革。因此,真正的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必须立足于体制存量意义上如何从中央政府和监管当局获得怎样的许可,而应该立足于体制增量建设,首先必须回答“该金融中心在中国的金融制度创新层面将进行怎样的试验?对中国金融发展演进构成了怎样的积极影响?”这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关注周边地带的金融需求。区域性金融中心不是为了满足中心所在城市的金融需求,而是满足区域范围内其他地区的金融需求。一个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广东的产业转移进程中,金融服务的缺失是一个关键问题,甚至会导致结构调整的彻底失败。试想,如果广东的加工贸易企业向周边省份甚至周边国家转移,若相关的信贷、结算和直接投融资服务相应跟进,则“中心—腹地”自然逐步形成,银行业、汇兑和直接投融资中心自然得以确立。然而,时至今日,我们观察到的金融中心建设逻辑依然没有摆脱“中心城市更具投资价值,金融资源应该更为集中”的逻辑。而早在1914-1917年纽约金融中心的形成已经证明,发现一次大战中的欧洲国家的融资需求才是这一金融中心崛起的根本理由,而非纽约市的市政建设是否需要资金投放。

  第二,以金融产品创新实现金融资源配置优化。融资形式的多样化是融资主体多样化的必然要求。一个实例是,上海的银行间市场是大型商业银行的交易场所,而主板资本市场又是大型企业或优势企业的筹资场所。一个悖论是,长三角的江浙两省多中小企业(甚至存在大量的个体工商户),它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其显然无法从上海金融中心获得任何服务和产品便利。反观广州和深圳,如果能够建立面向全国中小企业的产权交易和融资平台,面向技术创新的创业板市场,则最具活力的实体经济部门将形成对这一市场的依赖性;如果能建立面向农村地区的标准化的土地证券交易所,则将形成城乡间金融资源的均衡化流动。这都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所迫切需要的金融中心范式。

  (二)国家战略

  金融中心建设应该着重于国家战略。这里的国家战略不是指国家需要某个城市发展,而是某个金融中心能够在国家发展中起怎样的作用。例如,香港成为“中国制造”的输出中心,同时是大陆FDI的输入中心,不是因为中国大陆需要举全国之力建设香港这一中心,而在于大陆的发展战略需要香港这一中转站。当前的国家金融战略是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发展战略是地区发展的均衡化。任何区域金融中心都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

  第一,实现人民币区域化及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渗透。即使广州和深圳无法再建新的全国性外汇交易市场,至少有必要在其中某个城市构建全国的人民币结算中心、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市场以及外资企业人民币债券市场。我们已经证明,广东省的出口顺差超过全国的40%,实体经济部门承受的汇率风险在现有外汇市场体制下无法得到有效管理,外商直接投资正在转向为对外资本输出。在广州或深圳都具有自发建立相应的汇率风险管理机制的内在需求,并成为输出资本、推动人民币区域化的唯一阵地[9] 。

  第二,实现地区结构调整。在上海着重国际金融分工的同时,广州的地缘优势决定了广州应该着力构建“内向型”的北部、西部两条金融通道,以此衔接到广州这一地缘金融中心。从近20年劳动力要素流动看,沿京广线南段(北线)和川渝两地经黔桂入广(西线)是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的主动脉。反之,自2010年起,金融资源应该沿北线和西线向上述劳动力输出地流动。因此,广州应该与湖南、湖北、河南、广西、贵州、重庆、四川等省份建立互惠金融安排[10] ,参照广交会形式建立“广州金融服务贸易交易会”,鼓励上述省份企业在广州引资,并组织金融机构向上述地带融资,建设一个区域性的非证券化的信贷资产交易市场,实现跨区域的、中外资银行间的信贷资产转让风险定价机制,以此形成金融资源的扩散。

  (三)金融创新

  金融产品创新是区域金融中心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但当前的金融中心建设除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等受特许权约束的交易机制外,金融产品处于高度雷同状态。广州和深圳应该在产品创新上走出相应的新路,真正构建具有创新能力的金融中心。一个有趣的个案是,广东省一直试图恢复期货交易所,规划中的交易品种着重于原油,这实质上等于在寻求某种特许权。问题是,在存在交易量巨大的、以美元计价的英美原油期货的基础上,结合人民币—美元外汇市场,我们可以发现,当原油期货的美元价格给定、人民币—美元汇率给定,则原油的人民币期货价格自然给定,因此我们的期货交易所将不可能具备任何价格发现功能。显然,如果中国原油期货价格偏离英美,则一定会出现相应套利交易,最后的结果是价格区域一致。因此,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论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组建自己的原油期货交易所。但是,无论广州还是深圳,都具有针对中国当前的现实需要进行金融产品创新的巨大空间。

  第一,中小企业融资的银行OTC交易中心和创业板市场。广州的银行业资源较为丰富,面向全国中小企业构建具有理财产品性质的中小企业投资基金,并组建相应的银行间场外交易市场是盘活银行信贷、推动中小企业融资的必由之路。而深圳则可以既定地发展创业板,面向高科技中小企业提供IPO平台。甚至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市场完全可以加以沟通。前期的风险投资基金利用商业银行OTC市场完成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其中相对成功的部分可以推介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这样,广州和深圳在直接投融资层面上更多地立足合作而非竞争。

  第二,土地证券交易中心。相对于长三角核心地带一市两省的高度城市化和工业化,无论广东省内还是周边省份,城乡二元化格局仍十分显著。广州市作为珠三角的中心城市,应该研究并启动如何通过金融市场推动城乡一体化和金融层面“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制度和产品安排。一个可行的思路是,首先构建面向广东省内的土地证券交易所,把农村土地收益权证券化,实现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三权分离,收益权的固定收益部分归农户,形成农户的社会保障基金个人账户来源,而浮动收益部分进入资本市场流通,实现集体土地的集约化和股份化运作。全年全省耕地面积284.4万公顷,约合4266万亩,假设其中1/10进入证券化市场,每亩资本性投入10万元,可以动员的金融资本超过2万亿元;如果这一市场可以覆盖周边省份甚至全国,则将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金融市场,既有利于农村金融投入,又有利于土地规模经营(即使不改变种植结构),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思路将推动广州成为中国真正为实体经济需要的区域金融中心,并在根本上改变全国的农村金融发展思路。

四、结论

  综上分析,本文结论如下。

  第一,区域金融中心必须立足于“中心-腹地”建设,而非把金融中心建设为金融“飞地”,因而必须立足于金融交易的集中性与金融资源配置的分散化。因此,金融中心建设在实质上必然要求对现有金融体系进行改造。

  第二,当前的金融中心建设仍主要立足于对特许权和行政审批的高度依赖,而真正的金融中心具有不依赖于行政决策的自发形成特征。市场力量推动的金融中心应该具有金融资源扩散化、风险管理和结构调整职能。

  第三,从广州和深圳的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看,有必要立足于体制增量建设,减少对特许权价值的依赖性;从国家战略出发设计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坚定不移地推进适合广东省、华南、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需要的金融创新,以此形成一个全新的金融中心建设范式。

注:

[1]腹地概念的最佳诠释是,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是由于美元、石油、上市企业具有全球性,因此其腹地实际上是全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连接了世界和中国,特别是把崛起中的中国作为其金融资源配置的基本腹地。

[2]比如,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提振内需,大型投资项目规划源出发改委,财政资金配套源出财政部,则金融机构决策亦无非源出在北京的营销。其后果是,虽然金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配置的分散化,但北京成为唯一的金融中心,其余金融中心——包括上海的银行间外汇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甚至上海和深圳的资本市场都显然受制于北京在最终流动性层面的决策。

[3]这一现象的突出表现是,无论北京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区域性经济发展规划(如海峡西岸)还是特定行业发展计划(如家电下乡、以旧换新),都会导致金融市场上相关资产价格变动——我们称之为政策概念。那么,既然存在政策概念,市场就无法真正按照企业经营风险实施定价。

[4]假设,广州市与深圳市在争取成为南方金融中心的竞争中某市获胜,可以设想的是,失利一方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向获胜方提供金融资源,而获胜一方亦无积极性向对方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其结果将变得非常讽刺:获胜方排斥另一重要城市的后果是其“南方”金融中心名不副实;而失利方亦没有从金融中心获得任何便利——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金融中心博弈的“最坏解”纳什均衡。同样的推断可适用于天津与环渤海其他城市之间、上海与江浙两省间、西南的重庆与成都之间、中部的武汉与郑州之间的金融中心争夺。

[5]这里的含义是:我们把商业银行的资金交易量计算到其法人注册地,实际上忽视了商业银行体系内部的资金转移,因此高估或低估了地区间资金流动。

[6]如中信泰富与13家金融机构签订24单外汇累积期权合约,总损失高达147亿港元。

[7]如上海的的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仍然立足于传统结构的强化。在《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中指出,“上海具有比较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现代金融体系、先进的港口基础设施、高效的航运服务体系,以及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有广泛参与全球竞争的周边经济腹地,具有加快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有利条件”。“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大力发展金融业、航运业等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使上海更好地发挥综合优势,更好地发挥带动示范作用,更好地服务长三角地区、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显然这种立足上海谈上海的金融中心发展思路器局狭隘,完全没有放在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振兴的宏大背景下思考问题。一方面,日本在2008-2009年持续的经济衰退表明,顽固坚持自身附加值优势、传统贸易所依赖的航运业和出口导向是没有前途的,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正在步日本的后尘。另一方面,上海如果立足与上海自身的比较优势,而没有立足中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战略,将回归“飞地”型金融中心,无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亦无从发挥金融中心在全国和世界分工中的作用。

[8]需要说明的是,市场经济特点的本质不在于是否存在交易量巨大的有形市场,而在于交易主体的分散化程度和价格发现形式。尽管广州和深圳不存在有形的银行间市场,但信贷转让更为活跃;虽然不存在有形的外汇市场,但短期游资更为活跃;虽然不存在有形的证券市场,但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更为活跃。上述交易是真正“市场化”的金融交易,有利于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通过金融交易完成的价格发现。

[9]显然,从地缘经济出发,在日韩等更为发达的经济体环伺的东北亚地区,中国不具备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在上海银行间市场,美元交易份额过大,人民币亦不具备超越美元的任何机会。只有在东南亚地带,人民币在投资和贸易渗透的辅助下,才可能实现区域化。当然,这仍然部分地必须借助于香港的功能。

[10]从实体经济和要素关联看,上述省份与广东具有天然的紧密合作关系,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丰裕而金融资源相对匮乏,实质上的金融合作有利于把广州建设为真正超越广东省和华南的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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