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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财税手段来缩小贫富差距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 李迅雷 [ 2010-06-08 ] 共有0条点评

内容提要:

  在贫富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具有普适性意义,如贫富差距还受到人口等其他因素的制约。更深入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方式对收入差距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较低。虽然目前政府倡导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然而,如果能下决心改革财税体制,完善二次分配,乐观估计2015年之后我国贫富差距的缩小趋势将会形成。

关键词:

  贫富差距  经济增长方式  财税体制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早在1955年,库兹涅茨(Kuznets)就提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型关系假说。他认为在收入水平较低阶段,经济增长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当收入到达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有助于分配不均等现象。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拐点尚未出现。控制贫富差距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有利于经济的增长(陆铭等,2007),因此深入研究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寻找缩小贫富差距的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 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未必成立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是0.47,在所有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说明我国面临的贫富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但这还仅仅说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更受到关注的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是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最快的,如1978年中国基尼系数只有0.3。

  根据库兹涅茨倒U型假设理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其经济增长中,收入差距长期变动的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的过程。在上世纪70-8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一般认为这个过程大约是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之间,将经历收入差距的恶化过程,之后将逐步改善。由于物价因素和美元贬值,如今,世界银行已经把倒U型左侧的拐点的出现条件,提高到人均GDP10000美元,认为当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后,收入差距不再扩大,而将经历走平道下降的过程。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是0.47,在所有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说明我国面临的贫富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但这还仅仅说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更受到关注的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是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最快的,如1978年中国基尼系数只有0.3。我国人均GDP在2010年将达到4000美元,如果今后按人民币每年升值2%,CPI每年上涨3%,GDP每年增长8%来计算,则到2017年人均GDP也将达到10000美元,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贫富差距将在7年后缩小呢。

  从国别的截面数据看,人均GDP和基尼系数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不过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仍存在很多争议。虽然它在欧洲国家的早期发展中得到了证明,但对于中美洲国家、东亚国家并不适用。如香港和新加坡的基尼系数都很高,分别为0.53和0.48,但人均GDP早已超过了20000万美元;巴西和南非的人均GDP都在2007年达到了10000美元,但2009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7和0.65,其中巴西在过去20年中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5-0.6的高位,似乎与经济增长的没有多大关系。

  对中国而言,众多的人口和较低的城市化率,都是导致基尼系数高企的原因,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问题。如果我们选取一些国家的人口与对应的基尼系数做相关性分析,发现还是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的,即人口越多,基尼系数或越大。如美国、俄罗斯、印尼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5、0.42和0.39,而瑞士、丹麦、挪威这些欧洲小国,只有0.23、0.24、0.25。如果我们算一下全球所有人口都合在一起计算基尼系数,大约是0.7左右,属于及其严重的收入差距不均。

图1:人口规模与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CIA World Facebook,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注:样本选取了美、加、日、韩、俄、澳、印尼和英、法、德及其他部分欧元区发达国家,共计21个国家

  此外,我们农村人口过多,也是导致收入差距大的主要原因,如我国城乡的基尼系数为0.34和0.37,合在一起就达到了0.47。而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过于庞大,农村人口要向城镇转移难度更大。即便未来农村人口降至一个亿,即目前的城市人口达到12亿,那么18亿亩耕地对应的劳动力是大约5000万(考虑到未来人口老龄化因素),而美国是700万农业劳动力对应29.6亿亩耕地。说明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依然过剩。

  因此,期望通过经济快速增长来缩小收入差距,似乎可信度并不大。此外,基尼系数也只是反映当年实际收入在不同收入阶层的分布情况的一种指标,而非全面、客观来评价收入差距所造成影响的指标。如美国的基尼系数虽然也在0.4这一警戒线以上,但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美国整个财政支出的50%左右(我国大约10%左右),这对于保持社会稳定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 经济增长方式决定收入差距

  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实现。据郭庆旺、贾俊雪对 1979 到200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的估算,仅为0.89%,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9.4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较低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率偏低、经济生产能力利用水平与技术效率低下和资源配置不尽合理。而我国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90.54%,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较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郭庆旺等,2005)。

  通过高储蓄率、吸引外资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高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首先,要素价格,尤其是劳动力薪酬,在很多竞争性行业被压低。据统计,当前全国7.67亿就业人口中的7亿人就业于非国有领域,其中4亿多为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和从事工业的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充裕和重工业化的加速使得劳动力薪酬水平被压低,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1990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比GDP从1990年的55.4%下降到2009年的42.8%。其次,某些垄断性质的国有行业如电力、石油、烟草等职工平均收入,2008年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到10倍。 第三,政府为了完成GDP高增长目标,更愿意增加投资性财政支出,减少福利性支出。

图2:劳动者报酬及企业营业盈余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由于各地政府都把GDP增长率作为的首要目标,故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便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手段,招商引资多以低廉的土地价格和税收优惠作为代价,超前或盲目的基础设施投资又导致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用于民生的支出比重难以提高。基础设施的大投入导致地方政府负债率的大幅度上升,使得用于民生的财政投入更少,但与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的企业却从中获益。而不少企业又由于人力成本低廉或在其他方面可获得优惠,往往能获得超额利润。这又加大了贫富差距。如我国企业中工资支出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50%的水平。

  因此,我们不难从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这一线索,推导出必将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结论。因为政府与企业、权力与资本的组合,是可以让要素投入得以持续,GDP高速增长得以保证的最佳组合;基础设施项目的高投入,带动企业进行房地产的开发,通过富裕阶层对房地产的投资,又可增加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社会财富,主要通过土地和房产作为媒介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转移,最终结果是企业、政府和少数个人的收入、储蓄和财富的增加,而大部分居民财富份额的下降,同时,由于不对地方政府进行盈利考核,其负债水平将大幅上升。

  事实上,以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大小数据还不足以反映当前的社会问题,而以财富差距来衡量不平等性或许其数据更为严峻。如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中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财富差距达到32倍,估计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飙升,目前的财富差距至少超过40倍了,而09年对应的居民收入差距大约是23倍(九三学社中央,2010)。

  因此,人均GDP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未必会使得贫富差距不再扩大,乃至缩小,而经济增长方式决定了贫富差距,所以,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应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这也是目前政府极力倡导的。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调结构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实现的,即便我国改变了政府主导的以GDP增长为目标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也难以改变以高储蓄率为特征的,以要素投入为主导的“东亚模式”。虽然从长期看,只有技术进步、提高效率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动力。但中国作为耕地、矿产等资源都相对短缺的人口大国,就业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劳动力过剩即便是在目前这样不是靠技术进步来推动的增长模式下还无法避免,未来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劳动力闲置现象将更加明显,这是单纯靠技术进步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 财税改革对缩小贫富差距意义重大

  除了经济增长方式、人口等因素外,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还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非市场因素,例如市场法制法规不健全、分配政策的缺位等;另一类是市场因素,不同人力资本存量的个人会得到不同的收入。而对于后者而言,通过社会财政支出向穷人进行更多地人力资本投资,也会成为一种可行的方式,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制度安排可以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一种方式(张车伟,2006)。

  从人类发展史上看,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实现国强民富的案例。中国曾经在历史上GDP总量占全球的33%,但同时却是贫富差距巨大而导致社会动乱。因此,如何通过收入合理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应该是比较有效的途径。而中共十七大也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与十六大“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相比,更体现了对于“公平”的关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比重,而目前出现的“民工荒”,未必是所谓“刘易斯拐点”,实质上是对“薪酬”过低的纠正。但随着若干年后因各地盲目投资所造成的地方债务问题凸显,地方政府融投资能力将减弱,劳动力供过于求又将成为常态,期望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要缩小贫富差距,只能是非常长期的目标。

  但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方面,调整的余地还是非常大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财政收入方面最大调整余地是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制改革;将所有的政府收入都纳入到预算内管理。第二、财政支出方面是规范政府的支出行为。从目前的所得税征收情况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2007年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7%,占GDP的比重为1.3%,而日本对应的比重为29.4%和2.7%,美国为45.3%和8.5%。

图3:各国所得税占GDP及政府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CEIC,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占收入比重只有2%左右,其中工薪阶层税收占个人所得税总额比重约在65%左右。而在美国,年收入11.3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者占美国纳税人的10%,他们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总额的71.22%。因此,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对富人进行有效征税,这是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尽管我们目前的累进税率并不低。因此,今后个人所得税制的课税模式应以综合税为主、分类税为辅的混合所得税模式。这就需要尽快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可以界定个人财产来源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将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还可使税务部门加强对财产税、遗产税等税源控制。此外,在优化税率结构、.改革征管体制、改善征管手段等方面均可作相应的调整。

  但从酝酿税制改革,到人大通过,估计得有三年时间左右,而推行之后要形成有效的税种,估计也得有两年以上时间。故乐观来看,五年后新个税制度将对缩小贫富差距起到作用。但如果不改革现行制度,则贫富差距将出现加速扩大趋势。

  而其他税收方面,一方面可以设立房产税、今后考虑物业税等税种,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则可以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消减房地产泡沫。此外,还可以征税资本利得税,对在如买卖股票、债券、贵金属和房地产等所获得的收益征税利得税,以利于抑制暴利阶层的财富膨胀。如前所述,中国居民的财富差距要大于收入差距,目前居民住宅的总市值估计超过100万亿,达到GDP的三倍,是目前贫富差距过大的最主要特征。因此,未来五年内房地产泡沫的消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在财政支出结构方面,只有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那么,直接用于民生的支出比重就会增加,这对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缩小实际收入差距是非常有效的。目前,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产生的间接负债规模日益扩大,估计两年后要继续维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增长已经十分困难,这也会促使地方政府角色转型的速度。此外,2015年将是我国人口红利的拐点,这客观上也要求政府不能再利用人口红利来降低用于民生的支出比重。我国目前地方政府用于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离中央政府的要求还有距离,如在保障性住房的投入方面明显低于中央政府下达的目标,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考评机制。

四 结论

  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充足。然而,GDP和民生之间的矛盾还未得到有效解决。虽然经济增长方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人口因素等其他国情也会持续产生影响,但政府社会性支出不足也是其中一大因素。与国际项目相同,中国目前对贫困人口的救助体系具有较好的效率,而提高社会性支出、设计更好的救助方式还会进一步避免贫富差距对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都阳等,2007)。此外,除了通过税收减小贫富差距,政府还可以增加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等方面的投入,缩小人力资本存量的差距,从而进一步缩小实际收入差距。

  因此,虽然中国更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很难在短期内改变,政府调结构的目标也难以马上实现,但只要有效实施财税体制改革,那么乐观估计,2015年之后我国贫富差距的缩小趋势将会形成。

参考文献: 

陆铭、陈钊,2005:《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经济研究》第12期。

尹恒、龚六堂、邹恒甫,2005:《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回到库兹涅茨假说》,《经济研究》第4期。

郭庆旺、贾俊雪,2005:《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第6期。

张车伟,2006:《人力资本回报率变化与收入差距:“马太效应”及其政策含义》,《经济研究》第12期。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增长失衡与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性支出角度的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

都阳、Alberg Park,2007:《中国的城市贫困:社会救助及其效应》,《经济研究》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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