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四十人论坛——中国金融中坚智库
主页 >学术交流 >密报 >清末民初银本位下的汇率浮动
字体大小[] [] []
清末民初银本位下的汇率浮动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研究员 王信 [ 2010-09-02 ] 共有0条点评

  摘要:清末民初,银本位下的中国货币对大多数金本位国家的货币汇率自由浮动。浮动汇率并非影响中国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的主要因素:在汇率大体持续贬值情况下,中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大;汇率贬值有利于刺激外商直接投资和侨汇流入,弥补贸易逆差。关键问题是中国货币状况乃至整体经济活动受制于白银数量,容易大起大落。当前中国虽处于信用货币制度下,但汇率弹性有待提高,同样对货币调控造成较大制约。我国汇率浮动早已有之,不必过于担心,目前中国完全具备主动加快汇率改革的条件。

  早在1870年代初到1930年代中期,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本币对其它货币汇率自由浮动的大国。对此,学术界并未引起足够关注。深入了解清末民初我国货币制度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对当前我国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有重要启示。

一、清末民初中国的货币制度

  16世纪初到1935年,普遍认为中国处于银本位制下。白银是价值尺度、流通和支付手段,可跨境自由流动。1870年后,其它国家纷纷实行金本位制,本币对黄金完全自由兑换,维持固定比价,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也是固定的。但中国独行银本位,国际金银比价波动较大,导致中国货币对其它主要货币自由浮动,大体呈贬值之势。

  我国特立独行,长期实行银本位制。1520年代,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明清几百年间,作为货币的银两、铜钱并用,大抵大额交易用银两,小额交易用铜钱。银、铜之间无固定比价,各自随行就市。19世纪下半叶后,各国纷纷实行金本位, [1]到20世纪初,主要国家中只有中国实行银本位制。

  1895年之后多年,有关中国货币本位选择的议论和呼声就未停息。清朝一些驻外使节建议改用金本位,康有为在1910年也力主这样做。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等在华部分外国人主张施行金汇兑本位制,即以黄金为货币单位,国内流通以银币为主,维持一定金银比价。在通商大埠置备信用借贷款,以便出售金汇票。由于他们鼓吹请外国人来管理,暗存控制中国货币权的野心,因而遭到国人的强烈反对。1903年,清政府曾请美国考虑通过国际合作,稳定中国对金本位国家的汇率。美政府指派一个委员会对此进行研究,并与欧洲国家商讨。该委员会建议,中国应逐步实行金本位(阿瑟.杨格 1981)。

  然而,在长约半个世纪里,中国仍独自游离于国际金本位制之外,原因可能主要有几方面:首先,中国长期很少以黄金为货币,清政府对金本位概念模糊,许多官员力主维持银本位制,如晚清重臣张之洞曾坚决反对金本位。

  其次,中国货币使用非常复杂、混乱,极难统一。清朝之初100年多用银块,以两计算。后多达几十种外国银元流入,成为中国的流通货币。清末几十年,中国自铸银元,但银两一直通行。各地银币的名称、形式、成色甚至度量单位五花八门。1898年,以银两、银币为基础的银行兑换券开始发行。总之,各种货币形态并存,以银币为主。[2] 直到1910年,清政府才颁布《币制条例》,以银为本位,以元为货币单位,建立统一铸造、发行和管理货币的体制(张国辉 2003)。

  再次,清末民初社会常年动荡,中央政权摇摇欲坠,无暇、无力改革币制。南京政府建立后,国内形势相对平静,但也内忧外患,日本侵略迫在眉睫。1928年,全国财政会议提出统一货币,废除银两、实行银元,最终采用金本位。但由于担心市场出现不信任情绪和投机浪潮,会议并无币制改革的具体建议。

  最后,金本位制因国际环境急剧变化而走向崩溃。1914年“一战”爆发,一些欧洲国家被迫退出金本位,后虽重新加入,但金本位的基础已经动摇。国际经济大萧条后,严格的金本位成为历史,这必然对中国的币制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汇率显著波动,总体呈贬值之势。中国独行银本位,其货币汇率变动主要受国际金银比价影响,与自身国际收支的关系很小。中国既不是白银生产大国,也不是消费大国,无法影响国际银价,只能被动接受。1870年代以前,世界金银比价基本保持在1:16左右的水平,中国对外汇率也较为稳定。

  1873年代以后,世界大部分国家采用金本位制,大量抛售白银,加之白银产量上升,20年内以黄金表示的银价约下跌了一半。到1930年代初,中国银币对黄金及盯住黄金的美元、英镑大体持续下跌(图1、图2)。当然也有例外。19世纪末到“一战”前,银价在一定幅度内上下波动。“一战”期间,由于各国用银大增,产银国限制白银出口,导致银价暴涨。1933-35年,受英、日、美等国退出金本位、本币贬值,美国实行白银收购政策、提高收购价格的影响,白银和中国汇率又大幅升值。[3] 从汇率波幅来看,1873-1932年,即使在较平稳年份,波幅一般也在10%左右,大时超过25%。1935年11月中国改革币制、废除银本位后, [4]新发行的法币在制度上未盯住任一外币,但对英镑、美元汇率基本保持稳定。1870年代以来中国货币汇率首次出现稳定,这种状况一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改变。

  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在银本位下,中国货币自由兑换,跨境流动几乎不受限制。从国内将白银运到纽约或伦敦,运输和利息成本不到2-3%。19世纪末以后,外资银行、企业利用不平等条约下的超国民待遇,大举进入中国。它们对内外市场变动极为敏感,在跨境资本流动中扮演关键角色。1935年币制改革前,外国顾问曾建议对资本流动进行一定限制,但当时政府并未采纳。直到1938年,因抗战爆发后外汇短缺,才不得不实行外汇管制。

  在资本自由流动情况下,一旦国际市场银价变动,中国银币对外汇价就会调整。图2显示,中国一关两(海关计值、征税所用银两称量单位)银合美元汇率指数与纽约银价指数几乎完全吻合,说明资本自由流动,国内外白银市场融合程度高。1934年10月以后,中国通过征税抑制白银出口,银本位制名存实亡,中国汇率与国外银价才有所偏离。此外,中国存在大量与进出口支付无关的白银流动,也可说明跨境金融交易的便利性。在国内外物价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白银国内外实际购买力不同的情况下,白银往往大量跨境流动。1890-1936年,尽管中国外贸持续大额逆差,但中国不但未对外净支付白银,反而净输入白银4.66亿关两(郑友揆 1984)。

  国内外汇市场较为活跃。货币自由兑换和跨境流动,推动外汇市场发展。上海曾是全国资金的集散地和远东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流向国外的资金大多先汇集上海,外国资金也先经上海再流向国内其它地区。外汇市场之活跃,在远东首屈一指。国际贸易相关的汇兑、巨额外债流入和还本付息、外商在华投资、华侨汇款等相关外汇业务,大多在上海完成。外汇交易在银行柜台上或通过电话等场外形式进行,既有现货交易,也有远期交易,还可进行套汇。在1935年前,外汇市场还与黄金、白银市场相结合,三者可套做。上海的市场与伦敦、纽约、东京等地市场密切联系,成为国际资金流动的重要场所(洪葭管 2007)。

二、清末民初货币制度对经济的影响

  1870年到“一战”前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时期,各国普遍实行金本位,相互间汇率保持稳定,有利于促进对外经济的发展。中国独行银本位,汇率波动大,增加对外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但浮动汇率并非影响中国经济和国际收支的主要原因,而银本位下货币供应完全受制于白银数量,是国内经济大起大落的根源。

  汇率浮动并非影响外贸的主要因素。不可否认,中国货币汇率波动,将增加外贸企业的汇率风险。早在16-18世纪,中国在亚洲乃至全球贸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贸易持续顺差,美洲白银经欧洲和亚洲其它国家大量流入,白银成为联结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贸易圈、以及亚洲与世界其它地区的纽带(滨下武志 2009)。亚洲其它经济体步欧美各国后尘采用金本位后,[5] 中国游离于金本位圈之外,对其在亚洲及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难免造成较大冲击。

  然而,中国汇率浮动与外贸形势并不存在简单的关系,甚至与理论预测的相反。国际银价下跌,中国货币对外贬值,理论上有利于刺激出口、抑制进口,缓解贸易逆差较大问题。 [6]1870年代初到1930年年代初大部分时期内,中国银币呈明显贬值趋势,但1870年到19世纪末中国进口、出口几乎同步小幅增长;20世纪前30年,进口增速则明显快于出口,外贸逆差不断扩大。1901-14年,贸易逆差年平均约1300万关两,1921-28年、1929-31年以及1932-36年,年均贸易逆差分别增至近2200、4000万和3400多万关两。而在1914-18年和1932-35年中国货币升值期间,外贸逆差并未恶化,而是有明显改善(图3)。

  显然,汇率并非影响外贸的主要因素,其他因素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一是国内外社会经济状况是基础。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四分五裂,常年战乱,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各种经济金融制度不健全,劳动力素质低,国内资本缺乏,加上不平等条约下外国势力的挤压,中国工业化步履维艰,生产、供给能力弱。大量日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依靠进口,中国贸易逆差增大实属必然。而在“一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他顾,中国民族工业获得难得的喘息空间,生产和出口能力增强,贸易逆差得以减少。

  国内外经济的周期性变化也直接影响中国外贸。1873年欧洲大陆、北美先后爆发经济危机,1929-31年发达国家普遍饱受大萧条之苦,尽管两个时期中国货币对外贬值,但由于外需不振,出口增长极为缓慢,甚至出现出口量下降。在全球大萧条时期,中国未受影响,经济景气较高,尽管本币贬值,但进口量仍维持较高水平。1932年后,中国货币升值,但由于国内经济已开始陷入衰退,内需下降,进口不增反降。

  二是国内外一般物价水平变动对进出口有较大影响。名义汇率固然重要,但考虑物价后的实际汇率更为关键。图4显示,如用最有代表性的米价来说明中国物价水平,1902年与1851-60年的平均水平相比,银币名义汇率贬值与白银国内购买力的下跌幅度是一样的,亦即以银币标价的国内物价上涨相应幅度。1929-31年,银价下跌一半,国内物价上涨了四分之一。上述时期,中国实际汇率贬值的幅度比名义汇率小得多,难以促进净出口增长。

  国外物价对中国出口也有直接影响。1929-31年,中国汇率急剧贬值,随后1932-35年又大幅升值,但以外币表示的中国出口价格与国外一般商品价格指数同向变化,我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强弱难以显示出来。两个时期内,汇率升贬都没有导致预想的出口变动结果(表1)。[7]

  三是自然灾害、进口关税提高等因素对外贸也产生较大影响。如,1931年特大洪水,对广大地区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出口造成严重冲击。关税是影响进口的关键因素之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平均进口关税从未达到5%,外国商品可长驱直入。1928年,国民政府重掌关税自主权。为增加财政收入、保护脆弱的民族工业,1930年代上半期,经几次调整,进口关税平均税率从4.1%提高到35.3%,对进口形成极大抑制。从分项商品情况看,进口税率越高,商品进口降幅越大(郑友揆 1984)。尽管1933-35年银币汇率升值、进口商品价格下降,但中国进口量不增反降,进口税率提高是重要原因之一(表1)。

  四是当时中国进出口商品生产、消费的特点,使汇率变动的价格信号受到较大削弱。从出口来看,我国农产品、丝织品等出口商品的生产主要由分散的个体劳动者完成,他们缺乏组织,对国际市场很陌生。而出口业务则由在华洋行进行,即使银币贬值,它们也能够用与过去几乎同样的银两收购出口商品,而不是提高收购价格。这不利于刺激出口品生产的扩大(郑友揆 1984)。从进口品来看,日用消费品占很大比重,其国内计价多用铜钱。在国际市场白银对金、铜贬值的情况下,国内银贱钱贵,导致进口商品以白银衡量的价格上升,但以铜钱衡量的价格上涨较慢,削弱了银币汇率贬值对进口的抑制作用(管汉晖 2008)。

表1  1926-36年中国白银价格、汇率变动和进出口

 

年份

白银价格指数

汇率指数

进口商品物价指数

商品批发价格指数

国外物价指数

出口数量指数

进口数量指数

1926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27

90.9

91.0

107.3

104.4

96.0

98.9

82.3

1928

93.8

95.0

102.6

101.7

95.7

107.4

100.7

1929

85.4

85.9

107.7

104.5

93.1

108.4

107.2

1930

61.7

59.5

126.7

114.8

81.4

94.6

98.2

1931

46.5

45.0

150.2

126.7

69.7

92.0

99.1

1932

45.2

55.8

140.2

112.4

66.9

69.9

81.3

1933

56.1

62.7

132.3

103.8

67.5

82.9

79.1

1934

77.4

73.5

132.1

97.1

73.0

83.1

64.4

1935

103.5

82.0

128.4

96.4

75.9

82.4

59.6

1936

72.8

65.0

141.7

108.5

78.5

81.7

55.0

 

资料来源:根据郑友揆(1984)第93页、久保亨(2004)第201页的资料整理。

  汇率贬值增大外债偿还压力,不得不通过“关金”制度来缓解。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对外贸易一改过去约300年持续大额顺差局面,出现较大逆差,不得不筹借大量外债。外债主要以黄金或盯住黄金的英镑、美元计价,银价下跌导致中国偿债负担加重,即出现“磅亏”。1877年银价下跌之初,左宗棠向汇丰银行的借款偿付就出现“磅亏”。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外债不多,期限较短,“磅亏”不明显。后由于战争赔款急剧增加,中国被迫背负沉重的外债。1914年,中国利用外资余额16.1亿美元,其中20.5%是清廷的政治借款,33%是铁路投资借款(雷麦 1959)。1927-37年,中国每年需偿还外债本息约合4000万美元,大部分用英镑支付。由于汇率波动剧烈,1英镑兑11-20中国元不等,因而每年偿还外债8000万到1.6亿元之间,约占中国财政支出的3-10%。以1928年为例,从下半年起一年内,银币汇率下跌了15%,导致该年偿还外债多付出1500万元(阿瑟.杨格 1981)。对此,1930年国民政府决定实行“关金”制度,即不再以白银而是以黄金计征进口关税。政府重要收入和外债偿付都用同种货币,磅亏问题得以缓解。

  汇率贬值刺激外国投资和侨汇流入,弥补贸易逆差。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低、资源丰富,对资金极度渴求,加上不平等条约带来的“超国民待遇”,外商蜂拥来华进行直接投资。这也是国外列强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重要表现形式。1903年,外国在华新企业投资2700万关两,1912、1913年以及1920-28年的平均数都是1亿关两左右。1910年后,外商直接投资是外资流入中国的重要形式。根据雷麦(1959)的研究,1914年,中国利用外资余额为16.1亿美元,其中FDI占66.3%。1931年,外国在华投资达32.4亿美元。1930年、1936年,FDI占外资流入的比重分别升到72.9%和80.5%(吴承明 1955)。

  国际银价连带中国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1929、1930年,由于中国经济景气,加之银价下跌使外币可换取更多本币,外国在华新企业投资分别达1.13亿、1.35亿关两。1931后,随着中国汇率提高、经济急剧下滑,外国在华新企业投资大幅下降,1931、1932年分别只有2850、3850万关两(郑友揆 1984)。总体来看,20世纪前30年,银价贬值时候居多,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这导致外资对中国产业的控制越来越强,但短期内,稳定性较强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有助于有效弥补中国巨额贸易逆差。

  华侨汇款是弥补贸易失衡的另一重要资金来源。19世纪下半叶,中国持续不断地向东南亚、美洲和其它地区移民,跨国侨汇网络逐步形成。华侨汇款对银价及汇率变动较敏感。银价下跌、中国汇率贬值,刺激汇款增加。1929-31年,汇款从1928年的1.67亿关两增至1932年的2.32亿关两。银价上涨后,1934年侨汇降至1.6亿关两(郑友揆 1984)。

  国内货币状况受制于白银,是经济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在银本位下,中国货币供给无法灵活调节,完全受制于白银数量,无所谓自主的货币政策。白银自由流动,使国内货币状况更易受外界影响,更加不可捉摸。白银流入增多,国内货币供应上升,经济趋于活跃甚至可能过热;白银大量流出,货币供应萎缩,经济将陷入停滞和萧条。

  1929-31年,全球经济大萧条,银本位下的中国得以幸免。大萧条爆发后,金本位国家物价急剧下跌,白银国际价格随之跌落。中国银价相对较高,吸引白银大量流入,扩大了货币供应。1921-28年,白银净流入年均5655万关两,1929-31年年均净流入升到7276万关两(郑友揆 1984)。同时,中国汇率随银价下跌而贬值,加之进口税率提高,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升。1929-31年,其它国家物价普遍下跌三分之一,中国以银币计算的物价上涨了25%。银根松动和国内物价上涨,刺激了中国经济增长。

  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英国退出金本位,英镑贬值。随后,日本、印度等国纷纷退出金本位并允许本币贬值。中国银币对其它国家货币显著升值,通缩压力增加。1934年6月,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国际银价提高,中国汇率进一步升值,出现白银流出。罗斯福总统为了取悦白银产区国会议员、使之支持新政有关法案而采取的措施,对万里之外的中国造成致命打击。中国民众、中外资企业担心政府会让中国货币贬值或禁止白银出口,纷纷抛售国内资产,购买白银和外汇。国内外汇需求急剧上升,以外币计算的上海银价低于国际价格(汪熙 1999),白银大量流出。1932-36年,白银极为罕见地净流出7581万关两。对国内外价格异常敏感的在华外资银行大量把白银汇出境外,其白银库存的下降比中资银行快得多。1934年10月对白银出口征税,但白银通过各种渠道流出仍有利可图。据估计,1934-36年,白银走私出口超过1.88亿关两(杨格 1931)。受此影响,货币供应收紧,出现通货紧缩、资产价格下跌、银行信贷急剧减少等问题,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萧条。可见,国内经济景气受白银多寡影响很大,政府往往无能为力。

三、结论性评述

  1870年代到1930年代初,金本位几乎通行世界,而中国一直实行银本位。其它主要国家货币均与黄金挂钩,相互间汇率固定,中国则受国际金银比价变动影响,对其它货币汇率浮动。中国可能是世界近代史上汇率最早浮动的大国。这使1929年中国经济免受黄金经济圈大萧条的冲击。但本质上,中国货币供应乃至整体经济活动受白银支配,容易大起大落。中国独特的案例,为深入研究货币本位、汇率浮动对经济的影响,提供了绝好的素材和启示。

  一是旧的货币制度可能久拖未决,最终带来较大冲击。中国长期游离于黄金经济圈外,对外经济发展面临不确定性,难以更多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尽管多年来币制改革呼声不绝,但从未付诸实施,可能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期银铜并用,各地货币繁杂多样,朝野上下对币制问题有模糊甚至错误认识等。更重要的是,清末民初社会剧烈动荡,中央政府地位脆弱,根本无力进行难度较大的币制改革,导致脱离国际主流的货币制度一拖再拖。

  只有到1935年资本大量外逃、经济陷入萧条后,政府才下决心脱离银本位,进行法币改革。这与不少国家的情况惊人地相似。1931年后英镑、日元、美元等退出金本位,1997年泰国退出事实上的盯住汇率制、2002年阿根廷放弃货币局制度等,均是在经济金融出现较大问题后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在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抗风险能力较强时,顺应国际潮流,主动稳妥地推进币制改革,情况会好得多。

  二是浮动汇率并不必然对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从对外贸的影响看,清末民初中国汇率浮动,增加了进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但通过合理利用外汇市场,它们一定程度上可规避风险。汇率因国际银价下跌趋于贬值,理论上有利于刺激净出口,但现实并非如此。国内外经济增长、物价、关税、外贸生产组织方式等因素都影响进出口,不能夸大汇率对外贸的作用。

  在资本项目下,汇率持续贬值加大了中国外债负担。海关关税以黄金计征后,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此问题。汇率贬值还刺激侨汇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弥补贸易逆差。总体来看,中国银本位下汇率持续波动,并未导致大的国际收支问题。

  三是货币调控自主性至关重要。中国经济确因银价下跌免受黄金经济圈大萧条的冲击,但也饱受国际银价上升、白银外逃导致的经济萧条之苦。凡实行贵金属本位的国家,都无自主的货币调控可言,可能出现经济大幅波动问题。在20世纪,国际主流的货币制度从金本位走向金汇兑本位,再到信用货币制, [8]各国有可能灵活调控货币,熨平经济波动,这是历史的进步(但信用货币制的缺点是政府可能滥发货币,引发通胀)。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如果资本自由流动而汇率固定,一国同样无法掌握货币调控自主权。

  当前我国许多情况与清末民初有很大甚至根本不同,不可简单类比。但在货币制度选择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上,有值得关注的相似性。首先,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时有反复,走过较长历程。1949年后,我国长期实行单一盯住或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9]1994年、2005年,我国两次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社会各界对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提高争论不断,慎之又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恶化,都使人民币重归高度稳定。过去20年,浮动汇率制已成为国际主流, [10]而我国汇率走向浮动可能还需要相当一段时期。

  其次,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和升值,对国际收支和经济整体并未产生较大负面影响。1994、2005年后人民币逐步升值,中国外贸顺差反而扩大,经济继续较快增长。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对汇率波动的承受力,远远超过预期。与清末民初的情形类似,汇率并非影响外贸的主要因素。近年来短期资本流入较多,恶化国际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弹性较小、升值预期较强有关。长远来看,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抑制短期套利资本流入,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再次,货币调控受到严重制约,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在外汇大量净流入情况下,央行为维持汇率稳定,不得不被动购汇,同时对冲增发的货币。但货币信贷扩张压力仍较大,可能助长通胀、资产泡沫,经济面临大起大落风险。对我国这样的大国经济而言,过于强调汇率稳定而牺牲货币调控自主性,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从历史经验看,我国汇率浮动早已有之,对此不必过于恐惧。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远胜于昔,抗风险能力强,完全具备主动加快汇率机制改革的条件。以史为鉴,有助于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注:

[1] 1821年英国率先实行金本位制,许多国家纷纷跟进,德国于1873年、美国于1879年加入后,国际金本位制真正形成。

[2]清末中国货币总量约21亿元或15亿两,其中银币占61.9%(外国银元占货币总量的23.8%),铜币24.9%,纸币13.3%(彭信威 1987)。

[3]例如,1933年3月到1934年2月,美元贬值了39.2%,纽约白银价格急剧上涨64.5%,中国元对美元汇率升值了66%。

[4]法币改革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后,白银由国家收购、退出流通,中央银行和政府完全控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法币成为法定货币。三家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稳定法币价格。由于事前准备充分,法币汇率合理,货币发行基础雄厚,币制改革取得成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5] 例如,日本1898年实行金本位;印度1893年停止铸造银币,1899年采用金汇兑本位;菲律宾1903年实行金汇兑本位。

[6]中国银币贬值,确实提高了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一些英国棉布出口商为了低价促销保住中国市场,在棉布质量上做手脚,曾引起上海总商会的抗议(滨下武志 2006)。

[7]进口税率提高后,走私进口增加。据估计(郑友揆 1984),1932年走私进口占官方统计进口额的2%,1935年该比例跃升至23%。但即使如此,这一时期中国的进口量也是明显下降。

[8]1930年代初到“二战”期间,各国纷纷退出贵金属本位。“二战”后到1970年代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许多国家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美元与黄金自由兑换,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黄金仍是最终清偿手段。这同样不可持续,最终走向信用货币制。

[9]1991-93年,官方汇率曾有小幅缓慢调整,而各地外汇调剂市场的汇率已放开。由于调剂市场分割,一地一价,当时我国并不存在统一的浮动汇率。

[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各种货币汇率实际波动情况进行分类,1990年采用自由浮动、管理浮动的基金成员只占20%,2007年该比率提高到42%左右。期间,采用软盯住、硬盯住汇率制度的成员比率显著下降。

参考文献

阿瑟.杨格,1981,《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92-293页。

滨下武志,2006,《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高淑娟、孙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98页。

滨下武志,2009,《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68页。

管汉晖,2008,“浮动本位兑换、双重汇率与中国经济:1870-1900,”《经济研究》,第8期。

洪葭管,2008,《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年)》,李飞等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第145-146页。

雷麦,1959,《外人在华投资》,蒋学楷、赵康节译,商务印书馆。

彭信威,1987,《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三版,第889页。

汪熙,1999,《求索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97页。

吴承明,1955,《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

杨端六,2007,《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

张国辉,2003,《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清鸦片战争时期至清末时期(1840-1911年)》,李飞等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

郑友揆,1984,《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图1  1840年-1924年国际金银比价

 

资料来源:杨端六(2007),第278页。

图2  1890-1936年中国的汇率和国外银价指数*(1926年=100)

 

注:关两与美元兑换率来自中国海关贸易报告,国外银价为纽约市场上每盎司纯银价格。

资料来源:郑友揆(1984),第342页。
 
图3  1864-1936年中国的进出口值(亿关两)

 

资料来源:郑友揆(1984),第334页。

图4  清末银两对内、对外价值比较*

 

* 注:1851-1860年=100,指数走低表示中国银币对英国货币贬值,银币在国内对大米购买力下降.

资料来源:彭信威(1987),第861-862页。


[打印]
[发送给朋友]
[放入收藏夹]
[复制地址]
相关点评 (共 0 条) 更多点评>>
我也说两句:[所发表的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 更多点评>>

字数少于500
用户名: 密码: 匿名
高级
最新文章
近期金融数据包含了... [ 张 涛 ]
“去杠杆”之后 [ 伍戈 等 ]
中小银行风险处置无... [ 刘晓春 ]
让历史照亮未来 [ 高善文 ]
区块链在金融领域应... [ 张志军 ]
预见经济:11月 [ 伍戈 ]
经济周期消失了?... [ 徐奇渊 ]
把握绿色发展机遇 ... [ Adair Turner ]
最热文章
对冲之策 [ 伍戈 ]
经济周期消失了?... [ 徐奇渊 ]
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 [ 陆磊 ]
经济快速企稳回升,... [ 张 涛 ]
三个角度谈影子银行... [ 伍戈 ]
中小银行风险处置无... [ 刘晓春 ]
中国股市要迎来第三... [ 钟伟 ]
中小银行风险处置无... [ 刘晓春 ]

版权所有:北京四十人论坛顾问有限公司 秘书处电话(010-58297189)

联系我们: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208室 010-58297189   邮箱:cf40@1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