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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币汇率几个问题的看法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研究员 王信 [ 2010-10-14 ] 共有0条点评

  当前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压力来势汹汹,我们既要据理力争,又要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在深入分析影响汇率决策因素的基础上,加快汇率制度改革和相关政策调整,以利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不可避免

  汇率直接影响国际贸易和国内相关产业,对跨国投资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汇率政策是一国货币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造成部分,必然是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的焦点问题之一。树欲静而风不止,汇率问题去政治化只能是美好愿望。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出口国和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必然成为国际压力的焦点。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对美出现大量贸易顺差,尽管两国是盟友,但美国极力施压,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允许日元升值。目前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更大、两国意识形态不同,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将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压力的产生有经济因素,更是政治考虑。美国基本上是精英治国,经济主管部门不会不知道单靠汇率变动难以增加美国出口和就业。过去美国对日施压时,这一道理就已经很明白。最近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疑虑增加,越来越担心本国的全球地位受到削弱,更相信中国将占主导地位。美国政客很容易就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大做文章。2010年10月第一周左右时间内,至少有29名国会议员候选人在竞选广告中指责竞争对手对中国过于宽容。美中贸易委员会前会长Robert Kapp指出,尽管两国关系也曾出现非常紧张的情况,但中国从未象现在这样容易成为美国政客的“出气包”。美国行政部门曾担心公开压中国会适得其反,因而采取幕后外交,但由于奥巴马政府民意支持率不断下滑,面对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奥巴马也要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采取更强硬态度。

  美国还利用多边机制向中国施压。10月9日,在华盛顿召开的7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就中国等新兴经常项目盈余国家应允许货币汇率变动达成一致,对日本干预日元汇率则轻描淡写,七国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形成包围圈。美国还成功地使人民币汇率成为IMF年会的中心议题之一。IMF总裁卡恩力推“系统性稳定倡议”,IMF拟组织主要成员国就汇率问题和相关经济政策举行会谈,并加强对成员国汇率政策的年度审查。所谓“货币战争”风雨欲来,中国成为众矢之的。围绕人民币汇率是否作为11月召开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各国还将激烈交锋。

二、国际压力愈演愈烈,我国处于不利境地

  目前我国在汇率问题上面临两难,如不能妥善处理,国家整体利益将受到损害。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首先,中国是大国,很难因国际压力而让步、妥协,这可能反而延缓对自己有利的汇率机制改革。如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反弹,国际压力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短期资本流入加剧,货币调控将面临更大难度,加大通胀和资产泡沫压力。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也缺乏必要的推动力。

  其次,如果我在国际压力明显增大时相机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其它时候动作较小,汇率不一定反映经济基本面和外汇市场的变化,将影响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严肃性和公信力,也会使国际势力变本加厉地压人民币升值。

  第三,尽管我国国力已有很大增强,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经济政策,但为了避免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爆发全面货币战、贸易战,损害我整体利益,我国若不在汇率问题上让步,就可能被迫在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增加进口等方面采取措施。对于允许人民币更快升值和做出其它让步之间的利弊,需要综合深入分析。

  第四,中美如果因汇率问题长期对立,就会强化两国民众对对方的敌意,对本国政府采取灵活政策构成制约。两国关系将变得更为复杂,不利于中美协商解决重大的双边和国际问题。

  第五,可能损害我负责任大国形象,影响我在国际上发挥更大影响力。近期,日本、韩国、巴西等国都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防止本币过快升值,印度央行行长也声称必要时将进行外汇市场干预。这一方面可能改变我在汇率问题上较为孤立的局面,但另一方面,有关国家可能强调在人民币不升值的情况下,其市场干预是无奈之举,把我国推到风口浪尖。我国可能被认为是国际经济再平衡的主要障碍,影响我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利于我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国内存在若干影响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因素

  目前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已渐成共识,但对人民币升值则意见纷纭。仅从经济角度看汇率已经不够,需深入分析可能影响人民币汇率决策的各种复杂因素。

  一是出口行业和相关部门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和就业造成较大打击。各国出口行业抵制本币升值是普遍现象。上世纪60-80年代,出口扩张在日本、西德高速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出口部门在本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中曾居主导地位,往往强烈反对本币升值。 [1]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外贸部门、外贸发达的沿海地区对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它们及外贸主管部门在汇率决策中有很大话语权。一些人士认为,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及相关就业将造成致命打击,这不可避免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决策更趋谨慎。

  二是许多政府官员担心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产生较大影响。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作为重中之重。政府官员任期有限,地区经济增长和“保一方平安”是其政绩考核的重要参考。尽管中央提出扩大内需,减少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依赖,但由于这些政策发挥作用尚需时日,出口产业发达地区往往不愿本币升值而影响近期的生产和出口。有关日元升值是造成日本长期经济停滞罪魁祸首的说法还很有市场,影响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对人民币汇率的看法。

  三是一些部门可能担心人民币升值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如一些人士担心,尽管我国金融机构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或负债比例较小,但由于我国外汇市场不发达,金融机构应对汇率波动的能力弱,可能面临风险。同时,一旦本币升值对制造业和出口部门造成冲击,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就会增加,影响金融稳定。

  四是公众反对升值的情绪可能制约科学决策。货币汇率问题专业性强,公众往往凭直感做出判断。日本上世纪70、80年代在美国压力下被迫让日元升值,都激起本国公众和媒体的强烈反对,对决策者构成很大压力。如1977年,对国际货币问题较开明的福田首相也坚持必须控制日元升值。[2] 我国有关汇率问题的研究、宣传、解释还很不够,公众往往有模糊甚至错误认识。如,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大量工厂倒闭和失业;人民币相对其它货币已有较大升值,何来汇率失调;西方向我施压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凡是西方鼓吹的就不能接受,等等。过去我国受欺压的记忆加上当今经济快速崛起的欢欣鼓舞相交织,容易使许多人产生民族主义情绪,激烈地反对人民币升值。

  五是汇率决策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国内部分群体出于种种考虑,对人民币升值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对此在决策中都应充分考虑。但目前我国缺乏较为超脱的部门,能对汇率问题做全面、深入的分析,在综合各方意见基础上,提出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政策建议。重要经济决策往往以各方达成共识为基础,但汇率变动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必然有差异,面对分歧只好维持现状。同时,人民币升值的受损者容易夸大升值的负面影响以获得政府更多救助,而升值的受益者可能保持沉默,就会给决策者不尽真实的印象,使决策产生偏差。

  六是央行自主性不足。作为汇率问题最重要的相关部门之一,央行较早就关注人民币汇率机制对宏观调控和国民经济稳定的影响,一直积极推动汇率机制改革。但由于央行缺乏足够的自主性,且央行货币政策目标还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支持经济金融改革等,因而在汇率因素可能影响物价稳定目标时,汇率难以作为价格手段而发挥作用。同时,央行(全社会)为维持现行汇率机制而支付的高昂成本未能得到及时讨论和应对,如巨额外汇储备因汇率变动可能出现的账面或实际损失、对冲资本流入的成本、央行资产负债货币错配对其财务状况和货币调控能力的影响等。从其它国家情况看,上世纪70、80年代日元升值一拖再拖,相当被动,与日本央行缺乏独立性有直接关系。而在西德,由于1920年代初恶性通胀的惨痛教训,央行很早就被赋予很强的独立性,把抑制通胀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1960年代初以后,当国际收支大量顺差影响国内物价稳定时,德央行很快就放弃一度抱有的怀疑,坚决主张马克升值。马克几次主动升值,对保证国内外经济均衡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德通胀率低、马克购买力长期稳定,为马克国际化和成为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核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七是通胀表现不明显,各方对资产泡沫的认识难统一。若一般物价较快上涨,各阶层人士普遍都会受损,较易凝聚反通胀共识。现阶段,由于投资创造大量产能以及统计等原因,一般物价水平上涨不是很明显。实际上,在流动性非常充裕的情况下,通胀问题绝不能忽视。目前,人民币汇率影响基础货币投放和国内流动性的后果,主要表现在资产价格上涨。但各方对资产泡沫的程度及其影响意见难统一,改变汇率政策的压力不足。首先,由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城镇化进一步深化,不一定很容易判断房地产泡沫的存在及其程度。其次,股市繁荣、高房价会使相当部分群体获益,它们不会反对现行货币汇率政策。再次,由于房地产投资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中占很大比重,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对卖地收入依赖较大,因而对可能打压房地产市场的人民币升值,一些地方和政府部门可能持保留态度。

四、应对之策

  一是短期内更多地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汇率调节。目前美国经济疲软,美联储可能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普遍认为美元贬值还将持续一段时期。人民币汇率更多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可增加人民币弹性,导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又不会过多影响我对各国出口的价格竞争力。中长期内,应走向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使人民币汇率充分反映市场供求。

  二是适当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序扩大资本流出。日本、西德在经常项目大量顺差、本币面临较大升值压力时,都采取扩大资本流出的做法。早在1957年,西德对外资本输出就大多可行。1979年前,西德对外投资走在英国前列,更领先于许多其他工业化经济体。通过扩大资本流出,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减轻本币升值压力。目前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QDII启动不久就因国际金融危机而受到较大损失,对扩大对外投资确有一定负面影响。但我国企业、个人投资渠道非常有限,随着企业利润的增加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外投资还有很大空间。当然,扩大资本流出不能替代必要的汇率调整,这已被日本、西德的经验所证明。

  三是优化货币汇率政策的决策。目前汇率政策较多关注其对外贸和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应加强综合分析,更多考虑汇率对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建议在国务院领导下,适当增加对央行的授权,强化央行在货币汇率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责任;更加突出央行维护物价稳定的目标,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应予更大关注,防止汇率因素对货币调控造成大的制约。

  四是加强和改善货币汇率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2010年夏,人民银行胡晓炼副行长连续发表5篇文章,深入阐述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相关重要问题,得到普遍好评。这方面工作还需要继续加强。应从我整体国家利益出发,全面、客观地分析、解释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避免情绪化。汇率政策的发布应借鉴美国等国的成熟做法,由主管部门统一负责,避免非主管部门频频就汇率问题表态,且口径不一,造成市场混乱。必要时高层领导出面,可增加灵活性和权威性。

  五是加强我与周边国家和其它新兴经济体的货币金融政策协调。随着我国从周边国家进口的快速增长和对外投资的扩大,周边国家和其它新兴经济体与我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增强,加强我与这些经济体的货币汇率政策协调已具备一定基础。以我为主,在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时,可有选择地与部分周边经济体联动,既有利于减少人民币对国际主要货币的汇率失调,又可防止我出口竞争力相对这些经济体出现下降。加强我与周边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协调,有利于人民币区域化和增强我在区域经济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

  六是高度重视经济金融外交。应加大人、财、物投入,充分动员国内学界、商界、海外华人等力量,加强与主要发达国家著名大学、智库的联系,加大对美国国会等工作力度,广泛、客观地宣讲我国实际,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客观揭示不合理的国际货币制度、国际分工格局和部分发达国家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防止国际矛头集中在我国。适应我在国际机构份额提高的迫切需要,尽快制定多层次人才吸引、培育和储备战略,更多向国际机构派出各级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提高我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影响力,赢得国际交流、谈判的主动权。


注:

[1]参见Michael Kreile, 1978, “West Germany: The dynamics of expansion,” in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edited by Peter Katzenste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参见《时运变迁》,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著,贺坤、贺斌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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