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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Ⅲ和系统性风险监管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监事长 李伏安 [ 2010-12-06 ] 共有0条点评

巴塞尔Ⅲ 资本框架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产负债表内、表外的过度杠杆率,以及资本水平和质量下降。在流动性缓冲不足的情况下,发生了顺周期的去杠杆化过程,使很多金融机构陷入困境。而个别金融机构的危机又通过系统性机构的关联性扩展到整个金融业,最终导致了全面危机的爆发。

  针对危机暴露出的问题,巴塞尔协议Ⅲ要求提升资本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并设定杠杆率,扩大风险覆盖范围;针对顺周期性和机构之间的关联性,提出宏观审慎监管措施。这些规定完善了全球资本框架。

  巴塞尔协议Ⅲ制定了具体的措施,例如,重新定义一级资本的主要形式为普通股和留存收益;简化二级资本,只保留一类的二级资本;去除三级资本。

巴塞尔Ⅲ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措施

  系统性风险是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巴塞尔Ⅲ加强了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

  在资本要求方面,巴塞尔Ⅲ将资本要求引入到压力VaR中,并提出对“新增风险”的资本要求,例如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的证券化业务可能引起的风险。同时,提高了对第二支柱的监管审查标准,加强了第三支柱的信息披露。

  在交易对手和融资活动方面,巴塞尔Ⅲ提出的主要措施是提高资本缓冲,减少顺周期性。

  巴塞尔Ⅲ还加强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管理。巴塞尔Ⅲ确定了相关资本要求,明确要为“盯市损失”计提资本,加强了对抵押品和保证金的管理,建立支付清算系统,并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附加了风险要求,包括信用价值调整(CVA)、资产价值相关性(AVC)、错向风险(WWR)等。通过这些措施,降低了巴塞尔Ⅱ框架下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度。

  针对杠杆率过高的风险,巴塞尔Ⅲ总体上限制了杠杆的作用。它将杠杆率定义为风险暴露/资本。它通过控制杠杆率的幅度,降低去杠杆化过程中的风险,并且可以减少模型风险和测量误差。这可以作为第一支柱风险要求的补充。

  针对危机中的顺周期效应,巴塞尔Ⅲ设立了反周期的监管目标,并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削弱资本要求的过度周期性。在危机之前,由于风险管理缺失,无法捕获复杂交易活动、证券化产品和表外业务的风险敞口,最典型的例子是CDS,直至危机发展到最深时才统计出全球CDS的敞口高达90万亿。巴塞尔Ⅱ的模型是用过去5年的经验数据推算违约概率。现在看来,5年不能反映周期的情况,一般的周期在10年左右,即一个“机构记忆”的周期。因此,应该用10年的长序列数据来估算违约概率。此外,还需提高数据收集的完备性,并综合考虑风险敏感度和资本要求的稳定性。

  第二,提供更具前瞻性的拨备。通过预期损失法提高对股东和监管者报告的有效性和关联性,通过更新监管指引来配合预期损失法的实施,并为拨备制度设立惩罚性措施。

  第三,设立留存资本作为应对危机的资本缓冲。危机中,分红、股权回购和丰厚的薪酬加剧了银行业的恶化,而资本缓冲不足以支撑新的借贷行为。巴塞尔Ⅲ的相应改革措施包括: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工具设立留存资本,增强经济下行周期银行业的稳健性,保证监管机构和银行行动的一致性,并作为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建资本。实际上,美国近期提出的QE2就是解决恢复时期重建资本的问题,这无疑最后会成为社会成本。

  危机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经济下行周期的损失和之前信贷过度增长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因此应当在信贷增长期间建立资本防御机制,调整资本缓冲范围,建立留存资本机制。另外,还需关注不可预期的损失,因为在经济上行的时候时根本看不到,但在经济下行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不可预期的风险是巨大的。

  第四,设立更加宽泛的宏观审慎目标。现在银监会有同志在专门研究关于系统性稳定的评价方式、方法。目前全世界公认的比较成熟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的宏观金融稳定评估,这套评估指标包括了银行、资本市场、企业、政府,还算是比较宽泛,但现在看来还是太窄、太过具体了,应该建立更加宽泛的宏观审慎目标。

  对于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定性的指导方法有:正当程序、紧急资金计划(EFP)、压力测试。定量的指导方法有:流动性覆盖率(LCR)衡量单家机构抵御流动性风险的能力,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衡量较长时期内融资选择的结构性问题。

  对于流动性风险的监控,量化指标包括:合约期限错配、融资集中度、可支配资产、特定币种的流动性覆盖率等。与市场相关的基础工具有:市场范围的资产价格和流动性数据,以及与机构相关的CDS价差和股权价格。CDS价差是反映市场流动性宽松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危机之后市场间CDS的费率由过去正常的50个基点,达到800个基点甚至1200个基点,就明显地反映了流动性紧张的问题。

系统性风险行为的防范

  我国企业目前的融资方式中,股权融资由过去比较审慎的主板,现在向比较宽泛的二板、三板乃至PE股权投资扩张。债务融资过去控制得比较严,上市公司发债或者是企业到发改委发债,都限制在中票、央票、短融,现在债务工具比较多,而且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借债,转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工具等。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中,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现在都已广泛参与股权和债权投资,此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对冲基金也发展较快。我刚刚参加一个房地产私募股权论坛,现场非常火爆,参加论坛的基金有400多家,成型的基金有80多家,纯粹投房地产的私募基金就达到一两百家。

  中国企业融资的特点是,银行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而且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高。对此,应当实施理性、适度的管控原则,鼓励企业基本融资工具的创新,通过服务促进金融管理、开展多样化的产品和业务,贯彻落实监管措施、审核过度融资,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政策部门的协同性,加大案件查防力度、化解风险。

  其中的审核过度融资,现在在中国是归央行还是银监会,可能还不容易划分,因为银监会只管持牌机构,而央行并不监管这部分机构。两年前我们就提出,需要有一个更权威、更专业的机构来协调主流机构以及非主流机构,乃至影子银行,对其进行综合评估管理,以此解决系统性风险的问题。这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需求,也是非常紧迫的任务。

  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的教训是银行的超贷、超借以及影子银行加剧了泡沫经济,给我们的启示是提高市场竞争力不能以增大风险为代价。德国的模式是建立企业大额贷款统计信息系统,定期通报贷款发放情况、及时提示风险。另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监管效果较好,与其有效控制大企业融资规模、没有过多发展影子银行有很大关系。

  所以,我们要综合考虑企业的盈利、稳健性发展和风险管控,形成系统性的对企业融资行为的监控,这是管理系统性风险的核心内容。从机构管理只是渠道和手段,今后的着眼点和对象应当是企业的融资行为。

  从美国这次危机来看,系统性风险形成的关键是系统性风险行为在金融市场间的传导。另外,由于降低住房贷款标准、相关法规和税收政策支持贷款发放、按揭贷款打包成复杂衍生产品等一系列原因造成的房地产泡沫,引发了全球性的投资问题。我相信今后越来越多的危机都会以房地产或者矿产资源作为目标。矿产资源毕竟还有生产价值,房地产则很容易产生泡沫。所以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有一定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反过来,现在关注房地产,也应该从系统性风险角度来考虑。过去的监管措施普遍只关注系统重要性机构,却忽视了企业和公司的行为反映经济气候特征,没有充分认识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所以,在 2008年9月危机已经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与OCC进行监管双边磋商时,OCC的副署长还认为银行总计200亿的次级房贷只是很少一块,可以很容易核销,实际上根本没有认识到整个系统性风险。

  考察中国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行为,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其超高回报率伴随的风险不可忽视,包括政策风险、基金延期的风险、流动性风险等。相较而言,房地产行业的基金投资现在还算比较稳健,最不稳健的是pre-IPO。再有就是业务交叉和行业渗透最终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另外,过量中期票据发行也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票据对企业约束力较小,远小于银行贷款对企业的约束力,企业滚动式发放中期票据,其实是把风险一直滚下去,一旦大量资产票据不能兑现,将导致企业破产、银行业面临清算和贸易结算等一系列的问题,我认为对此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现在,微观监管已经在向宏观监管转变。宏观系统性风险的监管不是靠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的监管要从过去只关注单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要更多地考虑系统性风险,因此需要有系统性风险监控部门来防范系统性风险行为。一个是监控房地产和私募股权投资行为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监控措施包括非现场和现场检查,借鉴杠杆率、自营率、债券市场的监督经验等。第二,对于中期票据,需要加强对相关系统性风险的考量和控制。第三,监督金融机构需要处理好经营者和所有者的关系。

  监测系统性风险的方法有很多,基于模型的方法有CoVar法、系统性预期短缺法、风险依赖矩阵/联合概率分布法、Shapley值测算法等。基于指标的方法有规模、关联度和可替代性等指标。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的宏观稳定评估,指标比较全,但是规模和关联度不足。网络分析法是一个新的方法,目前银监会进行的关于系统性稳定评估的研究,更多是基于对微观机构行为的网络分析法,我希望以后网络分析法能够应用到宏观方面。

  对于系统性风险的识别方法,是指标和模型的后检验和检测。政策工具有:资本缓冲、流动性缓冲、征费、经营活动限制,道德风险防范和信息披露,降低融资杠杆率,提高贷款门槛和授信条件等。

  在中国,现在特别要强调全面杠杆约束机制和行为约束机制,通过降低融资杠杆率、提高证券化资产池的标准等,来有效管控企业和金融机构。对于企业,要控制融资规模、提高资本金比例;对于金融机构,要提高资产标准和资本金比率、控制借贷比例。此外,还应对全国家庭的负债和收入比例,乃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杠杆比例,进行相应约束。

  构建监管组织架构,首先要明确是系统性风险行为导致系统性风险,因此应制定最低监管要求、避免监管套利。在此基础上合理监控风险,措施包括:定义、收集和分析相关信息、识别风险并排序、提示风险预警和建议等。

  监管的任务和挑战,一个是宏观审慎分析和监测,包括监控系统性风险行为、金融市场和新产品,评估市场间的联系和依存度,以及建立全球化的风险预警系统。二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确定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国际影响力,联合进行风险评估,进行跨境的监管行动合作。

  需要明确有效监管的几点原则。一是建立系统宏观的监管机制,识别、监控系统性风险行为;二是明确纯粹宏观指标的局限性,金融市场活动具有扩散性、传导性和体系性,指标本身不能揭示风险的演变和传输机制;三是单家机构的识别不能避免行业风险,四是确立有效合理的市场机制和规则,五是运用可测、可量化措施防范系统性风险行为。

  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一点是,我国在2004-2007年间为对抗外汇储备的增加投放了很多货币,2008年到现在又因对抗金融危机发放了巨量信贷。在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当中,中国的货币投放量在近五到七年远远高于常规。因此,我们已经面临一个系统膨胀的宏观环境。从2007、2008年开始,PE、影子银行、表外业务等也在全面膨胀,我们必须警惕这一发展趋势,避免重蹈美国的覆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系统性风险的研究和监管,在目前的机构范围、框架范围内还要有更广泛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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