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模式
谢平等主编
[ 2011-04-15 ]

   

反思中国模式

谢平 管涛 黄益平 魏加宁 阎庆民 袁力 钟伟 ◎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年4月出版

内容简介:

  三十载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全球危机阴霾下的一枝独秀,赶英超日跃居世界第二的增长佳绩,推动了“中国模式论”的兴起。

  如何解读“中国奇迹”?能否从中归纳出独具特色、并具借鉴意义的“中国模式”?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何在?这些问题事关未来中国走向,事关改革能否继续推进。

  三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曾途经高地,也曾迂回于浅滩。当前,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旧有增长驱动模式弊端凸显,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日趋严重,金融开放已成大势所趋。产业模式升级,收入分配改革,抑或人民币国际化,能否承载中国经济下一个“黄金三十年”?

  恐怕所有的基础都要建立在改革开放的大前提上。正确总结昔日的经验教训,明晰改革与发展路线,冲破羁绊经济发展的桎梏,都比既定“中国模式”更加实际而关键。

  本书从“反思中国模式”的视角展开深入思辨,剖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与发展方向,并力图求解中国经济转型之道。亦为中国模式的“冷思考”。

  反思中国模式,旨在续写中国奇迹。

 


本书作者

吴晓灵、谢平、易纲、黄奇帆、秦晓、钱颖一、余永定、管涛、黄益平、魏加宁、阎庆民、袁力、钟伟、缪建民、连平、马骏、范文仲、贾康、隆国强、张健华、白重恩、丁志杰、黄明、李稻葵、姚洋、高善文、李迅雷、刘勇、孙明春、梅建平、诸建芳、陈卫东、徐忠、王信、沈建光、张斌、洪翔、朱忱、刘信义、张生举、程漫江、许善达、刘克崮、高培勇、李强、郑杨、施琍娅



本书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反思“中国模式”:把改革搞对

中国已到紧要关头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模式及其前景   
“中国模式”远未形成   
去意识形态化 回归普世价值   
怎样把改革搞对   
CF40双周圆桌:探究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第二章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否持续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行的六个原因和政策含义   
中期增长不会“台阶式”下降   
上升的地平线:刘易斯拐点与通货膨胀裂口   
临近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与对策   
   
第三章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艰难转型

从“规模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红利”    
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政策排序   
中国经济转型要更多依靠资本市场   
用改革的措施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工业化创造供给 城市化启动内需   
寻找中国下一个崛起的区域   
宏观税负与财税改革   
我国分税制改革思路及政策安排:回顾与前瞻   
CF40双周圆桌:财税改革的目标与路径选择   
   
第四章  产业升级:占领制高点

重工业化加速的背后   
关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路径思考   
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   
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提高内需   
踏上有福利的增长之路   
   
第五章  收入分配改革:还富于民

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   
转折当口的中国劳动力市场   
收入分配重心面临切换:从资本到人力   
居民消费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以分配公平促收入增长   
   
第六章  人民币国际化:任重道远

中国对外开放模式亟需转变   
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影响和对策   
日元国际化的借鉴与启示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际比较研究   
CF40双周圆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与中国金融开放   

 



序言

  中国金融40人论坛于2008年成立,短短3年来迅速发展,确实体现出一种年轻人的朝气。这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当时有一批年轻人,改革的浪潮把他们推向了既搞理论研究又搞政策研究的舞台,现在他们都从过去的理论研究者和政策的建言者变成了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最典型的就是80年代身为“四君子”之一的王岐山副总理。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我自己已经从工作第一线走了下来,但我感觉好像刚刚从五道口毕业不久,一晃就成了退休的人了。所以,我特别羡慕年轻人,我也希望中国金融40人论坛的年轻人们,能够抓住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转型的机遇,做好研究工作,为中国、为世界做出贡献。我们的理论研究,如果能够紧紧围绕中国改革的实践来进行,一定会大有作为。我希望未来能有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这么伟大的经济实践,如果不能出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实在有愧于这个伟大的国家。

  当前,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关系到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自建国以来,我们在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模式间不断地转换。建国初期,我们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路线,仅用三年时间就把一个近百年战乱的国家经济迅速稳定下来,而且让社会风气焕然一新,正是这样的变化才使得中国所有的党派和知识分子都感到了一种无比的兴奋和心悦诚服。但是,经济恢复好景不长,就开始“一化三改”,以较快的速度向着我们的理想目标共产主义迈进。遭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厄运之后,商品经济回潮,开始允许自留地,允许小商小贩的存在。然而到了1964、1965年,又一次更深刻意义的共产主义革命开始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这一不可思议的理念被全民所接受,以至于把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最终,不得不让小岗村农民以生死契约的方式放弃了过去“一大二公”的生产方式,决定包产到户,由此才换来了我们现在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改革走到现在,我们又开始在谈论“中国模式”。在西方国家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的优越性更加凸显,也使我们每个国人深感自豪。那么,中国经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这时讨论是非常重要的。

  这本《反思“中国模式”》是对一年来四十人论坛成员提交的文章和双周圆桌内部讨论情况的部分汇总。对于“中国模式”的相关问题,论坛成员既有共识也有分歧,本书均如实列出,期望能呈现给读者不同的解读视角。我对“中国模式”这个问题也思考了很长时间,但仍然没有形成成熟的想法。在此,仅略谈几点个人认识,以抛砖引玉。

  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成绩与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1978年至2009年间,GDP以年均9.9%的平均速度增长,物价水平控制在温和可控的水平内。城乡居民的收入也在迅速增加,居住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居民生活从贫困向全面小康迈进,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也有一定的延长。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的经营亦发生了巨大变化。1998年有三分之二的国有企业亏损,全部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只有213.7亿元。国有企业通过实行债转股、技改贴息、政策性关闭破产等措施,实现了“三年脱困”,并取得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性进展。2002年央企利润总额实现2405亿元,2007年达到10055亿元,国有企业户数虽然减少,但控制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国有银行方面,1978年银行业资产总量不过数千亿元;2008年银行业资产总量已经超过50万亿元,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100多倍;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从1978年的3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8%左右,其中已股改国有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仅为2%左右,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银行的平均水平。资本充足情况则从原来的资本严重不足,甚至为负值,提高到8%左右的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其中已股改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平均达到了12%左右,实现了质的飞跃。

  特别是2007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2009年GDP 增长9.1%,2010年上半年增长11.1%;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8%;CPI2009年为-0.7%,2010年上半年为2.6%。2010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名中,54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其中,中国石化、中国电网、中国石油三家央企进入前十名。2008年,《银行家》杂志以当时股价统计的全球银行总市值排名显示,中国的银行在全球前十名中占据四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依次列第1、2、3位,交通银行列第10位。

  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诸多矛盾。诸如,资源、环境问题的压力在加大,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在加剧,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城乡收入差距1978年2.58倍,2009年为3.33倍;基尼系数1978年为0.16,2008年为0.458;我国煤炭储量占世界储量的11%,原油占2.4%,天然气占1.2%,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石油仅十分之一;钢铁产量虽是世界第一,但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钢铁消耗国和钢铁进口国;虽然国家已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环境污染事故时有发生,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我们当前如不抓住机遇转变发展方式化解矛盾,将会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留下隐患。

  东西文化差异对中国模式的影响

  现在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世界赞扬中国的声音很多,中国也有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但是,事实上中国的现状与国人的期许以及世界对我们国家寄予的希望还相差甚远。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就要认真地思考中国的过去、世界的过去,以及我们现在为什么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剩下中华文明传承下来,如何来看我们五千年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呢?

  英国人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当中的哪些元素造就了今天的中国。这本书谈到东亚文明和西方文明是完全不同的文明。中国两个主要特征是文明国家的观念和朝贡体系的经历。我们过去的认识则是,西方列强一到海外去就是攻城略地,搞殖民主义,而我国郑和下西洋则是为了通商。这本书还谈到了西方所谓的普适原则,他认为未来世界不一定是这种模式。我对这个结论不做任何评价,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之力办事”,确实可以在一时之间办出让世人瞩目的成功事情,但是我们也有非常悲惨的教训,比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冷静地看待集权的优势和集权可能对国家所带来的危害。我们不一定要采取三权分立的政治民主模式,但是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如果不能形成一个权力制衡的制度,很多事情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推荐一篇文章,是复旦大学韦森同志的《西方个人主义和东方的社群主义》,这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但是我同意他当中很多观点和对中国现象的分析,所以我引用如下:

  西方社会个人主义文化根源使理性经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成了所有当代经济学理论建构的第一块基石。以色列人和基督徒笃信有一个万能的主,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主及其意志(圣灵)沟通和对话。在主的面前信徒们是平等的。启蒙运动和宗教革命张扬了这种自立的个人。就是人从神之下解放出来,在个人利益追求当中形成正式契约关系,形成了正式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西方在经济制度上探讨的都是个人主义文化观在相当大程度上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私人与公共领域的范围、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地位,权利与义务的性质,国家权利的认可,以及正义的含义及其在社会构成中的作用等等展开。

  但是,中国及东亚的社群主义文化中的“无我”、“克己”使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成为社会秩序网络结构上的一个“纽结”。抑制个人利益追求的社会秩序无力自我发生和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也难以转向法治国家。东方儒、释、道三教交融以儒为主,深含“自我克制”“自我舍弃”的精神。东方文化讲的是天人合一,天子是代天行道,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民主只有服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我们的理念是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新加坡1991年国会通过的《共同价值白皮书》中也提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这种文化不注重法律契约,更注重以礼为代表的习俗秩序和以道德为约束的秩序。这种文化有团体利益,注重社会关系、人人互相牵制,但个人只是社会中的一个角色而不是生而平等的个体。

  什么是中国模式

  什么是中国模式呢?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中国模式,我认为可以概括为:社会治理上是政治挂帅,蔑视法律,社会生活政治化;全民处于组织系统中,否认个人利益与权利;经济制度上消灭私有制,否认商品经济,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这将东方的社群文化发挥到了极致,实践证明这种模式走不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了建立法治社会的目标,承认个人利益与权利,允许社会组织的存在;经济制度方面,承认私有产权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明晰产权、平等保护各类产权,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正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两个方面的作为才奠定了我们现在的经济成果的基础。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其实并没有完全实现十三届三中全会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现在我们又开始总结中国模式。最近在媒体上谈的最多的,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能构成中国模式的要素,第一个是举国体制,过去我们依靠举国体制办成了很多事,比如两弹一星,奥运会、世博会;第二个是政府控制力,比如防治非典、抗震救灾、应对危机;第三个是经济支柱,如国有企业的掌控能力;第四个是政治优势,即党领导一切,人大政协,舆论掌控。

  但是,和谐社会的目标与维护稳定任务的加剧让我们不得不深思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还存在什么问题。第一,成本效益的评估。我们现在的成绩到底付出了多少的财务成本和社会成本、资源成本?第二,政府边界的设定。政府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哪些事情该政府做,哪些事情可以由市场做?第三,人民的知情权和利益的诉求方式如何得到保护?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写道:对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来说,政治的民主机制可能比刚性的专有产权结构还要重要得多。因为,没有刚性产权结构的市场经济,最多只是一个“名市场经济”(Pseudo-Market Economy),而没有政治民主机制的市场经济,却必定会是一个“腐败的市场经济”(Corrupted-Market Economy)。除了少数国家以外,应该说95%以上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但是有的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很好,有的国家就非常不好,这也是有好市场经济和坏市场经济之别。什么是好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什么是坏市场经济?就是腐败的市场经济,有的人说是裙带资本主义,还有人说是权贵资本主义,这就是坏的市场经济。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总结中国模式让世人学习,还是进一步探寻中国民富国强和谐发展的道路,我想这是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折点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是为序。

论坛顾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2011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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