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低估美欧债务危机及对中国的影响
沈建光
[ 2011-08-16 ]

  本次美欧债务危机并非新一轮危机的开始,而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上次是政府用主权信用去置换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使市场暂时得到稳定。但现在政府负债累累,刺激经济手段匮乏,增收减支又困难重重,最后引火烧身,政府自身信用陷入危机。此刻,对于经历了两轮量化宽松、财政面临绝路,政治上陷入竞选僵局的美国来讲,形势严峻程度可能并不逊于主权债务危机向核心国扩散的欧元区。短期内,欧美政府对于提振经济似乎无计可施,只能再次寻求量化放松政策。其后果不是滞胀就是陷入日本式的流动性陷阱,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持久和深刻的。

欧美债务问题实为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

  美国自雷曼兄弟倒闭之后,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奥巴马上台任命新财长之后,采取了积极的干预金融市场措施,为AIG、花旗等金融机构注资等,暂时稳定了美国金融机构接连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但实际上,除救助之外,美国政府并未找到其他能够带领美国经济走向复苏的真正的办法,只是成功的将私人的债务危机转换成国家债务危机。在此期间,美联储虽然分别于2009年与2010年先后推出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但最终对美国实体经济复苏收效甚微。美国第二季度GDP仅增长1.3%,同时美国商务部将把第一季度GDP增长率由预估的1.9%大幅向下修正为0.4%。另外,二季度消费支出增幅仅0.1%,达到为两年来的最低水平。对于消费主导的美国社会来讲,国内消费不旺,失业率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都显示了美国尚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经济增长仍然缺少动力。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于2010年全面爆发,相比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有三年的时滞。这几年中,欧元区的私人债务危机也实现了私人债务向主权债务危机转化,并由欧元区边缘国家扩散到核心国家。相对于美国而言,欧洲国家的救助措施更早。例如,北岩银行挤兑,英国政府立即进行干预;德国两家银行面临倒闭,政府也采取干预;爱尔兰政府还为银行提供担保等等。因此,伴随着政府过度救助,其后这三年,部分国家的财政隐忧显现。从金融机构蔓延到了国家的主权债务,政府将自己拖进了危机之中,便是欧债危机的本质。

美国“滞涨”时代的到来

  早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夕,美国诺比尔奖得主、主流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推出了他的大作《美国怎么了?》。作为民主党政府的偏袒者,克鲁格曼将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归因于共和党人被保守派操持而变得极端右倾,背离了多数民众的福利诉求,造成了社会重心不断偏向极少数的富豪群体,加剧了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克鲁格曼认为,美国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维护好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治愈美国病的药方便是向富人征税和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医疗保障制度。

  显然,他的主张在奥巴马当政期间,也得到了广泛的实施,医疗改革正是奥巴马在任期间致力推进的重要改革。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却是,伴随着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支出的迅速增长,美国社会正在面临高赤字带来的巨大困扰。过去十年中,美国债务与GDP之比直冲90%。这样高负债,对于一个国家是很难持续的。笔者不禁在想,如果正如克鲁格曼所言,过去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是共和党人被保守派操持而显得极端右倾,那么如今奥巴马推行的高福利政策,过度开支所造成的巨额的财政赤字问题,又何尝不带有“左倾”的倾向呢?奥巴马总统自就任以来,便一直立志于推行医疗法案,并加大了相关的财政开支。而在如今美国经济下滑、财政已入绝路之际,奥巴马并未在缩减医疗支出上作出承诺,这也意味着其将失去更多的政治资源。近期,奥巴马医疗保险改革法案中强制个人投保的关键条款已被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裁定违反宪法。此时的民主党,已经从奥巴马入主白宫时控制参众两院,到其后失去了众议院的掌控权,现在来看,奥巴马明年大选前景变得不明朗。笔者认为,国会两党已经就明年大选展开了争斗,财政以及国债上限问题都将作为两党互相攻击的工具,互不相让的态度下,财政问题中期内仍无法寻得可行的解决之道。这也就是为何两党在8月2日提高国债务上限达成的协议,只是拖半年,没有什么实质内容,这也是标普仍然下调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原因。

  从经济角度来讲,缓解美国债务问题,无疑只有两种选择,即减少削减赤字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目前,美国经济数据良莠不齐,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已是事实。而在财政的“开源节流”方面,乏力的经济增长将影响财政收入,而较高的失业率又将加大财政支出的压力。同时,大幅缩减财政开支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恢复,对美国是个痛苦的过程。总之,疲软的经济与财政状况相互影响,加之财政问题的解决又面临国内政治障碍,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前景十分悲观。

  未来美国经济的走向有两种可能。第一,由于大幅缩减财政开支,美国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冲击。美国存在“二次衰退”的风险,但由于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此时美国银行业与实体的抗风险能力好于当年,发生类似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第二,笔者认为,未来美国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便是“滞涨”。美联储在最近一轮议息会议中表态将长时间维持零利率,虽然美联储本次议息会议没有明确提及要进一步实施QE3,但由于美国在财政政策方面,看不到其自救的其他方法。美国未来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或者变相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仍然较大。这样看来,预计美国未来经济增长基本保持在1%-2%的水平,国内通胀压力加大之下,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将处于“滞涨”阶段。

欧元区主权债务问题积聚多方矛盾

  欧元区主权债务问题与美国债务问题不同,欧元区债务问题之所以越演越烈,很大程度上是由欧元框架尚不完善造成的,并且欧洲央行与德国央行之间,欧元区核心国与非核心国之间、政客与选民之间均存在着广泛的矛盾,因此欧洲主权债务问题是个长期性矛盾。而从短期来看,减轻欧洲债务危机,或许也只能将债务国债务转换为欧央行债务,即量化放松。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欧元区是不同主权国家形成的货币同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尝试。由于没有形成财政同盟,财政不协调是货币同盟的软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要求了各国财政必须协调一致,财政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国债负担率控制在60%以内,并且加入欧元区的国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考察。然而,即便存在此规定,却依旧“鱼龙混杂”,希腊通过数据造假,而进了欧元区。一旦进入,其财政问题引发的危机却需要整个欧元区去救助,否着欧元区可能面临解体。货币同盟而没有财政同盟是欧元区框架的内生缺陷,很难解决。

  欧洲央行与德国央行之间存在着矛盾。几日前,欧洲央行市场采取干预行动,购进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债,并使这两国的国债收益率明显下降。欧央行此举遭到了德国央行的反对。早在今年5月欧洲央行购买希腊国债之时,欧洲央行便与德国央行意见相左。德国央行认为,欧洲央行正在背离防止通胀和保持币值稳定的核心任务,不断的出手购买欧元区债务危机国债券,使得其独立性和可信度大打折扣。另外,欧洲央行用纳税人的钱买问题债券,将本应银行自己承担风险与损失扩大化,将风险转嫁了欧洲央行。

  欧元区核心国与非核心国之间存在矛盾。欧元区整体国债负担率在80%左右,整体情况可谓良好,其中核心国德国、法国的国债负担率更是低于80%。因此,核心国与非核心国矛盾自然而生,毕竟谁也不愿意用本国纳税人的钱去救助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另外,欧洲央行加息,对经济增长情况乐观的德国经济无过大影响,但对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来讲便非常不利。

  欧元区各国政客与选民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德国选民对救援异常排斥的心态可以理解。过去十几年间,德国选民节俭开支,缩减了福利与工资薪酬,而希腊与西班牙等国的人民却一直享受着工资快速提升与优厚社会福利带来的好处。经过长期努力之后,德国选民刚刚苦尽甘来,便要用自己辛苦所得拯救一贯享受的人民,心理上也很难接受。另一方面,尽管债务国家的政客们为获得救助,不得不同意一定程度上缩减开支,但遭到一贯享受的选民强烈反对,不愿意为过度开支付出任何代价。

不应低估海外经济动荡对国内的影响

  如此可见,欧美国家债务问题并非新一轮危机,而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私人债务转化成国家债务的具体表现。金融危机并未结束,不宜对海外形势变化放松警惕。但是,笔者发现,当前国内有相当大部分人对海外经济形势,尤其是美国前景过于乐观,并认为其走势对中国的影响有限,这样的判断值得担忧。笔者认为,海外经济恶化至少已经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海外需求放缓削弱了中国的出口增长。尽管中国7月出口额再创新高,但对于美国的出口已经连续几月大幅回落,目前保持在个位数的增长速度。而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压力加大,更加不利于出口企业保持对美出口竞争力。第二,尽管海外经济放缓对全球油价上涨有一定抑制作用,有利于缓解短期输入性通胀压力。但从中期来看,如果下半年美国推出新一轮的货币宽松政策,美元超发仍可能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继续恶化全球通胀形势。第三,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中国3.2万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中美元及美元资产接近70%以上,美元贬值必将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储备资产安全问题。

  笔者认为,今年下半年中国的主要风险不仅来自通胀内忧,也来自美元外患。内忧外患之下,国内外的多方矛盾正在积聚,未来中国政策选择应谨慎前行。短期来看,海外经济形势动荡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已经产生。为防止对国内经济过度下滑,紧缩政策应该适时微调,短期内继续加息与上调准备金率的概率不大。并且在海外货币政策宽松之时,即使中国继续保持紧缩的货币政策,看来也难以独善其身,因此紧缩政策需要有所拖延。

  长期来看,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面临严重的美元资产安全问题,我们应该痛定思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消除外汇储备“被动”积累才是应对之根本。此次海外债务危机给我们一个警示也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认为,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时机已经成熟。“十二五”期间,应逐步放开资本帐户、促进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加快推进汇率体制改革与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而积极促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这同样可以为今后十年,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奠定基础,以逐步解除中国陷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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