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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思良将
--记意大利前财长托马索纪念研讨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研究员 王信 [ 2012-03-30 ] 共有0条点评

  2011年12月16日,意大利央行举办托马索(Tommaso Padoa-Schioppa)纪念研讨会。托马索长期在意大利央行工作,欧央行成立后即任该行执委会成员。2004年,他在欧央行执委任上,曾访华并出席欧央行与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举办的研讨会。托马索后任意大利财政部长、IMF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主席等要职。2010年12月,刚过70岁的他不幸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纪念研讨会盛况空前。意大利总理蒙蒂(Mario Monti)、前总理普罗迪(Prodi),欧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英格兰银行行长莫文金(Mervyn King)、意大利央行行长维斯科(Ignazio Visco)、欧央行执委司马吉(Smaghi)、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卡鲁安纳(Jaime Caruana)、欧洲银行监管局主席安里亚(Andrea Enria)、欧洲金融稳定基金首席执行官雷格林(Klaus Regling),以及其他国际经济金融著名人士,包括前IMF总裁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前第一副总裁利普斯基(John Lipsky),前美联储副主席库恩(Donald Kohn)、前纽约联储主席科里根(Gerald Corrigan)等出席会议。

  托马索生前不遗余力地推动欧洲货币联盟(EMU)的发展,曾被誉为“欧元之父”。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EMU面临空前挑战之际,研讨会的召开,除了纪念托马索对意大利经济金融政策制定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卓越贡献外,还具有总结EMU经验教训、寻求欧洲长治久安之策的特殊含义。研讨会在意大利央行历史悠久、巍峨庄严的大楼内举行,金碧辉煌的会议大厅内,巨大的挂毯和大理石雕塑引入注目,给会议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感。发表演讲的著名人士对托马索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围绕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金融监管、欧洲一体化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问题,回顾托马索的学术贡献和重要实践,并展开研讨。

一、对托马索的高度评价

  意大利新任央行行长维斯科首先致欢迎辞。他称研讨会是托马索的朋友和亲密同事的聚会;正是由于托马索的卓越贡献,意大利央行较早就获得了世界性声誉。他引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智者应遵循伟大人物开创的道路,在远大目标引导下,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而托马索正是这样的伟大人物。

  随后,蒙蒂总理发表演讲。他头发花白,面容严肃,腰板挺直,讲话一字一顿。10年前,笔者曾听过他在哈佛商学院的演讲,那时他是欧盟负责竞争事务的委员,因坚决处理微软公司涉嫌在欧洲垄断案而广为世人注目。如今,他在意大利经济衰退、债台高筑、金融市场风声鹤唳之际,临危受命,出任临时政府总理,迅速提出财政紧缩和结构改革计划。很大程度上,蒙蒂政府的作为和命运,对欧债危机的演变和欧元区的未来,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蒙蒂首先回忆他1962年第一次见托马索的情景。那时,他们都是米兰博科尼大学的学生(就任总理前,蒙蒂正是博科尼大学校长),经常在一起讨论有关意大利和欧洲等问题。1970年代中期,他曾与托马索共同负责一个研究意大利银行和金融业结构性问题的小组。随后多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蒙蒂与托马索观点一致,尽管他们有时处于少数。蒙蒂认为,托马索将严谨的技术分析和长远的政治考虑、哲学思辨完美相结合。他对意大利金融货币政策的巨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显现。如果当时他的意见更多地被采纳,意大利的情况会好得多。

  蒙蒂话锋一转,谈到当前欧债危机问题。他指出,意大利多年来经济不振、结构问题久拖未决,对欧债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负有部分责任。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1997年就提出欧元区存在内在缺陷,北部成员国与南部成员国发展不平衡,其冲突将威胁欧元稳定。危机的爆发应促使各成员国走向联合,而不是分裂。意大利应着眼长远,勇克时艰,推动欧洲大业。当然,短期内不能一味强调财政纪律。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充分汲取托马索的宝贵精神遗产,具有重要意义。蒙蒂的讲话发自肺腑,听者无不动容。

  随后,其他演讲者都深情回忆自己与托马索的交往,盛赞他的高尚品格及其对意大利乃至欧洲经济金融发展的重大贡献。托马索的几个特质多次被提及:一心为国家利益、大众福祉服务;与人为善,待人以诚,注重平等讨论;对年轻人要求严格,但爱护有加;注重细节、精于技术分析,同时对各国政治、社会现实有深刻把握;不局限于坐而论,而是起而行;不遗余力地推动欧洲一体化,很早就富有远见地指出EMU的内在缺陷和解决之道,等等。与其他演讲者不同,普遍认为被迫辞去欧央行执委的司马吉并不讳言托马索人生的挫折。托马索曾两次与意大利央行行长的职位失之交臂,但他从失意、挫折中挺过来了。惺惺相惜,司马吉的话何尝不是他内心的流露。[1]

二、关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

  托马索对过去占主流地位的宏观经济学多有批评,认为有关理论几乎不考虑货币和信贷的作用。他强调应综合分析货币的各项职能,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支付体系的运作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2]几位专题演讲者在托马索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各自看法。

  英格兰银行行长莫文金认为,托马索早在金融危机前就指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微观监管之间存在鸿沟,富有远见。危机中,中央银行往往是唯一贷款人,必然要在金融稳定中发挥关键作用。2000-2007年,英国和欧盟平均通胀率分别只有1.7%和2.2%,但私人信贷增长分别高达45%和40%,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有时货币政策不太适合解决金融稳定问题,完善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箱、与货币政策同时发挥作用很重要。莫文金还介绍了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和主要负责金融稳定事务的金融政策委员会的情况,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都由他本人担任,部分成员重叠,有利于相互协调。

  茶歇时,笔者向莫文金请教有关央行金融稳定职能和欧央行在欧债危机中的作用问题。他说,央行职能已包括维护金融稳定,关键是使用何种工具;亚洲地区不少央行都有相关实践,西方发达国家的央行还在摸索。关于欧央行是否应发挥更大作用,目前欧元区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金融稳定问题,而是区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南部国家缺乏竞争力,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逆差、但无法通过本币贬值进行调整。与其欧央行大量增加对南部国家的国债购买,不如德国等财政经济状况较好的北部国家发行更多国债,再进行政府间贷款。

  在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专题研讨中,前美联储副主席库恩指出,为应对新形势,中央银行需要对传统的政策工具进行扩充,但不必采取革命性做法;央行在推出非传统措施时,应做到清晰、透明、负责任,以保证对央行独立性的政治支持。危机中,不宜过于强调道德风险问题,而冒整个金融体系走向崩溃的风险;通过监督,可以避免该问题。他还认为,当利率趋于零时,央行开动印钞机,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大。

  日内瓦研究院的沃普洛兹(Charles Wyplosz)教授认为,由于经济中存在多重均衡,金融资产存量巨大,从流动性充裕转为流动性枯竭可能只在一夜之间。德国经济再强大,也远小于欧元区金融投资规模。短期内,只有欧央行能阻止事态急剧恶化。为维护金融稳定,需要反思欧央行的政策目标(Mandate)和责任(responsibility)问题。他还指出,由于与各国主权存在冲突,欧洲财政联盟难以实现,关键是每个国家都应有严格的财政约束。

  曾任以色列央行行长的弗兰科(Jacob Frenkel)提问,欧元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似乎强调“货币”而忽视了“经济”,稳定与增长公约似乎强调“稳定”和忽视了“增长”。如果欧央行大量购买重债国政府债券,是否就能解决“经济”和“增长”问题。库恩回应,欧元区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经济增长,除了推进有利于改善供给面的结构改革外,欧央行有必要采取更多措施。

三、关于金融监管和监督

  托马索曾任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BCBS)主席和意大利证券监管机构主席,对金融监管和监督问题有大量深入思考。几位专题演讲者围绕托马索的相关论点,发表重要看法。

  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卡鲁安纳认为,托马索有关各国独善其身是不够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有赖于各国密切合作的观点很重要。银行监管规定的执行离不开各国合作,但欧元区存在不匹配问题,即一方面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存在单一中央银行,但另一方面,金融监管职责仍主要由各成员国行使。同时,系统性风险识别、风险的量化仍很困难,这些方面也亟待有效的超国界行动。

  前纽约联储主席科里根认为,各国监管协调难度大,尤其在发达国家之间;在世界经济低迷、金融市场脆弱的情况下,金融监管改革的环境不理想。对监管者而言,确保金融机构现金或流动性充足率达标是最重要的。

  欧洲银行监管局主席安里亚高度评价托马索有关建立欧盟层面金融监管和监督机制的观点。安里亚指出,欧盟各国需要统一的金融监管规则,协调的规则实施和危机应对,以及建立欧盟层面的宏观审慎管理机制。由于各国金融监管差异很大,建立单一的欧洲监管机构是不可能的。关于宏观审慎管理,由于危机前这一机制缺失,监管机构不得不要求银行在危机时筹集更多资本,而不是动用已有的资本缓冲。但他表示怀疑,在金融危机尤其是系统性危机时,释放资本和流动性缓冲是否现实。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认为,欧盟层面的金融监管和危机处置涉及到相关成本在成员国的分担问题,这与财政联盟的讨论相联系。由于经济波动大、资产泡沫难以判别,目前强化金融机构资本要求是不够的,且资本充足率标准不易合理确定。更好的办法可能是加大对问题机构的惩罚力度。

  弗兰科提出,应对做得差的监管者进行点名批评。古德哈特开玩笑说,监管者往往吃力不讨好,广受诟病,与金融界大亨差不多。如果对监管者点名批评,应付其华尔街的工资,否则没人愿干监管。

四、欧洲一体化和欧债危机应对

  欧洲一体化是托马索的梦想。他认为,统一的欧洲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欧洲各国人民的福祉;欧洲一体化工程远未完成,非单一国家的货币(a currency without a state)有其天然缺陷。欧债危机爆发、欧元风雨飘摇之际,托马索仍坚信欧洲能够冲出风暴、进一步走向政治联盟。然而,许多人并非如托马索那么乐观。研讨会上,欧洲一体化专题的讨论最为激烈,与会者就如何应对欧债危机特别是有关国家和欧央行是否应发挥更大作用,观点交锋“火药味”甚浓。

  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的格劳威(Paul De Grauwe)教授认为,一些欧元区成员国的脆弱性与新兴经济体的典型困境类似:由于货币政策由欧央行制定,它们使用的是自身无法控制的货币。欧元区各国发展状况各异,区内存在不平衡。最近的欧盟峰会强调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削减,但仅此是不够的。当务之急是抑制各国国债被大量抛售,欧央行是唯一有能力防止国债价格不断下跌的机构。但欧央行宣布其债券购买计划的规模、持续时间都是有限的,投资者预期欧央行退出该计划后债券价格必然狂跌,因此选择现在就卖出,加剧了市场动荡。因此,欧央行必须改弦易辙。中期内,欧元区应消除成员国发展的不平衡,并逐步走向财政和政治联盟。

  意大利股份公司协会主席、长期在意大利央行任职的米可西(Stefano Micossi)指出,欧元区形势不容乐观。如果运气好的话,2012年意大利经济只下滑2%,但可能萎缩3-4%,甚至高达5%。欧债危机应对败笔很多,私人部门参与计划(PSI)弊大于利;每次有关该计划的消息宣布,都引起重债国国债收益率提高、危机进一步扩散。最近欧央行增加了3年期流动性工具,但银行不会将获得的流动性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因为这将增加其资本金要求。他质疑为何不援引欧盟条约第136条,即授权对欧元区成员国采取特定措施,以迅速有效地加强有关国家经济治理、抑制危机恶化。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首席执行官、德国人雷格林反驳前两位演讲者有关欧洲有关国家做得还很不够、欧央行应迅速出手的观点,认为这与盎格鲁-撒克逊报章上的陈词滥调没什么不同;市场过于关注短期,前两位演讲者过于关注危机管理,而非危机预防,只有重债国切实进行结构改革、加强财政约束,才能解决问题。雷格林认为,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包括:不少欧元区成员国长期以来不遵守欧盟既定规则;欧元启动后利率持续较低,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犹如天上掉馅饼,进行大量投资,引发资产泡沫;对欧元区成员国的监督不够,一些国家结构问题丛生、竞争力下降;有关结构性财政分析的好办法缺乏,一些国家财政状况容易给人以错觉,如西班牙危机前财政基本盈余,但很多财政收入来自房地产业,难以持续;欧洲统计机构无法对成员国进行监督检查,希腊的统计长期造假;成员国金融监管各自为政,无法有效应对金融风险等。另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也给欧洲雪上加霜。雷格林还列举有关各方承诺的危机救助资金数额,表示难以理解为何一些人说危机应对措施还很不够。

  听了雷格林义正词严一席话,不少听众只好苦笑、摇头。即使在如此场合,德国人的严肃、直白、认真得几近死板、不近人情表露无遗。格劳威有些无奈地说,雷格林对欧债危机的乐观主义令人兴奋(众笑);尽管欧盟各国不断采取措施,增加救助资金,但与市场规模相比杯水车薪,重债国的国债收益率仍不断攀升、危机不断蔓延。有参会者颇为激动地指出,当前情形类似于1931年国际金本位时期,当时德国亟需国际救助,坐拥大量黄金储备的法国却袖手旁观。其结果,德国经济萧条,走向专制和法西斯主义,法国也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他表示难以理解,为何德国历史上的恶性通胀,到现在还给德国人如此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在欧央行是否发挥更大作用问题上持强硬立场。

  雷格林反唇相讥,他只会研究经济问题,不懂得什么从历史、心理的角度进行研究。但当今至少有一点与1930年代不同,目前有IMF等国际机构可进行危机救助,而当时各国以邻为壑、举目无亲。

  茶歇时,科里根对笔者说,欧债危机和欧洲货币联盟受到巨大冲击,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要给市场以信心,欧元区各国准备的“弹药”应比危机应对所需的多得多,但现在的问题是救助资金远远不够。这涉及到政治问题,很难及时采取措施。如果欧盟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就迅速、果断应对,危机不致恶化至此。最近欧盟峰会的协议值得欢迎,但关键是明确细节、具体执行。科里根颇同情欧央行不愿过多购买欧洲主权债的苦衷,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是非常之举,但其负面影响应引起更多关注。关于IMF、美国在欧债危机中是否应发挥更大作用,科里根认为,尽管IMF的有条件贷款可推动重债国加快改革,但欧洲人总体上对外力介入并不欢迎,何况IMF的资源也有限。美联储在欧债危机问题上谨慎小心是对的,其与一些央行开展货币互换值得称道。

  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各方意见分歧较大情况下,人们自然会问,谁能挽狂澜于既倒?整体来看,由于其强大经济金融实力,德国必然在欧债危机应对和欧洲货币联盟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但目前德国民众强烈反对进一步增加对重债国的救助,德国精英阶层普遍反对欧央行成为政府债券“最后购买者”,而由于历史原因,欧洲其它国家对强大的德国仍心存疑虑,欧洲国家互信的基础并不牢固,欧洲走向更紧密联盟的道路必然不会平坦。德国无疑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很可能不是深孚众望的领导者。

五、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托马索主要关注欧洲,但他是在国际经济金融的大背景下思考欧洲问题,认为欧洲应在有效的国际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晚年的托马索更是强烈地呼吁对国际货币安排进行根本性变革,制订国际规则,加强各国政策协调。[3]

  欧央行执委司马吉脱开讲稿,重点谈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协调特别是对霸权国的约束问题。他已宣布辞去欧央行执委,即将远赴美国哈佛大学,因此讲话似较放得开。他指出,德国在欧洲天然拥有霸权,美国则是世界的霸权国。德国统一后,欧洲政治家们找到制度性解决办法,将货币政策主导权从德意志联邦银行移交欧央行。但如何约束美国,避免外部性,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特里芬难题”意味着美国向全球提供流动性,其它国家就很难约束美国;IMF受美国控制,不可能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中国大量积累外汇储备并投资美国,也不能对美国进行足够的约束。目前,主要新兴经济体认为欧洲应自行解决危机,它们更关心的是提高本国在国际机构的投票权和影响力,预计未来几年内其作用有限。国际金融危机中,储备较高的国家所受冲击相对较小,将来各国更可能自行其是,增加了全球治理的复杂性。货币战争、更多国家恢复资本管制的风险值得关注。民主制度下各国主要关注自身利益,不利于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托马索曾设想对主要货币汇率设目标区,他的乐观主义能否实现尚待观察。

  前IMF第一副总裁利普斯基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几个问题:各国增长不平衡,其国内需求的差异史无前例;一些领域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失败;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未得到充分重视;宏观金融政策存在缺陷等。目前IMF最高决策机制只包括各国财长或央行行长,权威性不够,很难推动各国的政策调整。20国集团的机制是好的,历次峰会公报和行动计划有内在一致性和延续性,关键是各国有无政治意愿付诸实施。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前美国助理财长杜鲁门(Edwin Truman)指出,他不认同托马索有关美元霸权是国际货币体系主要问题之一的说法,但与托马索一样,都认为通过全面的计划,国际货币体系是可以改进的。目前各主权国没有共同的意愿加以推动,监督机制缺失。全球流动性的管理需要新工具,IMF应定期分配特别提款权,各主要央行应将货币互换机制化。在此问题上,如央行因担心道德风险而模棱两可,国际经济将遭受很大打击。

  最后一位专题演讲者是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他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叉着双手、似很生气地站在正签署IMF贷款协议的印尼总统苏哈托身后的照片曾广为流传,被作为IMF对危机国冷酷无情的象征。[4]但眼前的康德苏亲切、风趣,他操着浓重法国腔的英语,回忆托马索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积极奔走、在康德苏牵头的名人小组中发挥重要协调组织作用的趣事。托马索在名人小组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报告发布前几周去世,但报告体现了他许多重要思想,如,国际货币体系无序的根本原因是全球化时代缺乏有效的治理架构,应加强多边监督,进一步发挥二十国集团在IMF治理中的作用,提高成员国参与IMF决策的层级等。

  会后,康德苏对笔者坦承,他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展缓慢颇为失望,这的确很难;他牵头的名人小组的后续运作还没有大计划,但计划在墨西哥、巴黎等地组织一些研讨会。

  一整天的密集研讨结束了。这可能是对思想深邃、乐于讨论的托马索最好的纪念。他有关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金融监管、欧洲一体化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重要思想、观点得到较深入的阐发和讨论。国难思良将。当前,在欧债危机强烈冲击之下,意大利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财政紧缩和结构改革。这些正是托马索担任财长期间,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以强烈的紧迫感试图推行的。失去托马索的意大利,仍持久回响着他的声音。同时,托马索为之奋斗一生的欧洲一体化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欧洲意见纷纭甚至分歧严重。托马索曾梦想在催生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悲剧被彻底遗忘以前,这一工程就能大功告成;希望后来人能牢记欧洲战火肆虐、生灵涂炭的惨痛教训,薪火相传,完成前辈未竟的事业。[5]托马索能否如愿以偿,只能求证于未来,但作为研讨会中似乎唯一的亚洲面孔,我不由得对许许多多像托马索一样的欧洲有识之士的光荣与梦想,充满敬意。

注:

[1]根据欧央行执委会中6名成员应来自不同国家的惯例,在意大利籍的德拉吉就任欧央行行长后,在法国压力下,同样来自意大利的司马吉不得不辞去执委职务。此前,他几乎笃定将被贝卢斯科尼总理提名为意大利央行行长,但最后一刻功亏一篑。

[2]参见Paolo Angelini and Paolo Del Giovane, 2011, “Monetary policy and payment systems,” background note for conference in memory of Tommaso Padoa-Schioppa.

[3]参见Pietro Catte, 2011,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background note for conference in memory of Tommaso Padoa-Schioppa.

[4]当时在场的IMF高级官员Josha Felman曾告诉笔者,这是一场误会。康德苏其实站得较远,照片效果给人以错觉。

[5]托马索在纪念罗马条约签订50周年会议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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