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经济
弗瑞德·伯格斯坦
[ 2012-05-19 ]

对于全球经济体系的挑战

  同美国与欧盟一道,中国成为了21世纪全球三大超级经济体之一。不管中国经济是否会在将来超过其它两大经济体而在世界经济中独占鳌头(或者已经做到这一点了),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中都可能会继续快速增长,这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影响会继续扩大。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影响也会扩大,因为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至少是高收入的经合组织国家(OECD)的3倍。对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在未来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对于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

  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作为一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超级经济大国,中国在以下三个方面与其他超级经济大国不同:

  从平均生活水平上来看,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穷国。即使未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在那时也要比经合组织国家(OECD)穷得多;

  中国仍然没有完全市场化,因此中国政府与全球其他经济超级大国的政府相比能够发挥大得多的作用;

  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有非常不同的政治体制。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如何将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融入全球领导体制对于维护全球的稳定乃至世界的和平都是极具挑战性与非常重要的。19世纪末,德国和美国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时期都给世界带来了重大问题。两次世界大战间期,德国的重新强大与日本的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对于系统稳定性的近期挑战是欧洲共同体的演进和日本在二战后跻身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眼下,中国的崛起可以被印度、巴西还有其他可以想到的一两个经济体所效仿,或者说在一个较低程度上复制。历史告诉我们,必要的系统性调整可能会成功,如果失败的话,将会带来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不论是对于现任领导者还是对于新崛起的国家,融合这件事都是极其困难的。为了实现成功的过渡,现任领导者必须愿意与新崛起的国家分享领导权,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相信,和新崛起国家分享领导权会比阻止它们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更有益于现任领导者的国家利益。现在的美国应该放下它长逾半个世纪的领导者心态,而逐渐接受与一个非西方国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亲密合作的局面。

  对于新崛起的国家来说,它们必须愿意接受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这要求它们一方面认识到他们自身行为对于外部经济的影响反过来也会对他们的国内经济有很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们也要认识到需要承担与其全球影响力相称的责任。这两方面的考虑对于现在的中国尤其重要,这是因为中国所选择的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深深融入全球经济。全球经济前景,特别是维护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和稳定的金融秩序,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很重要的。

2012年的全球经济秩序

  对于2012年世界经济秩序,最好的描述是这样一个多极化的结构,其中美国和中国扮演首要的角色。世界经济体系是多极化的,因为至少有十几个经济体(包括欧洲联盟作为一个单一实体),一些高收入国家和一些新兴的或发展中国家,都对全球经济有重要的影响。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全球经济越来越强的多极化趋势已经从国际经济领导机制的主要载体由七国集团(G7)向二十国集团(G20)的转变中体现出来了。

  然而,大家都知道,二十国集团(G20)太大了,以至于很难有效运转。因此,需要一些数量较少的“协调者中的协调者”,由他们组成世界经济的非正式指导委员会。因为排除了一些最重要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七国集团不再能保持其原来的地位。理想情况下,这样一个委员会应该包括三个超级经济体:美国,欧盟和中国。现在一个操作方面的问题是,对于大多数事宜,欧盟既不能作为协调一致的机构行动,也不能选择一个成员国来代表它。眼下欧盟深陷经济与金融危机,这进一步损害了它的潜在领导能力,未来一段时间情况也不会得到好转。因此解决大部分全球经济问题的责任就不可避免地主要压在了美国和中国的肩上。

  中美两国近年来在履行这些责任方面毁誉参半。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7-2009年间,中美两国采取了有效的也是特别重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刺激本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两国都支持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贷能力以及特别提款权的分配,以便帮助那些在危机中遭到最严重冲击的国家恢复经济。尽管还有少数的例外,两国都在避免设置可能中断国际贸易体系的新的重大障碍。美国的外部逆差与中国的外部顺差都从前几年的历史高点大幅度回落,两国都在使全球经济恢复平衡方面取得了进展。刚才提到的大部分措施都是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所讨论和确定的政策框架下实施的,尽管他们确切地说更像是各国应对危机的独立行动,而非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尽管针对这些措施的必要性达成的国际协议有助于这些措施在各国得到采纳)。

  然而,中美两国都没有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以保证他们(包括全球)的经济复苏能够持续。美国还没有认真面对其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积累问题,而且才刚刚开始对其不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进行改革。如果美国不开始纠正其预算赤字,中国也不设法将其发展战略转向更多地基于国内消费而不是出口,包括允许人民币在未来进一步大幅升值,上面提到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势头有可能会倒退。

  在几个问题上,中国和一些G20成员国包括美国和欧洲的合作看起来已经变差甚至走向了反面。十多年前中国非常热情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且利用世贸的规则促进国内的市场化改革,但现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似乎已陷于停顿,国家干预的回归又变得明显起来。在国际层面上,2008年7月,中国(包括印度)在使多哈回合谈判无功而返中起了主要作用。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预备阶段中,中美两国对于全球变暖的立场彼此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是协调一致的,这在当时强化了欧洲国家的焦虑,他们担心会在哥本哈根面对一个“两国集团(G2)”。然而在峰会上,中美两国却发生了争执与对立,尽管这些争执在一年后的坎昆会议上得到了缓解。在提高跨境投资、鼓励互惠互利的技术交流和与发展“绿色能源”方面的努力已经让位于对于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争议、知识产权问题的回归以及美国对一些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项目的持续担忧。

  经济区域主义也是两国产生冲突的潜在原因。中国继续促进形式松散的亚洲区域内经济合作,而美国正在积极地推动“高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试图来补充甚至取代只有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这样对于亚太地区新制度安排的“两条路”可能在一段时间后融合为亚太自由贸易区,但也可能是中美之间矛盾的新源头。

悬而未决的概念性问题:

  所有这些事情都引出了关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中国愿意并且能够为自己设计并扮演一个世界经济中的领导角色吗?在这个问题上是与美国(或欧洲)合作还是主要靠自己?中国在哪些特定的事宜或领域最可能,或最不可能这样做?

  在最大范围的全球经济合作问题上,中国会支持现有的G-20进程还是更偏好某个或某些既能更加有效又可以保持政治方面合法性的替代性机制?

  中国仍会将WTO规则和制度安排视作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核心要件吗?如果不是,又有哪些替代选择?中国对区域贸易协议和全球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看法?

  中国如何看待新兴的、限于亚洲的经济制度安排和已被认同的“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开放”这个APEC目标之间的关系?

  中国计划如何实施其宣称的、扩大内需而非依赖贸易顺差的经济再平衡目标?

  中国是继续将汇率视为“纯粹的内政”问题,还是会认为,既然两个货币涉及到这些决策,那么就需要某些形式的国际规则与合作?如果这样的话,会是哪种形式,如果不是当前的IMF机制?

  中国是想大幅增加美元形式的外汇储备、继续提高美元的全球地位,还是想真正促进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并且/或者寻求国际共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特别提款权(可能包括通过一个替代账户)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关于气候变化,尚无国际规则和机构存在,中国会否寻求一个有效的全球性制度?如果是,会是哪种形式?

  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主题:建议中国开始制定、交流和在国际上讨论中国关于核心的、系统性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可能将在一段时间内主导国际经济政策争论。明确阐述并相应追求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国家利益,这对中国是必不可少的。很明显中国有必要与世界其它地区合作,特别是在像气候变化这样没有现成制度以及像IMF和WTO这样需要修改现存体制的问题。如果中国和其他核心国家没有明确地考虑这些问题,难以想象中国能有效地担当全球经济秩序的领导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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