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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打交道时,不要将它看成一个整体
——访前美国驻德国大使库恩布伦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研究员 王信 [ 2012-06-05 ] 共有0条点评

  2012年4月10日,我在德国柏林拜会前美国驻德国大使库恩布伦先生(John Kornblum, JK)。库恩布伦1987年任美国驻德国公使时,起草了里根总统在柏林勃兰登堡门的历史性演讲。他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1999-2001年任美国驻德国大使。此后,他一直在德国工作、生活,是权威的德国、欧洲问题专家,现任德国Noerr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

  Noerr事务所在历史悠久的柏林宪兵广场一所高档写字楼的6层。站在会议室外开阔的露台上,头发花白、身材魁梧的库恩布伦先生向初访柏林的我指点周围的风景。天高云淡,法兰西大教堂、德国大教堂和音乐厅近在咫尺。

  我反客为主,为库恩布伦先生倒上一杯咖啡,给自己也来了一杯,开始请教他对当前欧洲局势、美国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态度,德国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美欧关系等问题。以下是谈话实录:

王:请问据您所知,美国是如何看待欧元和欧洲货币联盟的?

JK: 美国对欧元的看法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

  最早在1996-98年,虽未对外公开,但美国官方对欧元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美国不相信由多国和多种文化组成的欧洲能拥有单一货币。美国建国130多年后,还没有成功地统一货币,直到1913年才实现这一目标。在欧元正式推出并似乎运作良好以后,美国态度有所转变,认为欧元有望取得成功。

  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时,我认为美国当时应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但美国却置身事外,既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对此也不感兴趣。直到2011年秋,当欧债危机变得更为严重,奥巴马总统开始担心危机可能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时,美国才开始采取措施,对危机解决变得非常积极,财长盖特纳多次飞赴欧洲,鼓励欧洲国家建立大规模保护网,并承诺增加出资。然而许多欧洲国家并不领情,认为这是美国在施压。不过,最终欧洲或多或少还是按照美国的建议行事,增加救助资金规模,稳定欧元和银行体系。

  目前美欧合作良好,美国希望欧元稳定,这有助于美国经济继续维持去年开始的复苏态势。

王:美国是否赞成IMF在救助欧洲中发挥更大作用?

JK: 确实存在关于IMF作用的争论。美国去年通过货币互换,向欧洲银行体系输入了大量美元流动性,但美国对IMF是否应该在救助欧洲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仍存疑问,这是事实。美国认为,欧洲自身有足够资源解决问题,无需借助IMF。

  但从目前情况看,欧洲似乎并未拥有足够的救助资源,因此美国需要发挥领导力,需要向民众证明其应当做得更多。但支持欧元并非美国和IMF的职责,这是有区别的。

  我并不认为可以通过增资IMF来曲线救助欧洲。过去几个月,是IMF自己在抵制更多参与救助欧洲的努力。

王: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不希望IMF参与救助欧洲,因为担心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可能借IMF增资要求更多话语权,您对此如何看?

JK: 美国一直是号召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多话语权的国家之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欧洲在IMF中的代表权过重。上世纪40年代IMF成立时,欧洲在世界经济中占比很大。事实上,欧洲在联合国、IMF和G20中的代表权过重。美国并非想排挤欧洲出局,只是需要增加中国、印度、巴西以及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和重要性逐步增加。中国变得更强大更重要,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过去是东方和西方的两极世界,现在则是网状世界:处于顶端的不再是少数几个国家,可能有20多个,这些国家互相联系,结成网状或者区块,这种结构应当在国际机构中得到代表和体现。我认为美国对此没有太多疑问。

  至于中印等国在救助欧洲中该扮演何种角色,我很难置评,但我认为这些新生力量应当在国际机构中具有更大代表性。

王:您认为美国在欧债危机救助中应该发挥何种作用?

JK: 美欧应当进行更多合作,达成某种共识来拯救欧元和欧洲危机。欧债危机爆发时,欧洲并不向IMF和美国求助,认为这是其内部事务。他们的逻辑是,美国不会让欧洲讨论加利福尼亚债务危机,那么欧洲为何让美国置喙希腊危机?但二者的区别在于,欧洲每个国家都是国际性的经济体,而美国各州不是,它们仅仅是美联邦内部经济体。因此,即使希腊这么小的经济体发生危机,也会对国际经济及金融体系产生广泛影响。但即使美国如加利福尼亚这样的大州发生危机,也不会产生国际性影响。欧洲应该持更加开放的心态,允许国际社会讨论其危机。

  举个例子,纽约“911事件”后,G7国家齐聚一堂,包括美国、欧洲和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起努力,采取措施确保国际银行体系拥有足够流动性,防止金融危机发生。欧债危机爆发时,欧洲本应采取类似做法,美国本可起到关键作用,但欧洲不愿意。自那以后,欧洲经历了多个阶段,奥巴马总统不久前还赞扬欧洲已回到稳定的正确轨道。

王:不过现在西班牙局势似乎又开始紧张了?

JK:我并没说奥巴马总统的观点是对的,我只是重复他对欧洲的称赞而已。现在西班牙面临压力,有人说可能葡萄牙的压力更大,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认为应注意两点事实:首先,欧洲同美国一样,正在学习在经济不再繁荣情况下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少花钱。上世纪90年代,欧洲情况非常好,大家拼命花钱,欧盟还特别给予补贴,而且越来越多。但当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走下坡路,欧洲各国和美国等富裕国家被迫削减开支,这非常困难,也是政治家必须做的最坏事情。他们必须告诉选民勒紧裤腰带、降低生活水平了,事实也是如此,但在欧洲造成了很大麻烦。一些欧洲国家不愿意担保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因为相对较好国家的生活水平也在下降。欧债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危机,更重要的是欧洲生产力已不能再支撑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水平了。

  其次,金融市场相互联系,可在极短时间内产生很大影响。欧盟国家财长可能花几个小时讨论未来几个月的措施,但市场可能在几秒钟内就做出了反应。许多国家都遇到这一实际问题,欧洲做了多年尝试,试图绕开市场约束,但不可能取得成功。总之,很多因素造成欧元区现在的不稳定,情况不是那么简单。

王:目前一些欧元区国家似乎陷入了两难,一方面要财政整顿,另一方面又需要促经济增长。

JK:确实如此,非常困难。欧洲似乎陷入了新的两极分化,与20年前有点类似,不过现在是南北分割:一条非常明显的分界线贯穿中部欧洲,分界线上方是稳定、发达和富裕的国家,下方则是不太适应国际化的国家。如果欧洲在经济上越来越分道扬镳,要维持其一体化难度就很大。从经济上看,如果西班牙还被认为是生产率较高、葡萄牙在部分领域名义上还较现代化的话,希腊、巴尔干半岛(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由于跟不上全球化步伐,未来的经济前景将非常困难,而德国、奥地利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则完全能跟上国际化潮流。

王:您认为是否会有成员国离开欧元区?

JK:会有一些欧元区成员国弃用欧元,因为他们最终会发现未来欧元区并非是融合度很高的区域,仅仅是经济上较成功的区域。在此过程中,德国将日益壮大、地位更加凸显。这将带来很多关于欧洲演变(dynamics)、欧洲各国关系以及欧洲统一身份认同等诸多问题。

  欧洲是一个有趣并持续演变的地方。我所说的演变并非一定指欧洲已取得了巨大成功,而是说变化非常快。我认为对中国而言,观察这些变化非常之重要,因为欧洲会有很多机会,当然也存在误判的可能。未来几年欧洲的情形会非常复杂,我建议中国在同欧洲打交道时,不要将欧洲看成一个整体,而要关注欧洲内部有活力的国家。之前美国犯过类似错误,将欧洲当成整体来看待,但现在美国已纠正这一错误。

  在欧洲,最重要的是德国。我认为,德国是目前位列美、中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最重要的国家。德国处于欧亚中心区域,与中国很近。而中国透过中亚看欧洲,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要认真看待德国。但没有美国在政治上、心理上的帮助,德国很难领导欧洲。法国的地位也很重要。法国是欧洲奠基者之一,现在其经济不是很好,但在欧洲仍扮演主要的结构性角色。所谓结构性角色,是指发挥维持欧洲平衡的作用。过去250多年,欧洲主要的平衡力量是德国和法国。如果德法失衡,欧洲就不可能风平浪静;反之,如果德法处于合理的平衡,欧洲大体就会太平无事。

  此外,需要关注欧洲那些较为成功,但并非庞大且知名度高的国家,如芬兰、瑞典、奥地利等。我建议重点关注波兰。波兰近些年经济发展很好,开始将自己视作同德国一样的北部欧洲区的一员。

  总之,欧盟不再那么重要,它已不是五十年前设想的那样具有决策力,更多的权力将属于成员国。这并非意味着欧洲将分裂,只是更多权力正从欧盟和布鲁塞尔转移到各成员国;各成员国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欧洲的未来更多取决于各成员国而非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

王:似乎欧盟机构从来就没起过关键作用,主要的决策权一直掌握在成员国手中?

JK:这种观点既对也不对。上世纪90年代至2005、2006年《里斯本条约》谈判过程中,许多欧洲人感觉将走向新欧洲,《里斯本条约》将打造以布鲁塞尔为中心的新欧洲,欧洲的未来将由欧盟机构决定。现在证明这不可行。欧盟试图推动的事情,没有一件如预期那么顺利,如欧元、安全及外交统一政策、创新统一政策以及气候变化统一政策等。根据《里斯本条约》日程表,这些政策本希望在2010年取得较大进展,但事与愿违,只好在“欧洲2020”规划中做大幅调整。现在欧洲人已发现统一政策并非一帆风顺,德国等国家感觉欧盟并不能做那么多事情,我强调的是感觉上如此。因此,更多权力将重新回到各成员国手中,我非常确信这一点。

王:您刚提到,没有美国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帮助,德国无法领导欧洲,能否请您略加解释?

JK:我所说的心理帮助是指,由于“二战”原因,德国人在许多方面一直还很犹豫,他们不敢主动带头决定欧洲未来。美国的作用并不是指导欧洲国家如何去做,而在于给欧洲其它国家稳定感、安全感,保护他们不再被德国欺负,这样欧洲就可以开始处理内部事务。这对德国也是有好处的,德国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这样一来,德国就有信心发挥领导和带头作用。美国就像一种隐形拟合剂(invisible glue)。我希望美国能够发挥比过去几十年更大、更主动的作用,但美国现在心态变化,有了新思维,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参与欧洲事务。

王:是因为美国将更多精力放在亚洲吗?

JK:我认为我知道原因。奥巴马政府的算计有误。没有任何理由讨论美国如何指导亚洲应怎么做。自19世纪以来,美国就一直在亚洲存在,并认真对待亚洲。上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就在日韩有驻军,我们一直没有离开亚洲。但实话实说,美国现在转向亚洲有双层意义:一方面是积极意义,表明美国希望同亚洲发展更为积极的经济联系,强调更积极地参与亚洲事务。另一方面的意义就不那么积极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想表明,“我在这里打算长期呆下去”,美中之间相互竞争的感觉在增加。

  如果美国呆在亚洲是为了处理与中国的分歧,那没问题。但事实是,奥巴马总统说,我是来指导亚洲的,这就吓坏了欧洲人,国务卿希拉里和美国国防部长不得不在2月飞赴欧洲,向欧洲人强调美国并没有离开欧洲。这说明奥巴马政府之前的决策有失误。

王:为什么欧洲人会感到害怕呢?

JK:欧洲一方面希望不依赖美国,但当美国真说要离开欧洲时,欧洲又害怕,希望美国回来。美国是欧洲的隐形拟合剂,是欧洲其它国家对付德国的隐身保护神。你要知道,欧洲其它国家无时无刻不在担忧德国,美国的存在是对德国的制约,防止其走得过远。当你看到德国经济如此强劲的时候,就有一种德国与欧洲其它国家存在失衡的感觉。因此,美国的存在对欧洲至关重要,能帮助欧洲其它国家建立信心、缓解担忧,这种担忧既非经济上或军事上的担忧,而是心理问题。

  美国并非远离欧洲,美国在欧洲有事实的存在,也有政治影响。当奥巴马总统说转向亚洲时,许多欧洲人认为美国不想维持欧洲平衡了。这有可能是真的,但我不知道。这与选举年无关,只是说明亚洲问题的艰巨,也显示了欧洲对美国是否存在非常非常敏感。欧洲一直讨论如何离开对美国的依赖,但这是建立在依赖美国维持欧洲平衡的基础之上的。

王:“冷战”时期,美国在欧洲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对抗苏联,维护欧洲安全,现在还有这个必要么?

JK:美国呆在欧洲,目前更多是为了维护欧洲内部的安全感。毫无疑问,过去主要是为了对抗苏联。但即使在那时候,防范德国、维持欧洲平衡也是目的之一。时至今日,欧洲觉得仍有必要维持对德国的平衡。许多欧洲国家认为,德国虽然领导实力不足,但对其他国家而言,其力量仍然足够大,其他国家难以应付。

  我认为,德国既无法单独发挥领导作用,也不会扮演次要角色。直到最近,德国总理默克尔才开始表示支持其他国家,德国花了很长时间才决定开始为欧洲小国做些有益的事情,体现德国的关心。之前,德国一直独善其身。2002-03年,德国的财政赤字超过GDP的3%,违反了稳定与增长公约,德国被称作“欧洲病夫”。之后,德国开始大力改革,基本上未再涨过工资。但希腊自2002年以来,工资涨幅高达35%,所以相比10年前,德国目前对希腊有35%的竞争优势,对法国、西班牙也有类似优势。这是一个巨大变化,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德国是世界上第三大国家的原因。无论发生什么,未来15-20年的欧洲,都将由德国的发展来决定。

王:如果德国领导欧洲,欧盟可能变得更强大,这是否会挑战美国,对美国形成威胁?

JK:一些美国人甚至欧洲人,都担心或认为欧洲将成为美国的竞争者,但我不担心,也不认为这会对美国形成威胁。恰恰相反,我倒担心欧洲会变得越来越弱。欧洲有时候会干些美国人不喜欢的事情,但从上世纪“冷战”结束以来,我感觉欧洲所做的还未达到美国的期望值,这使美国非常操心,因为我们希望一个强大的欧洲。

王:如果说过去美国希望欧洲强大,是因为欧洲可作为“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缓冲,为什么现在美国还希望欧洲强大?

  美国希望欧洲强大而稳定,有以下原因:首先,欧洲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市场。其次,在大西洋两岸,美欧之间有上万亿的投资和资金往来,这点非常非常重要。第三,尽管存在差异,但美欧之间存在紧密的文化联系。最后,我们把自己视作民主的输出者,美国相信基于民主基础之上的未来世界会取得成功,我们希望美国和欧洲成为繁荣的民主社会。如果欧洲变得太弱,民主社会就不再起作用了,美国就必须发挥保护作用,但美国是希望在美欧之间有种平等感觉(sense of equality)。目前这种感觉已大大减弱,唯一还有的就是德国。但即使德国,也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本质上是没有军事力量的。当美国在处理一些问题,我说的不是大型冲突,而是涉及苏丹、阿富汗这些所谓失败国家的问题时,尽管德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已有所行动,但美国的孤独感正在增加;这种孤独感不仅仅是推进民主方面,也在维护世界某种政治和军事稳定方面。因此,如果欧洲不同美国站在一起,美国就会更加孤独了。

  对美国来说,俄罗斯不是伙伴国,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伙伴。但中国还未成为能维护世界秩序的伙伴,这是中国未来非常重要的任务。美国对中、俄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失望,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叙利亚,但美国有理由让屠杀自己人民的政府得到清算,因此美国对中俄没有支持联合国决议非常失望。现在世界新的安全形势包括打击恐怖主义,也包括联合国几年前在决议中号召的保护责任(RTP),对抗将变得越来越少。但当一些所谓的失败国家无法自行维持稳定,就需要联合国以及其他国家来帮助保护失败国家的国民。欧洲国家在这方面是美国的伙伴国,但它们还不够强大。我们希望中国开始成为维护世界稳定的负责任伙伴国,但中国现在还不是。

王:所以你觉得美国需要加大对欧洲的帮助?

JK:美欧现在的经济形势都不是很好,这是美国不想过多参与欧洲的原因之一。同时,我们刚刚从可怕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脱身出来,奥巴马政府说不会再有战争,美国也不想再参与战争。美欧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事情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仅仅提供保护或者解决动荡那么简单。问题可能是集成式的,对一些国家可能用这种方式处理,对另外一些国家可能得用其它方式。因此,对美国而言,要搞清楚欧洲的真实状况非常困难。加上美国目前的心态,即欧洲问题由欧洲自行解决,美国不要过多参与,要了解欧洲状况就更加困难了,对政治领导人来说也是如此。由于我们未了解新的状况和要求,欧美之间会产生误解和欺骗,这将是非常危险的。

王:您觉得德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作用,他们会进一步参与国际事务么?

JK: 我不认为德国想插手国际事务。德国人的心态非常复杂,他们极度相信维持稳定、安全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性。为此,他们可以同别国发生冲突;为了维护稳定,他们可能置别国于不顾,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不这样做,德国经济会被削弱。

  德国人有自己的想法来维护其生活方式,即那种苦行僧式、不灵活和死板的生活方式。你从中也可看到中国的影子。这是中德两国的共同点,很难被其他国家所理解。德国的理念同中国非常相似,即必须维护稳定及强化自己的制度体系。中德时时刻刻都在追求稳定,很多中国领导人一直说,你们不了解中国,我们需要维护自身稳定。中德两国不愿意去批评别人,并不是因为自己不够强大,而是因为希望维护自身稳定,不想惹事生非。美国和英国都属于不太注意稳定的国家,这不是说美英希望冲突,而是指它们并非时时刻刻都强调稳定。其他国家也有维护稳定的要求,但行事方式与中德不一样。我所说的稳定并非是社会不动荡,而是指从内心深处追求的那种稳定、不惹事的心理,是一种心理状态。

  与中国相比,德国现在是更为均衡的国家,但他们仍追求极其强烈的稳定感。我的意思是说,德国是一个非常难以打交道的伙伴,即使对欧洲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德国人很固执,不愿意放弃他们对世界的观点,这使得别人感觉要发疯。我不止一次说过,法国人认为德国人既有罪(guilty)又受伤(victimized);有罪是因为过去发动战争,受伤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能再影响别人。德国基本上没有敌人。如果你去看德国公司的行事方式和服务业,你会觉得最值得尊敬的国家就是德国。德国人工作很出色,使国家从“二战”中快速复苏,成为平衡维持得很好的值得尊敬的国家。

  德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拥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地位,但德国人仍然害怕不稳定,担心通胀、社会动荡和经济崩溃。德国人总是担心,这对其他人而言是一个谜。这点与中国非常相似,中国总是强调稳定。德国人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松和享受生活,但他们做不到。德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也可能是最不会放松的国家。要成为领导者需要某种程度的自信和容忍度,德国还缺少这两样东西。

  我从事外交工作四十多年,现在努力从事中欧交流工作,这是我的兴趣所在。我选择住在柏林,因为我认为柏林是欧洲新活力的中心,这种活力一直在增强,在这里很重要也很愉快。

  取道欧洲和中亚,德国向外传播的不是政治力量,而是经济力量和物流 (logistic power)。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中国的未来非常有意义。由于北冰洋浮冰开始融化,穿过俄罗斯顶端的东北通道(northwest passage)变得非常重要。对中国来说,欧洲最有意思的城市是汉堡,因为汉堡将是连接这条新欧亚道路的物流中心。

王: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与欧洲打交道?

JK: 看待欧洲,最重要的是不要以为欧洲仅仅是布鲁塞尔,而要更多关注欧盟各成员国,它们的影响力正在增长。

  过去五十年形成了两个概念,也是未来欧洲如何发展的两个概念:一个是所谓的联盟(community)概念,意味着罗马条约和布鲁塞尔,这在很长时间都是以官方概念的面目出现;另一个则是所谓的公共(communal)概念,更强调各成员国的地位。美国现在非常相信第二个概念,相信欧洲政治力量是在各成员国,而非布鲁塞尔。这是美国在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即从欧洲联盟概念转向了公共概念。中国也应当重视这个变化,这在长期来说不一定对,但短期内肯定是对的,意味着中国应该多同各成员国打交道。这不是说欧洲会分裂,那不可能发生,因为欧洲融合程度很高,但重要的是要看欧洲政治和经济活力来自哪里,思想和决策又来自哪里。我认为最终的思想和决策来自欧盟各成员国,而非布鲁塞尔。

王:如果中欧进行更多合作,包括政治合作,是否会引起美国担忧?

JK: 我不这样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持异议,否则中国怎么买美国国债。最近有文章显示,有一种担忧正在上升,即担心中美在军事安全方面将对方视作竞争对手。我觉得这种担忧毫无必要,但这种担忧确实在增强,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不担心欧洲投资中国,美国在中国也有投资。即使中欧加强政治合作,包括军事合作,我也认为没问题。或许一些华盛顿人士不这么看,但我认为这不会有麻烦。我觉得麻烦在于旧思维,即在某一特定地区展开竞争,如谁站在日本背后,谁又站在泰国背后,韩国的未来该如何等等。就我所知,在朝鲜问题上中美合作得很好。但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美竞争在增加。这是非常不幸的事,因为不应当有地缘性的竞争。

  我们应当作为经济体互相竞争,努力出售各自产品。但在美国有一种看法,即中国企图购买我们的自然资源,美国需要遏制中国。我觉得那是错的,应当抛弃这种思维。没有人要遏制中国,除非我们感觉中国没有正确地发挥作用。同时,中国对美国不会有军事威胁,美国也不会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中美经济如此相互依赖,这种竞争性的思维几乎是行不通的。

  在我看来,人类需要竞争,所以美中需要互相竞争。美中同时在经济上获得了成长,但在政治、军事领域,某种程度上两国不得不竞争。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不幸的,无法断言这不会持续很久。

  库恩布伦先生有问必答,言辞简洁明了,访谈的效率很高。他是从更广的视野看欧债危机和欧洲未来的,若不是因要赶飞机,我真想继续问下去。当然,他流露出来的某种优越感、对美国在欧亚事务中决定性地位的强调,以及提出中国应成为美国维护所谓世界秩序的伙伴国等,使我感到有些不快,但他的许多观点无疑很有启发意义,值得重视。当我拖着行李匆匆赶往柏林泰格尔机场时,想到在欧洲的中心,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在认真地探讨欧洲和全球问题,似乎对“地球村”的含义有了更深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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