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吗?
胡一帆
[ 2012-05-02 ]

  提要:中国经济是当今世界最经常被提及和研究的经济体之一,因为它在经历30多年的强劲增长后已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并还存在更多的发展空间。仍处于发展之中的中国经济在最近的事件中被当作是超级大国突然推至聚光灯下。虽然很少有人会怀疑中国正在崛起,然而对中国是否已经成为当今真正超级大国的质疑却也合情合理。

  在这份报道中我们透过多视角探讨当今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多年中如何书写增长奇迹和在接下来的30多年中将如何发展,最后探讨了中国是否已经做好了成为超级大国的准备,从而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仍有大量待开发的潜能,不过目前还未成为超级大国。中国发挥所有潜能也并不意味着就得到了成为超级大国的保证。尽管中国拥有毋容置疑的规模和资源,但在经济、体制、社会和外交等方面仍存在各种各样值得考虑的重大问题,并且中国需要时间来适应从发展中国家到真正超级大国的转变。

引言

  在过去的几年里,无论世界经济局势如何风起云涌,中国总是站在话题的风口浪尖。这是因为无论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增长或是放缓或是停滞, 中国一直处于稳健的增长。这个鲜明对比引起了关于中国现今是否已经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争论。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美国和欧洲整个经济体陷入困境,然而中国经济看似未受影响并逆风前行,更使得这种争论白热化。

  简单的单方面宣布中国是或不是真正的超级大国并非难事,但需充足的依据来论证。我们通过评估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表现,并考虑了不同变量因素,以此来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第1节中,我们通过多角度观察当前中国经济,例如GDP、贸易、外汇储备、能源使用以及效率。在第2节中,针对中国是否真正的超级大国这一问题,我们将给出我们的看法。另一方面,第3节将探讨我们如何得出这一结论,并从国内角度探讨中国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现状,同时还将探讨未来中国可能面临的一些挑战。最后在第4节中我们将阐述中国可能面临的一些国际问题,并探讨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经济多视角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增长成为一个看得见的奇迹。自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在中国推行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32年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为同比10.02%。截至2011年底,名义GDP比1980年增长了约23倍。不仅如此,在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下,许多经济体或是遭受严重打击或是面临经济衰退,而中国成功保持强劲的增长,清晰展现出一个迅速成长的超级大国的特征。

  (一)GDP高但人均GDP水平低

  中国增长快速,GDP水平在2007年赶上了德国,总量达3.4943万亿美元。在GDP绝对值方面,鉴于发达经济体GDP增长率低,有着强大活力的中国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我们推测未来10年间中国和美国年同比增长率分别为7%和2%,在此基础上,加上20%的人民币升值可能性,2020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然而,就人均GDP而言,中国的成就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4428.5美元,列全球第90位,处在较不发达经济体水平。美国和日本的水平是中国的近10倍。即便负债累累的希腊名义GDP只相当于中国的一小部分,其人均GDP也是中国的6倍。就名义GDP而言中国可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超级大国,但其国民富裕水平却远不能位列第二,有很多提高的空间。

  (二)出口量大但附加值低

  与其他三大经济体出口份额下降不同的是,中国出口一直保持在快速增长的轨道上,从1982年的1.1%到2010年的9.4%,仅次于美国9.8%的出口份额。就进口而言,中国再次展现了上升的趋势,截至2010年中国占世界进口总量的10.4%,比德国高1个百分点。中国现在是美国和德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日本和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尽管出口比重增加,但中国出口增值仍然较低。约60%的中国出口贸易为价值较低的加工贸易。以最受欢迎的iPhone和iPad为例,中国劳动力仅占iPhone与iPad总利润的1.8%和2%,而苹果公司由设计与发明获取总利润的58.5%和30%,体现了产品链中的高附加值。

  (三)高外汇储备但缺乏多样化

  由于贸易持续盈余和资本不断流入,中国外汇储备在2011年底达到3.18万亿美元,超过全球储备的三分之一(34.8%)居全球之首。另一方面,中国的外汇储备多样性程度不足,风险较大而回报较低。根据我们的估计,美元资产占总资产的65%。其中,债券包括国债,尤其是长期国债,政府部门债券和企业债券占美元资产总投资的90%以上。其他货币资产为20%的欧元债券以及其他8种货币资产(包括英镑和日元)。

  (四)财政状况良好但福利较低

  放眼全球,美国挣扎于增加的贸易赤字和堆积如山的债务,而欧元区则面临主权债务危机并危及欧元区自身的存亡。在如此的全球经济环境下,中国仍然保持着健康的财政状况。2010年其财政收入为1.3万亿美元。尽管在金融危机之后采取了庞大的政府财政刺激政策,但中国的财政赤字仍然维持较低水平,占GDP的1.6%,而其他4大经济体的赤字都超过GDP的4%以上。

  此外,2010年中国公债为9490亿美元,其债务GDP占比仅为16.3%,而大多数发达国家中该数字超过60%。即使考虑地方政府债务,我们估计该数字也不会超过40%。这确保了中国能够远离目前的债务危机,从而加快杠杆化进程力求进一步发展,尤其在改善社会福利方面。未来几年中考虑到中国是个超级大国,其重点将放在增加公共福利和社会项目例如保健和教育的开支方面。目前这两个领域的开支仅占总支出的3.0%和4.6%。以教育为例,中国是新兴金砖五国中支出最少的国家,更不用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教育支出水平也低于其平均水平4.5%。对于这一发展趋势应当进行调整以改善公共福利。

  (五)石油消耗量高但效率低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的石油消耗量从2000年占全球总量的6%猛增至2011年的12%;而美国和欧洲的比重则逐步下降, 2011年分别为20%和15%。另一方面,中国的能源效率较低,在中国,一太瓦能源只能产出GDP8.4亿美元,而在美国、德国和日本,该数字则分别为28.7亿美元、36亿美元和48.8亿美元。因此,效率低下导致更高的二氧化碳排放,在中国,每生产1美元的产品,会产生2.33千克的二氧化碳,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的50倍,超过世界平均水平40倍。

 
 
  (六)IPO增长带动资本市场扩大

  过去的几年间中国的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由于IPO数量的大幅增加,中国股市的市值在过去10年中增加了400倍,已从2000年的占美国股市市值的7.9%增至2010年的34.9%。2000-2010年间,中国和香港的IPO数量每年增长20%,而美国市场年增长率为6.5%。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陆的IPO数量仍达到每年300-400家公司,目前中国约有3000家上市公司,如果中国保持这种IPO速度10年后将有约6000家上市公司。这也令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市场资本化程度将在2020年与美国持平。

中国是真正的超级大国吗?

  要很快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确切地讲,还不算是。不可否认,人们会忍不住去观察中国最近的GDP数据,并很快得出结论说,当数据显示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国家经济体时中国就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人们也会很容易沉浸在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也表明一些国家指望中国成为救世主、替罪羊或两者皆有,并断言只有超级大国才能吸引如此众多的关注。话虽如此,但深入观察发现中国还存在问题需要提升,以及一些明显不足让我们无法把今天的中国誉为超级大国。

  世界已把中国看作是超级大国了吗?如同多数课题一样,观点存在着分歧,但中国在过去十年取得巨大的跨越式发展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从中国并未以大国身份参与的G7主导的世界到金融危机后G20主导的世界的过渡中,中国在全球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性正逐渐提升。现在有种说法是G2世界,中国和美国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两个主要国家,尽管中国对于这种恭维性的地位提升低调处之。

  欧盟最近要求中国对其主权债务危机施以援手就是一个例子,这是被国际视为超级大国相关联的成本。作为超级大国,中国被寄希望于为全球援助和安全作出更多贡献;然而作为一个人均GDP仍列世界99位的国家而言,这一要求仍值得商榷。在许多方面,中国仍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

  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准备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然而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超级大国这一点很明确。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的发展速度证明了这一观点。假设中国继续以7%年均增长速度,而美国今后数年以2%的年均增长率增长,加上人民币20%至30%的升值空间,那么中国将在2020年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尽管人口老龄化,但中国仍有占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若中国人均劳动生产率提升至顶级水平,那么中国就有了成为排名第一的超级大国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中国传奇会继续么?

  (一)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秘诀

  过去30年里,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带领国家经历了三十载无与伦比的快速增长。成功的秘诀可以总结为,随着制度改革的推进, 在激烈市场竞争下不断投入要素资源后的高产出。

  过去30年间的制度改革在中国的快速增长中起了关键性作用。有三个主要制度性变革充当了中国增长的催化剂。首先,中国近期经济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无疑是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改革,农业打破公有化,允许民营企业参与经济发展,这些改革为中国演变成市场经济国家确立了框架。第二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他重申继续经济改革的重要性,上海浦东焕发出勃勃生机。邓小平南巡激起了巨大的私有化和创业浪潮,大幅推动了经济增长并进一步鼓励了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第三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巨大地开发了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的潜能。加入世贸组织使得全球经济向中国出口开放并放宽外国对华投资限额。在每件关键事件后都伴随一段时期的GDP高速增长。

  在有利的框架支持下,中国的增长得到了庞大的投入要素的推动,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竞争一直以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为主导。关键投入要素是劳动力和资金。中国的快速增长很大部分是由劳动力大量从农村地区转移进城从事制造业工作所推动的。农民工为中国的工厂提供了稳定的低薪劳动力供给,使中国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竞争优势。此外,过去30年间的大量固定资产投资为中国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基础设施来利用低成本劳动力的资源。庞大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不仅提供一些额外的实体资本,更重要的是它们带来了技术转移和专门管理知识,对整个经济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凭借看似无尽的低薪劳动力供给以及背后基础设施的支持,中国很快上升为全球最大制造国。

  中国庞大的要素投入不仅限于劳动力和资本。中国的增长也得到了巨大资源要素投入的支持,如能源、基本金属和建筑材料。中国已从化石燃料和基本金属等自然资源的净出口国成为了世界最大能源和基本金属消费国。尽管中国资源投入的效率可能比发达国家低,但巨大的资源消耗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动力。

  经济中激烈的市场竞争是推动中国增长的其他要素之一。过去三十年间的国退民进过程是中国经济竞争加剧的主要原因。邓小平首次改革前,中国所有企业都是国有性质企业,因而没有公开形式的竞争也没有提高效率的动力。随着私有化过程开始,中国经济向更多市场经济成分转变,有动力是效率最大化的私有企业家得到了机会,使得竞争程度迅猛急升。在1980年,国有企业主导中国经济,但到2010年,非国有实体和大部分城市劳动力占了中国GDP的一半以上,这种转变是支持这段时期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

  省份区划结构是中国不同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因素。其中有一点是各省通常都有一定的自治权,每个省份专注于经济中的某些不同领域。例如,黑龙江专注重工业,而山西和新疆在自然资源采掘和能源生产方面是领先者。省份的专门化生产造就了相对优势,当把各部分合起来时就形成了总体上更强劲的国民经济增长。

  由于各省负责各自的经济数据,并换算成各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于是所有各省开展激烈竞争以超越平均水平。这导致许多省份非常重视商业发展,并一致吸引投资。各省常会提供十分优惠的条件,否则投资可能会被提供更好条件的其他省分去。

  通过比较各省设定的增长率目标与中央政府制定的国民经济增长目标可以看出省与省之间的竞争。几乎所有各省都制定了高于全国水平的目标。重庆、贵州、海南和内蒙这样的省份在2011年制定了13%以上的增长率目标,远超中央政府制定的8%的增长率目标。这种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是中国增长的一个推动力,因为激烈的国内竞争与中国丰富的资源要素投入互为补充,令中国在国际上竞争力日益提高。

  总的来说,对于中国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干脆的回答,因为在真正超级大国这个问题上没有标准化定义。然而有一件事是很明确的,中国已开始崛起并在持续崛起中。即便面对全球经济减速和通胀压力以及随后在2011年采取的紧缩措施,中国的GDP仍高速增长。中国资本市场仍在快速发展,过去几年中国市场IPO数都是世界上最多的。中国也在寻求途径以逐步提高效率,尤其是能耗方面。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对再生能源方面投资领先的国家。尽管全球宏观经济形势艰难,但市场仍预期中国在未来段时期内将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而发达国家经济已接近停滞。不管是否已准备好,中国正向超级大国地位崛起。

  (二)今后30年: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关键30年

  尽管过去数十年取得了辉煌,而未来30年将是决定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还是会因一些障碍使经济减速的关键。正如中国改革总工程师邓小平提出的那样,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两个30年。头一个30年是经历工业化进程,目前已完成——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占世界制造业的20%。我们正进入第二个30年,往高科技为主支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方向发展。到第二阶段的成功过渡将决定中国作为潜在超级大国的命运。

  中国经济需要从先前以消耗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快速发展模式转变为更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经济发展将更多强调增长质量而非速度。制度安排和提高生产率将成为经济的两大驱动力。

  我们已经讨论过,中国过去数十年间的三次增长率迅猛提高都是政策推动所触发的。有利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制度安排将给中国经济对抗全球经济减速提供新的引擎。可能的政策改革将不得不触动货币和财政领域最深层的问题,包括形成利率决定的市场机制、改进税收制度以促进消费和鼓励中小企业等。
 
  经济引擎的另一部分来自技术支持下的生产率提高。目前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专注于低成本制造业,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伴随GDP增长率有了巨大的提升,过去三十年间以同比11.1%的平均速度提升,比美国1960年至1989年间类似的劳动生产率引起的增长率(年率5.4%)还快许多。截至2009年中国人均劳工制造业生产率达到了4.98万美元,而印度为6.8万美元。但如果与那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远远落后。美国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在2010年突破了15万美元,德国紧随其后为12.13万美元,日本为10.94万美元。

  中国与其他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发达国家低许多。由于核心技术都由高科技经济体提供,中国只分享生产链很小的一块,主要集中在低级处理制造业方面。工人技术不熟练成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拖累。中国正处于从低附加值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王国向高科技支持下的可持续国内消费驱动经济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必需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向高附加值的上游发展。

  (三)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潜在的危险

  如果在这个30年里面,中国继续在有利制度安排的支持下有质量地增长,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超级大国。然而中国也有可能陷调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今后30年的发展可能决定是成为下一个美国还是下一个拉美。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人均净收入4000至1.2万美元)但无法进一步提升的国家。拉美国家通常被用来作为这种现象的例子。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由于政府没有制定向高科技或更高附加值产业过渡的政策和制度而无法在价值链上有所提升。然而随着收入水平上升他们可能发现再也不能与从事低附加值产业的低收入国家充分竞争,因而陷入在哪个水平上都无法充分竞争的区域。

  两个衡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是剩余劳动力开始枯竭和工资水平开始上升。中国似乎走在这条道路上,工资水平上升和城市化率上升意味着廉价农民工供给的减少。而且,我们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国人口正逐渐老龄化。人口老龄化也逐渐使可用劳动力总量下降,并增加了工资和社会保障压力。虽然中国尚未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如果不能成功向价值链上游移动,那么中国可能会有掉入这种陷阱的危险。

中国准备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了吗?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又受创于欧元区债务危机,发达国家正为重获增长动力而竭尽全力。在这样的全球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突然被推向是否可以被视作潜在超级大国的讨论前沿。G2世界的说法在被人们讨论,在这种格局里,美国和中国将是国际体系中的两个超级大国。最近一连串事件加快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上升的速度。所有这些都戏剧性地发生在过去3到4年里,而发达经济体一般要数百年时间才达到这一阶段。换句话说, 让中国可以充分意识到其新身份, 并在经济、制度和外交方面准备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变身为超级大国,时间似乎还太快了点。

  从国内来看,中国正寻求在30年时间里走完美国花了一个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即从工业化、重制造业的社会转变为更专注技术和劳动力生产率的社会。这是一个跨越性的目标,要完成它就必须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变为内需推动的增长模式。这是一个大胆的任务,但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这么做。有利的制度安排和生产率提升加上高科技发展和转移是成功的关键。

  从外部来看,中国的崛起和从不同发展阶段的转变将意味着管理对外事务的重点随着时间推移也将发生改变。由于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和利益越来越大,故在过去数十年间奉行的“不干涉”外交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日益显得不灵活。对外直接投资从21世纪初因“走出去”政策而开始迅猛上升,到2010年达到了602亿美元,约为世纪之交时的60倍。随着中国持续对外投资,与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差距在缩小。由于外汇储备持续上升并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在寻求海外投资的机会。中国在大宗商品投资方面特别有兴趣,例如,在非洲和拉美的累计投资额分别超过了130.3亿美元和438.75亿美元。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策制定者会有不同的规划和观点。从崛起到获得超级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利益和影响力都会提高,这将有可能使今后岁月中的外交政策导向发生显著改变。

  审视一下美国伴随其在全球经济力量增强过程中外交政策的演变有重要意义。分析美国从最初时的孤立主义到后来门罗主义的历史性演变,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国家在向超级大国水平崛起的过程中,其外交政策是如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海外资产数量而发生改变的。

  在1823年门罗主义推出之前,美国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以中立性和孤立主义为基础。这是由于美国当时海外利益较少并且经济和军力实力较弱。门罗主义最初在1823年推出,当时美国仍是一个新生的经济体,门罗主义几乎是纯粹的防御性政策,旨在打消欧洲对北美和南美殖民的念头。门罗主义宣称,欧洲列强在未来对美洲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被视作对美国的威胁,其本质是希望欧洲列不要来碰美洲,用以交换美国不干涉欧洲政治和现有殖民地。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发展阶段或许类似地反映了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间的态度——由于海外利益相对较少,焦点主要放在保护国内利益上。

  20世纪初,美国逐渐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当时,罗斯福推论对门罗主义加以了补充,扩展了门罗主义的原始意义,并声明美国有权使用军事力量将欧洲的统治排除在拉丁美洲之外,并有权在拉美国家内部出现“明目张胆的长期恶行”时进行干预。这被许多人认为是美国脱离原先防御的姿态进而转向更主动争取地区霸权的宣言。更重要的是,这标志着美国积极维护自身在国外利益的外交政策的转变。此时美国人均GDP大约为4000-5000美元,并借助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国外利益迅速增长,虽然缺乏该年代具体的数据,但是据经济史学家估计在1914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26亿美元。后来的罗斯福推论,即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在外国的利益,成为符合自身的利益的政策转变的证明。

  最后,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作为由高科技和熟练劳工所带动的全球最大经济体成为了最有影响力的超级大国。当美国影响力和国外利益在全球不断扩张的同时,门罗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实际就是保护资产和利益的需求,这种意识形态导致美国越发激进地干预全球事务,到今天亦是如此。美国经常被称为世界警察。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经济和军事强国,西方国家对中国表示出担忧,尤其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后一直推动加强海外军事力量的政策。一份名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ce)”、关于美国军事利益的分析报告于2012年1月6日发布。在这份报告中,美国将其经济与安全利益与包括西太平洋地区和东亚乃至印度洋和东南亚在内的区域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很显然美国军事战略转而更加关注中国,而不是本地区的其它国家。

  随着中国崛起为一个超级大国及其海外利益的增长,加上西方和邻国的担忧和恐惧,中国外交政策作出改变的迹象已经逐步显现。对中国来说,在新的国际架构和环境之下为其新地位建立一套全新的外事策略以面对新的挑战和机会已经变动越来越重要和迫切。

  进行交流与新的外交政策同等重要。近期由于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担心和恐惧导致的南海地区和边界的紧张形势有增无减。其中的问题包括货币估值和贸易争端等经济关系、政治上显而易见的问题如不断增长的军费以及环境问题和国际关系。中国将从改善交流以推动合作和外交中受益,而这可以通过官方或非官方的各种形式来进行。做到这些之后,他们将会获得更多战略伙伴,并减轻其它国家对其崛起产生的担忧。

结论

  在可以真正发展成为最高级别的超级大国之前,中国需要时间在经济上、制度上、社会和外交上继续进行改善和调整。如果一个超级大国的发展可以比作是人的成长,中国很可能只是处于其“青春期”阶段。中国还没有完全长大,未来将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些成长的烦恼,但正走在发展成为一个真正超级大国的路上。

注:

[1]本文是作者在2012年4月“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提交的交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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