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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增长与经济再平衡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 黄益平 [ 2012-05-02 ] 共有0条点评

研究背景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国内经济,就会发现过去几年居民收入特别是劳动工资增长开始加速,消费尤其是社会零售明显地得到改善。但官方数据却表明消费占国内产出总值的比率继续呈现下降的趋势。但这个结论与另一组官方数据也是矛盾的:200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投资的一半,但在2011年,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基本相当。我们通过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再平衡可能已经开始:经常项目盈余占GDP之比已经从2007年的最高点直线下降,消费占GDP之比也在2008年之后明显回升。不过后者尚未在官方数据上体现出来。国内经济再平衡这个结论可能与目前国内外经济学界的普遍看法相左,我们在之前发表的研究报告也受到多数专家及媒体的质疑。因此,我们认为还需要就这个问题开展进一步的讨论。最后,即便我们的初步发现与事实相符,推动再平衡的主要因素也是市场的变化,而不是政策的改变。国内外经济的进一步平衡还有待于政府深入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包括实现利率市场化、增加汇率的弹性以及加速城市化进程。

“消费疲软”的背后机制

  “消费疲软”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主要指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过去十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超过8%,远远超过许多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印度消费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到7%,因此,中国消费市场肯定是全世界最为强劲的市场之一。之所以说我国“消费疲软”,是因为GDP的增长速度更快,因此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与此同时,经常项目顺差和投资占GDP之比越来越高,但事实上,消费支出、经常项目顺差和投资占比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所以经济再平衡的关键之一就在于让消费增长速度超过GDP,这样消费的比率才能上升,而外部顺差和投资的比率才能够下降。因此,对于经济再平衡或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如何刺激消费是个核心问题。

  国内消费占比下降除了有“中国特色”之外,也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历有着共同之处。韩国和台湾地区在一段时间内也出现过居民消费占比下降,其主要原因是两个地区在早期发展阶段,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经济扩张但工资上不去,所以一段时间内居民收入在经济中的比例下降,而企业利率则大幅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加速导致储蓄率提高、投资增加。这些变化的综合结果便是消费占GDP之比不断下降。不过,如果将我国1982年以来的数据与韩国、台湾当时的情形相比,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我国消费占比的水平更低。而这一点恰恰值得我们在政策研究中给予特别的关注。

  除了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消费占GDP之比可能下降这个普遍规律之外,关于我国消费疲软的政策讨论还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可能因素:

  第一,储蓄率过高。当居民将收入多用于储蓄时,消费就会相对减少。过去十年政府之所以着力发展社会福利体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信心,减少储蓄,就可以刺激消费增长。问题是,目前的社会福利体系虽然仍有不尽人意之处,但相比十年前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可惜的是在这十年里居民储蓄率上升约15个百分点。这一上升背后也许另有原因,其中部分涉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90年代时,存钱买房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而时至今日几乎每家每户都想买房。2000年时居民购房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大概为10%,而现在已经超过25%。大量对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是一种类似强制性的储蓄,它扭曲了社会福利体系发展本来应该导致储蓄率下降这一经济结果。不过无论从哪种渠道解释目前的高储蓄率,未来如何降低储蓄率仍然应该成为刺激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机制。

  第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过去十年,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占比下降。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工资水平较低。另一原因可能与市场利率扭曲有关,因为目前居民存款的实际回报均为负,投资回报也较低。无论从哪条路径出发,都可以想象,在一个居民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的经济体中,很难让消费占比上升。

  第三,收入分配不均。如图1,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往往较低,低收入居民消费倾向较高。而我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少量富人集中占有大量的国民收入,这也可能造成总体消费疲软。

图1   收入分配不公平: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倾向(%)

 
 
  除了以上三方面的因素,人口结构变化、城市化等可能都与消费疲软有关,但后面这些因素也可以通过上述三个渠道来影响消费增长。

官方消费数据的可靠性研究

  在研究消费问题时,官方数据的准确性往往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官方数据表明,2000年消费占GDP之比为62%,而201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47%,即十年来消费占比下降了15个百分点。尽管学界对消费疲软这一问题没有多少争议,大家对官方数据的准确性是有争议的。例如,居民的旅游开支在官方统计中有没有被充分计算?将旅游业收入与旅游业消费相比时,我们发现两者差别很大,不少分析师认为旅游消费的数字被严重低估了。再比如,富人经常在海外购买奢侈品,这种海外消费是否算入官方数据也不得而知。还有,王小鲁所做的关于灰色收入的研究也表明官方数据不仅可能低估居民收入,同时也可能低估居民消费。总之,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官方数据对消费的统计可能存在偏差,而且这一偏差极有可能是向下的。

  我们在研究中首先对统计局的三份有关消费的数据做了仔细的比较。这三份数据分别是居民消费调查、宏观的消费数据和社会零售总额。以服装消费支出为例计算增长率,早期三份数据的走势较为一致,但近几年社会零售总额和另外两份数据间的偏离越来越大。据我们了解,统计局的居民消费调查和宏观消费数据的走势比较一致,主要是因为宏观的消费数据是根据居民消费调查数据推算的。虽然社会零售总额也是这一估计的参考指标之一,但并不作为主要指标(见图2)。

图2   国家统计三套关于消费的数据:以服装消费为例

 
 
  如果对总量指标进行比较,数据缺口就会更大。如图3,深色线为总消费的实际增长率,浅色线为社会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这两者之间的走势通常不一致,因为二者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从二者关系来看,社会零售总额的80%与消费相关,而这部分占到总消费的60%左右。也就是说,虽然二者在数据上存在差异,但是相关性仍比较高。然而,2008年以来,二者增速的差距开始显著扩大,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现象。在相关度较高的前提下,两个增长速度突然出现了明显的逆向走势,说明总消费中那部分没有包含在社会零售之中的消费开支没有增长甚至在崩溃,而这一部分主要是服务消费。但服务消费崩溃这个推论与经济学常识相悖,通常我们认为服务消费品的收入需求弹性不应低于其他消费品。

图3  零售与消费数据差距扩大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消费增长的官方数据可能存在严重偏差。国家统计局进行数据推算时主要根据居民调查,而居民调查数据的可靠性已经受到普遍质疑。基于此,我们重新计算了一个消费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是两个变量的加权平均,第一是扣除了20%的与钢铁、水泥等不属于消费品的产品数据之后的社会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第二是服务消费的实际增长。我们用这个新的数据来替代过去十年的消费增长率,然后再据此推算消费占GDP之比。把这个新的比例与官方数据比较,我们发现2008年以前两者之间差别很小,而2008年以后,新比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但官方数据却继续下行。

  究竟这种新的计算方法是否可靠,还需要进一步推敲,但是仅从比较结果来看,国民经济似乎已经出现了再平衡的迹象。

国民经济再平衡趋势的反对意见

  对于以上分析,业界和学界从三方面给出了反对意见:

  第一,多数人认为在居民投资率维持高位的前提下消费占比不可能回升。但我们认为,由于官方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值得怀疑,所以这个前提本身就不一定成立,或者起码不准确。

  第二,拉迪认为,2008年社会零售总额之所以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小企业的高速发展。他认为,由于中小企业没有能力向批发商购买原材料,只能转向零售商。这导致了社会零售总额大幅度上升。按照他的说法,社会零售总额的上升并不一定来自消费的活跃。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认为过去三五年中小企业的大幅度活跃真的大到能够明显扭曲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长。我们近几年担忧是所谓的“国进民退”,所以即使中小企业的发展会造成数据的一定偏差,也不应是主导性的因素。

  第三,我们一直认为要素市场扭曲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有的专家指出既然要素市场改革尚未取得显著进展,何来结构调整?

  我们的分析是,导致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是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完全放开了产品市场但同时却保留了要素市场普遍而严重的扭曲。这相当于给企业提供变相补贴、向居民变相征税,这一举措的结果就是居民收入在GDP中占比逐年下降,而企业由于受到了补贴而不断地增加投资、生产,进而导致了消费的疲软。所以要素市场扭曲是经济结构扭曲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有人认为,在汇率未明显变动、利率市场化尚未实现、要素市场改革没有到位的前提下,国民经济再平衡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我们恰恰认为要素市场的改变已经开始出现。过去几年,尽管对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存在很大的争论,但工资高速增长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工资增长对促进消费增长的作用显而易见:工资高速增长令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同时使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阶层获得更大的购买力。观察韩国、日本和台湾的经验数据,消费占比都在较长时间的下降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其中台湾的拐点更为明显,大约出现在80年代后期,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台湾经历了刘易斯拐点,这可能是很重要的因素。

  同时,虽然利率市场化仍旧没有到位,但是现在中国日益活跃的金融市场里的信托融资、理财产品和影子银行业务等均有助于增加居民收入。所以我们认为过去一段时间消费占比已经出现改善,且这一改变可能会得到持续。

研究结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郭凯等所作的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消费比率受到一些重要因素的影响。而以中国的国情与之作比较,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这些因素都在朝有利于消费增长的方向发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最近城市化进程加速,可能成为推动消费增长的新的重要力量。所以目前中国的消费占比上升可能不是短期的偶然现象,而是长期的必然。未来,我国的消费会变得日益强劲。

  最后,有两个问题需要补充。

  第一,王小鲁在研究灰色收入问题时发现,居民收入被明显低估,但同时消费也被明显低估。不过他的结论是真实的消费占GDP之比可能比官方数据更低。其实这一看法与我们的结论并不矛盾,即使我们认为消费占比已经开始回升,我们也不否认消费疲软的问题依然十分严重,甚至比官方数据揭示的更加严重。

  第二,即便我们认为经济再平衡的趋势已经开始出现,到目前为止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还是市场变化比如劳动力短缺和影子银行发展而非政策因素。当然,政策因素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比如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对消费有多大影响,可以做更细致的分析。

  然而,如何让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并且完成这个过程,则需要更多的政府力量。首先政府的改革措施需要继续推行,无论是从劳动力市场、利率、汇率、能源、水等等方面,政府都需要进行干预。要素市场的改革不仅仅是激励机制的建立,还需要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这个格局不仅仅是指居民之间,还指企业、政府、居民这种大的格局。其次,政府需要做好二次分配,帮助穷人并鼓励高收入企业将资金用于社会福利建设和支持消费。

  总之,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再平衡已经出现萌芽,究竟这一趋势能否持续,有赖于进一步推进政策改革。

注:

[1]本文是2012年4月29日作者在“CF40 季度宏观政策报告会暨‘双周圆桌’内部研讨会第59期”上的主题演讲,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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