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百年:从重债穷国到重债富国
钟伟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
[ 2012-11-17 ]

  从诚实和美德始终喜鹊并被赞美至今来看,人类是否具有诚实守信的天性是令人怀疑的,对于国家而言牵强可能更糟糕,毕竟债权人面对国家违约甚至破产,缺乏可行的惩戒手段。或者说,如果没有事先的、清晰的、可置信的违约惩罚机制,那么人、企业和政府,都具有过度举债和连续违约天然倾向。

  回顾过去的百年,作为全球本位货币的英镑和美元都曾遭遇危机。根据罗伯特.特里芬的著述,19世纪末,殖民地从英国进口通常需要支付硬通货,而英国从殖民地进口通常使用信用证和银行汇票,这形成了大量的境外结存英镑,在英镑难以维持对黄金的平价时,殖民地国家持有的英镑债权几乎都成为废纸。在1931年,英镑的急剧贬值和英国主权债务违约,直接导致购买了大量英国国债的荷兰央行行长杰拉德.威瑟林引咎辞职,并最终因心里压力过大而自杀。

  二战之后也由类似情况发生,但最终债权人妥协了,1969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黄金总库无法维持运转,美国无法维持对黄金的平价时,当时的西德央行行长主动表态,放弃行使用美元向美联储兑换黄金的权利,随后日本也跟进了。上述事件清晰地显示,主权债务发生重大违约时,往往是债权人自吞苦果。象戴高乐那样派出护卫舰运载美元,象美联储兑换黄金这样的举措,毕竟是极其另类而少见的。

  对于主权债务违约的结局,亚当•斯密1776年就在其《国富论》中指出:“历史表明,一个国家一旦背上巨额债务,只有两个办法解决:一个是宣布破产——债务违约,另一个是将货币通过通胀贬值,这样也毁掉普通国民的财富。”这可能是最早论述到国家破产的经济学著作,列宁在流亡远东期间,也就国家破产和帝国主义作出过精彩论述。或者违约破产,或者通胀蒸发,这是主权债务不可持续时的归宿。只是当今大国似乎更通过发钞膨胀来稀释债务问题。

  二战之后的主权债务重组沿革,也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能源冲击下的拉美债务危机。从1970年开始到此后的10年,拉美国家债务余额年均增长超过20%。到1981年拉美外债超过2777亿美元,比1970年增加了8倍多。其中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是三个最大的债务国,其余6个主要债务国是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智利、波利维亚和乌拉圭。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每年的外债偿债利息超过了GDP的8%,债务吞噬了增长,只能走向痛苦的债务危机。

  危机原因何在?表象是拉美举债不慎,所借外债并未充分用于创造国内财富,而是用于改善福利甚至战争。但这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当时的能源危机冲击了全球经济,使欧美经济陷入滞涨状态。美元等主要货币利率飙升,汇率也急剧升值。1979年,当时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为应对通胀大幅加息,仅仅两年,美国国债利率便达到17.3%,美元基准利率一度曾高达21.5%。高利率带动了美元的升值,从美元指数看当时美元曾大幅升值超过25%。几乎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她采取了和沃尔克几乎相同的货币政策。突如其来的美元加息和升值,使拉美国家的偿债能力剧降,陷入了举旧还新,债务利息远超本金,越还越多的绝境。接下来,债务危机和布雷迪重组变得不可避免。我们很难判定拉美债务危机,根源是拉美国家的道德风险,还是美联储政策的无心之过。

  第二阶段是重债穷国(HIPCs)和全球主权债务的膨胀。全球经济增长和失衡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协调解决,这让人怀疑,在扣除了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显著成就之后,全球处于极端贫困的人到底是否有所减少。即便在中国,生活在每天一美元以下的人口仍然过亿。这导致了南撒哈拉、拉美。南亚等部分地区的政府在主权债务方面处境艰难,这些区域也正是反复爆发债务连续违约。拖欠。重组的重灾区。在东亚危机之后,全球主权债市场一度陷入混乱,部分东亚国家和俄罗斯等也出现债务违约。

  为什么人类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部分国家人均收入超过4万美元,预期寿命超过80岁,但有些国家却有大量人口处于赤贫,饥荒和疾病?人们可以列举一堆因素,但富裕国家对贫困国家的援助严重不足,必然是一种令人难以启齿和不可原谅的事实。

  早在1969:佩尔森报告(Pearson Report)就倡议,富裕国家从1975年开始,或不晚于1980年,拿出相当俞其国民收入总额GNI的0.7%,作为对穷国的官方援助。1992: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协议,被172个政府所采纳。发达国家重新确认了0.7%的官方援助承诺。2000:《联合国千年宣言》,被联合国大会决议采纳。2002:《蒙特雷共识》,被联合国大会决议采纳。督促发达国家采取确实行动实现”GNI的0.7%”的援助目标。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富裕国家当中只有极少数北欧国家兑现了对穷国的援助承诺,美国等大国在此领域几乎无所作为。全球发展融资的资金缺口,仍然是泽迪罗报告(Zedillo Report)中所描述的那样,每年至少缺500亿美元。重债穷国的债务问题不能指望援助和发展融资机制解决,这一点并无疑问,但富裕国家自身通过各种减贫发展目标,承诺各种官方援助,但却又将上述承诺束之高阁,实在令人失望。
 
  在此阶段,发达国家开始关注穷国和新兴国家的债务重组问题。而主权债务重组问题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国际讨论,则是在21世纪初期的事情。我们通常将主权债务重组机制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国际司法解决途径(Statutory approach),其中有代表性的方案是IMF的 SDRM方案(Sovereign Debt Restructuring Mechanism)。该方案由安.克鲁格女士力推,试图形成一个对债权人、债务人和相关利益方的国际司法解决方案和机构。该方案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债务人,使其在债务重组进程中,免受对冲基金等私人债权人对重组进程的阻击,确保重组的沟通妥协、有序可信。该机制一度曾在伊拉克债务重组中有所表现,但由国际机构担当全球债务重组的主角,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华尔街、巴黎俱乐部等在此领域的力量,并招致了后者的不快。

  第二类是合同解决途径(Contractual approach),其中有代表性的方案是集体行动条款(CACs(collective action clauses),该机制通常要求债务国在发债时,即明确一旦违约,债务重组的程序、决策机制和法律适用。集体行动条款的特色是多数债权人达成一致时,即可启动债务重组程序,通常可引用国内法(例如纽约法)来作为债务重组的法律适用基础,集体行动的磋商结果适用于债务国和大多数接受CAC的债权人。如果说SDRM是国内破产法理念的国际化,那么CAC则是伦敦、纽约等国内法具有了治外法权的味道。集体行动条款在实践中一度得到墨西哥、韩国等部分拉美和东亚国家的支持。

  第三类是自愿磋商解决途径(Voluntary approach),其中有代表性的方案是良好行为准则COC(Codes of Conduct),法兰西银行和十国集团均曾提出相应准则,良好行为准则的特色在于自愿性和补充性,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准则,可以和任何一种债务重组机制相配合。从欧债危机爆发至今看,良好行为准则无疑对欧元区整饬财政纪律有实际意义。

  除了上述三种途径之外,华尔街、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伦敦俱乐部(London Club)也在主权债务重组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们通常更倾向于个案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整体的解决思路,因为自下而上的个案重组,对发挥其优势,最大化其自身利益相当有利。主权债务重组的各种方案你争我斗,至今也未能在债务重组领域,增加任何令人欣慰的可置信的国际公共产品。

  第三阶段或者可以形象化为次贷危机至今的 “重债富国”现象,该现象最终何去何从值得警惕。这可能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颠覆性的灾难。1987年,美国联邦政府基本上没有债务,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高达15.88万亿美元,对GDP的占比超过110%。1992年,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对GDP的占比为60%,目前已超过215%,债务余额高达12.62万亿美元。仅过了25和20年,美日政府就债务缠身。欧洲的主权债问题也类似,目前欧盟主权债总额超过10万亿欧元,其中欧元区公共债务/GDP占比超过87%,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和爱尔兰的主权债/GDP均超过100%。过去10年,欧美日的债务膨胀袀远超经济增长,令人不敢想象未来25年欧美日面对债务问题如何自救?

  回顾过去20年,欧美主权债余额每年约增长3%-4%,已超出了这些经济体的GDP增速。日本的情况则更糟糕。仅就如果把中央政府债务分摊到每个国民头上,美。日国民人均负债分别为5.1万和9.9万美元。假定日美人均年收入为4-5万美元,储蓄率为10%,则日美国民分别需要工作约20年和10年,才能还得上中央政府的债务。而劳动者的劳动年限通常为30-35年。这显示,即便合并政府和住户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来考虑问题,“重债富国”的债务是否可持续也令人怀疑。

  不仅如此,美、日两国中央政府债务由外国人持有的比例分别约为25%和10%,因此日美的债务困局不可能不冲击全球货币体系。从长期看,债务堆砌和老龄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若发达国家要负责任地解决债务问题,只能多生孩子晚退休、多储蓄少消费、多创新少福利。从短期看,欧美日均已陷入了零利率加量化宽松的极致状态。按斯密的分类,穷国的债务重组是财政性的破产;而富国的债务重组更倾向于债务货币化的通胀。“富国重债”会是吞噬国际金融大厦的可怕海啸吗?

  由是观之,经全球化带来的繁荣似乎未由人类共同分享;富裕国家在过去50年不仅为富不仁,并且过去20多年来寅吃卯粮。给全球金融体系的未来投下巨大阴影。其实对全球债务危机其实并不缺乏远见卓识之士,例如早在2001年欧元启动不久,当时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便预言:“我确信欧元将迫使我们采纳全新的经济政策工具,现在这个提议在政治上完全不可行,但在某一天将会发生一场危机,那时新的政策工具将被创立。”现在债务缠身的欧元区,的确到了走向更清晰的财政联盟甚至国家邦联的十字路口。

  无论全球债务重组前景如何,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率先被债务压迫至国家破产,金融层面能够为债务重组做出的贡献始终是相当有限的。如果债务重组充满不可克服的道德风险,债务或许最终被稀释甚至逃废;如果债务重组能尽量克服道德守住人类集体理性的一些底线,那么国家债务就只能通过国民更长时间的劳动、更节俭和更多储蓄、更富创新和更少政府福利,才能逐步偿还债务。但这样的希望之光仍然十分渺茫。

  中国有俗语说,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全球主权债务余额不断积累,本身就反映了人们节俭、勤勉和分享不够,奢靡、短视和私欲膨胀的缺陷,反映了全球繁荣的成果未曾有效润泽地球的70多亿人口。如果我们不能珍惜一丝一缕、一饭一黍的点滴积累,那么最终我们挥霍的是财富,积累的是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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