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央行前行长特里谢专访
王信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研究员
[ 2012-11-20 ]

访谈小记

  毫无疑问,特里谢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建设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去年11月卸任之前,他担任了8年的欧央行行长;此前,他还任两届共计10年的法央行行长,以及地位显赫的法国财政部国库署署长,在欧元从酝酿、诞生、发展,直到今天面临危机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他均发挥了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令我惊奇的是,特里谢之博学,对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热爱和精通。

  2011年10月19日,在法兰克福老歌剧院,我聆听了特里谢的告别演说。当时,他旁征博引,德国的歌德、马克斯.韦伯,法国的让.莫奈,意大利的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意大利前总理)的名言信手拈来,而且直接引用作者的母语。后来,我又读到特里谢多篇文采斐然的演讲,其中包括他2009年应前欧央行执委伊辛之邀,在歌德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所做的关于欧洲文化特质和多样性的专题演讲。

  2012年8月29日下午,我们到与卢浮宫仅一街之隔的一栋年代久远的白色大楼拜访特里谢。法国文化部也在此楼,而法央行的历史建筑近在咫尺。

  走上铺了地毯的大理石楼梯,我们被引入2楼一间会议室:壁画、吊灯、烛台…,高贵典雅、美轮美奂,我们似乎走进了18世纪的巴黎。我们正欣赏着,特里谢轻轻推门进来。他头发银白,身着浅黄色西装、浅蓝色衬衫、深蓝色领带,神采奕奕。他打开一扇落地窗,拉开窗帘。皇宫内花园的树木似触手可及,偶尔飘进来游人的嬉笑声。

  特里谢先带我们参观会议室边的客厅和书房。他说曾在此短暂居住,但现在房屋作为他、康德苏(他们都是法央行名誉行长)等几位法央行元老的共用办公室。特里谢来自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据说该地区之人以热情、好客闻名。

  我特意带给他配有中国古典绘画插图的宋词许渊冲法译本,他惊奇地追问,“这些诗词真有1000多年历史了吗?”我忍不住问,他学工程出身,何以那么酷爱文学和诗歌;据说他喜欢波德莱尔、马拉美、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等法国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大诗人的作品,这对他的货币政策思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特里谢大笑。他说自己最初的专业训练确实主要是工程、科学和经济学,但他祖父、父亲都是希腊、拉丁文教授;在他看来,诗歌和货币都属于全体人民,而且可能具有恒久的价值。他认为,中央银行家责任十分重大,要竭力防止货币价值缩减而湮没无闻。

  当然,特里谢不是诗人,而是严谨的职业财经官员。一开始,他就问如何给他审校访谈记录,以保证其准确性。在谈话中,他言简意赅,不温不火,滴水不漏。即使对我一些很深的疑问,他也非常礼貌、耐心地加以解答。他强调欧央行的独立性、维护欧元币值稳定至高无上的职责;危机期间,为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欧央行果断采取了非常规操作,但央行的“火药”不是无限的。他坚定地指出,成员国退出欧元区不是合理选项,未来欧洲必须走向经济财政联邦。

  谈到兴奋处,特里谢放慢语速、提高语调,手轻轻地拍着,有时法语脱口而出。巴黎夏日傍晚的阳光斜射进来,照在墨绿色的桌布上,更照亮了特里谢身后金色的钟摆。他几次强调目前的金融危机波及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如果不是果断采取措施,将是“一战”以来最严重的。此时,他宁愿看到欧央行理事会内部团结一致,而不是出现不协和音。谈到中国,他说1981年第一次访华,就对中国同事思想之开放,中国潜力之大惊叹不已。

  告别特里谢,我突然觉得,他与中国古典诗词颇有相像之处:结构严谨,典雅有致,格律整齐,抑扬顿挫;无需浓墨重彩,自然意味悠长。我真诚地希望,多少年后,欧元还像最美的诗歌一样,深受人们的喜爱;他们当然不会忘记,那位来自法国布列塔尼的、热爱诗歌的特里谢。                    (王 信)

访谈实录

  问:行长先生,您在演讲中经常引用文学和诗歌经典。去年10月19日,我有幸在法兰克福老歌剧院聆听了您文采斐然的离任欧央行行长的告别演讲。您过去学的是工程,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您是如何培养这么深厚的诗歌和文学素养的呢?

  特:(大笑)你说的对,我最初的专业是工程、科学和经济学,这些确实不是精通文学和诗歌所要求的背景。但我出身在一个文学世家。我祖父是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教授,我父亲也是。我想,家学渊源起了关键作用,让我相信文学和诗歌极其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文学和诗歌上花费了很多时间,因为我的职业生涯完全被各种责任、问题和讨论所占据。我深信,文学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意义重大,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相信许多中国人对此也赞同。

  问:我读过您2009年所作的关于欧洲文化特质和多元化的专题演讲,非常精彩。您似乎对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歌的精品情有独钟,而且您曾提过诗歌和货币的相似性。请问文学和诗歌对您思考货币政策有怎样的影响?

  特:诗歌,无论是用中文、法文还是其它语言,写出来就希望其流传久远,历经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指着我们送给他的宋词)这些古老的中文诗歌依然鲜活,仍是创作时的词藻和结构。某种程度上,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也是希望币值经久不变,并为此而不懈努力。从这个意义来说,有人将货币比作黄金和诗歌,永不褪色。这是我观察到二者的联系之一。另外,就像诗歌一样,货币是广大民众的共有财产。确保货币作为好的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我相信,诗歌的价值在于它属于全民,这一点对任何人都非常重要。当人们吟诵一首诗时,他们感觉到自己就是诗的主人。

  问:中央银行家的任务也许更为艰巨。伟大的诗歌代代相传,一些货币却贬值或消失了。

  特:确实如此。伟大的诗歌永远流传。中央银行家应该有让货币永久使用的雄心壮志。当然,要做到这点很有挑战性、非常困难,但这是终极目标。

  问:所以您对欧元坚定不移?

  特:当然。自启用以来,特别是在过去5年危机期间,欧元已经证明其稳固和抗压性。这里,我仅仅指的是作为货币的欧元。

  问:您曾提及,过去若干年,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增长较快,失业率较低,外部失衡不大。未来10年,欧元区还能取得如此成绩么?

  特:当然能够。我相信,未来10年、20年,欧元区仍将存在。欧元启用以来,一直保持币值稳定,我和欧央行的同仁对此引以为傲,相信这会持续下去。目前,欧元区通胀率略高于2%,这要考虑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冲击。欧元13年来的表现远远好于此前的各国货币,甚至好于其中表现最好的某些货币。平均而言,过去50年,最佳货币的年平均通胀率在3%左右。所以,这是欧元价格稳定的显著成就,也是欧洲民众要求欧央行做到的。欧央行的主要目标或根本职责就是实现价格稳定,这正是我们为欧洲3.3亿民众所做的事。当然,相比中国庞大的人口,这个数字不值一提。(大笑)但在欧洲,这还是了不起的。

  问:如果欧央行通过扩大资产负债表来支持市场和维护金融稳定,您是否担心潜在的通胀问题?

  特:通胀目标总是第一位的。任何情况下,欧央行一直致力于这一首要目标,这是最基本的,是赢得民众信任和信心的关键,也是欧央行的立命之本。当然,我们正处于非常、非常特殊的环境下,市场并未合理地发挥其应有作用。这是欧洲以及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实际情况。如果看所谓发达经济体主要央行2007年危机爆发后的资产负债表,会发现其变化前所未有。它们采取了各种手段和非常规举措;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称之为“量化宽松”政策,日本则用另外的名字。而我们的非常规举措主要是固定利率全额分配政策。我们还决定购买证券,到目前为止,证券购买量比美国、英国和日本少得多。截至目前,欧元区央行体系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大相对于GDP,略低于美国,比英国、日本的水平低得多。

  由于危机爆发、发达经济体尚未走出危机,现在面临的压力还非常非常大。各国央行必须保持小心谨慎,确保所采取的举措不被其他主体——无论是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多个或一国政府——理解为,它们可以不必纠正自己的错误。根本来说,危机的源头在于一些国家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均管理不善和治理无方。央行有责任要求有关国家调整自己的预算、经济和金融行为,校正其发展轨道,同时采取必要措施,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确保在完全特殊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尽可能合理地发挥作用,我认为这是合理的。

  问:一些人认为,与美国和英国相比,欧央行现在拥有更大的政策空间。您觉得欧央行或其它央行是否拥有无限的火力(fire power)?

  特:我不这样认为。任何央行,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拥有无限火力。这是因为,首先,它的分寸拿捏必须恰到好处,确保有关操作不会损害央行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其次,央行操作的力度,与危害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失灵程度必须完全相称。如果央行力有不及,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就仍受到滞碍;但如果央行用力过大,将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央行还必须对其他主体提出极其明确的要求,它们应各尽其力,必要时进行调整,纠正自身错误,确保它们在最大可能限度内,利用央行为其赢得的时间,来完成艰巨的、绝对有必要的根本性工作。无论对发达经济体的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这一点都适用。

  问:如果欧央行从市场上购买越来越多的债券,您会担心其资产负债表风险么?您认为成员国向欧央行补充资本金会不会有问题?

  特:我们需要观察欧央行如何行动,这将取决于理事会的决定。有关行动必须与明显的市场失灵程度相称。央行之所以采取行动,应完全是由于货币政策传导遇到障碍,这是绝对关键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市场失灵明显阻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

  如果看欧央行资产负债表,你立刻发现,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央行的资本金或自有资金相比,欧央行自有资金显然非常非常宽裕。你知道,各成员国央行都承担风险,但它们的资本金整体而言也非常充裕。如果计算这18家机构(即17个成员国央行加上欧央行)的资本金,数值较大,约占GDP的好几个百分点。加上欧元体系各央行黄金储备的巨额重估价值,有关数字很大,在其它发达经济体闻所未闻。因此,欧元区央行体系的资本金不是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应高度关注央行的风险。

  问:欧央行最终会放弃对某些成员国的支持吗?

  特:欧央行一直按自己的规则行事,其行为的前提是问题国家进行必要调整。这是必不可少的,一切都取决于这些国家能够自行恢复其可信度。

  问:您的继任者德拉吉表示,他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欧元。您对此有何评价?有的欧央行理事会成员公开批评欧央行政策,您是否担心这会造成市场波动?

  特:欧央行理事会在多数成员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决策。现任欧央行行长和理事会的工作出色,有目共睹。你提的第二个问题很重要。在其它发达经济体央行中,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政策立场是公开的,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经常可以看到,在东京、伦敦和华盛顿,虽然货币政策委员会大部分成员赞成,但仍有一些成员坚持说不。这是绝大多数央行的议事规则。就欧央行而言,我们最初就一致同意,不采取这样的规则,因为我们是17个(最初为11个)主权国家的央行,与日本、英国和美国的情形不同。欧央行理事会根据大多数成员的意见做出决策后,所有成员就应该遵从,这被认为是恰当的。这是为了使观察人士的注意力,只集中在理事会这一关键机构上,避免众说纷纭、相互冲突。我必须指出,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有的理事会成员正在公开表达不同意见。这是发达经济体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时的实际情况。我公开说过,本人希望我们能坚守最初经所有人接受并投票通过的原则。然而,事与愿违。

  问:欧央行政策可能产生的成本,主要由德国、法国等大国承担,但它们在欧央行理事会中分别只有一票,这是否公平?现在,德国通过泛欧实时自动清算系统(TARGET II)等渠道,承担了许多欧元区的潜在成本,或许这可理解为什么德国如此关注欧央行的行动?

  特:从最开始,欧央行就是独立的中央银行,不依赖任何专门的行政部门,不屈从于各国政府的任何压力。欧央行理事会的诸位成员仅作为货币专家出现,致力于执行欧盟条约,履行条约所规定的维护物价稳定这一首要职责,不与政治压力搅和在一起。欧央行就是循此方式设立的。因此,法央行行长诺瓦耶并不代表法国利益,而是整个欧元区的至高利益;对德央行行长、卢森堡央行行长以及其他央行行长而言,当然也是如此。在时机成熟、欧元区扩大的前景之下,上述情况略有改变。在理事会中,成员国央行行长需要轮换,一些央行行长比其它行长有更多机会成为理事会成员,但无论男女、一人一票的原则仍维持不变。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有条约。据我所知,没有人认真地考虑过改变关于欧央行的条约。欧洲的原则是,所有参与者根据其规模大小分担开支,因而就绝对量而言,卢森堡的贡献比德国、法国、意大利的贡献要小。目前我们处于非同寻常的环境之下,各国都要各司其责。对一些国家而言,须大幅调整自己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以走出困境。对其余一些国家,应继续发挥稳定锚、维护欧元区信心的作用。无论如何,所有人都应毫无例外地建立尽可能合理的管理机制。

  问:如果欧央行成为欧元区单一监管者,它的权力就更大。您认为欧央行是否应当扮演这个角色,并已做好准备?

  特:这当然是身处危机的欧洲意义重大的转型之一。各国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已决定朝“银行联盟”的方向迈进,我认为这绝对必要。如果银行业的信用等级与主权国家的信用等级长久地存在相关性,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近来我们已观察到这一点,一些国家仍深受其害。我认为,在采用单一货币的统一市场内,银行尽可能地独立于本国状况,银行信用等级与其主权信用没有很高的相关性非常重要。这就引出对银行业自身进行适当监督问题。此时,将银行业整体监管权予以集中,绝对是题中应有之义。由于欧央行是一家信誉良好、具有欧元区核心地位的机构,很自然地,欧央行可望发挥重要作用。条约本身也规定,如果各国一致同意,欧央行就可发挥此作用。我想,欧元的缔造者们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对有关方面考虑欧央行承担银行监管职责,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在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创立时,很自然地,欧央行也曾发挥重要作用。由于欧央行处于欧元区核心,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在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或拟议中的新的银行监管方面,欧央行都是近水楼台,在我看来这是适当的。但在任何情况下,欧央行的主要目标或基本职责不应受到威胁,其货币政策功能不应受到削弱,这点应当非常非常明确。

  问:如果欧央行承担银行监管职能,您认为何种模式最佳?现在已有欧洲银行监管局(EBA),欧央行应如何与EBA并行运作?

  特:我知道欧盟委员会正对此进行讨论,我们拭目以待。如果看英国或法国的做法,你会发现它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央行的经验及其高素质的工作人员,设立了不同于行长理事会、负责银行监管最终决策的的特别委员会,防止两者相混淆。在我被任命为欧洲系统性风险理事会(ESRB)首任主席时,该理事会与欧央行理事会完全不同。我认为,应尽可能地倚重中央银行,但货币政策决策与银行监管决策不能混为一谈。

  问:您认为欧央行担负监管责任后,其货币政策的首要职责是否可能被削弱?

  特:如果按照我刚才提到的预先做好安排,这应当不是问题,但需精心设计。如果让同一主体,也就是欧央行理事会承担包括银行监管在内的各种职责,就可能存在风险,对此需要非常密切地关注。主要风险在于,央行做了本该由财政部和政府最终应做的事。这是主要问题所在,必须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对银行监管而言,将银行监管权集中,目的是能尽早采取措施,避免出现需要公共资金投入的大灾难,这点很清楚。未来欧洲稳定机制(ESM)本身能直接对银行注资,这样纳税人的钱就能通过ESM,直接注入银行。如果万不得已,需要欧盟集中化的机制掏钱,监管权就必须集中。这是常识。

  问:您相信欧元区各成员国愿意放弃自己的金融监管权么?

  特:这是一个各国领导人和政府首脑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原则决定已经做出,我们将观察如何得到执行。

  问:针对欧元区经济的调整,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Martin Wolf认为,解决欧元区内部失衡的唯一途径,是成员国通胀水平出现差异。比如德国通胀率为4%,而危机国家低通胀甚至出现通货紧缩。您对此看法如何?此外,考虑到丹麦及欧元区候选成员国在ERMII机制下运行良好,这些国家是否会较长时间继续留在该机制内?是否可考虑该机制也适用于希腊等欧元区成员国?

  特:对第一个问题,我非常明确,任何情况下在单一货币区内,并不仅仅是对各国财政政策进行密切监督,也要密切监督各国竞争力指标,特别是单位劳动成本变化、名义收入和成本的变化以及各国通胀行为。绝对清楚的是,欧央行负责维护欧元区17国整体通胀水平的稳定,按各国通胀水平和各国GDP的权重计算得出。但是欧央行自身难以监测各个成员国的变化,这必须由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政府通过恰当而密切的监测来实现。从2005年以来,以欧央行理事会的名义,我每月逐一关注各国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逐一关注各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各种成本的变化,我认为这些指标在监测中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欧元区内部一些国家为了解决竞争力丧失的问题,显然应学习德国在欧元引入之初的做法,逐年渐进地获得竞争力优势。为此,有关国家单位劳动成本的上升必须慢于欧元区平均水平,由此这些国家的通胀水平也较低,这样就能渐进地重获竞争力。由于欧元区整体通胀目标是低于但接近2%,这意味着竞争力较强的国家的通胀可以高于平均水平,从而维持欧元区平均通胀率不变。这是我们很以为豪的。从1999年以来,德国单位劳动成本每年比欧元区平均水平低0.8-0.9%,经过13年,德国与其它国家的竞争力就有了明显差异。我认为,当一国陷入非常糟糕的境地,就必须加以调整。爱尔兰就是最好例子,从一开始就对单位劳动成本进行调整,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其效果正在显现。我感觉,从一开始就迎难而上推动某些事情,最初可能觉得极其困难,但总会有所回报;对问题的纠正,不能总是一拖再拖,一拖再拖。

  问:希腊已开始调整单位劳动成本,但总体价格水平并未明显下降,这是否会妨碍希腊经济的调整?

  特:一些国家整体报酬或收入水平过高,就会产生竞争力下降、对外帐户较大赤字等严重问题。到某个阶段,就必须大幅削减单位劳动成本,以控制名义收入增长,并尽可能地提高生产率。这就会降低通胀率。但另一方面,有时一些国家不得不提高间接税,从而导致国内通胀上升。对每个国家,都需要仔细分析其具体情况。如果国内通胀率高于平均值,并非由于经济成本上升,而是间接税不得不增加,这与旨在提高竞争力和降低财政赤字的必要调整也可能是相符的。

  关于ERMII,你们知道,一国货币进入ERMII机制并稳定运行2年,是加入欧元区的前提条件。显然,丹麦人完全满足于目前本币盯住欧元的汇率机制,实际上丹麦克朗对欧元的波幅比ERMII允许的波幅小很多。这一汇率机制运作良好,对丹麦人我没什么可说的;他们已是局内人,实际上已把欧元作为自己的货币。对于ERM II机制下其它国家,我想它们多数或多或少,都希望较快加入。对欧元区成员国而言,没有一国打算退出欧元区,这不是理想方案,甚至理论上也缺乏法理的可能性,因为欧盟条约中并无成员国退出欧元区的法律选项。

  问:欧元区成员国的退出似乎难以想象。但如果我们看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度,当时绝大部分人也认为其牢不可破,但最终一些国家退出了。

  特:我不知道情况是否完全相同。在金本位时期,一国有自己的货币,通过一定量的黄金来定价。这是可以改变的,一国可调整黄金重量使本币升值或贬值,甚至不再采用此定价方式。但欧元是欧元区各国的货币,欧元票子正在流通,相互间没有差别。我想,将欧元与金本位相提并论并非贴切。在欧元区,改变货币的黄金含量绝无可能,各国只有通过降低用本币,也就是欧元表示的成本,才能重获竞争力。

  对当前情况做出判断有一定难度,我们既有欧元区一个整体,也有单个成员国。就对外账户、财政预算、债务余额而言,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情况非常好。欧元区整体财政状况好于日本、英国和美国,这是事实。当然,有些欧元区国家一直违反规则,没有受到适当的监督。欧央行及我本人、威姆(•杜伊森贝赫)和马里奥(•德拉吉)始终不断地强调,要遵守《稳定和增长公约》,要密切监测竞争力指标,小心还有你们没有完全理解和尊重的欧元区义务。虽然苦口婆心,但事实表明,还是有一些国家违反规则,需要校正自己的轨道。我们正经历投机性危机,这也是事实。当前主权债危机与2008年9月到2009年底因雷曼倒闭引发的危机完全一样,都有受到投机性冲击的因素。当时,所有的私人机构都岌岌可危,全球所有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都受到威胁,可能土崩瓦解。这一现象既有大量金融企业管理严重不善的原因,也有投机性连锁反应的因素。当然,度量危机的投机性成分总是很困难,这是所有这些年一直困扰我们的主要问题。

  问:但这些国家与欧元区相比,主要区别可能在于它们有中央政府;民众相信,一旦陷入危机,中央政府会全力救助。

  特:但是,如果民众相信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一切正常,为什么日本、美国和英国还要大幅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我们欧洲正处于危机中心,所有人都关注我们,这完全可以理解,也是正常的。但我们都处于非常时期。市场看我们欧洲,是从其中一些国家爆发主权债危机的角度;但市场看其它国家,则用另外角度。如果仔细研究不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它们的情况差别不大。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占其GDP的比重,都达到11-17%!美国、日本和我们,都有各自的缺陷和优点。欧元区的缺陷很明显,我们有17个主权国家,但并无成熟的政治联邦。不过我们有非常好的基本面,正因为如此,欧元作为一种货币,才是稳固、可信的。我们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自2010年年初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危机中心,差不多已有3年。在危机中,欧元兑美元汇率从未低于欧元启动时1.17的水平。因此,欧元受到欧元区优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非常好的基本面支撑。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弱点。我本人曾经并将继续呼吁,希望在我称之为经济和财政联邦方面取得飞跃。我们正取得进步,我们正在创造欧洲历史,这当然会使欧洲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方。

  问:您将欧洲议会视为非常重要的机构。您是否觉得欧洲议会的权限会越来越大?虽然现在欧洲议员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但各国选民对此选举并不热衷。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特:是的,这正是一种恶性循环。如果欧洲议员今天不能拥有欧洲民众所能理解的权力和影响力,议员选举的投票率就相对较低。但事实上,欧洲议会议员已经拥有非常重要的权力,比人们认为的要多;所有欧盟指令(Directives)都需要获得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批准,因此欧洲议会议员们目前握有欧洲各项立法通过所需的两把钥匙之一。如果明确他们在未来财政和经济联邦决策中拥有重要发言权,我猜想欧洲民众对欧洲议会选举的兴趣将大增。在民主制度下,需要赋予民众代表以决定性的影响力;要建设我们所设想的宏大的经济财政联邦,这一点就更加重要。

  问:过去,在处理最重要的欧洲事务时,法国政府似乎更倾向于政府间协商,而非借助集权化的欧洲机构或机制。您认为法国会改变这点么?

  特:我想情况更加复杂。有时,法国似乎倾向于走政府间程序;有时,则倾向于推动建立更强的欧洲机制。比如,由欧洲全体人民直接选举欧洲议会议员的建议,就是法国与德国等国家一道提出并推动的。如果法国一直反对加强欧洲集权式机构,其做法就会不同。在欧洲,欧央行是一家具有非常浓厚联邦色彩的机构,这在危机爆发后尤为明显。欧央行的创立,得到法国,当然还有德国等其它国家的强力支持;当时,德国总理科尔、法国总统密特朗等所有欧元区国家首脑都是赞同的。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重要的不是X国或Y国的传统观点。显然,目前我们已经拥有13-14年实行单一货币的经验,可从中汲取教训。

  主要教训之一,当然是在财政和经济领域,要加强联邦色彩。另一方面,我们正处于危机之中。这两大教训殊途同归。危机本身也清晰地表明,欧洲需要加强联邦的份量。

  总之,我有点质疑你对各国立场的归类。不管各国过去持何种立场,在我看来,它们都受到召唤,朝着一个完全基于民主决策,更完全、更富有成就的经济财政联盟的方向迈进。

  问:行长先生,您经常访问中国,您是否愿意与我们分享一些您印象深刻的经历?

  特:我同中国的联系可追溯到很早很早。当我还是一名年轻公务员时,我负责中法两国保护和加强投资互惠协定的谈判。那是1981、1982和1983年。期间,我两次到北京,呆了一周。当时,我见不到一座高楼,所有人仍然穿着“毛式”服装,骑着自行车。但中国的思想开放,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我与中国同行讨论问题,就像现在你我交谈一样。思想开放令人兴奋,从中我看到了中国的潜力。30年后我重访中国,去了北京、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我所看到的太神奇了,我使劲掐自己,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而我的所有法国、欧洲或美国同事,并没有30年前就几次到访中国的机会。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总是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访谈者:王信 曹莉)
                       
(王信、曹莉、程勇根据特里谢审定的英文谈话记录稿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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