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哈继铭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 2012-12-06 ]

  据中新社报道,李克强副总理在2012年11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强调了经济改革的重要性[1]。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并且工资上涨压力持续增大,李克强突出强调了经济改革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改革还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李克强指出,中国现阶段面临一系列的社会与经济挑战,比如发展不平衡,能源和环境受到瓶颈制约以及区域/城乡间发展不平衡等。在谈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时,他说需要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包括取消户籍制度(李克强特意指出虽然在中国有略过5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35%),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土地改革,扩大服务性消费,发展中西部地区以及农业。

  李克强说只要中国经济接下来保持住7%的年增长,到2020年实现小康就完全有可能。

  为了减轻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李克强说要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做调整。

  李克强还指出较难执行的改革要先行先试,之后再扩大执行范围。这种做法既可以进一步减缓阻力并且还有机会建立调整机制。

  最后,李克强说不改革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

要点

  我们的分析显示改革确实是中国未来最大的红利。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口红利和重要改革共同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人口红利带来的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资金(详细讨论请参见2012年9月18日发表的报告“从‘中国制造’到‘为中国制造’”)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中保持了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然而,同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经历了一些起伏(图表1),说明人口红利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驱动力。简单对比过去20年的政策差异和经济表现就可发现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性。在1992-1993年间,货币与财政大幅扩张刺激了短期增长,但银行信贷和投资的过度扩张导致了高通胀,以及之后许多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降低了1998年之前的经济增长潜力。在1998-2001年间,中国的政策集中于旨在提高效率和寻找经济新亮点的结构性改革。首先,1998年的国企改制和私有化打破固有既得利益,提高了工业行业的生产率。第二,1998年的房改释放出了巨大的但之前被压抑的改善性住房需求,对整体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尤其是与房地产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第三,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加大了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同时通过国际竞争迫使这些企业提高效率。这些改革在经济加速阶段很好的控制了通胀。因此在1998-200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持续上升。然而上述改革的红利在2007年开始逐渐消退,增长潜力开始放缓,通胀在2008年加快,但政府并没有继续推出实质性的改革措施。相反,为了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在2008-2009年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经济刺激计划没有提高增长潜力,在房价上升和严重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仅仅带来了短期的增速反弹,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阻碍了经济增长。我们预计在生产率得不到提升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接下来将进一步下降,尤其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很快消失,变成人口赤字时社会需要增大福利方面的公共开支。

图表1. 中国GDP和GDP增长潜力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CEIC, 投资策略组 ( 至2012年11月26日)

  展望未来,中国迫切需要类似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经济改革,提高经济效率并找到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从李克强的讲话来看,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下的改革措施。

  户籍制度(户口)改革。正如我们在之前的报告中(“从‘中国制造’到‘为中国制造’”)指出的,由于居住在城镇的一大部分居民被城镇社会福利体系排除在外,他们的行为依然是农村行为-不安全感使得他们不敢消费并竭尽全力储蓄,户口改革是中国城镇化的关键一步。

  将服务行业对民营资本开放,实施“营改增”税收改制。我们预计越来越多的服务性行业,如医疗保健、旅游及娱乐将向民营资本日益开放。营业税是中国服务业欠发达的一块绊脚石。服务性消费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巨大,仅占总消费的20%左右,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三分之二以上。

  发展欠发达区域经济。区域经济趋同(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经济增速快于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对于实现2010-2020年GDP和人均收入双双翻倍(“双倍增”)的政府新目标很重要。低收入地区增速更快将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向消费倾斜,因为低收入地区的消费倾向更高。

  收入再分配将被给予高度重视,以缩小已经很高并持续上升的收入差距。在生产率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这将对企业利润和工资上涨带来压力。我们估算在2000-2010期间中国人均收入增速比实际GDP增速慢1.9%。如此外推至未来10年,7%的实际GDP增长目标将意味着更低的人均收入增速,翻番的目标将变得具有难度,也就是说完成“双倍增”的目标需要实施收入再分配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强强调使用“增量利益”来减轻改革的阻力。我们的理解是由于难以打破现有的既得利益,重点应放在寻求不直接或立即破坏既得利益方面的发展。比如发展资本市场和其它直接融资渠道以减少过度依赖银行融资,而非直接收窄银行息差。另外,允许和鼓励民营资本发展,消弱现有国企的影响力,而不是直接对抗国企。

  渐进型,而非激进型的改革仍将是未来的主基调。这点在推出重大改革时先采取试点方案得以体现。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2012年1月首先在上海和重庆推出的房产税试点方案扩大至全国其它地区的可能性不断上升。全面引入房产税也将增大淘汰现有限购政策的可能性。

(作者:哈继铭 邓智杰 王鼎文)

注:

[1]中新社(2012年11月22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11-22/43510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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