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财政悬崖”及对中国的相关启示
贾康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 2013-01-15 ]

财政悬崖的相关数量指标简析

  美国的所谓“财政悬崖”,现在解决方案悬而未定。如果按预测情景,启动自动减税程序以及受美国国债上限约束,2013年美国赤字减少而经济萎缩,就业岗位要缩减600万人左右,失业率要攀升到12%左右,等等,这是一个对经济生活很有威胁的假设情景。

  做一个量化分析:如果是减税向新的增税转换,在下一个财年,美国政府财政收入可多收3300多亿美元。而支出,按照现在不做调整的情况,下一财年支出会减少1725亿美元。这种从量上来说的一增一减,便联系到经济生活中的就业减少等不良情景。如何保增长,促就业,这是美国两党之间争议的实质性问题。这些年,美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政府财政状况趋于恶化,互联网的普及和相关信息的广泛应用又为极端政治立场推波助澜。在这种推波助澜之下,很多原来的博弈显得更有火药味。合在一起,体现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解决问题的难度。

解决此问题的前景预判

  对前景做一个预判,可大致设想有三种情景,第一是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的关键时候,能够在争议的双方形成框架性过渡协议。也就是说双方都下个台阶,作出明显的妥协,留待下一届政府推进解决问题的措施。昨天媒体上有广泛报道,美国的两党态度在“财政悬崖”问题上出现软化。这是不是这个情景成为现实的先兆?

  第二,既然这次吵得不可开交,那干脆吵出一个创新的思维框架,就是不再简单谈减赤字和扩支出,不再简单谈论过去已争议不休的问题,转而谈论在税收和福利制度方面怎么样形成一轮新的配套改革。这就是从现在的争议推到新一轮配套改革方案的可能性,我个人感觉这样的前景概率是相对低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第三,更极端化的假设,双方最后拒绝让步,听任刺激政策按时退出。在以后的运行过程中,于高税率、低支出等问题上又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博弈,在运行的过程中尽可能解决一些问题。我认为这个概率就更低了。从直觉的预判来说,第一种情形最有可能,三种假设中发生可能性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第一种情形。

  假设情景的这种预判也可在美国所谓“财政悬崖”的一个因素即联邦政府债务上限过去的已有案例中得到印证。早些时候,能不能够解决联邦债务上限如期提升问题曾炒得非常热闹,但到最后关头一下子形成了妥协方案,这一关就过去了。如果往前追溯,在二战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国的两党通过国会辩论、反复博弈的形式,已经累计几十次提高了联邦债务上限。只是这次“悬崖”是把减税等问题与之综合在一起了。

美国较有希望有惊无险地延续复苏过程

  把“财政悬崖”问题和美国已经在前一段时间屡次提出并实施的“量化宽松”合在一起考虑,有一个简单的小结式的看法:即要肯定美国在未来的短期到中期,最大可能性是有惊无险地延续其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过程。这个复苏过程肯定不会非常顺利,有种种的争议、困惑、挑战,但是仍然要看到美国在它自己经济修复方面的内在力量和别的经济体无法比拟的综合优势之下,它较有希望相对顺利地走过这个复苏过程,这会成为大概率事件。

  接下来可稍作展开的更带理论色彩的讨论是:和上述小结式看法相关,在理论框架上我们已经试图把它清晰化的原理,有一个“财政三元悖论”。美国碰到的财政问题和其他经济体碰到的财政问题之中,都有三个要素为社会普遍肯定,但却不可能同时满足三要素的要求——一是大家都认为减税好,都肯定和拥护减税;二是增加福利支出亦为民众所拥护,人民要过幸福生活,那么这方面是支撑大家过上更好生活的公共资源配置中非常重要的实现方式,从正面说,几乎没有人在此取向上有疑问,都认为应该努力增加福利支出;三是控制国债、公债的规模风险,这一点说起来,也是所有人都会赞成,因为经济生活中有风险,公共资源配置中这表现为政府举债不是无限度的,需要控制规模。上述的三点是大家都赞成的可支撑我们政策设计和决策的理念,但放在一起,我们必须清晰地指出,它们之间存在“三元悖论”的关系。请看在这三方之中,在一个时间段内至多只能同时满足两方:若要减税和增加福利支出,必须放弃对公债的控制,让债务继续增长;要想减税同时又控制公债,则必须在增加福利支出方面调减指标;你要想增加福利支出,同时又控制公债规模,就不要想能够实质性地减税。

  理论上说,三者中至多只能同时满足两条,但美国现在的情况,却又和常识性的三元悖论不同。总体趋势是美国在减税的方向上继续坚持,在提供居民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也不会削减而是要增加,同时债务上限不断升高,这次有可能像上次那样再次提高举债上限。美国似乎可以三方面同时满足。为什么呢?

  我们看看和三元悖论直接联系的另外一点:现在媒体大量讨论美国“财政悬崖”解决方案不明,指出这样的信息“刺激了美元的走强”。也就是说,“悬崖”如果能够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美元就必然要走弱。而“悬崖”问题不解决,美元将表现出走强趋势。

  从分析上来说,无人反对这种判断,但从这个观察点来看,等于是说,要想让美元表现得更好,即要走强,你就不要解决财政悬崖的问题。相反,如果较顺利地解决了财政悬崖问题,美元就要走弱了。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由美国人自己在金融衍生产品方面过度泡沫化膨胀之后——把次贷的形式证券化、衍生工具化,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冲击了美国,也冲击了世界——走到现在,大家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个基本的现实:美国的世界上硬通货俱乐部头号霸主地位,还没有丝毫的改变。当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在市场氛围里感觉有风雨飘摇的威胁或不安、要寻找到避险工具的时候,这个避险的工具就落到了美元身上,并表现为美元走强,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悖反。美国手上有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之后的“美元霸权”,走到现在,仍可通过量化宽松,通过突破三元悖论限制,给自己手中为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经济体都不得不接受、都别无选择地使用的硬通货美元掺水,化解短期景气不足的矛盾,而中长期化解美元贬值风险则是由全世界买单。只要美元不垮,三元悖论就不能实质性地制约美国;美元不断掺水当然孕育着长期风险因素,但从短期看,突破三元悖论制约的掺水操作,却会是在由全世界一起买单之中,稳定美国经济!前面的预设情景中的大概率事件,是最后时限美国两党可能会找到一个妥协方案,这个妥协方案引出“财政悬崖”问题的解决会使美国经济不出现迅速下滑。

“财政悬崖”的解决模式问题为美国特有

  “财政悬崖”有特有的定义,属于一种具体的案例,就是伯南克在今年年初提出,如果把自动减赤程序启动,同时不放松美国国债规模的上限,那么美国经济可能会如落下悬崖、一落千丈。这种“财政悬崖”的概念,如果做为比喻来看别的经济体,我觉得意义不大。因为别的经济体不具有美国手中的这种硬通货霸权及以其为支撑的解决方案模式选择。

  看看欧债危机下不断困扰世界的希腊模式,它完全是另外一个逻辑。希腊人就是必须减税,必须压缩开支减少福利,必须控制负债率,否则就生存不下去。同时还要找到它已经加入的欧元区其他成员国能够同意给它的救助机制。如果把“悬崖”的概念和内含的不同逻辑挪到希腊,我认为会完全走样,完全变味。是不是可套用到欧元区?我认为意义也不大,欧元确是硬通货,但它在全世界通货运用中所占的份额,我看到的数据是10%多一些。整个100%份额里,美元要占到80%左右,欧元只占十几个百分点,剩下的是日元有几个百分点,如果说到人民币,也有些境外交易份额,但在100%中勉强算有个小数点后面的很小的比重。

  虽然其他经济体的货币里面最值得跟美元一比的是欧元,但欧元现在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很难设想它能以美元的方式、以再给欧元掺水的方式来处理类似“悬崖”的问题。

中国何以应对

  从目前可预见的一个较长时期来看,美国是不是仍然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而且引领整个“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潮流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在这个基本现实的判断之上,从多元的角度合在一起观察认识,透过在此值得我们看重的很有意思的“悖反分析”,应引出下面的一些启示。

  面对头号强国美国,中国在自己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过去有一句话是必须全面开放,“与狼共舞”。对这些有明显核心竞争力的经济体和这些国际竞争因素,中国无法回避,又不能独善其身,只能与狼共舞,和平崛起。美国是发达国家的代表,我们是作为新兴经济体带头羊、领头雁,已经出现30多年“中国发展奇迹”的发展中国家排头兵,中美之间实际已经形成了一高一低两体间的经济大循环,形成了战略均势关系。中国现在如何处理好越来越表面化的贸易摩擦、矛盾显现?在美国实际暗中支持和中国发生矛盾的日本、菲律宾等等,给中国造成麻烦的大背景下,美国的“财政悬崖”、美元霸权等等,也可以在国际竞争背景下,促使我们思考怎样使中国人自己掌握好有远见而又理性、务实地处理好相对平滑、代价比较小的和平崛起过程的方略。

  今天我们讨论“财政悬崖”,我认为其实最大的实际意义就在这儿。十八大之后,我们仍需思量应否继续施行小平同志所讲的“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的哲理。有新加坡学者说应延用“韬光养晦,善于守拙”这样的说法,其论述未必非常周正,但这种表述所隐含的一个哲理性的指导,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中国在某些已成之局的事情上、在基本现实面前别无选择,我们只能与狼共舞。在已经注意到的问题上,需要明确扩大内需,在减少外部依赖方面把事情做足,调动中国消费潜力,可以支撑这个方向上的进展,但也不可能走得太远。中国高外向、高外贸依存度已经注定是基本格局。我们的原油接近60%要靠从外部进口,我们自己可用的能源,从煤到电,整个再生产过程没有理顺,矛盾已经非常突出和尖锐。所以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要注意维持与外部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破而不裂,虽必然有利益冲突,但要追求大体和谐而共同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着力作好自己的事情——关键则是理顺内部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凸显制约的改革。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3.1万亿以上的美元等值,其中现在要最大限度考虑的仍是持有美元资产,实际情况也对:一多半是美元资产,而其中又有70%甚至更高一些的是持有美国国债。这也是种种制约条件下别无选择的格局。

  但时间将是中国人最好的朋友:既然中国已在走上坡路,美国实际上是在走下坡路,那么这种国际竞争中,从总量上来看,可以预见,不论今后是15年还是25年,中国的总量会超过美国,但这还并不代表质的转变。中国人要强调和清醒认识:在第一阵营中走到美国前列,并不只是比总量,绝对是要比提升质量、引领潮流的能力——不仅是物质的力量,物质支撑起来的核心竞争力里的软实力、巧实力、文化层面的感召力、影响力的培育和生长,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人民币的国际化若要真正成气候,除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基本项目下可兑换的制度建设之外,也必须伴随这样一个几十年为期的看来缓慢的长跑过程。

  这个过程中,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关键,一定要回到十八大之后最高决策层非常清晰的表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我们不得不面对美国“财政悬崖”等带来的一波又一波对我们的困扰,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能够对冲下行因素形成上行因素为净值局面的最大的红利来源,是处理好中国势在必行的改革。这是另外一个大题目了。

  总之,十八大之后,我们讨论美国“财政悬崖”的相关问题,要回到中国人如何有远见地抓住自己的历史机遇,在十八大精神指导之下,更好地争取凝聚改革共识与力量,来使我们越来越从容、越来越自信地迎接国际竞争,在长跑中后来居上,最终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梦”。

注:

[1]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42期“经济每月谈”(2012年12月18日)会议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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