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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善金融结构角度评估“影子银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 巴曙松 [ 2013-03-04 ] 共有0条点评

  在反思金融危机的进程中,伴随着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讨论,国际金融界提出了影子银行的概念,并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对不受监管的信用中介机构提出了加强监管的要求。近期,随着对国内银行理财产品的热议,影子银行的概念再度引发各方关注。事实上,国际对于影子银行的讨论是围绕着系统性风险展开的,从本质上是一种规避监管的金融创新,同时影子银行的定义、内涵及意义与各经济体的经济金融结构、金融发展阶段和金融监管环境密不可分。在当前中国金融业市场并不发达、以间接融资为主、融资渠道单一、金融工具匮乏、金融监管覆盖面广泛的金融环境下,对影子银行的界定应立足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现实,从金融结构的严谨、经济转型的趋势角度来客观把握,特别是对于传统存贷款银行业务之外的金融创新,要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大前提,权衡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和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抓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关键要素,避免简单搬用成熟市场的界定和监管方式。

一、影子银行的内涵及特征

  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于2007年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麦卡利首次提出,随后由于其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被广泛使用,目前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对影子银行的定义已经基本达成了一致。根据2011年4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发布的《影子银行:范围界定》的研究报告,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影子银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期限错配、流动性转换、信用转换和高杠杆。

  虽然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对影子银行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定义和特征描述,但是由于各国金融结构、金融市场发展阶段和金融监管环境的不同,影子银行的组成形式也各不相同。美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主要包括货币市场基金等投资基金、投资银行等围绕证券化劲风风险分散和加大杠杆等展开的信用中介体系,欧洲的影子银行体系则主要包括对冲基金等投资基金和证券化交易活动,而这些在欧美发达国家影子银行中占据主导低位的机构在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尚不广泛存在。

  对于“影子银行”这个概念在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中的对应,金融界从不同研究视角对其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综合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四个口径。最窄口径,“影子银行”仅包括银行理财业务和信托公司两类;较窄口径,包括银行理财业务和信托公司、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较宽口径,包括较窄口径、银行同业业务、委托贷款等出表业务、融资担保公司、小贷公司和典当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最宽口径,包括较宽口径和民间借贷。不失一般性,本文选择受到关注度最高、也是目前最为流行的较窄口径,即银行理财业务和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所谓的中国 “影子银行”进行讨论。

二、中国“影子银行”与欧美“影子银行”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根据上述定义和特征的描述,结合影子银行体系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对影子银行的界定应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否纳入正规金融监管的体系,危机前欧美的对冲基金等影子银行并未受到充分监管,这些机构在回购业务和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推动下不断扩张资产负债表实现低成本、高风险的运营;二是是否具有期限错配和高杠杆经营的特征、以及由此可能带来较高的单体风险,危机中欧美影子银行的负债以银行间借贷、商业票据等短期批发融资为主,却投资于期限较长、流动性较差的资产支持证券等资产,从而带来严重的期限错配问题,危机爆发前美国主要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平均杠杆倍数更是达到了40倍左右,危机期间激烈的去杠杆效应也加速了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三是是否具有关联性和传染性从而带来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危机前通过业务往来和股权投资等方式,欧美影子银行体系和商业银行体系相互关联,使得危机发生时风险迅速从影子银行体系传染至传统商业银行体系,从而带来了系统性风险。根据这三类原则,虽然中国“影子银行”体系产生的基本动力是出于监管套利的目的,同样具有流动性转换和信用风险的特征,尽管还有一些需要风险环节需要强化,但是总体上其已经被纳入正规的监管体系内,并不具备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高杠杆和期限错配的典型特征,同时其规模和风险也尚未对系统性风险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一,中国“影子银行”体系仍在金融监管的覆盖范围内。目前,银行理财产品已在监管部门现有的监管统计口径中,各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运行情况需定期报送监管部门,理财产品的明细也需报送央行纳入社会融资总量的口径。2005年发布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2012年实施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是银行理财业务的监管框架。监管部门对信托公司也已经实施了包括准入、资本监管(《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要求信托公司净资本/风险资本之比大于100%)等在内的较为严格的管理。在《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风险监管指标考核暂行办法》、《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和《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的约束下,监管部门也已按照参照商业银行的监管要求,对相关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审慎监管制度。

  第二,中国“影子银行”体系不具备明显的高杠杆和大规模期限错配的特征。合规的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池应做到单独管理和充分的信息披露,使得每笔资金都有对应的资产,每笔收益基本可以覆盖风险(根据Wind的相关数据,当前银行3个月的理财产品预期年收益率约在4.6%左右,低于6个月的短期贷款利率5.6%,同期6个月国债和央票的收益率约为2.7%和2.9%左右;根据美资券商盛博的估算,只有不到10%的理财产品提供高于5%的利率水平),这样理财产品的风险应基本接近于正规监管体系内部公募基金的类似投资产品。从理财资金投向的项目资产来看,超过90%的资产期限都在5年以内,期限错配程度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相当。对于信托公司来说,目前中国的信托公司既不得负债经营,也不能向银行贷款,不具备杠杆经营的条件,同时信托业务的资金实施封闭式运行,投资期限与项目期限要求一致,因此不具备高杠杆和期限错配特征。

  第三,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尚不具备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一是从规模来看,当前中国信托公司的整体规模较小,根据媒体报道和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9月,银行业金融机构存续的理财金额6.73万亿元,全国66家信托公司总资产达6.32万亿元,占银行业总资产的5.2%,财务公司、租赁公司以及汽车金融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的资产规模则更小,总计不超过3万亿元,且拥有较好的资产质量和较充足的资本和拨备。二是从资金运用来看,理财产品中约有四成投向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两成投向存款,两成投向项目融资类资产,仅有一成投向权益类资产及其他,这些资产的整体信用状况较好。信托资产中有四成用于贷款,长期股权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可供出售及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及存放同业及其它各占一成。从投向来看,工商企业和基础产业各占四分之一,房地产和金融机构各一成,资金运用的安全性具有一定的保障。同时,为了控制房地产信托业务的过快增长,监管部门还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信托业务监管规定,实现了风险早期控制。三是从风险的传染性来看,针对信托公司与银行之间可能存在的风险传染,监管部门已于2011年初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的通知》,明确银信合作业务的风险归属,要求商业银行严格执行将银信合作业务表外资产转入表内的规定,控制了银行体系与信托公司之间的风险传染,而其他金融公司通过商业银行借款金额占商业银行总体贷款规模不足1%,发生大规模风险传染的可能性较低。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出于声誉风险等原因的角度,银行愿意为理财产品兜底,而理财产品的规模仍在可控范围内,所以暂时不存在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综上,基于不同的金融结构和相关功能特征,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与欧美的“影子银行”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如表1所示,其在监管现状、规模大小、杠杆化程度、期限错配状况、关联性上都有明显不同,其表现出的风险特征也与欧美的影子银行有着本质的区别。更重要的是,与欧美金融市场中“影子银行”体系对商业银行核心功能的复制、以逃避监管为目的的快速扩张不同,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提供直接融资、服务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功能,所以在当前金融结构还处于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经济结构面临转型压力的背景下,对所谓“影子银行”的监管时不仅应准确评估其带来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更应充分考虑其对金融结构的完善和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

表1. 中国“影子银行”和欧美“影子银行”的对比

项目

中国“影子银行”

欧美“影子银行”

监管现状

基本在监管范围内

缺乏有效监管

规模大小

约占银行总资产13%

与传统商业银行规模相当

杠杆化程度

基本不存在负债经营

杠杆倍数约40

期限错配状况

零售融资为主,与传统商业银行期限错配功能相当

在回购和资产证券化作用下,以短期批发融资为主,期限错配现象较为严重

关联性大小

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风险基本隔离

通过股权投资和业务往来与传统商业银行风险高度关联

风险特征

业务定位不清晰、法律风险不明确等、刚性兑付下的道德风险

由于较高的关联性和传染性,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承担功能

提供直接融资、服务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与实体经济脱节、以风险分散和杠杆扩张等为重点功能,达到金融工具价格泡沫的自我实现

监管目标

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促进金融结构改善和经济结构转型

吸取金融危机教训,防范系统性风险

三、 中国“影子银行”对完善融资结构和促进经济转型的功能

  欧美金融体系中的影子银行是对已有监管体制的规避,其存在与国际金融界的金融自由化密不可分。与欧美的监管体系不同,在中国当前机构准入和业务牌照管制等的监管体制下,较难出现国际金融界定义中出现于信用中介链条中任意部分的影子银行,大部分的金融活动,即使是银行体系以外的金融活动也常常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从金融发展阶段和金融体系结构的大背景来看,在中国当前的金融管制体制内,所谓“影子银行”体系更多的是金融结构发展、融资多元化进程中的一个表现。

  中国“影子银行”在现阶段的主要动力载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面受到特定条件限制时的市场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银行理财业务实质是一种利率市场化的试水,其发展将为进一步放开存款利率管制创造更好的市场条件。在金融管制的背景下,存款利率明显低于市场回报率,银行理财产品的出现为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搭建了桥梁。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接近无风险资金的市场价格,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总体上处于同一水平(例如,2013年1月6日的7天拆借利率为3.6%,同期1个月的理财产品年收益率约为4.13%,远远低于同期的民间融资利率水平;根据温州金融办公布的数据,同期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高达26.2%)。同时,在存贷比75%的监管指标约束下,面临存款竞争压力的银行也可以通过发行高收益的理财产品绕开当前的贷款等管制。可以说,理财产品的发展正是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银行经营转型的重要中间步骤,当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银行可以通过自主定价的方式吸收存款,理财产品可能也会逐渐萎缩并出现其他形式的金融创新。从信托公司及相关业务来看,其实质也是满足市场需求和银行面对资本压力下一种表外资产转移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中国当前的“影子银行”体系更多的是金融结构变化背景下、融资多元化进程中的特定表现。

  中国“影子银行”在当前环境下的意义载于修正金融抑制,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在当前单一融资结构的金融体系中,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存在有助于改变过度依赖银行传统存贷款业务的间接融资渠道,提供多元化的融资途径,尽管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整个金融结构变化的趋势看,积极意义应当还是占据主导地位。

  第一,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企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断提升,这本身就要求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机构提供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特别是高风险的融资渠道。然而在金融管制的背景下,这些融资渠道常常受阻。而当前两成的理财产品和四成的信托产品投向实体经济,满足了实体经济大量的资金需求,使得社会储蓄向社会有效投资的转化更为便利,为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的增长提供了资金支持。

  第二,提供多元融资渠道和投资工具。中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的占比始终偏高,直接融资市场由于金融工具的匮乏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始终没有在融资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仅使得金融体系的风险在银行体系大量积聚,也限制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银行理财、信托和财务公司等中国“影子银行”的存在,在为企业提供了更多融资途径的同时为居民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工具,发挥了商业银行的专业投资管理能力,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合理的领域,在更为市场化的资金运作链条中,资金实现更为市场化的配置。如下图所示,2012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从年初的75.6%下降至年末的45.6%,中国目前所说的“影子银行”体系的存在活跃了融资市场,拓展了融资渠道。
 
图1. 社会融资总量与人民币新增贷款

 

  第三,弥补分业监管下市场硬分割带来的效率缺失。在分业监管的监管体系下,银行、证券和保险处于硬分割的状态,而中国“影子银行”实际上突破了这种硬性分割,实现了金融机构和市场之间的融合,扩展了金融服务的边界,扩大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弥补了市场硬分割可能带来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缺失;当然这也带来了更高的监管协调的要求,但是从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看,积极效应还是主要的。

四、淡化“影子银行”,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实施差别化监管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非传统业务的金融创新并非近来才出现,只是在“影子银行”这个舶来品尚未出现之前这些产品有多种其他的称谓,如资金体外循环等,而“影子银行”的出现似乎为这些金融创新附加了更多的负面含义。从金融结构的发展趋势看,应该逐步淡化“影子银行”的概念,更多将其看作是非传统融资市场和非银行信用中介的创新,对这些金融创新的风险特征和功能效率分类讨论,采取不同的监管政策,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最大化其促进金融结构转换、和经济发展转型的作用。

  第一,“影子银行”本质上是一种金融创新,在当前金融结构市场化和社会融资多元化背景下,应避免简单搬用“影子银行”的概念,而更多地从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非传统银行业务健康发展角度来规范和引导这些金融创新。在欧美金融体系中,“影子银行”只是一类特殊的金融创新,它具有金融创新所拥有的特征。与金融创新类似,影子银行是动态的、且与金融监管相伴相生。只要监管存在边界,只要对监管边界内正规的金融机构有明确定义,那么不受监管的黑色地带或监管模糊的灰色地带就会一直存在,当前可能会以银行理财作为表现形式,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可能会以另一种金融创新的方式出现。然而,并非所有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非传统银行业务的金融创新都应该被扣上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影子银行”的界定,对待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金融创新应从调整社会融资结构的角度积极鼓励和推进。

  第二,对非传统银行业务的金融创新进行区别和细分,针对不同的风险特征实施差别化监管。虽然金融创新对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这并不代表就可以听之任之,对于其可能带来的风险,特别是区域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同样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对所有的非传统银行业务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根据金融创新的机构主体和风险特征等要素对其进行适当的区分,实施有针对性的差别化监管。首先,基于对当前金融发展阶段和金融结构的评估,审慎判断金融创新的合理性和功能。例如在中国这样一个以银行体系为主体的金融结构中,其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化选择以银行为载体也是具有一定必然性的。而在当前金融市场化和社会融资多元化的进程中,适当出现一些为其试水的金融工具也应在客观把握其风险的同时鼓励其健康发展。其次,针对不同金融创新工具的特点对其进行分类。主要包括是否具有信用创造功能、是否具有高杠杆和大规模期限错配等可能引发单体风险的特征、是否具有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等要素。最后,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别化监管。例如对于理财产品,重点关注由于业务定位的不清晰造成风险仍旧在银行体系内部积聚、理财资产池划分不明确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刚性兑付带来的道德风险、法律关系的不明确以及估值环节的不清晰等风险隐患,加强信息披露和投资者教育等监管措施。

  第三,对非传统银行业务的监管和规范也应遵循一定的逆周期性,充分考虑运动式的清理可能带来的融资紧缩对实体经济恢复的冲击。中国非传统银行业务的金融创新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效应和逆监管周期效应。当宏观调控发生方向性转变或实体经济资金面过紧时,传统银行业务之外的金融创新都往往会出现快速发展,如 2011年在货币政策趋紧和日均存贷比考核压力下理财产品的迅速发展。而宏观调控偏紧的时候往往是实体经济过度繁荣期,因此这些金融创新往往有显著的顺周期效应。所以对这些非传统银行业务之外的规范和强化监管也应该遵循一定的逆周期性。在融资多元化进程中,特别是在实体经济资金面紧张而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尚未显现的过程中,如果对非传统金融服务以外的融资活动采取运动式的清理,在贷款投放受到种种约束不能相应扩张时,贷款之外的这些融资渠道因为严厉清理所可能带来的融资收缩,反而可能会对实体经济带来明显的冲击,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由于当前存在一些可能违规运用“资产池”的理财产品,短期内这些理财产品的正常运转依托于投资者对理财产品的信心和持续发行,如果突然对理财产品实施强制性限制,可能使得原来正常运转的理财产品突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对于这些由于违规行为带来的潜在风险只能通过资产池的不断规范对其进行软着陆式的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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