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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必须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
——专访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研究员 王信 [ 2013-04-27 ] 共有0条点评

访谈小记

  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e)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总裁(1987-2000年)。在任期间,他经常处于金融危机应对的风口浪尖。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甚至之后多年,他因在其受援国大力推行紧缩政策而饱受批评,被视为铁石心肠、冷酷无情。

  现实中,康德苏再亲切、平和不过。2012年11月19日上午,我们到巴黎卢浮宫边上的王宫(Le Palais Royal)法国央行老办公室,拜访仍担任央行名誉行长的康德苏。过了约定时间,他还在电话上,特意请秘书过来致歉。一见面,康德苏便说耽误我们时间了。他已近80高龄,但精神矍铄,似乎总在微笑着。康德苏在主掌IMF之前,曾担任法央行行长、法国国库总署署长。他年轻时曾是一名法军少尉,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矿山爆破。像许多法国精英一样,他出自国立行政学院(ENA)和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也曾就读于巴黎大学。

  康德苏首先谈起他与中国的渊源,重点阐述了当前危机应对和IMF的作用,以及前两年他牵头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名人小组”的有关建议。他以烹饪艺术做类比,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道大菜等不及细火慢炖了,应该尽快出炉。此时,智识上的领导力至关重要。

  康德苏话音柔和,经常征询我们的意见。当他说道,他和他的老朋友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着共同信念,现在仍洋溢着推动变革的激情时,我不由得对这位思维仍然很敏捷的老人产生由衷的敬意。

  以下是访谈实录。

访谈实录

一、关于与中国的交往

  问:想必您很熟悉中国和中国的同事。能否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答: 没错。我感到特别荣幸能结识很多中国朋友。自我担任IMF总裁以来,就一直与他们保持真挚的友谊。中国是我担任IMF总裁后最早出访的国家之一。当时西方经济学家正在进行一场激烈辩论,我希望能从中国最可信的消息灵通人士那里,得到第一手信息。

  当时,邓小平基于中国未来二十年每年增长8%的假设制定了发展蓝图,但国际社会对此颇多怀疑。IMF在认真分析之后,认定中国的数据在当时情况下,按通行国际标准来看基本上是可靠的。我个人也相信,中国可以成功地实现发展目标,并提出了恰如其分的意见。我对中国发展的信心令贵国领导人颇为惊喜,他们十分赞赏IMF努力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显然,中国领导人对IMF的评估结果十分重视,并请IMF提供更多的技术援助,助力中国国有部门向市场经济转型。此后,IMF尽其所能推动中国的财政工具和货币政策的现代化。我们很惊奇地发现,中国有关部门特别是中央银行学习得很快,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中国的改革不折不扣,令人刮目相看。

  我任IMF总裁期间,非常有幸能继续发展IMF与中国的互信与合作。在国际事务上,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个问题,中国是不支持IMF的。我特别感谢中国在世界局势充满不确定、国际合作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所给予的支持,其中包括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你可以想象这种“长久友谊”背后的东西了。对我而言,在离开IMF时,我为IMF与贵国的友好关系而倍感骄傲。此后每当我去北京、上海,我都非常兴奋地看到中国令人惊叹的发展成就,并高兴地走访我的中国老同事,这使我们的互信和友谊得以延续。

二、关于金融危机应对和IMF的作用

  问:您在IMF的13年任期内,经历了数次危机,在危机应对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金融危机再次来袭,您如何看待这场危机及政策应对?

  答: 你过奖了,我不过是尽责而已。我们不得不面对多次危机,有时情况很糟。我要强调一点,即1994-95年墨西哥发生危机时,世界金融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必须化解危机,但不是用常规方法,即IMF提供小笔、起催化作用的贷款,只侧重调整汇率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我们要放宽视野,认识到此次危机不仅是货币危机也是金融危机,如果不同时解决货币金融问题,高度关注结构性失衡,就无法化解危机。

  那时,我就悟到这一点,但要让成员国也明白需要时间。我们耗费了太长时间才达成共识,在建立新金融框架(financial architecture)以化解危机上进展十分缓慢。在我IMF任期的最后两年,我曾试图传播有关建立国际新框架的理念,但进展微乎其微。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还任重道远。

  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如果回归基本原理,特别是吸取欧债危机的教训后,我认为目前的核心问题是IMF的作用必须转变。IMF比以往更加不可或缺,特别是其监督职能必须从现有的货币和国际收支领域,扩大到金融的方方面面。IMF必须加快职能转变,以适应新世纪的形势变化;目前已有所进展,但还不够。

  欧债危机更彰显了IMF转变职能的必要性,特别是在监督领域。希腊危机爆发之初,欧洲机构和IMF之间可能存在职能的冲突。21世纪头几年希腊就出了问题,我们不应放任这些问题继续滋长而不进行纠正。监督缺失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这不但体现在欧洲层面,也体现在全球层面。

  我们欧洲人倾向于认为,我们经验丰富,欧洲的机构在各个方面都很有效,但我们忘记了欧洲问题有着系统性影响。即使欧洲能有较大作为,独立解决自身金融问题,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欧洲的全球性影响,全球性机构必须对欧洲的危机进行监测,并适时推动应有的变化。我们绝不能固步自封,认为欧洲足够强大,无需国际组织的建议。每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需要此类友好的的外部评估,中国就深知这个道理。每个国家都是全球体系的一员,必须用好属于世界各国的国际机构的监督。

  问:目前,IMF更多地参与欧债危机的解决,受到各国的欢迎;同时,很多欧洲机构也具有纠正失衡的监督职能,至少它们有这样的愿景。IMF该如何履行其监督职能?

  答:我很高兴地看到,在举棋不定之后,欧洲终于达成共识。我希望上述观点未来能继续成为主流。作为一家主要职责是维护全球货币金融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国际机构,IMF必须能够开展工作,在欧洲也如此。

  问:为了履行监督职能,IMF应如何加强其资金和专业方面的能力?

  答: 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名人小组”的智者们,包括贵行的胡晓炼副行长,正是在我们现在这间会议室里进行了非正式讨论并通过了“名人小组”报告。报告不是很长,但内容丰富,涵盖有关加强监督的所有方面,特别强调应针对系统重要性国家和欧洲等国家集团,着重提出了加强国际流动性监测的新重点。在流动性监测上,IMF与在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之间也存在职能冲突,影响其分工。我们敦促这两家机构加强合作,利用适当的工具密切监测流动性,未雨绸缪做好防范;既要防范流动性短缺,也要应对21世纪初、2004-2005年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情况,而流动性泛滥是引发本次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名人小组”报告也提出了其它一些建议,特别是关于监督汇率政策、监测汇市交易情况,以及建立恰当的基准等。这些都可以为建立一个更稳定的国际体系做出贡献。

  问:金融危机应对涉及最后贷款人问题。您认为欧央行应发挥这一作用吗?

  答:欧央行?我相信应该允许欧央行在欧洲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但我也认为,IMF的这一法律作用应得到认可,因为它曾数次扮演这一角色。你应该记得,IMF在1995年救助墨西哥、1997-1998年救助韩国时,就是发挥了最后贷款人作用。

  问:当时,您采取大胆而果断的行动对墨西哥进行了救助,未经IMF执董会讨论同意,就决定向墨西哥发放180亿美元贷款。

  答:没错,必须这样做。我认为IMF应该这样做。在紧急情况下,没有其他选项。当然,可能有人会说,《IMF章程》没有对此进行明确规定,但如果当时IMF不那样做,世界恐怕就会爆发一场系统性的严重危机。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当时我得到了中国的全力支持。

  问:您如何看有些人提出的道德风险问题?

  答:应该尊重他们对道德风险的担忧,我们应时刻想到这一问题。但当全球就业、经济活动和增长岌岌可危时,道德风险十分有限。在这样的紧急时刻,第一要务是给全世界提供急需的流动性。

  问: 让我们再看看欧洲的情况。如果IMF不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欧央行必须这么做。但这个问题很有争议。

  答:在我看来,欧央行正在采取的行动在当前情况下是恰当的。但在动用最后手段之前,还有很多事情可做。在欧洲,有这样一条原则——当然我们可能执行得不是很充分——就是不能越俎代庖(subsidiarity)。它指的是,如果下级机构还未穷尽所有手段,上级机构就不能干预。我相信在现阶段,欧央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能做很多事。我们应相信欧央行能做好它的份内工作。我必须说,当我看到继特里谢之后德拉吉采取的各种举措,我要为他们在寻求IMF充当最后贷款人之前千方百计解决困局的精神致敬。我认为,他们的措施充满想象力,而且坚定不移;我相信他们能够成功。

  问:比如说直接货币交易(OMT)?

  答:是的,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问:所以您认为欧洲国家有能力解决主权债务危机?

  答: 是的,我相信。

  问:但前提条件应该是法国、德国等欧盟成员国应更加致力于危机解决吧?

  问:当然,绝对必要。包括法国在内,所有国家都必须做好自己的功课,而且必须共同行动。欧洲国家必须团结一致,迅速解决欧元体系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即货币和财政责任的失衡。在这方面我们正在取得进展,我很高兴地看到财政协定已获通过,包括“黄金法则”,这也正是我曾特别积极推动的。我很高兴地看到,欧洲在建立银行联盟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所有这些都符合正确方向。这可以视作走向进一步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前奏,例如,任命欧洲共同的财政部长、成立共同的财政部等。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可行且合理的。这需要时间,但这符合加强欧洲团结的长远目标。

三、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人民币的未来

  问:您对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国家对“名人小组”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建议的回应感到满意吗?

  答:报告受到了G20领导人包括各国总统(主席)的欢迎。时任G20财长会主席的拉加德女士对此表示欢迎。可以说她对报告特别欣赏。我曾受邀在中国南京参加了G20财长级别的一次研讨会,并向大会作了专题演讲。我的演讲得到了非常积极的回应。唉,可惜当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了,这些建议随之被束之高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被遗忘了。中国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大家也都知道,需不时把菜放到后台炉子上,细火慢炖,以更加入味。但细火慢炖的时间不应过长,已经到了端菜上桌的时候了。我希望G20 能记得这一点,很快让这道美食出炉。

  为全面起见,我想再谈一点。我和我“名人小组”的朋友们在提交给G20的报告里,提出关于IMF治理的许多考虑。这些考虑在当前仍完全有必要,如进一步对IMF的份额进行检查,不但要提高新兴经济体,也要提高最贫穷国家的代表性等。我还想补充可能是颇有争议的一点,即G20必须思考自身合法性。迄今为止,G20只代表G20国家和欧盟。因此,我们提出了关于设计区域选区制度的若干重要建议,以确保G20能全面代表世界各国。这一点未实现之前,G20通过的规则如何具有普世意义?当然这实行起来需要时日,但长期来看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我们还提出了有着重要政治意义的建议,如美国和欧洲都应放弃其在IMF的一票否决权,这可通过降低IMF在关键问题表决时所需的最低投票门槛来实现。目前的门槛值为85%,这就给拥有17%投票权的美国和欧洲以一票否决权。“名人小组”一致决定,建议将上述门槛降至70-75%,这样就不会有哪一国家在新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

  问:我很好奇报告中的建议如何提出的?“名人小组”成员背景各异、主张也不尽相同,你们是如何达成共识的?

  答:小组成员有一些共同点,就是相互尊重和珍视友情;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并且都相信,鉴于危机的教训,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应进行重大的变革。实际上,我们的讨论是非正式的,没有媒体在场。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孜孜不倦地工作,特别是在三个周末,一次在华盛顿、一次在纽约、最后一次就在这个房间。最后,我们集体通过了你所看到的报告文本。当然这中间免不了激烈争论和意见相左,但是相互信任和共同的目标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提出的建议可以推动巨大的进步。

  问:这些建议执行起来并非易事。未来,您认为国际社会应如何行动,使这些目标变得更为现实?

  答:这些目标其实很现实!不切实际的是,想要寻求(国际金融)体系的可持续性,但却原地踏步、抱残守缺。这样将诱发新的危机。如果抱现实态度,就应该按我们的建议行事。不应害怕变革的程度;应该感到惊悚不安的是,如果不进行变革,风险可能有多大。我和你说的这些,就是“名人小组”所有朋友的共同信念。可以这样说,我们一直作为朋友保持联系。在看到G20进程行动迟缓、瞻前顾后、以及人为的争吵不休时,我们现在都感到很不耐。

  问:落实“名人小组”建议的最大障碍是什么?领导力来自何方?应该有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吧?

  答:第一个重大障碍就是主事者心存疑虑,对讨论感到厌倦,特别是涉及对细节的讨论时。虽然厌倦在所难免,但这必须加以克服。正如你所说的,这需要领导力。当然主要参与者的领导作用非常关键,包括他们在智识上的领导力。我们都记得,中国央行行长曾从他个人角度,探讨了特别提款权(SDR)在国际货币新体系中的作用。尽管他以个人名义发表看法,但由于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性和周行长的个人魅力,文章一发表就促使国际社会对此进行热烈讨论,并革新了对SDR在推动储备货币多样化方面可能做出的贡献的辩论。在严谨的学术论证基础上推动对问题的讨论十分重要,就像周行长的文章那样。我希望能就关键问题成立起工作组,能克服困难对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严肃辩论。我相信总有一天,切实的解决方案将在“名人小组”建议的基础上不断涌现。

  问: 为了使SDR得到更广泛使用,也许中央银行或公共部门应率先使用SDR。但主要成员可能不愿这么做,因为他们需要保持本国货币的地位。

  答:你说得对。但越来越多的主要国家将会意识到,世界上没有一家中央银行能够胜任整个世界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同时,主要储备持有国进行储备资产多样化的问题也越来越紧迫。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而SDR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有力工具。作为第一步,可以考虑把人民币纳入SDR的货币篮子,因为中国已经是国际贸易大国了。在我看来,这是个考验;我们需要将人民币加入SDR篮子货币。这将对解决我所提到的其他问题将大有裨益。

  问:您如何看人民币的未来,比如说未来五年?

  答:我相信,人民币将继续走向国际主要货币。这一国际化进程将逐步、有管理地进行,但人民币最终将成为国际货币,继而在国际结算中、以及全世界的货币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我理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但如果人民币不能成为储备货币,显而易见中国就无法成继续为国际贸易和投资居第一、第二位的大国。我相信这尚需时日,取决于具体情况,但这应是前进的方向。当然,有关时间表的制定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

  问:有种说法,要想某一货币成为国际货币,该货币发行国不可避免要开放资本账户。但在当前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情况下,开放资本账户可能风险较大。

  答:当创立SDR的时候,并非所有篮子货币国家都开放了资本账户,包括法国在内。但这是暂时的。这个时期可长可短,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市场情况允许,在某种货币加入SDR篮子与该货币发行国保持一定外汇管制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

  问: 当IMF或欧央行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时,在没有成员国更多支持的情况下,它们能有足够资源完成这一任务吗?

  答: 当然不能确保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必须更准确地定义SDR的作用及其使用规则,并制定相关规定以避免道德风险。

  问:一般来说IMF可自主发行SDR吗?

  答: 是的,当然可以,特别是在在出现类似当前危机的特殊情况下。应该允许IMF对SDR进行分配,并在危机过后负责收回过剩的SDR。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名人小组”对此问题没有精确的阐述。回想IMF在1995年救助墨西哥、1998年救助韩国时的情景,我认为IMF应被赋予在极端危险情况下发行SDR的权力。为什么?因为全世界民众的就业和生活都危在旦夕!

(作者:王信  马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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