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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需要有强烈危机感(续)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 钟伟 [ 2013-06-17 ] 共有0条点评

  尽管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尽管人们普遍意识到过去那种年均10%的高速增长期不可持续,但至今人们情绪仍乐观,似乎未来维持7.5%的增长,以及收入倍增都能够实现。我倾向认为,对中国经济应有更强烈的危机感,从中长期看,7.5%的增长目标恐不现实,到2020居民实际收入倍增计划也希望渺茫。中国经济转型仍有相当大的斡旋时空,但若无实质改革,则延误为一场危机式深度调整的可能性也存在。

  如何改善增长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目前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部委办局的绩效考核,以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为核心。在这样的政绩观下,才有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财政约束软化、投资冲动和数据追求。地方政府公司化、债务子孙化、执政当下化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根源,改变政绩观何其难!

  如何缓解目前的财政困境?一是重启分税制改革,在大致明确事权的基础上分配财权。事权既有收也有放,例如军队和外交事权应上收。可考虑国地税机构合并、税费征缴后再分账入库。二是转移支付应一般化和透明化,大幅削减专项转移。三是将增值税合并为单一税率,并部分转为价外税。四是国债余额管理,改善国库现金管理模式。五是加速针对电子商务的电子税票系统建设,择机推出遗产税。六是将国债市场的对外开放,置于比股市和衍生品等更优先的位置。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有三点值得斟酌,一是关于市政债的发行,我持较为悲观的否定态度,如果没有类似地方倒阁这样的硬性约束,放开市政债将导致地方债务再扩张。还不如中央财政代发成本更低和对地方的制约更可信。二是资源税改革问题。提高资源税和环境税的税率并无疑问,但是否应提高对地方的资源税返还则应谨慎。中国是大国,各省资源丰度差异大,资源开发有早有晚,机制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比高额资源税返还更重要。三是目前企业税负已无法再加重,住户部门对财税的贡献度不足15%。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向消费型、内需型转变,如何对住户部门实施有效的税收征管将成为重中之重。

  如何应对国进民退挑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更新理念。政府自设企业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会带来更多问题,但便利是当下的问题则是长远的。自上而下直任命的官僚体制,决定了同样垂直的国资体系,两者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也许改革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财政资金安排,逐步压缩和公共产品无关的生产型项目投资,加速公共财政转型。二是落实政府的出资人角色,将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以及国企的红利逐步拨入社保体系,弥补历史欠账并缓解现有缺口的扩大。三是逐步切断官员和国企负责人之间的双向流动机制。四是明确限定国企的战略布局行业和范围,加速收缩和退出。当下可暂从如下两方面入手,一是压缩央企的参控股层级,压缩乃至杜绝相互持股,二是压缩地方国企的获得资金等要素的渠道。没有国企的合理定位和精简布局,对私营企业而言,加强行业垄断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就可能是句空话。

  如何应对房产可能的泡沫化风险?一是应当意识到,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和人口迁徙仍在推进中,但房地产已进入平台期,不能将京沪深广核心区的房价上涨,视同全国普涨的信号。同时也应看到,一线城市核心区房价和房租的上涨,是供求矛盾使然,并无行政良方可治。二是集约用地,中国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比例失衡,工业用地用量过大,开发园区过多过滥的势头有所回潮。目前中国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比例为1.5∶1,其中工业用土约为5-6万平方公里,用地占比为26%,远超出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水平。三是保障房建设层次过多过于复杂,宜简化为可售和公租两类,减可售增公租。四是一些城市的建筑综合体已有明显的过剩迹象,应予警惕。五是对开征房产税要慎重,至少在我看来,加强个税和开征遗产税,较之房产税更现实和平稳。

  如何看待金融风险?尽管金融业可能是过去10年屈指可数的有一些市场化改革的领域,但仍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这一判断,从本质上说,脱离了产业资本,商业和金融资本都是无本之木。金融如果脱离实体经济,如果过度自我服务,恐将影响社会福利的增进。一是金融资产质量,是实体经济质量的折射,地方债务、房地产和制造业三大风险,背后都离不开政府的影子。二是全盘考虑高达近140万亿金融资产的管理体系,从中央层面看,证监、保监加起来所监管的资产份额,可能还不及银监的一个司局,金融控股集团仍然缺乏牵头监管者;从地方层面看,地方金融办膨胀迅速,和一行三会的地方机构逐渐平行。这样的金融资产管理体系,为未来系统性风险埋下隐患。三是对巴塞尔协议和资本补充的要求,更宜差别对待。确实有国际化需求和系统重要型的大型银行不妨按新规补充资本,但城商行甚至基层金融机构是否也需照搬?至少除中国之外,其他金砖国家并非如此积极。四是加速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使央行能维持对问题银行的早期介入和有序破产。总体而言,目前和地方债、房地产的风险相比,制造业的风险更迫在眉睫,一些重点行业与其防堵风险,不如提高风险容忍度逐步释放风险。中国金融体系的眼前小考是涉及制造业的信托风险;中考是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处置风险;大考是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能否维持汇率稳定的风险。

  如何应对社会保障体制是否可持续的风险?恐怕最重要的国人需要静心思考,建立一个理性的养老观和生死观。所谓理性的养老观,也就是养老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政府的事情。大多数OECD国家的养老金总资产构成中,企业年金占5成,商业寿险占3成,余下的才是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而在中国,目前的养老总资产中,政府分9成,其余仅占1成。国民养老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第二、三支柱形同虚设。只要这种局面维持下去,就不可能形成理性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医疗保险的情况也类似。大体上一个人临终前的6个月,将消耗其一生全部医疗开支的五成以上。高龄重病而不能直面死亡的归宿,是人类固有的缺陷。没有理性观念就不太会有良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然后才是对社保的技术性改善。一是坚持统账结合,以统为主。历史欠账用国有资产和国有金融资产的红利或资产出售所得予以补充。二是坚持虚实结合,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目前公职养老账户为空账,从江苏、辽宁、山东的试点情况看,职工个人账户的空账率也在约85%。对公职人员的养老统账,建议根据职位年限等做成逐年积累的空账,一旦公职人员转入企业或者进入离退休,则以财政资金将空账做实;同样,城镇职工一旦加入公职,其养老账户也可由实转空,记账积累。使不同养老体系之间能分段积累,空实转换,增强可携带性,这也有利于打破公职人员的终生雇佣的铁饭碗。三是适当调整企业和个人的养老缴存比例,建议调整方式为调降企业调升个人。适时提高退休年龄,至少在目前可尝试将男女职工退休年龄一致化,以及退休返聘制度普遍化,以延长养老金存缴期限。四是重新审视不同群体基本养老的支付水平,扩大养老覆盖面意味着基本养老水平只能是兜底作用。目前公职和职工养老金似乎存在偏高倾向,甚至有在岗和离退休人员工资倒挂现象;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则偏低。五是对企业年金和寿险的税收处理方式,现在仅有递延税,也制约了第二第三支柱的发展。六是建议财政部可否考虑发行通胀抵御型国债,此类国债的收益率为当年的CPI涨幅,供社保基金、企业年金或居民户投资。总体而言,中国在养老和医疗体系的建设方面还任重道远。

  这些经济体制问题都不是最为令人不安的,经济体制问题存在着却无实质性改善或改革,才最令人不安。改革开放30年,中国尚未完成社会、政治和经济三重转型,中国经济体制恐怕尚处于大厦未成阶段,而不是处于大成之后的修修补补阶段。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政府积累了庞大的国有资产,这既给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提供了强力支持,但也可能弱化了政府对释放改革红利的紧迫感。在未来5-10年,我们需要有更浓重和强烈的危机感,中国已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居危思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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