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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实体经济之本 解金融问题之惑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廖岷 [ 2013-07-16 ] 共有0条点评

  当前,国内外市场和投资者广泛关注我国金融业的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金融体系的信贷高速增长与流动性风险、与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集群资金链断裂相关的信贷风险、影子银行的风险管理,以及信贷结构不合理、融资成本高企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拖累等等。这些担心正在蔓延和发酵,并已经导致境内外资本市场抛售我主要商业银行股票。今年上半年,工、农、中、建、交行的股票在香港H股的市值分别累计下跌11.1%、16.4%、7.8%、11.7%和14.4%;工行市值今年6月前26天蒸发280亿美元,排名下跌4位至第13位,从2006年以来首次退出十大市值公司排名榜。这可能影响全球对我经济金融的投资信心。尽管金融业的许多问题都是我国经济转型、金融深化过程等发展历史阶段必然伴生的问题,但是,问题影响的程度、解决的好坏和速度则是我们可以通过采取对策而施加影响的。这些看似局限于金融领域的局部问题,实则是涉及全局的重大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对策有力应对。

一、问题表现在金融,实质还是在实体经济

  这些年,金融业明显快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金融业资产与GDP比例从2001年的192%提高到2012年的277%;M2与GDP的比例同期也从144%提高到188%。很多观点将其简单归于金融业的自我循环和资金空转,这有失偏颇。实际情况是: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大缘于我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未发生根本转变,从2007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绝对额均高于最终消费(见图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这些年银行“贷大贷长贷政府”的信贷资金占比仍然超过全部信贷的60%到70%,也就是说,信贷资金60%左右沉淀于中长期及各级政府平台投资项目。在当前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投资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也印证了信贷投向问题。2001年以来,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由33.94%逐年攀升至2012年末的70.25%,对应年份银行业中长期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则由34.94%持续攀升至54.08%(见图二)。而剩余30%—40%左右的信贷资金中有相当部分还投向了包括需要调整的过剩产能,以及高污染、高能耗等行业和项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民银行。

  而且,这些固定资产项目还需要占用大量后续信贷资金。近年来,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2002年的3.72万亿元,快速增加到2011年的31.1万亿元和2012年的37.5万亿元,累计已达186.1万亿元。以2012年为例,在37.5万亿元投资中,若按平均30%自有资本金简单测算,即有约26万亿元需要依靠贷款、债券、IPO等外部融资解决。

  近两年,这些长期项目更多的是通过传统银行渠道以外的非信贷途径解决的,其中部分是属于所谓的“影子银行”,这是目前大量基础设施和平台项目没有出现违约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部分平台融资规模又上升12.94%[1] 的主要原因。据估计,2012年末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约13.6万亿元[2],其中平台贷款9.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6500亿元、城投债1.78万亿元、投资于基础产业的信托产品1.65万亿元、保险资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1763亿元。因此,虽然图二中近两年银行中长期贷款占比有所下降,但如果考虑到这几年许多社会资金和银行资金通过债券等形式进入了一些中长期融资项目,这个下降其实是银行信贷被其他融资所替代的结果,所以实际上2012年末实际全社会中长期投资项目的融资总量并未下降。

  另外,这些投资还本付息期限很长。以大量基础设施为代表的项目规模不断增大(见图三),对银行信贷资金需求长期居高不下(见图四),且其本身投资回报效益不高,对GDP后续贡献作用有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民银行。

注:实践经验表明,考虑到在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自有资金实际上也有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的实际情况,上述比例有可能已被低估。

  要理解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银行信贷增长的关系,上海近几年的情况则是一个不同的例证。通过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全国逐年上升的趋势截然不同,自2005年起,上海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从38%逐年下降到2012年的25%,且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与此同时,上海银行业的贷款增速也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差距在2008年后进一步扩大到5-6个百分点左右(见图五)。由此可见,只要摆脱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银行信贷投放就不会出现急剧扩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银监会。

  经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当前热议的金融业过快增长的问题有其实体经济的深层次根源,不能简单归于所谓金融业垄断息差和金融空转。因此,只有加快解决实体经济中投资过大和投资低效问题,才能正本清源,解决当前信贷总量过大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去杠杆化首先要从投资领域开始。

  主要措施是:第一,严格投资项目投入产出分析,逐步用发行市政债券替换银行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低于行业资金投资回报率的项目少使用银行信贷资金,特别是政府平台中有社会效益无经济效益的项目主要应通过政府财政预算资金或发行中长期市政债券满足资金需求,并可用其逐步替代现有的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这既有利于释放和盘活银行信贷资金存量,又有利于增加透明度,加强市场纪律对地方政府融资负债的约束。否则,大量投入产出不佳项目挤占银行信贷资金,从全社会而言,就是资金的错配,加剧信贷结构的不合理问题,因为这些资金本来可以支持一些收益率更高的产业发展和一般中小工商企业的融资需求。

  第二,严格实体经济领域的硬预算问题。各级政府及其平台、央企、国企以及民企都必须建立严格的财务硬约束问题,严格控制财务的杠杆率,各类金融行业在提供融资时,要严格审查政府平台、各类企业或项目的综合负债率,超过行业平均负债率水平和自身偿还能力的,一般不提供融资支持。

  第三,鼓励有实力、资信好的民间和社会资本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参与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将此作为政府平台项目获得信贷支持的必要条件之一。民间资本的参与意愿,本身就说明项目具有一定的投资效益。民间资本的参与,即可提高项目建设与运作效率,同时也体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的政策导向。在具体操作中,一定要通过公开公平透明的方式确保有实力、资信好、有社会责任感的民间社会资本参与。

  以上如果能够有效落实,可有利于压缩无效投资,确保有效投资,提高全社会平均投资效率,避免信贷资金无效或低效沉淀,解决信贷资金快速增长和信贷增量大而GDP增量少的问题。

二、问题表现在国内,实质还是在全球竞争

  国内资金的相对宽松实际推动了国内投资冲动,也加剧了资金相对宽松与资金成本高企这一矛盾现象。然而,国内资金的相对宽松并不完全是国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动调节的结果,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大量国际资本流入,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和本币被动升值的结果。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长期以来,经常项目出现大量顺差(这里不排除有一些热钱通过虚假贸易形式而流入);另一方面,是外资企业,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分布在信息科技、能源环保、生物制药等行业的外资中小企业,看好中国市场,将我国视作其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目的地,持续加大直接投资(FDI)。这个金融领域问题的实质是我经济参与全球贸易、资金竞争的产物,而且这种与全球经济的相互融合和影响将成为常态,解决不好,会伤及我广大外向型出口制造企业的竞争力。

  这个问题一定要一分为二:这种宽松,属于长期国际资本的流入,则是健康的,要鼓励;属于短期投机资本,则是不健康的,要重点管制。不能认为我们不缺资本而迅速改变吸引中长期资本的政策环境,因为,这些外资往往带有我们急需的技术和管理,体现对华稳定的投资信心,有利于继续提升我在全球产业链的定位和比较竞争优势,提升我潜在经济增长率。因此,在解决国内资金相对宽松或过剩问题的金融领域的现象时,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都倒掉,导致稳定的吸引中长期外来投资的环境发生逆转。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国咨询公司科尔尼(A.T.Kearney)2012年10月到11月对全球302名企业高管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自2001年以来首次超越中国,成为企业高管心目中最适合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地方,中国排名第二。而从2001年以来,中国在该项调查中一直排名第一。因此,我们要在立足提升我参与全球资金、资源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前提下,解决国内金融资金总量过快增长和融资成本高企矛盾并存的问题。

  主要措施是:第一,在鼓励引进方面:一是优化中长期外来投资政策和制度环境,维持和巩固我吸引全球中长期外来资本的竞争力,最重要的是稳定宏观经济增长预期,稳定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以及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企业管理创新驱动。二是加大开放步伐,鼓励各行各业加大外来机构投资者或战略投资者的介入。这实际是我了解全球市场,以及突破海外对我技术封锁、贸易屏障的重要举措。这也有助于提升国内投资的整体效率、效益和技术含量,推动产业升级换代,反过来也有助于引导国内资金的合理配置。三是对短期资本的流入流出,研究设定金融交易税(托宾税),调节资本投机冲动,熨平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经济金融的冲击,重点解决造成国内金融资产增长过快和资产价格波动幅度过大的不健康因素。

  第二,在鼓励走出去方面:一是出台鼓励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的一系列财税政策,并提供更多市场信息服务;二是鼓励有条件企业完善治理和信息披露,增强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资金的能力,目前企业国内融资成本较高,而境外资金成本相对较低,但由于国内企业普遍缺乏市场认可的信用评级,以及外债的严格管理,因此,我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融入境外更加便宜的资金市场。三是国家政策性银行应该加大海外资金融资力度,与国内商业银行合作,为广大中小企业打通获得国外相对低成本的资金的渠道。通过打通境内外资金市场,提升我竞争中长期资金实力,也有助于推动国内融资成本的降低。

  第三,在考虑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考虑越来越多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的融资、原材料、汇兑以及用工成本的国际比较。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量化宽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为增强我企业国际竞争力,我们财税金融领域的政策必须将此作为一个重要考量,这也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比如,当前可考虑出台结构性减税和引导本币币值维持稳定或适当贬值的政策措施,以提升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投资有效需求,确保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三、问题表现在金融市场,实质还是在制度设计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和核心,商业银行又是金融业的核心。尤其在我国,长期以来以商业银行为主导,尽管这两年企业债券市场有了较大发展,但如果把商业银行购买债券的因素和商业银行相互拆借的因素考虑在内,银行部门的信用创造份额从2005年的近93%变化到2012年的近92%,不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且份额几乎没有变化(见图六)。因此我们更应坚持善用和善管金融业和银行业,使其成为储户的保护神,成为金融风险和泡沫的制衡器,而不是像美国一样,成为金融危机的制造者。

 
 
数据来源:殷剑峰,王增武,《影子银行与银行的影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

  尽管如前分析,目前金融业的一些问题有实体经济的深层次原因,但毋容置疑,商业银行追求规模、追求大而全的粗放式的不审慎经营现象也尤为突出,亟待改变。比如,部分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从事信托受益权类同业通道融资业务中,出现了私下向交易对手出具担保函或承诺函,且不记表外承诺风险,进而减少资本占用和拨备成本,向大型企业提供低利率融资等违规行为。

  结合当前经济下滑压力增大的情况,更要通过金融领域的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实现整体宏观经济的稳中有进。

  主要措施是:第一,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非对称调整存贷款利率上下浮动比例限制,主要考虑是一方面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提振经济;另一方面,减少商业银行成本上升幅度,减缓流动性压力,也给商业银行留出一定空间,消化不良贷款,维护金融稳定。

  第二,加快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破产条例的出台,为利率市场化后的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建立制度安排,提升金融体系和全社会对金融失败事件的容忍度和处理的市场化水平。

  第三,强化商业银行在参与资本市场、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过程中利益冲突的防范,以及背靠国家信用担保下从事各种高风险自营业务道德风险的防范。严格监控商业银行投资各地市政债和各种企业债务的比例,纳入统一授信管理。严格隔离理财业务与存款业务,将理财业务规范为债权类的直接融资业务,不断探索理财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新产品和新模式。坚决改变赚钱归自己、风险国家承担的激励机制,重塑商业银行流动性、安全性文化,摒弃追求暴利的文化。认真总结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试点的效果之后,再决定综合化经营方向。

  第四,加强各类信托、证券、基金、保险等管道业务的风险管理和监管。发挥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功能优势,促进社会资本与优质项目高效对接。属于类信贷业务的,要统一监管和管理标准,强化资本计提、流动性测算和风险资产分类管理,并加大对投资方的信息披露,规范产品销售过程的全程监控。

  第五,强化银行授信管理及其标准的精细化,强化合同对授信客户盲目提高杠杆率的约束,不经银行同意,授信客户不得增加负债,否则视同违约,并有交叉违约的功效,以从根本上发挥银行对实体经济过度授信和负债的制约。

  第六,建立商业银行自主核销不良贷款制度,把债权的司法追诉与贷款核销、损失税前列支真正脱钩,有利于银行加快风险的处置,盘活信贷存量,提高运营效率。

  第七,加快涵盖授信、财税、房产、汽车、公安等信息在内的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优化金融、信用和法治环境,维护市场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

(作者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局长,本文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观点)

注:

[1]审计署,《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2013年第24号审计结果公告),2013年6月10日。

[2]殷剑峰、王增武,《影子银行与银行的影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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