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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OECD副秘书长、首席经济学家帕多安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研究员 王信 [ 2013-09-06 ] 共有0条点评

——“欧洲的道路最终通向财政趋同和政治趋同”

 
  近年来,尽管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活动,但在很多人看来,OECD就是一个“富人俱乐部”;有关OECD的运作,特别是其在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中的作用,人们不甚了了。

  2013年7月15日,我们到巴黎OECD总部拜访其副秘书长、首席经济学家帕多安(Pier Carlo Padoan)。OECD的前身--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是为了管理“马歇尔计划”而设立的。该计划翻开了国际经济合作的新篇章,大笔美国援助因此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使战后一片废墟、满目疮痍的欧洲迅速走上了复苏之路。后来,随着加拿大和美国的加入,1961年9月,OEEC正式转变为OECD。

  OECD副秘书长帕多安是意大利人,从2007年起任现职,从2009年起兼任该机构首席经济学家,负责经济研究部以及OECD参与G20、绿色增长和创新计划等事务。

  加入OECD之前,帕多安早已活跃在国际舞台,有着颇为耀眼的学术、政策研究和公共服务生涯。1998-2001年,他担任德利马(Massimo D’Alema)和阿玛托(Giuliano Amato)两任意大利总理的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协调意大利在G8、欧盟和大量双边事务中的立场。2001-2005年,帕多安担任IMF执行董事,负责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国事务及欧洲协调。他曾在欧洲多所大学任教,并担任意大利政策性智库Fondazione Italianieuropei的主任。2013年春意大利大选后,帕多安曾被认为是新内阁财长的人选之一。

  帕多安戴副眼镜,非常儒雅,说一口漂亮的英语。他请我们坐在办公室沙发上,他随便搬张折叠椅坐下。我们主要请教他两方面问题,即OECD在国际政策讨论和规则制定中的作用,以及他对欧洲形势的看法。帕多安侃侃而谈,逻辑严谨,体现出很深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政策经验。

  帕多安特别指出,他很高兴与我们就欧洲和全球事务进行广泛的讨论,欧洲和中国都面临很有挑战性的转型;两个经济体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同,但相互学习,必然富有成果。

  帕多安的话引人深思。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不少,正如帕多安所说,一切关乎信心和信任。此时,我们需要OECD等机构及其专家提供的深入分析,但OECD的由来以及“二战”后的世界史表明,远见、决心以及各国的信任和合作,可能更为重要。


 访谈实录

一、OECD在国际政策讨论和规则制定中的作用

  问:在您领导下,OECD的经济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欧洲乃至全球的政策讨论和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OECD通过何种方式,参与了国际特别是欧洲的政策制定?

  答:OECD确实通过各种方式多方位参与。首先是参与宽泛的宏观经济讨论,这围绕OECD每年发布两次经济展望的工作重心来进行。我们也经常参加各类讨论会,并为秘书长频繁出席各类公开活动提供材料。

  我们还深度参与并非广为人知,但同样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通过国别报告和特别报告,向成员国和非成员国提供国别分析。例如,有些特别报告专门针对意大利、德国或法国的竞争力、生产率和增长等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进行经济和发展评估委员会(EDRC)的评估。这既针对欧元区,也面向欧盟,实际上是将两类不同评估整合在一起。

  您既然好意提到了我,我想指出,这些工作都由经济部完成。我们年轻而才华横溢的工作人员还参加各类会议,讨论学术性更强的问题。我们每天都与各国保持互动。

  问:未来OECD将如何推动国际合作,特别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

  答:我们在这方面已做了很多工作。就经济部来说,我们对中国、巴西、印度和其它新兴经济体所做的事,与我们的成员国差别不大。我们撰写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别报告,将其纳入我们“追求增长”框架下的结构性评估,还撰写有关这些国家的专题报告。

  我们正努力为发展中国家做更多的事。我们正同OECD的发展中心合作,提供多部门报告,其中有关缅甸的报告已对外公布。可见,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也在逐步增加,收集了很多信息。我们还与其它部门合作,提供有关创新、环境、区域发展、教育等问题的专题报告。

  通常,这些报告都是根据相关国家的请求而撰写。向我们提出请求的国家越来越多,这或许意味着我们的建议有所帮助,也说明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一些国家向我们反馈,“研究成果非常有用,请向我们提供吧”。这是我们从与我们接触的国家那里得到的最好奖赏。

  问:在发展议题上,OECD与世界银行是否存在工作重叠?

  答:各机构有许多共同点,常常会导致其工作相同。最近有一个关于二十国集团(G20)事务的例子,即由OECD和世界银行共同负责对G20国家结构性政策承诺进行评估。这种例子屡见不鲜。至于同基金组织(IMF)的关系,我们都为框架工作小组做贡献。这也是G20事务,但我们的合作还涵盖许多其它领域。

  既然我们的工作有重叠,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是重复劳动还是合作共赢?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问:在工作分工上,与世界银行、基金组织相比,OECD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答:我们的比较优势主要不在人们有时说的国家覆盖面上。我们并非富人俱乐部,而是关注所有各类国家,但我们的优势其实在于研究方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理解经济的结构层面与宏观经济、金融层面之间的互动。这绝非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增加一章结构分析那样简单,而是理解如何重新设计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政策,以发挥协同效应。

  比如关于财政整顿问题,如果调整财政整顿政策的组合,且将预算结构与结构性政策挂钩,就能改善债务走势等宏观经济表现。又如,劳动力市场改革可完善劳动力市场,增加预算收入,接下来就有一个相关联问题,如何用好改革释放出的额外资源。分析相关问题,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

  同其它比较优势一样,我们的比较优势并非一成不变;必须不断创新,才能保持我们的领先地位。我们正在研究政策的多维度影响。例如,在分析促增长政策时,我们力图把握其对平等、福利及环境等方面的影响。这也涉及我们提出的“应对经济挑战新路径”倡议(New Approaches to Economic Challenges)。该倡议希望汲取本次危机的教训,反思我们的政策建议。就此而言,我们将关注包容性增长。

  OECD是政策性机构,我们通常从政策应用角度看问题,最终,我们需要向相关国家提出更好建议。正如我们的格言强调的,“完善政策,追求更美好生活”,这是对我们所从事工作、所参与活动的最好描述。我们就是干这个的,这也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即了解政策的复杂性。就像为各政府服务一样,政府有总理和多位部长,需要将他们引到同一间屋子,为有关国家或地区制定统一的战略。

  问:OECD要撰写所有成员国的国别报告。对希腊等非常令人担忧的国家,你们是否实行早期预警或提供深度分析?

  答:当然。对陷入困境的国家,我们的国别报告将包括深度分析和预警。发布这些深度报告需要18-24个月,但这并不意味着1年、2年内,我们将希腊置之脑后。我们对其情况进行持续监测。在报告OECD高级管理层,包括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各部门主任后,监测过程即启动。如果情况确实令人担忧,我们将向大家通报,并一起进行讨论,参与人员并非仅限于我们内部。我们将告知有关国家政府,或进一步进行深度分析。自从我到OECD工作以来,这种情形已多次出现。

  有时,有的国家政府要求召开闭门会议,集思广益。有许多次,一国总统或政府总理携多位部长到访OECD,花一整天与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有时一些国家还会提出非常规要求。我们经常对这些国家进行监测,通过各种可能渠道,包括秘密渠道和私人渠道,将信息传递给有关国家政府。我们乐于做这样的事,这也意味着我们每天都要对各国进行监测。

  问:由于IMF对受援国附有条件,似乎OECD在提供政策建议时,比IMF更独立、更中立。

  答:我们无钱可贷,只是分享观点。

  问:这样一来,或许成员国对你们更为信任?

  答:我不知道成员国是否对我们更信任,但它们确实信任我们。举个实例,在互评过程中,各国是以一个团体的眼光看问题,它们引用、评判或评估其它国家所担心的问题。这非常有帮助。每次我们对某国进行评估,都是在了解其它国家的基础上完成的。我们因此能总结各国的最佳实践,了解经历同样情况的国家如何做。事实证明这很有帮助,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不断地互相学习。

  问:通常你们不会公开表达对某个国家的担忧吧。

  答:对于那些我们认为有问题的国家,尤其那些根据我们的有益建议能迅速解决问题的国家,我们努力与其进行沟通。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不是每件事都可以暴露在阳光下。IMF当然会进行沟通,世界银行、其它银行也如此。我们尽量做到不偏不倚,也关注结构问题,这些方面调整较慢,但同样重要;我们也考虑向市场发出信号,指出有关国家的结构性弱点及其调整的必要性。

  问:关于国际标准制定和实施,OECD参与了“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高级原则”的制定;OECD还制定了“公司治理原则”,这已成为将由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监督实施的核心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OECD正关注并协助制定的标准有哪些,OECD如何推动这些标准的实施?

  答:OECD长期投资高级原则特别工作小组成员来自所有G20国家,有可能最终成为负责监督实施有关原则的机构。当然,在原则正式实施前,各方必须就这些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含义取得共识,毕竟原则只是整体概念,必须将其转变为可操作的建议或行动计划。希望G20能要求OECD和其它机构,为原则的实施拟定操作指南。之后,OECD将能推动对这些原则的执行进行监督,正如目前OECD在税收等领域的做法一样。

  问:这是否意味着有关国家将就原则实施签署协议,然后OECD将组织互评?

  答:这是可能的。采用这种模式的“全球信息交换论坛”运行良好,已收集了约120个国家的信息。我很高兴你指出了这点。需要强调的是,OECD有能力推动有关进程,并提供技术支持。一旦有关原则被转化为操作型建议,OECD将同其它国家一起,推动其监督和落实。总之,如果有国家提出要求,我们会很乐意提供支持。

二、关于欧洲形势的讨论和政策建议

  问:您刚才提到OECD深度参与了各种问题的讨论,您本人非常强调在您的祖国意大利以及其它欧洲国家,劳动力市场改革、司法改革、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关于意大利,您认为应遵循怎样的改革次序,意大利政府现在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答:意大利长期受经济几乎零增长和生产率下降等问题的困扰。它正努力摆脱衰退,艰难但成功地实现了债务稳定。这意味着对意大利以及其它国家而言,结构问题是核心。在本次危机爆发前,OECD就一直建议意大利政府改革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引入更多竞争,并推进能源等领域的改革。

  我们现在更强调政策的执行。这不仅针对意大利,也针对所有需要推进结构改革的国家。需要制定更完备的法律和规则,但同时需要强化规则的执行。

  所谓规则执行,指的是公共管理中要有好的治理和透明度;还需要建立高效、能尽快解决诉讼问题的民事司法体系。当然,还需要打击腐败,这在意大利是一个严重问题。该问题在其它国家也存在,但对意大利而言至关重要。我想重申,意大利需要完善法律和市场导向的规制,同时强化政策执行。有些国家的政府在产品市场改革上似乎只开花不结果,原因就在于缺乏执行力。

  问:结构改革非常难以推进,而意大利目前似乎在政治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您对意大利未来两年的改革怎么看?

  答:我们向意大利新政府、向莱塔总理提供了最新的国别分析。我们指出,意大利必须采取新的改革措施,尤其要把改革落到实处。由于意大利已陷入经济衰退,劳动力市场等改革需要进行调整。例如,必须采取更多举措,帮助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过渡期内提高劳动合同的灵活度,推动企业雇佣年轻人,最终实现经济稳定。

  我们还建议,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应简化公共管理程序、提高效率,进一步便利有投资意愿的企业进行投资。意大利等几个欧元区国家已采取了更多措施,稳定了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在财政整顿上成效显著。在这方面,意大利等国家无需采取更多新举措。然而,意大利经济增长乏力,这是超过10年的老问题。意大利需要解决向企业提供流动性和信贷的问题,否则,许多状况良好、较有竞争力的企业就面临被排斥在市场之外的风险。这将是极大的浪费,经济潜在增长和就业机会将永久地受到影响。意大利政府正果敢地采取措施,在缓解短期高度紧张形势的同时,继续推进财政调整和结构改革。挑战非常艰巨,意大利正在迎战。我对意大利保持适度乐观,之所以说“适度”,是因为欧元区整体形势非常困难,这当然无助于意大利。

  问:意大利前总理蒙蒂推出了许多改革举措,您认为意大利现政府是继续推行蒙蒂的改革,还是会对改革方案作出一些重大调整?

  答:过去意大利就对财政整顿政策组合进行过调整。当蒙蒂2011年11月临危受命担任总理时,意大利的债务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他必须非常迅速地向市场表明,意政府愿意进行调整,并扭转恶劣的债务形势。通常,为很快达此目的,短期内唯一能做的就是增税。

  众所周知,应在增税和减支上重新取得平衡。对意大利这样的国家而言,为了给减税赢得空间,减支非常重要和必要。因此,中期来看,需要削减支出,最终为减税创造条件。为了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应把降低劳动力税赋摆在优先位置。

  目前意大利讨论的重点,是IMU房产税和是否避免提高增值税,这些政策重点是由政治议程决定的。我认为,应从更宽的视野看政策重点,要对整体预算约束有清晰认识,全方位考虑哪些议题可以碰,哪些议题可被取代,这样就不是集中在某一政策工具,而是拥有包括税收和财政支出在内的一整套工具。

  问:目前意大利和一些欧元区外围国家面临较大的经济困难,您认为是否应给这些国家更多时间以实现其财政整顿目标?

  答:我们建议,财政整顿的步伐应根据各国情况进行调整。一些国家可放慢整顿步伐,而市场压力更大的国家则应尽快进行。这在短期内会带来负面影响,但在许多情况下,财政整顿无法避免。意大利不久前成功地退出了过度赤字程序(EDP),这为意大利带来许多实质好处:可重新使用欧盟结构性资金,并极大地改善了市场信心;对高债务国而言,如果市场信心的增强促使国债利率下降,将给该国财政带来巨大收益。

  总之,应调整财政整顿步伐,对于那些能自我完成财政整顿的国家,有些措施可在后面阶段推出。

  我们还强烈建议,应高度关注财政整顿的政策组合。我们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对于既定规模的财政整顿,政策工具不同,会在经济增长和实现公平方面导致大相径庭的结果。因此,政府选择更好的整顿方式非常重要。

  问:您非常强调信心的重要性。为了重拾信心,需要各方同舟共济,各尽其力。为此,欧元区债权国应采取哪些措施?

  答:这是国际宏观经济学的一个老话题。众所周知,由于受到市场很大压力,赤字国将不得不进行调整。目前欧元区的情况就是如此,需要实现对外头寸和经常账户的再平衡。许多甚至所有的外围国家都已付出巨大努力,在改善竞争力和经常账户方面取得实效,它们的经常项目逆差在缩减。

  当然,需要提高调整的对称性,顺差国特别是德国,需要做出更大努力。目前,端上台面进行讨论的似乎是要求德国进一步扩张财政,这没有对症下药,难以取得效果。

  考虑到与欧元区其它国家相比,德国的投资占比相对较低,因此扩大投资对德国是有好处的。例如,如果德国实现受保护的服务部门(非贸易部门)的自由化,德国将因投资增加而受益。由于储蓄可能不变,投资增加也会使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减少。这只是结构性政策可改善宏观经济表现和促进经济调整的一个实例。德国还可略微提高工资,以反映生产率的提高,这也有助于经济调整。

  目前欧元区面临多种风险,其中之一就是通缩,即价格和工资下行。我们是一个货币联盟,整体通胀水平非常之低,这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如果要调整相对价格和相对工资,逆差国的工资应下降,这已发生了;同时,如果顺差国的工资上涨,将大有裨益。我们并不要求大幅调整,而是与生产率变动相适应的相对调整。这将有助于实现欧元区的再平衡。

  问:一些德国经济学家争辩说,这类建议有道理,但工资调整主要取决于企业和工会。

  答:这我同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常被人提及。我在IMF工作时,每当我们到一成员国磋商,如向意大利等国政府建议提高工资灵活度时,他们总是说,这不取决于我们,决定权在工会和企业。这并不错,但问题是我们长期处在一种环境,公共政策辩论成为施加压力的手段。适用何种工资合同,诚然取决于社会各方,但也受公众意见所左右。目前欧洲的公共政策讨论已经过热,其影响显而易见。我认为,有关讨论更加持平会有好处。

  讨论德国工资上涨,不应被视为禁忌,不应被视为对德国竞争力的威胁,毕竟德国经济竞争力很强。这对德国、对欧洲都是好事。危机前德国进行了改革,正因为如此,德国才有能力上调工资。我非常希望有关讨论能沿着这一思路进行,而不是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这类偏激的讨论在德国、在整个欧洲都很常见。

  问:德国政府目前似乎正大力通过德国复兴开发银行(KfW),增加对欧元区外围国家的贷款;有些专家还认为,德国应增加对外围国家的股权投资。您觉得这些努力是否能发挥较大作用?

  答:这是非常重要的长期性问题。它关系到储蓄的再分配发挥稳定作用,促进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为此,需要重新思考金融体系的作用。欧元区爆发危机的主要肇因之一,就是储蓄被过度配置到不可持续的投资中,如房地产业以及最终催生泡沫的各类资产,德国、法国及其它国家的银行都曾卷入其中。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欧元区需要更为均衡的信贷配置机制。从这点来说,我非常欢迎长期投资发挥更大作用。德国复兴开发银行(KfW)、意大利金融公司(Cassa Depositi e Prestiti)、法国发展银行(Caisse des Dépôts)都是长期投资者,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并不只盯着短期收益,也注重基础设施等。

  完善监管环境、制定更有效的原则,可促进长期投资的发展。G20将讨论长期投资高级原则,OECD对该原则的制定做出很大贡献。这些原则非常重要,使重点转向长期投资和实体经济的投资。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多。

  问:您提到了法国发展银行,现在法国正对相关机构进行整合。您对法国在公共投资和长期投资方面的举措有何评价?

  答:法国有长期投资的文化传统,也有公共部门在生产领域直接进行投资的传统。这是法国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制度多样性的宝贵一面。

  长期投资和公共投资应推而广之。应进一步推动欧洲长期投资市场的发展。可考虑欧洲投资银行(EIB)等其它投资者进一步发挥作用,需要审视这方面的监管障碍;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推动长期投资者和企业的互动,便利中小企业从长期投资中获益;还要考虑通过抵押品政策支持,使企业更易获得信贷。这些措施将推动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

  问:我们读过您关于欧洲银行联盟和欧央行货币政策的多篇重要演讲和评论。您建议欧央行启动量化宽松政策,这可能吗?

  答:我先谈谈银行联盟。众所周知,没有银行联盟,货币联盟就不可能存在,特别是在银行业占金融业比例高达80%的情况下。银行业必须运行良好,这是显而易见的。这需要三大支柱---监管、危机处置和存款保险。目前很大问题是,我们如何解决危机处置问题。

  我们已开始建立以欧央行为核心的单一银行监管机制,但可能无法做到单一危机处置机制,对此我深表担忧。为什么单一处置机制如此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单一监管机制就可能被弱化。当监管机构根据适当的压力测试等结果,认定某银行需要处置时,监管机构必须知道,单一机制能够马上提供银行所需的财务支持。如果存在单一处置机制,就无需每次都经历冗长的政治谈判;这恰恰是欧洲自本次危机爆发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正是由于需要进行政治谈判,导致欧洲对危机的应对微不足道、过于滞后。

  目前讨论的欧洲银行处置机制,仍存在各国各自为政的风险。这本身不是好事,而从欧元区各国分割角度看,更不是件好事。欧元区有单一的货币政策,却有几个不同的传导机制。如果欧洲银行处置机制的政策工具、财务支持仍是成员国各自为政,将进一步加剧市场分割。结果将事与愿违,毕竟最初讨论建立银行联盟,就是希望消除分割,切断主权危机与银行危机之间的联系,最终银行能调整其资产负债表。

  将政策重点从成员国跃升到欧洲超主权机构,仍然是必要的。如果我们真把货币联盟当回事,就必须这样做。逻辑很简单:货币联盟需要银行联盟,货币联盟涉及超主权政策,因此银行联盟也必须超越主权。这是欧洲一体化的优越性所在。只要实实在在地推进,欧洲一体化就能发挥作用。这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如果未来10年欧洲一体化仍在推进,欧洲就能生存下去。这是不进则退的过程。

  我再谈谈量化宽松问题。欧央行进行了许多创新,包括近期引入欧洲版的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当然有人会质疑前瞻指引一般意义上的好处,但我认为它是有益的。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无论如何,欧央行可采取以下措施,实行某种量化宽松:

  首先,欧央行可与欧洲投资银行(EIB)合作,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抵押品支持,使欧洲投资银行有足够的意愿,为中小企业信贷提供担保。对此,欧央行可通过买入相关的信贷产品提供支持。这最终将增加中小企业融资。

  欧央行还可通过普遍地在主权债市场进行跨境干预,提供更多支持。这不仅限于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s),它本身就是危机防范和处置计划,而是有点类似IMF预防性计划(precautionary program)的欧洲版。如果普遍实行,就可促进主权债市场发展。

  最近市场利率开始呈现紧张态势,在各国利差和利率水平上都有所表现。美国可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全球货币政策正进入新阶段。市场开始关注的不是某国可能陷入危机,而是全球流动性普遍越来越紧。如果日本的政策措施加上欧洲的量化宽松,可能会抵消美国的退出效应,从而减轻市场担忧。

  我只是将这些建议提出来,自己也犹豫再三。并不是因为我不相信这些政策,而是因为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并不知道市场将如何反应,甚至市场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对任何人都是全新领域。全球加强合作,包括加强信息交换和观点交流,将使我们都获益;要意识到溢出效应,考虑到对全球流动性有较大影响的央行政策的溢出效应。G20正在讨论这些问题。

  问:在欧元区货币政策和欧洲银行联盟这两大议题上,德国的态度显然是关键因素之一。如果没有德国认可,上述议题就很难取得较大进展。您预期在德国大选之后,其政策是否会发生调整?

  答:在德国大选前几个月内,预计不会有重大事件发生;短期看,如果这个夏季爆发危机,对谁都没有好处。在更长时期,我理解德国人的观点。德国人告诫其它国家:我们的模式很管用,我们的模式促进了经济增长;即使在危机期间,我们的模式也创造了就业;我们的模式还维护了稳定。因此,为什么要改变它?因此,德国的观点是完全有道理的。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欧元区失衡的产生,德国的银行也有份,它们难辞其咎。

  最终,一切关乎信任和信心的建立。这说来话长,与欧元计划刚开始成形时所谓的马斯特里赫特趋同标准有关。有关标准针对当时存在的通胀问题,但主要针对财政规则问题。那时所有人都认为,既然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那么各国政府必须同心协力,不能互相拆台。建立互信的必要的,如何通过规则实现互信?如果你表现出对共同规则的尊重,那么我就信任你。事情就是这样。现在就货币政策而言,情况多少也是这样的,而且好处在于有欧央行这一欧洲机构。

  这些都与游戏规则有关。游戏规则不但涉及货币规则,也涉及财政规则、银行规则,这些问题都相伴而生。如果需要单一货币政策,单一银行联盟和银行业政策就必不可少,而且要迈向不同形式的财政趋同。

  这里我并不是谈欧元共同债券,只是谈一个事实,即欧洲的道路最终通向财政趋同,甚至政治趋同。这并非基于技术分析,而是历史经验:能够存续的货币联盟,最终必然实现了政治联盟。

  当然,它不可能一夜实现,但这是我们的宏大工程。坦率地说,如果你同意这一观点,那么真正的挑战并非不朝这个方向走,而是找到可持续发展之路。要避免走得过快或过慢,某种情况下,在某个阶段,可能遭遇危机。我无需告诉你要进行必要的结构转型,你非常了解这些。欧洲与中国非常类似,都需要巨大的结构变革。这要求适当的步骤和速度,所有各方都扮演合理的角色。现在人们关注的是银行联盟,明天关注的就是财政联盟。

  因此,如果从历史角度看问题,那么就货币规则达成共识并非那么困难。我们知道如何去做,知道该在哪让步。德国人依法行事,他们求助于宪法法院,需要获得许可。这反映了各国的多样性。所有国家都有各种制度、议会、宪法法院、法官等等,如果我们认同欧洲进程,就能解决各种问题。但问题是由于市场压力,我们的进展可能太慢,就有翻船的风险。必须意识到什么会受到威胁,最重要的挑战是政治和社会挑战,而不是技术问题。

  问:如果欧央行像您建议的那样采取量化宽松等措施,各国是否可能更加不愿推进财政一体化等难度很大的工作?

  答:这是道德风险问题,确实有这样的风险。在欧洲层面解决问题,不应被各国当作减少自身努力的借口。一些人认为货币政策只是争取时间,我赞同这一看法。一旦争取到时间,就应该好好利用,否则会丧失机会。就像通胀一样,如果钱被捂在口袋里,早晚会贬值。有关国家必须推进结构改革,这是自身利益所系,绝不是因为别人这么说。但这需要达成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

  我担心的是需要以合理的步伐推进改革,有关改革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也要有所考虑。我认为最令人担心的,不是德国反对某种政策,而是欧洲民众对欧洲概念的热情下降;他们认为欧洲建设会带来更多痛苦,而非好处。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反欧洲势力日益增长。明年欧洲将迎来选举年,但德国等国都存在反欧洲的强大势力;一些政党表示,德国应离开欧元区。

  这种分崩离析的情景不会令人陶醉,只会带来重大危机。道德风险问题确实存在,如何保持压力并进行微调?过去,意大利国债息差较高,有助于说服意大利人进行变革,拟定结构改革计划;国债息差正在下降,我不知道市场压力是否也在减轻,但政府推动改革的动力不应弱化。OECD应保持压力,将继续告诫成员国坚持改革。

  问:我不知道欧洲的政治家是否能告诉民众,目前困境的肇因主要是国内政策而非欧洲政策。

  答:这是沟通和讨论的内容之一。当有关讨论过于偏重意识形态,对是否支持欧洲、经济紧缩或增长等问题,只有“是”或“不”两种选项时,我们就陷入了困境。实际上,事情远比这复杂得多。

  但最根本的一点,民众必须看到收益。到目前为止,他们看到的只是痛苦、衰退和失业。必须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成果,欧洲各国还应继续努力,比如促进年轻人就业。

  问:OECD对欧元区经济发展的预测如何?

  答:我们还未对预测结果进行更新。目前,我们仍认为欧元区将负增长。未来几个月,我们将公布新的预测数据。我预期欧元区将缓慢复苏,多年来一直这么预测,但复苏一拖再拖。

  欧洲应当学习美国的经验,美国首先修复金融体系,最后才考虑财政状况。而欧洲首先认定财政问题是危机的罪魁祸首,至今仍未修复金融体系。然而,如果没有健康运行的金融体系,就不会有增长,结构改革也不会取得成效。财政调整可能造成经济紧缩的糟糕结果;如果在金融体系健全的情况下推行财政紧缩,经济增长受到的负面冲击会少得多。

  最近我们写了一份关于财政乘数的报告,这项工作是基于我们经济预测的需要。研究发现,在金融体系无法正常运作、市场更为僵化的国家,预测误差会更大。如果有关国家修复了金融体系,进行结构调整,财政整顿的负面影响将下降。这是关于财政乘数争论的一个重要新论点,其实不只是财政政策,其它政策也是如此。

  欧洲需要在结构调整和金融改革方面加大力度。银行正进行资产负债表调整,但由于它们要调整资本金比率,并未积极放贷。在许多国家,银行还大量持有国债;银行无法抛售这些债券,这会伤及有关国家。如果财政出问题,反过来又会给银行造成负面影响。银行正努力调整,但它们只能遵循本国政策,无法从欧洲单一银行监管机构获得强力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银行联盟,因为它将加速金融体系的清理。

(作者系王信、曹莉、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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