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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赛伯乐公司董事长、前美国财长斯诺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研究员 王信 [ 2013-09-06 ] 共有0条点评

——“欧洲的问题只能自行解决,美国无能为力”

  美国著名私募股权基金--赛伯乐(Cerberus)公司董事长、前美国财长斯诺(John W. Snow)先生经常来访欧洲。近日,通过赛伯乐德国公司的视频会议系统,我们对他进行了专访。

  斯诺早年曾获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曾在大学任教和在律师事务所执业。他多年在交通领域工作,曾任美国助理交通部长、美国最大铁路公司之一—CSX公司董事长。

  斯诺2003-2006年任美国财长。他不遗余力地推行小布什的减税计划、社保体制和税制改革,被称为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头号“推销员”。过去几十年,就主要经济指标而言,斯诺任财长期间美国经济表现之好,仅次于鲁宾时代。2006年斯诺离任后刚一年,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金融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斯诺今年73岁,笑容可掬、带股仙气,可谓吉人天相。他说话铿锵有力、清晰简洁。我们主要请教他对欧洲形势、美国对欧战略、欧洲投资机会等问题的看法。斯诺指出,目前欧洲一些国家社会动荡加剧,其政策可能随着领导人的更替而改弦易辙,很令人担忧;财政紧缩是必要的,但应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央行应发挥更大作用;如果德国放松财政、刺激消费,对欧元区受困国走出危机会有帮助。

  关于美国对欧战略,斯诺轻描淡写、但很明确地说,欧洲的问题只能自行解决,美国无能为力。从欧债危机后美国的表现看,斯诺的看法很有代表性;美国要么自顾不暇,要么不愿淌欧洲的浑水。斯诺还指出,由于WTO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对美欧自由贸易谈判的关注度上升,但其中关键分歧的解决需要领导力。

  我们很关心斯诺对投资欧洲的看法。美国次贷危机中,斯诺任董事长的赛伯乐收购了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引起很大反响。欧债危机后,赛伯乐在欧洲已有大笔投资,且仍在伺机而动。斯诺说,欧洲房地产不良资产、银行不良贷款等有很多投资机会,但其价格仍偏高,这是国外私人投资流向欧元区受困国的最大障碍。

  斯诺答应,他经常会来欧洲,愿意找机会与我们见面。有些人认为,美国的战略重心已从欧洲转向亚洲;但对斯诺等美国顶级金融家、投资家来说,在风雨飘摇的欧洲,也许好戏刚刚上演。以下为访谈实录:

一、关于欧洲形势和美国对欧战略

  问:早在欧元启动之初,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等一些美国著名人士就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未来深表怀疑。经过这些年的变化尤其是欧债危机之后,您对货币联盟的现状和未来有何看法?

  答:单一货币是否能发挥积极作用,增进欧洲福祉,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许多人对此还有怀疑。近期,默克尔总理提及一个最基本问题,她说她很同情欧央行的处境,即设法调和德国与希腊等国家的不同需求:德国需要高利率,给储户更多回报,而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低增长、高失业的国家需要降低利率。这就是目前单一货币面临很大压力的原因。我认为单一货币能生存下去,但需要一系列变革。欧洲领导人正致力于夯实单一货币的基础,欧央行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承诺将支持欧元。这当然间接支持了欧洲各国政府。欧洲领导人和欧央行支持欧元的承诺已见成效,有关国家主权债收益率有所下降;两年前,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主权债相对德国国债的收益率之差较大。但欧元区根本问题仍然存在,即各成员国生产率和竞争力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各国间经济失衡。在相同汇率水平下,德国经济较为景气,其他国家却缺乏竞争力。提高这些国家的竞争力需要财政紧缩,但其代价高昂:经济增长很慢,失业率高企。我们所有人都应继续希望欧洲的实验能最终取得成功,因为一个和平、政治统一、经济融合的欧洲不仅有利于全球经济,也有利于欧洲各国人民。

  问:您提到欧元区外围国家主权债收益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您是否担心这些国家推进改革的意愿会因此减弱?

  答:这种危险确实存在。有些国家失业率太高,会导致社会动荡。随着社会不满情绪增强,新领导人可能出现,带领这些国家走上不同道路。目前有关国家领导人决心维护单一货币、缩减赤字。但我担心有些国家经济复苏太慢,失业率太高,民众不满情绪日益升温,会把欧洲政治引到危险方向。这实在令人担忧。

  问:目前欧洲有关紧缩与增长的争论非常激烈。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答:欧洲应继续推行紧缩计划,缩小公共部门,以提高竞争力。与私人部门相比,公共部门变得太庞大了。但仅此还不够,欧洲不可能单靠紧缩就实现繁荣,还需要促增长政策来配合财政紧缩。欧洲需要结构改革、根本性的结构改革,以提高欧洲边缘国家的生产率,这样它们的产品和服务才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财政紧缩应与结构改革、促增长同步进行;如果我是欧洲领导人,我会加快结构改革步伐。央行在通过货币政策帮助财政调整方面,可能还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问:在财政紧缩的同时,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可能并不太大。欧洲应如何刺激经济增长?

  答:通过提高生产率,可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增长。欧洲很多国家现行政策会导致生产率下降,这种例子屡见不鲜。这些国家应该破除影响生产率提高的障碍,至于哪些因素会阻碍生产率提高,熟悉本国经济的欧洲领导人比我更了解。与欧洲领导人交谈,你会发现他们深知问题所在。2002-2004年,施罗德总理清除了一些影响德国生产率提高的障碍,德国经济竞争力比2000年有了大幅提高。其他欧洲国家应予效仿。

  问:现在德国改革的经验常被提及。十几年前德国自主进行改革,但现在很多欧洲边缘国家的民众认为,其改革是被德国等欧洲债权国强加的,他们有不满情绪甚至敌意。对此您是否感到忧虑?

  答:紧缩计划显然对许多欧洲民众的生活水平造成了严重影响。如果人们感到前景光明,对此就会坦然接受。但光明的前景只能来自促增长的结构改革。货币政策也会有所帮助。美国也进行财政紧缩、缩小公共部门规模,但同时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可提供更多流动性,便利中小企业融资,使美国和欧洲的企业雇用更多人,降低财政紧缩的难度。

  问:欧央行似乎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如德央行对欧央行宽松的政策多有批评。最近,默克尔总理甚至罕见地评论欧央行的货币政策。您认为欧央行能实行更宽松的政策吗,它可能会采取何种措施?

  答:我认为默克尔总理指出了欧央行面对的根本问题:欧元区各经济体差异较大,却使用单一货币,欧央行要在这种情况下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走出这一困境,是当今欧洲面临的最主要经济问题。欧央行做出维护欧元的承诺,拟提供无限流动性支持那些满足欧元区要求的国家的主权债,实际上建立了防火墙,防止意大利、希腊、葡萄牙等竞争力较弱的国家的主权债遭到抛售。但只要欧洲各国结构性差异未得到解决,欧洲将不断出现危机。央行的种种保证,无一能解决根本性失衡。

  问:您任财长时,大力推行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您认为目前德国等部分欧洲国家是否应该采取减税措施?

  答:欧元区内的根本性失衡在于,德国等部分国家生产率、储蓄率明显较高,消费率相对较低,而另外一些国家生产率、储蓄率明显较低,消费率相对较高,这两类国家被单一货币捆绑在一起。实际情况证明,这种组合在单一货币区内无法持续。如果富裕国家能加大从贫穷国家的进口,对解决欧洲的失衡肯定有帮助。竞争力较强的国家可通过减税,提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刺激消费;部分消费会用在本国,部分会用在邻国。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德国减税,对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爱尔兰等国将有较大帮助。

  问:目前一些欧洲人认为美国不再那么关注欧洲,感到有些失落。您认为对欧债危机和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美国应采取何种最佳策略?

  答:我认为,欧洲的问题只能自行解决,美国无能为力。欧洲人比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我们更了解应该做什么。欧洲国家正千方百计开始实行维护单一货币所需的结构改革,如银行联盟。欧央行设立了防火墙,给欧洲以喘息之机。德拉吉先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维护欧元做出了很大贡献。美国能为欧洲做的最有用的事,就是解决自身结构性问题,使美国经济更上一层楼。目前美国经济增长过于缓慢,受到很多因素拖累,没有达到应有水平。美国经济完全应该实现更快增长,增加对欧洲的货物和服务需求,这对欧洲大有裨益。最近奥巴马总统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的谈判,意义重大;贸易总是有好处的,贸易促进增长和发展。

  我认为,欧洲应利用好全球化机遇。目前全球财富创造日益分散,中国已是财富创造的主要来源之一。印度、巴西等其它金砖国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都较快。成功的国家能够找到融入全球化的途径。

  问:财长先生,您在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您对跨大西洋自由贸易谈判中一些关键问题,如补贴、知识产权及转基因食品等问题的解决有何看法?

  答:我希望看到国际贸易能有更快进展,但WTO谈判似乎停滞不前,这也是美国把眼光转向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的原因。大西洋两岸都应发挥领导力,才能使这一协定的谈判取得进展。总会有很多人反对自由贸易,贸易活动会使受保护的角落受到威胁。但贸易的要义在于,生产应在最有效率的地方进行,且稀缺资源能得到最好地利用。推动贸易需要真正的领导力,比尔.克林顿、托尼.布莱尔等具备这种领导力。过去50年的世界历史表明,贸易壁垒越来越少,贸易活动越来越多,推动世界经济进一步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没有国家和地区比中国更好地体现这一点。

  问:您强调领导力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奥巴马政府应如何推动美欧自由贸易协定?

  答:他们应做领导人所应做的事,与有关各方严肃、认真地进行谈判,凝聚选民共识。在推动美欧贸易进一步自由化问题上,我们需要选民的支持。领导人的作用即是开创道路,引领人们前进。此时,政治领导力必不可少。贸易协定是政治声明,需要政治领导人来推动。

二、关于金融监管与对欧投资

  问:您认为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是否使欧洲和美国的金融机构负担过重?据我们所知,私募股权基金在欧洲也将受到监管,欧盟已制订有关另类投资的指引,每个欧盟国家都把有关规定写入本国法律。

  答:危机后,我们总是反应过度,钟摆已经摆到了另一方向。过度反应总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确实需要对金融体系监管进行某些改进。

  美国过去并未对“房利美”、“房地美”等大型按揭贷款担保公司进行适当监管。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积累及金融危机。“两房”对整个金融体系构成了系统性风险,现在它们是危机后美国纳税人的最大负担。我在财政部时,就经常指出,应该对“两房”加大监管力度。但尽管危机爆发,我们对“两房”仍未进行有效监管。

  与此同时,“大而不能倒”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促使强健银行兼并问题银行,导致银行规模扩大。大银行的市场份额更为集中,如果它们倒闭,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由于金融危机, “大而不能倒”的问题仍然存在。

  在巴塞尔III协议框架下,欧洲和美国都出台了很多有关金融机构资本、流动性等方面的新规定。这些新规能否避免下一次危机,还是一个问号。据观察,每10年都会爆发金融危机。危机的本质正是其无法预见性,如果能看到危机降临,就能加以避免了。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以及欧盟的《金融工具市场指引》(MiFID)等法规,试图通过法律防止危机爆发,这是有问题的。指望危机永远成为过去,根本不现实。出路在于尽可能提高金融体系的灵活性以应对危机,从而减少对实体经济的威胁。

  问:您是否认为美国的“沃尔克规则”或欧洲的“利卡宁报告”也不是防止危机的好办法?

  答:我认为这些规则是政治需要。最终要靠合理的常识。金融机构要有常识,它们应该总是问自己:如果发放这笔贷款,能从哪里得到偿还,信贷风险是否可控?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是因为大量信贷流向那些最终无法偿还的群体。这是风险管理的失败,部分原因是很多人不理解新的、复杂的金融工具。过去人们以为这些新金融工具有助于化解风险,把风险从金融体系中剥离出去。现在才明白,它们实际上不能剥离风险,而是将风险集中在大型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大多数高管都没看到这一点。

  问:赛伯乐公司在投资上想必有很好的常识。

  答:(笑)在投资界,常识非常稀缺而弥足珍贵。最终我们靠的是好的判断,而不是只依靠数学模型。好的模型取决于假设,而假设是否合理,取决于用以设定假设的常识。

  问:关于私人资本流入欧洲问题,私人投资流入欧元区外围国家的障碍主要是什么?据我们所知,赛伯乐抓住了很多机会,投资这些国家的不良资产。

  答:欧洲正经受自身泡沫破灭后的考验,欧洲复苏确实有赖于以往太过膨胀的价格降下来,以更好地反映资产的实际价值和内在价值。这一进程越快,欧洲经济就能越快地浴火重生。

  我认为,私人投资流入欧洲的最大障碍,是资产价格调整速度较慢。为什么会这样,我不能完全肯定。有关国家政府设立了“坏银行”,承接银行转入的资产,但资产转移价格高得不切实际,这些资产就只能长久地待在坏银行中。赛伯乐等精明的投资者将在合适的价格进行投资。

  问:赛伯乐在欧洲投资的秘诀是什么?

  答:我们投入了很多精力,寻找不良房地产资产、不良贷款等方面的投资机会。我们一直很谨慎小心,在对未来5年欧洲经济做较为现实假设基础上,有机会获得较高回报时才买入。我们不指望欧洲经济会强劲反弹,关键在于买价合理,这需要很高技能,才能对相关资产有较好把握。目前,欧洲最佳投资机会可能是不良房地产资产及银行不良贷款。

  问:您认为欧洲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对银行监管要求等因素,不会对私募股权基金对欧投资构成障碍吧?

  答:我刚提到,对欧投资的最大障碍是资产价格调整较慢,难以反映现实情况。欧洲也对银行业施加了很多监管规则。如果你与银行家聊,他们会说这些规则使其难以发放贷款;但如果你与监管官员聊,他们会说这些规则对避免下一次危机的爆发非常有必要。其结果,欧洲中小企业需要资金,但无法从银行体系获得。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但资金缺乏,这些企业倒闭一定会拖累欧洲。美国所谓的“资产担保贷款”业非常发达,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可以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赛伯乐公司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过去多得多,原因就是银行受到制约。欧洲对此应有所考虑。

  问:您指出欧央行应发挥积极作用,促进欧洲经济增长;但如果欧央行继续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提供大量流动性,是否可能导致您担心的资产价格未能尽快调整问题?

  答:重要的是资产的实际价格,而不是其名义价格。如果名义价格上升,就会出现一定通胀。即使名义工资也有所上升,但实际工资可能是下降的。决定员工雇用规模的是实际工资。经济学家们会指出,降低实际工资和经济活动成本的办法之一,是制造一定通胀。在美国,美联储实际上试图制造一点通胀,量化宽松政策QE3的全部目的就在于此;目前美国通胀低于2%,低于我们认为应达到的水平。日本是试图制造通胀的典型国家,希望借此降低日本经济活动的成本。另一种使一国更具竞争力的方法是实行紧缩政策,降低生产成本。这两种方法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提高经济竞争力。

三、关于中国发展和改革

  问:中国经济增长似乎正在放缓,一些国外人士越来越看空中国。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中国正经历一个自然演变过程,这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其它所有经济体都会产生影响。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惊人,带来真正的繁荣和工资水平提高。历史上看,中国的巨大优势在于低成本和低工资。中国正失去一些优势,但工资上升是因为中国变得更繁荣,这正是你们所希望的,是好事。过去30年,中国长期结构性增速为9-11%,将来可能降到6-7%左右。但7%的增长还是很好,表明中国每年正新增大量就业岗位,推动经济进一步繁荣。中国经济不再是蹒跚学步的婴儿,在很多方面正走向成熟。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正反映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增长放慢不值得大惊小怪,实际上更应为此弹冠相庆。这表明,中国已走到一个临界点,更多的民众可分享经济繁荣。

  问:您熟悉许多中国新旧领导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开始执政,您如何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

  答:习主席的政策宣示都是朝前看的。在许多方面,保持了政策延续性,在一些方面则有所加快。我认为,他注重反腐败有着积极影响;同样地,他关注国内消费增长,以及继续强调金融部门的现代化,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将从提高金融部门的广度和深度中获益,消费者、家庭及储户有更多合理的地方存放和投资资金。中国应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和货币的可兑换性,继续沿着深思熟虑探索出来的道路前进。中国已在人类历史上很短暂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我认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会继续采取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


(作者:王信、曹莉、蒋先明、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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