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试验田
连平等
[ 2013-09-28 ]

编者按: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此前两天,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方案提出自贸区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具体内容包括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完善法制领域的制度保障。由于其更宽松的政策、更开放的尺度,自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国内外机构纷纷瞄上了自贸区这片蓝海,跃跃欲试,争相在这里抢占先机。在自贸区的改革方面,最受关注的莫过于金融领域。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成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后,将为上海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红利?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的发展方面,上海自贸区将有哪些创新和突破?未来应该如何在自贸区内外设置监管红线,使金融业良性、有序发展?上海自贸区能否独立于其他区域,率先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上海有没有可能借机成为与香港、伦敦匹敌的世界性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自贸区的发展又是否会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构成威胁?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创始理事、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东亚银行行长关达昌,SFI特邀嘉宾、上海自贸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参与现场讨论,是为北京圆桌第386期。

 

以开放促改革的着力点

  CF40:2013年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国内外背景是什么?

  陈波:上海成立自贸区的背景是8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在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国要建立自贸区。

  下面我对国内外的大趋势做个解读。首先是国内自身的因素。一方面,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劳动用工成本也快速提高,这也使得我国在低端制造业的廉价优势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胎制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趋势日益凸显,也就是说我们即将丧失人口红利。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在低端制造业的优势将迅速消失。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国在高端制造业没有确立优势产业,没有具有优势的企业和品牌——即所谓的“两不靠”,这将导致产业空心化——也就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前期,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劳动用工成本上升,产业转型升级没有成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越来越慢,甚至会比发达国家还低,并永远停留在中等发展中国家阶段。中国现在的趋势就是,低端制造业的优势越来越薄弱,但是高端制造业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优势,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要跳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首先必须要鼓励创新型、拥有高生产技术和高生产率的企业扩大发展,并逐步利用市场机制淘汰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形成优胜劣汰机制。但是因为中国的市场机制作用不明显,国家的政策保护太多,尤其是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太多,导致资源分配无效。中国必须要通过成立自贸区来培养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我们的企业要学习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通过引入外来竞争刺激内部进行调整,以提高自身生产效率。

  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从邓小平同志执政以来,每一次都是以开放来促改革。1984年,城市对外开放促成了第一次大规模改革。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的基调也是以开放促改革,深化改革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又是一次开放促改革。所以,这次成立上海自贸区也是开放促改革惯性思维的成果,通过试点开放上海自贸区,来推动国家推进相应的改革,建立良好的市场机制,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达到资源优化配置、产业转型升级的目的,这也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精华所在。

  其次,从外部的大环境来看,中国面临区域经济一体化压力。美国正在推动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达成,这个协定要求所有成员国必须全面开放本国经济,不光在商品贸易上要全面实现零关税,而且还要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另外包括非贸易领域(比如金融服务业)也必须要全面开放。起初中国并不想加入TPP,因为TPP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比较高,而金融服务业一直是我们的薄弱项目,因此我们不愿意开放。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加入了TPP或者TTP谈判,这导致虹吸效应的出现,如果中国不加入TPP,将被排除在亚太统一大市场之外,这对中国来说打击更大。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和出口国,也是最大的贸易国,我们难以想象,如果中国被排除在统一大市场之外,会是什么光景。

  要加入TPP就必须遵守TPP的规则,中国目前并无全面对外开放的经验,而开放上海自贸区无疑是全面对外开放的实验样本。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提出,中国必须加入TPP谈判,7月,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中国首次明确表态对TPP非常感兴趣。如果中国被迫加入TPP,2020年就要全面实现对外开放。因此我们必须尽早寻找一个有效的样本,并在此样本里进行两方面实验:第一是转换政府职能;第二是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这也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基于这两点,我们必须建立上海自贸区,并进行大胆的改革。

  孙立坚:上海自贸区成立有三大背景。

  第一,中国需要改变过去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型发展模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全面挑战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长期以来依靠出口、外企投资带动国内经济,即所谓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由于失去了消化产能的外部市场,我们突然发现,如果再不采取行动,中国经济就要面临硬着陆的局面。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当时的中央政府率先挺身而出,利用政策红利——即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企业和地方政府以资金支持建设投资。

  中央政府的政策红利尽管避免了中国经济在2008年硬着陆,确保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问题,但是也留下了让新一届政府非常棘手的后遗症。后遗症之一是产能过剩,政策红利最大的缺点在于,大家为了争抢政策红利,争相把资金投入政府支持的产业,大家都做同样的产品,最经典的案例是光伏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所以,单纯依靠政府的政策红利是不可行的。后遗症之二是,由于政策红利的得益者是地方政府、国企和央企,从而造成了市场推动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极其巨大,并且由于土地财政的盲目扩张引发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问题。另外,地方投融资平台严重影响了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带来不良资产以及房地产泡沫等等问题。因此,单靠政府释放政策红利扶持经济的做法不能再度延续,新一届政府领导必须采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第二,今天发达国家已经在探索未来的发展模式,尤其是美国,在建立下一轮的游戏规则方面非常活跃——比如TPP。而中国如果不做好准备,将会像当初加入WTO那样非常被动。如果中国愿意加入TPP,则要全面接受发达国家制定的条款,没有话语权。一开始,我们对TPP采取排斥的态度,随着TPP谈判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首先,TPP的高标准我们并不清楚,只有TPP的成员才清楚,也就是说,整个游戏规则是不透明的,是黑箱操作。其次,TPP的这些高标准,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新贸易规则,如果不遵守这些贸易规则,中国则将面临巨大的市场壁垒。面对这一情况,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让国内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接受高标准的考验,主动争取国际新的贸易规则的主导权。这是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国际环境。

  第三,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仅将以政府为主导转变为以市场主导,而且市场主导不再是从前那样的低水准货物贸易、商品制造的增长模式,我们要做高端服务贸易,掌握投资主导权,然而我们更应该为投资和贸易提供好的金融服务。而上述所讲的服务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共同特点是,不再依靠商品制造来获得盈利,而是完全依靠知识产权、金融资本和制度来赚钱,这是全新的依靠制度红利的增长模式,或者说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因此,从前我们的经济发展依赖于税收、财政的优惠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支持,现在这些政策对自贸区的发展可能不重要,甚至还是帮倒忙。而重要的是,上海自贸区的放松管制能够让要素的活力焕发出来,依靠要素驱动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CF40:在此背景下成了上海自贸区,将为上海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红利?

  连平: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上海来说是以开放促进改革的又一次尝试,应该会把中国的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曾经大体有三次先例,起先是深圳的开放,接下来是浦东的开发开放,后来又是2003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最近这些年慢下来了。目前来看,以开放促进改革新的推动抓手就是自贸区。

  对上海而言,自贸区的获批是又一项重大政策红利。首先,更多贸易活动和高端服务业将聚集到上海,对推动上海经济转型尽快完成非常重要。利用自贸区这种更为高级的自由贸易活动包括加工制造的功能,将为推动上海乃至华东和全国在进行产业发展和升级方面作出一个示范性效应。其次,对于在沪金融机构来说,自贸区的设立将带来更多业务,市场也可以扩大到为国际资本市场提供金融服务。不过,随着机遇并存的,将是国际金融机构同台竞争的冲击。但是竞争的有利结果也会使在沪金融机构更快更好地与国际机构接轨。第三,凭借政策配套资源集中等优势,上海也可以通过打造一批具有带动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龙头型平台企业,使平台经济成为上海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和国际贸易中心承载区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放眼周边,上海自贸区还将对长三角经济起到巨大带动作用。自贸区的核心是自由贸易,即在这个区域之间的相关贸易管理是相对宽松的,自由化程度高。跨到这个自由贸易区,就等于走到了国际市场。因而一个地方设立自贸区,将给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辐射和聚集效应。比如,对于与贸易关系非常密切的航运业,周边地区的航运需求在其他城市可能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但在这里能就近释放。这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尤其是长三角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富庶的地区,国际化的经济、贸易、金融等各方面的需求会很好地得到解决,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多活力,对推动经济改革会很有帮助。

  从全国角度来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被高层确定为“既有利于改革又有利于发展的对外开放新模式。”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指出,其重要意义在于“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当前上海面临的种种转型困境,也是整个中国的难题。上海能否在关键性领域有切实的突破,可为全国各地借鉴。因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言,上海自贸区的试点是国家开放战略的一部分。从长远意义上,自贸区还将在促进外贸及投资便利化进程为中国外贸“突围”破题,同时也将在中国加入TPP谈判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达昌: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东亚中国”)非常看好上海自贸区的前景,为此特成立了“上海自贸区金融服务工作小组”,正积极开展研究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以应对上海自贸区建立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将根据政策最新动向,适时向监管机构递交在上海自贸区开设营业机构的申请资料。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将为我们带来很多机遇,如开展批发以及贸易相关领域的金融服务。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将不断提高,且会更快的与国际接轨,而上海自贸区正好是一个试验场,让外资银行可以充分发挥其跨境金融服务的优势,配合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我们对于中国市场充满信心,也期盼相关具体政策的尽早出台。

  此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东亚中国也将会结合母行东亚银行在香港、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分行网络的优势,以及我们在国际业务的广泛经验,从而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

金融创新为自贸区改革破题

  CF40:在金融改革方面,自贸区金融开放战略的进展如何?与其他传统自贸区相比,自贸区在金融改革政策上有哪些创新和突破?

  连平: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试验范围可能涵盖贸易、投资、金融以及相关的行政体制,但金融将是其重要方面。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外贸易飞速发展,目前已经居世界首位;但国内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制度完善没有同步跟进,与国际通行规则不接轨。这种差距限制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就要看金融领域制度改革能否率先破题。

  自贸区内贸易投资是首位,但是贸易投资离不开金融,如果金融这方面不做相应的跟国际接轨的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就成为一句空话。现在我们感受到的是有关部门对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开发是非常积极的,金融领域将有一系列先行先试的内容,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下货币可兑换、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产品创新等。

  我认为,在金融开放战略方面,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率市场化,自贸区内本身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区域,参与的机构有中资和外资,自贸区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能够跟国际市场联通,如果利率不能完全自由浮动,可能会带来诸如套利交易等问题。因此,我认为,利率市场化有必要在自贸区内率先开放实施。二是资本项下可兑换,贸易投资便利首要的条件是资金的自由移动,资金移动中为了要控制汇率风险就需要实现货币兑换自由化,这也是一个自贸区必备的基础金融条件。

  与传统自贸区相比,上海自贸区在目标定位上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改革试验”。上海自贸区是新一轮市场化改革的试验田和先行者,在这个自贸区中推进改革,取得经验,然后在全国复制推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自贸区的真正突破不是对外开放,而是对内改革。这将是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新起点。在自贸区内推出新的改革措施,进行新的制度调整,将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寻找新的改革红利或制度红利。

  自贸区在政策上的创新和突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创新监管服务模式。与国内各类保税区不同的是,自由贸易区的最大特色是“境内关外”的特殊海关监管制度,即“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所谓“一线放开”是指一线监管集中在对人的监管,海关等口岸单位只做必要的检验检疫工作,其监管模式也转变为集中、分类和电子化监管模式。所谓“二线管住”,就是加强进出自贸区的货物的监管,从而实现“区内货物自由流动”。

  二是突破行政审批管理体制。现有体制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难度较大,而设立自贸试验区就是要按照国际规范来突破这一难点。在自贸试验区内将会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对涉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内外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而不再实施行政审批。具体而言,对于外商投资,对于特殊准入限制以外的行业,行政机构取消合同章程审批,实行备案管理。对于确需保留的限制行业,则将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于中国企业投资境外而言,一般投资项目的管理方式也将由过去的核准制改为备案制。

  三是创新金融服务业模式。上海自贸区在金融方面的先行先试将是重中之重,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离岸金融和外汇管理等。金融体系封闭、缺乏创新一直是我国金融业的软肋,今年年中爆发的“钱荒”提醒,金融业不能简单靠资产规模的扩张过日子,必须在开放和创新上有所作为。

  孙立坚:第一,转变传统的融资模式。从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是货物的出口、制造,对金融的要求主要是在资金方面给予贷款支持,尤其是制造业,制造业拥有很大的生产流水线和厂房,具有相当规模的固定设施投入。这些固定资产可以作为抵押资产,因此非常适合向银行申请贷款。而在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中,尤其是服务行业有别于制造业,无法通过抵押贷款来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所以,在上海自贸区里,更多的还是要通过利率工具,通过银行对好坏企业的识别来选择可获得金融服务的企业对象。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对金融业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服务方面要充分放开利率管制、汇率管制和资本账户。如果金融业不转变传统的借贷模式,我们就无法抓住金融价格管制放松所带来的新的机会。比如,无法通过金融创新来满足服务贸易业、投资业企业对汇率、利率风险管制的要求。

  第二,转变金融服务的内容。要素驱动型经济要求金融的业态及其内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即金融业不再是简单地做产业金融,而更多的是做服务贸易和投资的金融。具体到业务内容,在自贸区内对全球跨国企业的资金账户提供清算服务,甚至是资金账户管理服务,这在以前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资本账户管制下,只有在我国生产制造商品或者雇佣员工,才能用人民币结算。而现在如果在海外牵涉到一笔人民币业务,在自贸区内完全可以实现人民币结算。再比如,今天我们要利用投资的便捷性来吸引全球最好的企业落户自贸区,除了在行政审批方面要简化手续之外,在金融服务上也应该放开投资限制。由于存在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以前我们可以以QFII的方式限制外企的投资币种,提出让外企直接进行人民币融资,但如果希望外国投资作为自贸区盈利增长点,并且打造以投资便捷性主导的发展平台,就要放松管制。

  第三,加大金融监管力度。以前的监管可能很简单,我们只需按照巴塞尔协议,实行资本充足率的审慎监管。但是,现在不仅要提高监管的数量化标准,而且需要改变监管方法。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一是简化监管程序,二是在二线层面要强化监管操作力度。这并不是指增加文件,因为这既增添麻烦,又无法真正监管危险的商业行为,而是必须采取现场核准的做法,并且提高监管效率。总体而言,关于监管在哪些地方要放开、在哪些地方要收紧的问题,只要金融业务的内容是围绕服务贸易和投资进行的,我们都要放开监管。反之,与贸易和投资无关,纯粹是资金的进出,我们的监管则要特别谨慎小心,防止资金空转、套利和投机行为的发生。监管不当可能引发经济危机,比如日本,在汇率放开以后,相应的监管并没有做好,造成了股市和房地产泡沫,最后导致日本经济迄今还没有完全复苏。1994年泰铢离岸市场建立以后,泰国也没有予以严格的监管,很多资金与泰国的服务业支持完全无关,只是资金空转,这导致了1995年泰国房地产泡沫,一年以后泰国已经入不敷出,要靠大量举借外债来支撑国内经济,最终引发了1997年泰国经济危机爆发。

  未来的监管理念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今天中国只想用金融开放来倒逼金融业态发展,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使我国处于金融危机的危险状态。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对不正常的资金进行强力度的有效监管。另一方面,我们要欢迎大量资金用于支持中国的服务贸易,促进中国投资规模的增加,并且放松监管,给予制度红利,降低交易成本,这样大家才会更加愿意为中国产业升级进入中国市场,做到这一点,金融服务才能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如果自贸区最大的亮点是离岸人民币业务,而离岸人民币业务又逐渐走向离岸人民币的投资业务,最后很有可能在上海自贸区出现的就是资金的空转,甚至做政策监管的套利,然后卷钱而走,从而偏离真正的实体经济以及我们所倡导的创新驱动转型经济,这个现象在亚洲国家的金融开放中屡屡出现。实际上,上海自贸区不再如以往那样拿政府的蛋糕、抢政府的红利,而是在尝试风险,上海市政府有勇气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值得赞赏。事实上,为了确保自贸区的成功,他们也做了很多苦心设计。因此,金融改革对上海自贸区提出了巨大挑战,做好的话,中国才能真正成为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强国,做不好的话,中国也会陷入日本和东南亚危机一样的命运。所以,我们需要强化监管的是那些资金空转所造成的短期负债率高昂和资产泡沫问题。这个问题既考验专家学者的政策建议能力和政府的监管能力,同时也考验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如何将自身的短期利益和未来的长期利益两者关系协调处理的能力。金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若为了短期利益走捷径,依靠资金空转赚大钱,最终将引发危机断送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

  陈波:主要的创新点包括:第一,允许在自贸区内实行完全竞争,即所有的金融机构(包括民营和外资机构),在机构注册和业务上与国有金融机构享受同等待遇,反过来说,就是取消对国有银行的优惠政策。第二,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我们将在自贸区内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汇率将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官方决定。第三,金融服务创新,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出现,银监会可能也会进一步放松管制。

区内资本项目的开放和监管

  CF40:上海自贸区能否独立于其他区域,率先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是否会带来风险?

  连平:当前加快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步伐已是大势所趋。在自贸区的试点方案中,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是外界最为期待的金融改革内容之一。我认为,这来自于四个方面的改革需求。

  一是国内居民和企业对外投资的需求不断扩大。近年来,随着我国A股市场环境的震荡起伏,公募基金整体赚钱效应逐渐减弱,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投资市场。与此同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发展。2012年,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18.3%的情况下,中国境内投资者的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8.6%。随着国内居民财富的增长,个人对外投资包括设立企业、收购兼并、投资房产和金融资产的需求与日俱增。不断增长的全球资产配置需求催生了进一步放开资本和金融账户管制的需求。

  二是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和规范管理的需要。实践证明,一国经常账户一旦实现可兑换,资本账户管制就有可能形同虚设,资本管制的效力就会逐步减弱,因为部分资本可以通过经常账户“曲线”流入。近十多年来,我国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个典型的案例。今年1-5月,在美日欧等海外发达经济体终端需求弱复苏的大背景下,中国对香港出口(主要是转口贸易)增速依然高达57%,就有可能是部分海外资本借道香港转口贸易流入国内。这种“灰色”资本流入往往走经常项下,不易对其进行监测和管理。若适度放开资本和金融账户管制,资本进出有了正规渠道,部分资本流动就有可能从“灰色”走向“阳光”,不仅经常账户“失真”现象得以部分缓解,而且有利于增加资本流动的透明度,有助于对资本流动进行规范管理。

  三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已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鉴于以美元为核心的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加以根本改变,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唯一有利于我国的改革方向,因此我国长期内应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目前人民币已经实现了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的清算结算,但这仅是较低层次的国际化。未来应使人民币逐渐成为国内外企业和个人在各类交易中广泛使用的货币,并朝主要储备货币的目标迈进。但人民币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可兑换却会成为其国际化的主要障碍,很难想象一个主要国际货币无法进行自由兑换。为使人民币稳步发展成为国际货币,当前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在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可兑换就十分有必要。

  四是平衡国际收支、减轻货币回流压力的需要。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受资本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2012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由升值预期和市场压力很大到贬值预期和市场压力很大,之后又回复到前者,经历了少有的跌宕起伏,而在此期间出口的实际变化却并不大。国际收支顺差的推手是资本流动和资产本币化和外币化,而影响资本流动和资产币种形态变化的主因是投资收益差、利差和汇差,其中以前两者为主,后者为辅。未来一个时期,鉴于我国经济增长依然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国内融资需求较大情况下市场实际利率依然偏高,资本仍然会以流入为主,人民币汇率仍会承受升值压力。针对这一情况,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应进一步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放宽资本流出渠道,促进资本流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自贸区内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的先行先试可以说是我国金融改革方面的一大突破,也意味着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朝市场化将迈进一大步。自贸区内人民币资本和金融账户可兑换的实践,必将会为人民币可兑换整体改革带来可供借鉴的经验。由于金融服务有着无形贸易所具有的自由流动的特点,届时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的影响,将不可能仅局限在自贸区范围内,该试点的实施会给我国相关金融改革带来积极的推动作用,继而也会进一步带动商业银行经营模式与金融监管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转型步伐。

  孙立坚:利率、汇率和资本账户开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的服务贸易和高水平的投资。如果偏离了这一目的,开放最后只会带来一个所谓的财富性投资市场,由此引发的风险将远远大于自贸区给我国带来的收益。如果这样,将没有企业愿意投入到实体经济中,而是把服务贸易等作为进入自贸区的准入门槛,挂羊头卖狗肉,以获取套利机会。对于这些行为,我们要坚决查处。

  陈波:正是因为中国没有完全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所以得先进行尝试,如果这个尝试成功,才能以点到面,实现全面开放,这是中国改革的一贯实行的策略。完全开放会遭致太多的阻力,同时政府也没有这么大的把握。先以一个点来开放,从逻辑上来说是合理的。

  当然要在单独的区域内实现完全独立肯定是不可能的,金融监管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严密。但是,在区域内先行先试地进行金融改革也不是不可能,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比如电信技术)的提升,可以放松法律管制,加强实时监管每一笔业务流向,但是不用太严格地进行管理。

  CF40:自贸区未来的运作机制是什么?如何在区外与区内设置监管红线,才不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孙立坚:中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美国有很多自由贸易区,但从来没有区分区内和区外,其他亚洲国家也没有这样的做法。那么,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在《经济学人》中指出,未来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一定要“就事不就钱”。什么叫“就事不就钱”?现在谁都不清楚那些投资者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套利,还是为了做实业?在不清楚真相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怎么做?一种方法是学习QFII的做法,即给予每个金融机构一定的准入门槛,如果超过这一额度就不能再继续交易,从表面来看这是一种风险可控的做法,但是实际上这种方案失去了自贸区的真正魅力。所以,我认为不应该限制额度,而应该有所限制,有些原则坚决不开放,这是第二种方法。我们应该暂缓离岸人民币的投资业务,而应该推动离岸人民币的支付清算业务,鼓励大家投资实业、服务贸易。股票、衍生产品等投资不能先放开,如果先放开股票和金融衍生产品投资,就会出现价格超调效益,这一财富效应不是企业做强带来的股票投资收益,而是投机带来的财富效应,是一个零和博弈。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就事放开,什么叫就事放开?这是指放开实体经济的投资渠道,简化商委的审批过程、备案制,鼓励国外的企业来中国投资实业,或者直接支持我国民营企业的研发。

  另外,就事不要就对象,我们不能因为是知名大企业或者大型金融机构就放松管制。任何企业都喜欢钻制度的漏洞,而大企业可能更厉害。就事不就钱,这里的就事是指服务实体经济,对于这方面的投资不应该限制资本账户的交易额度,相反,应该鼓励投资,这就是红线的原则。它并不是指资本账户的开放,应先开放长期再开放短期,先开放企业再开放个人。按照这一原则可能在初期能够把握得很好,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到后期财富金融开放之后,就会出现问题,日本、泰国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了这种方案不可行。所以这不是一个开放顺序的问题,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相匹配的问题,即自贸区的投资价值就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

  关于金融投资业务,我们应该谨慎一点,不要先碰这个蛋糕。正如日本,在起初的两三年可能会带来非常繁荣的经济,但是这一繁荣是非理性的繁荣,我还是建议稳扎稳打地把金融落实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架构上来。等到老百姓真正富裕起来了,已经具备发展财富金融的时候,为了避免少数金融资本家通过财富金融投资获得更大的收益、拉大贫富差距的格局,我们再将自贸区的金融业务拓展到全方位的业务上来。现在的措施是尽快放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业务,与实体经济不相关的业务需要一定的壁垒,并要加强监管,防范“挂羊头卖狗肉”的企业进入到自贸区进行金融套利。

  连平:综合来看,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形态,事实上就是境内的离岸金融。自贸区是一个与国际市场连通的区域,“一线放开”就是对国际市场放开,区内有许多境外机构和境外个人,具有了“非居民”的性质。因此,区内的运作机制应该按照离岸模式进行。

  从监管角度来看,自贸试验区内应该加强统一监管。现在金融监管是“一行三会”的条线监管模式。如果在自贸区内也进行分头监管,对于自贸区的经营运作和区内经济主体来讲是不方便的。我认为,统一监管的模式比较适用于自贸试验区。在区外仍旧实行条线式监管,到区内将监管条线整合起来,设立合属办公或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比如成立一个整合起来的试验区的金融管理局,把相关的管理放在一个办公室来做,一站式的来进行管理,既便于协调和解决问题,也能更好地发挥监管作用,能够为自贸区的运行带来很多便利。

  当然,自贸试验区内的风险也需要加以关注。现在有很多人开始担心自贸区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资本流入境内的跳板。我认为,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一是跟经常项目有关,二是跟金融资本有关。从银行对离岸账户管理的十几年的经验来看,金融和资本风险总体可控,但是经常项下不真实的贸易背景所带来的资本流动,恐怕未来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未来金融方面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之间的管道设计将直接影响资本是否会大规模流入。从国际经验上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期,像泰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曾经就是由于离岸账户没有管好,离岸的领域中大量的资金从离岸账户转到在岸账户,直接冲击国内市场。所以有关这些方面的风险管理和控制确实还需要一种非常审慎的设计,这样才能很好地控制风险,我们不能对一些国家有过的经验教训视而不见,经验教训始终是改革过程中需要汲取的重要内容。

  陈波:第一,区内改革实行的政策必须要明显不同于区外,改革力度太小,建设自贸区的意义不大。第二,改革要顺畅地进行,不至于会影响到园区内企业的正常生产。第三,有效管理,并隔离区内外以避免套利行为,可能会有公司在园区内设立非生产性的“皮包公司”,为了获取政策上的优惠而做各种各样的政策套利和金融套利活动。

  现在我们面临改革与监管的矛盾,这是一对矛盾体,改革需要放松管制,而控制风险则需要严格管制。所以,改革必须付出相应的风险代价。将来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为广大民众和企业带来资本进出中国的完全便利化和国民待遇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标。

沪港竞争新格局?

  CF40:上海有没有可能借自贸区成为像香港、伦敦一样的世界性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将会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孙立坚:上海完全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不能急于求成,应该让其水到渠成。慢慢做好现在追求的目标,即贸易投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成立自贸区的初衷是什么?我们要尽快完成一个中期目标,即让中国尽快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让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翻番。这一目标有什么好处?它可以让我国进行更多的创新,提高全社会承受风险的能力。现在我国的中低收入阶层很多,一旦出现风险,整个社会稳定基础都会动摇。到时候占地28.78平方公里的自贸区就很难再发展下去,这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不要急于求成,要把成功的模式推广到全国去,这种成功的模式——要素驱动模式与商品创造的增长模式不同,两者最大的不同在微笑曲线价值链上。前者是高收入的业态,进入高收入的业态后,老百姓的收入水平都上涨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上升,接下来就将进入财富管理阶段,这是水到渠成的。所以我一直认为上海做全方位的金融中心,是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不是现在追求的目标。如果急于追求这一目标,没有控制好风险,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第一大挑战是自贸区不是发展实体经济,而是进行金融投机,自贸区成为金融投机场所。第二大挑战是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这一模式的发展依靠知识、机会、制度,如果这些没有发展好,未来自贸区的存在不仅不能解决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而且会拉大贫富差距。现在中国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的矛盾冲突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尽快推进自贸区,并且将成功的模式推广到全国,缩小贫富差距。第三大挑战来自监管方式。监管方式的改变,实际上动摇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现在习主席坚决提倡打击监管红利、打击腐败,我觉得非常好。在自贸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加大打击腐败行为,坚决打击监管红利,这样才能保证自贸区的健康发展。总体而言,自贸区第一个挑战是泡沫,第二个挑战是贫富差距,第三个挑战是腐败。

  CF40:上海自贸区会否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构成威胁?

  陈波:暂时不会,将来有可能。谁都不能在时点上做出太大胆的预测,一切都要取决于上海自贸区建设的过程。全世界想成为国际一流金融中心的城市很多,但是世界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只有三个:香港、伦敦和纽约,连日本东京都算不上。香港的优势是巨大的,现在上海自贸区只是处于学习阶段,还没有能力挑战香港的地位。但是,30年前谁又能知道中国将会在30年之后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和贸易国呢?那时我们只是在学习融入国际经济环境之中。我们的航运贸易是学习新加坡的经验,金融服务则是向香港看齐,因此,我们可以向香港借鉴金融监管方面的经验。

  连平:内地经济如今正从投资及出口带动转型为消费带动,而上海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上海的确在迅速崛起,朝着金融中心的方向发展。但是所谓的“上海威胁香港论”,我认为似有些耸人听闻。

  纵观历史,香港运行市场经济很多年,其间积累的经验并非其他地区能够轻易赶上。以上海自贸区拟发展的人民币离岸业务为例,尽管会与香港类似,但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毕竟起步早。目前,香港已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人民币资金池,是最具效率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全境贸易区、高度开放的自由贸易制度、配套的金融与服务设施、具有国际视野的金融和服务人才群体,都是香港难以被取代的优势所在。香港还具备与市场经济运行相匹配的法律制度。当前,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主要分布于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英国、香港等等。英美法系是判例法系,在合同维护、私有财产保护等方面的立法比较健全。香港市场的监管十分严格且到位。

  中央政府的中期发展蓝图似乎已为上海和香港两个金融中心做了“分工”。香港发展境外人民币业务可被视为中央的一项战略,旨在让上海学习香港经验,从而进一步发展当地金融业。上海的腹地是长三角和长江流域,香港的腹地则是华南地区;上海更多地面向东北亚,而香港则更多面向东南亚。由于内地还须大幅推进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因此这一目标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中央的既定目标,上海的开发开放有利于促进内地经济进一步发展,并有助于将香港和内地紧密联系起来,共同在竞争中相互促进、互利互补。一个繁荣的大陆母体是香港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与保障。

  孙立坚:在初期阶段,我不赞成李嘉诚的想法——上海自贸区对香港是一个重大威胁。在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初期,中国的银行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也不能开展金融离岸业务,我们需要与香港合作才能把人民币离岸业务做好。正如当年深圳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企业一样,我们的民营企业根本不具备比较优势,比如华为、中兴主要是学习国外企业的技术,甚至国外产业升级,把不做的产业转为我们企业的产业。慢慢地我们的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了,可以与外资企业正面竞争了。所以,在初期阶段,我不赞成上海自贸区要挤掉香港业务,反而是给香港增加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同时,我们也能从人民币离岸业务中获得收益。

  当然华为、中兴成长起来以后,美国企业也开始感受到它们的威胁。类似的,伴随着国内银行业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也具备了人才的要求以后,香港的优势可能就会减弱,这个时候,两者的互补关系就进入到了竞争关系。我曾经在接受香港明报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香港也需要升级金融业态服务,我认为香港应该更快地发展到和新加坡相当的金融服务水平,即香港应该从人民币清算支付业务上升到人民币投资业务上去。

  我反对在上海开展人民币投资业务,我觉得应该把人民币离岸业务中的投资业务放到香港。相对来讲香港具备财富金融的基础,高收入群体较多,甚至大陆的很多高收入群体都移民到了香港。香港的投资业务与现在上海完全是两个概念,上海的投资业务是实业投资业务,香港的投资业务则是金融投资业务。未来香港应该学习伦敦,伦敦金融中心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好?主要是依靠财富金融。英国其实早就产业空心化,但是它把财富金融做到极致,成为了世界顶级的金融中心。未来香港需要升级金融业态服务,而且又能填补上海的空缺,这恰恰是香港的机会。香港做人民币离岸的财富金融业务,上海做人民币支付结算业务,这样一来,未来两者是双方互补型的业务形态,能够共同推进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使用的频率和便利性。现在新加坡的财富金融做得很好,但是新加坡财富金融主要是美元离岸市场,香港能不能做好人民币离岸市场,并与新加坡形成互补结构?

(因时间关系,陈波的发言未经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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