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四十人论坛——中国金融中坚智库
主页 >学术交流 >密报 >破解我国企业债务周期律的思考
字体大小[] [] []
破解我国企业债务周期律的思考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黄金老 [ 2013-11-27 ] 共有0条点评

  企业高负债是当前经济金融领域最突出的风险。高负债,使得企业失去融资能力,导致实体经济发生“债务紧缩”。高负债,企业失去偿债能力,生成金融体系的巨额不良资产。本轮企业高负债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同时遭遇外部需求疲软、国内经济结构性减速,化解难度极大,化解本身的风险极大。降低企业负债率已非靠企业自身或单项政策可解决,急需一揽子宏微观政策发力。因此,稳妥地“去杠杆”,破解企业债务周期律是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经济金融课题。

一、我国经济再遇“企业债务周期律”

  我国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高增长,高投资,必然需要高融资。企业利润率偏低导致內源融资不足,股权融资市场欠发达,高融资只能以债权融资为主,带来企业高负债。“三高”(高增长、高投资、高融资)的存在,企业几乎每隔5-8年就会出现负债率高企问题。高负债累积到一定程度,企业失去融资能力,也就没有投资能力,打击经济增长和就业。国家不得不通过多种手段,降低企业负债率。企业负债率降低之后,融资和投资启动,经济趋向较快增长。由于“三高”的增长模式未变,企业负债率会随着经济增长启动再次升至高点,周而复始,这种现象即是我国“企业债务周期律”。

  1992年开启的一轮经济高增长,国有企业负债率不断累积,1998年达到64.26%。当时国有企业普遍失去融资能力,国家通过债转股、并持续地进行大规模的银行呆账核销,国有企业平均负债率逐年下降,降至2001年的59.19%。2003年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启动。2002-2004年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银行“惜贷”,国有企业负债率稳定在59%。2005-2006年股票市场大牛市,国有、非国有企业由股票市场累计融资3176亿元,同时大规模的资产重估也补充了资本,使得这一时期的经济高增长,国有企业负债率反而有所下降,降至2006年的56.24%。2007-2008年的股市暴跌和低迷,国有企业负债率迅速升高,升至2009年的60.30%。虽然有2008-2010年中央财政的注资11800亿元[1],仍阻挡不住国有企业负债率的节节攀升,2012年达到64.91%,高于1998年负债率峰值(64.26%),2013年6月末再次升高至64.97%。

图:工业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

 

  上市工业企业的负债率也经历了类似轨迹。2001年上市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仅为48.90%, 2013年6月末负债率升至68.04%。所不同的,上市工业企业负债率自2005年之后就在63%以上高位,较国有企业高7-8个百分点。这一时期,政府融资平台(属于国有企业)大发展,房地产快速升值,拉低了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一般的上市工业企业不能象政府融资平台那样容易捏合(注入)资产,也没有丰裕的存量土地资产,负债率因而居高不下。令人惊异的是,2009年之后国有企业负债率与上市工业企业负债率的差距迅速缩小,到2012年差距已不足2个百分点。这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仍在进行大规模的融资和产能扩张,同时其可供捏合的资产越来越少,可供重估的土地资产也越来越少。

  我国经济再遇“企业债务周期律”。企业高负债,不仅财务负担沉重,还会失去融资能力,投资、消费活动停顿,实体经济发生“债务紧缩”。企业高负债,失去偿债能力,生成金融体系的巨额不良资产,发生债务性的金融危机。企业高负债是当前经济金融领域最突出的风险。

二、本轮企业高负债的复杂性

  和1998年企业高负债相比,本轮企业高负债复杂得多,增加了债务处置的难度。

  一是债务规模巨大。2008-2012年的四年间,我国社会融资余额上升了136%,年均复合增长23.9%,显著高于名义GDP增速。据估算,2012年末我国私人(含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性社会融资总量余额为92.65万亿元,为GDP的1.78倍,已经略高于美国2008年的水平。美国的非金融私人债务从2002年的1.48倍GDP上升到2008年的1.76倍,发生了次贷危机。日本1989年非金融私人债务达到2.8倍GDP,资产泡沫破灭。

  二是债务结构复杂。债务形式、债权人主体多元化,不仅有银行表内授信,本轮高负债还涉及银行表外、信托、证券、保险、债券融资、民间融资、海外融资等方方面面。这方方面面的债务形式又是内在紧密相通的,衍生于银行体系。债务主体所有制多元化,国有、民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的所有制属性,债务处置方法不同。1998年主要是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实施债转股、财政注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等方式解决债务问题比较顺手,现在企业和银行的股权结构都已多元化,债转股和财政注资等不得不考虑所有制属性加以变通。债务实际利率居高不下,银行贷款利率高,其他各类融资利率更高。偿还期限集中,偿债高峰集中在这几年。债务投向集中,35%左右的债务集中于房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以上种种,均增大了债务结构的复杂性。

  三是遭遇严重硬产能过剩。10多年来我国产能过剩问题始终比较突出,但出口高增长每每将之缓解。由于国内成本的迅速升高和外需疲软,出口增速锐降到10%以下,使得这次的产能过剩变成“硬过剩”。钢铁、水泥、船舶、有色金属、光伏等产能过剩行业都是债务巨大的行业。产能过剩,存货变现能力差,企业偿债能力低。

  四是遭遇经济结构性减速。此轮经济减速是结构性的减速,7.0%偏上的GDP增长率将是常态,之前的高增长不会重现。经济减速,企业经营困难,存量债务更难处置。低物价环境下,债务不会“自动”贬值。负债率还有上升压力,自2012年3月-2013年9月,PPI已经连续19个月同比下降,工业企业存货贬值。上市工业企业存货在总资产中占比高达21%,存货的缩水会推高企业资产负债率。

  五是国内外资本流动较为畅通。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企业高负债率不同,当前经济金融环境尤其是国内外资本流动大为便捷(去年和今年上半年以来的资金大进大出事例),国内流动性的波动性大幅升高,流动性风险显著升高。在当前美国经济向好、美联储酝酿退出QE的背景下,国内资金已经面临较大外流压力,此时局部债务性问题的发生很容易被市场情绪放大,引发资金外流加速,引起系统性金融问题。

三、降低负债率的艰难和风险

  加资本、减债务或债转股,都是降低资产负债率的方法。本轮高负债的复杂性,决定了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的艰难。

  一是补充企业资本金的缺口巨大。要把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由65%降到60%,假定负债不变,84万亿元的国有企业资产总额,需要补充7万亿元的资本金。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5.56万亿元,同年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仅为2508亿元,均远不足以支撑其资本金投入需求;国家财政收入11.72万亿元,但随着对民生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大,财政没有余力补充国有企业资本。

  二是企业主动减债务的空间不大。不改变权益的情况下,减债务的途径唯有变卖资产,企业适宜变卖的资产不多。以2012年上市工业企业为例,总资产中,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合计占比约25%,变现能力差,也不宜变卖;应收账款和存货合计占比约34%,用于正常的销售流转;货币资金占比17%,需维持正常经营运转;可用于变卖的交易性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合计占比仅为4%,空间不大。

  三是企业高负债高投资的冲动依然十足。当前企业的突出问题是,无论民资还是国企,都争相尽量负债去圈地,投机土地升值。失败了,系银行不良资产;成功了,收获暴利。企业若不能约束其负债投资冲动,追加资本后,又去增加负债,杠杆率还是降不下来。当前,增大资金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是对的,但由于股权性融资渠道乏力,资金仍主要通过债务的方式进入实体经济,会进一步推高实体经济负债水平。

  四是硬性压降负债率的经济金融震荡大。单方面的压缩债务,对企业是个痛苦的过程,对宏观经济是严厉的紧缩过程。企业进行资产负债表“瘦身”,宏观经济就是GDP总量缩减。美国“去杠杆”,主要是金融体系“去杠杆”,对企业影响的只是新增融资。欧债国家“去杠杆”,还加上一个政府“去杠杆”,政府开支减少,对实体经济影响大一些。这是美国先于欧洲走出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去杠杆”,是企业“去杠杆”和地方政府“去杠杆”,压缩的都是社会总支出,对实体经济必然是严重的紧缩。

  因此,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不能单纯的压缩债务,更要靠股本的增加。资产方,缩减资产总量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调整资产结构,压缩(变卖)非盈利资产,增加盈利、高盈利资产。这样做,非靠企业自身或单项政策可解决,需要国家一揽子政策发力。把降低负债率与金融改革、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完善、土地融资制度以及化解产能过剩结合起来。

四、降低企业负债率的措施

  企业高负债率的形成与我国三高经济阶段股权融资渠道不发达有直接关系,要破解企业债务周期律,根本措施是造就一个有效可持续的企业资本补充渠道。鉴于本轮高负债的复杂性和急迫性,活跃股票市场、鼓励股权投资、加大国资注资和土地注资力度、推动企业并购重组、快速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以及约束企业负债投资冲动,应是从快降低企业负债率的主要措施。

  (一)活跃股票市场,便利股市融资和股权增值

  股票市场活跃,不仅便于上市公司融资,还能直接增加上市公司资本公积,是最便捷的增资减债手段。2008-2012年间,上市公司累计从股票市场中融资2.9万亿元。股票市场低迷持续六年,IPO暂停,股市融资主要集中在定向增发,资金来源是大股东、并购型和财务型投资者,终究有限。2013年1-8月,上市公司公司债和股票再融资3445亿美元:股权融资1816亿元(同比增长55%,多为非公开发行)、公司债融资1629亿元(同比增长3%)。过会尚未发行的有106家,融资额2427亿元;在审的108家,融资额1600亿元。2013年上半年,企业融资总额中,债务工具融资占比40.3%,银行贷款融资占比55.7%,股票融资占比1.2%。股票市场活跃有助于恢复股市全面融资职能,助力上市公司降低负债率。

  2008年,A股大跌56%,受此影响,上市工业企业资本公积同比增幅较2007年大幅回落39个百分点,使股东权益缩水14%,推高资产负债率0.62个百分点。当年上市工业企业负债率升高4.26个百分点,资本公积缩水因素占比15%。推动股票市场活跃、推高股价,会推动上市企业整体的资本公积项目增值,能有效降低企业负债率。

  股票市场持续低迷的原因有四:(1)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结构性偏差。2007年以来,上市公司总的盈利能力较好,但绝大部分盈利集中在少数国有或带有垄断性质的上市公司。2010-2012年前5户央企利润占全部118户央企利润总额的50%。能源、地产、金融是近年盈利的主导产业,但恰恰都是国有经济主导。国有垄断上市公司利润丰厚,更多的用于多元化再投资,公众股东难以分享。投资者也对庞杂的巨无霸国有公司缺乏信心,不愿意给予投资溢价。上证综合指数2100点,A股市盈率13.05,主要被金融股(6.97)和能源股(11.64)拉低,但工业企业(20.9)、材料(56.68)、消费类(21)、医疗保健(39)、信息技术(74)和电信服务(30)的市盈率已经较高。刨掉能源、金融股,一般竞争性行业市盈率并不低。换言之,目前的股价与一般企业的盈利水平大体匹配。(2)利率,特别是无风险收益率偏高。2009年以来实际利率多在3%左右,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无风险收益率)达到5%左右。无风险收益率达到5%,股票这样的高风险投资收益率就应达到10%以上。股票投资变得没有吸引力。(3)三法一指引(受托支付)基本上杜绝了银行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板块轮动失去了资金基础。没有游资,股市就活跃不起来。国外并购信息是活跃市场的重要推力,我国少有并购行为。(4)调控频繁,政策变动不居。一些与政府、政策不相关的人士发表言论,都被媒体冠以官方信息身份,干扰市场。房地产股、金融股业绩良好,但股价不能上行与此很有关系。解决股票市场低迷,适度推高股价,需要解决这四个问题。IPO制度改革、真实信息披露和严格执法,这些技术层面的提振投资者信心的措施也很重要。

  尽快放行上市公司发行优先股,优先股既可以在不稀释现有股东控制权的前提下解决企业资本金补充问题,又可以给财务型投资者提供相对稳定的收益率,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目前,发行优先股的政策障碍不多,主要是市场障碍。优先股的年股息率至少要达到5.5%(无风险收益率为5%,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5.22%)以上,对投资者才有吸引力。2012年,现有沪深2468家上市公司中仅有73.22%的公司进行分红,其中年股息率超过5%尚有30家。发行优先股后,现有股东需要忍受更少的分红。

  (二)促进私募创投和三板、四板市场的发展

  积极推动PE等直接投资机构的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直接投资非上市企业的股权,对促进企业并购重组、降低企业负债率具有明显作用。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由私募股权基金参与的企业并购发展迅速,2006年尚不足15亿美元,2011年即达到120亿美元左右。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潜力巨大。2012年共计369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募集,其中披露金额的359支基金共计募集253.13亿美元,而美国凯雷集团一家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2010年的管理资本总额便达到约1000亿美元。国内私募股权基金每年的交易额现在仅占GDP的千分之三,但是在美国一些成熟的金融市场,这一比例可能达到百分之一。这些差距都代表了中国直接投资领域发展的机遇与空间。过去两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缺乏统一监管,鱼龙混杂,甚至有非法集资掺杂其中,损害了其在投资者和托管机构心中的声誉。现已纳入证监会的统一监管,应从基金管理人资质、充分的信息披露、募资渠道、代销机构、标准化销售和托管合同等方面进行规范,保护投资人合法利益。

  新三板市场和四板市场是主板市场重要补充,是非上市企业标准化股权交易的重要平台,也是各类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退出渠道。目前,新三板市场扩容在即,各地股权交易所建设也如火如荼。要借鉴主板市场发展经验,三四板市场交易所应以信息披露监管和事后追责为主,淡化事前审批以提升效率。

  (三)促进保险、证券、信托业直投业务发展

  从国外保险资金运作情况看,保险机构因其资金体量大、投资周期长等特点,一直是股权投资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目前,根据监管规定,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股权和股权投资基金的保险资金额被限定于资产总额的10%以内。截止2012年末,我国保险业资产总额达到7.35万亿元,投资于未上市公司股权和股权投资基金的金额为1971.8亿元,占资产总额的2.68%,远低于10%的规定。从结构上看,投资于非金融企业股权资金仅为564.59亿元,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券商资金的资本运作经验丰富,专业性强,也适宜发展直接投资。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全国114家证券公司净资本总额达到5009亿元。其中可以投入到直投子公司、直投基金、产业基金及基金管理机构的金额最多可达到约750亿人民币,若该部分资金用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出资,那么吸收到的可以投资于境内企业股权的资金将放大数十倍。

  信托资金的特点是资金运用形式上面临监管较少,在直接投资上更加灵活,但是投资总量上会受到计提风险资本的制约。截至2013年6月30日,国内信托资产总额达到9.45万亿元,其中资金信托达到8.9万亿元,从信托资金运用的角度看,长期股权投资达到7689亿元,仅占资金信托总额的8.63%,在目前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风险较大的情况下,针对工商企业股权类投资会有较大增长空间。

  (四)放行开发银行软贷款,允许商业银行股权投资

  国开行软贷款具有期限长、利率低、可以作为项目资本金的特点,类似于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的软贷款。2007年底软贷款余额3463.87亿元,占开行贷款余额的14.3%。2008年6月30日银监会46号文叫停软贷款。和1995年的情况大不相同,今天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已经十分巨大,对“两基一支”项目也很有热情。开放贷款应更多的用于解决企业资本金不足问题。2012年开行贷款余额6.42万亿元,若按10%测算,未来几年发放软贷款余额可达到6400亿元左右。开行软贷款的投向也不应拘泥于国有基础设施项目,民营、工业、服务业等具有股权投资价值的,都可以放贷。财政部、银监会对开行再定位。

  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与企业有着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降低企业负债率离不开商业银行支持。一方面,在企业压降负债率的过程中,银行应给予正常信贷资金支持,给企业保留相应的债务融资空间,守住不因信贷资金供给不足或信贷资金撤离而引发大规模企业破产的底线。另一方面,应适当放开商业银行对工商企业直接股权投资的限制。在一个银行间接融资居主导地位的国家,银行一直不间断为企业提供资本金。1999〜2007年,我国四大行以直接、间接方式为国有企业补充了24298亿元的资本金,占同期国有企业新增资本金的25%,此外还有大量的搭桥贷款、项目公司出资人先贷款再出资等行为。银行隐性补充企业和政府投资资本金的方式,有巨大的副作用。近年来,五大行已经在香港设立股权投资公司,主要做境内业务,不如立法允许银行出资创设股权投资公司,由其投资并持有企业股权。在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也是股权投资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占比约在15%-23%之间。

  商业银行是企业最大债主,应探索银行贷款债转股的可行性。以银行资产证券化为契机,可推出可转让的贷款转股权产品试点,即选择优质贷款资产进行债转股,然后将企业股权进行证券化打包出售。借助银行对企业的了解和控制增强投资者对企业股权的认可度,既盘活银行贷款资产,又能缓解企业高负债率。

  我国率先执行巴塞尔协议三。巴三规定,商业银行被动持有工商企业股权风险资产按400%权重计,一般持有工商企业股权风险资产按1250%权重计。也即商业银行持有1元股权,就要占用商业银行1元资本。商业银行目前的股权回报率在20%左右,意味着商业银行的股权投资回报率也要达到20%,这是不可能的。若此规定不除,商业银行是不可能进行被动、主动股权投资的。

  (五)加大国资注资和土地注资力度

  201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利润收入970.68亿元,来自烟草、石油石化、电信、电力和煤炭行业前五大行业的利润上缴占比80.5%;资本性支出为799.5亿元,对象主要是经营困难、负债率高企的国有企业,占总支出的80%。各级国资委对经营困难、负债率高企的国企注资,在降低其负债率的同时,能够显著改善其外部融资环境,降低其经营成本。

  国务院力推盘活存量财政资金。存量财政资金巨大,一是国库存款。2013年5月末,有3.23万亿元;二是财政专户存款。各级财政部门在商业银行开立了17万个财政专户。18个省级政府财政专户存款相当于其国库存款的44%。土地出让收入是财政专户存款的主要来源。这些年,大企业通过银行的现金管理,集中账户,大大节约了企业贷款利息支出,提高了存款利息收入。2004年国家电网公司一方面有现金资产1278亿元,另方面又从银行借款903亿元。2005年国家电网公司对下属单位资金实行了集中管理,一批银行账户被撤销或归并,贷款余额大幅下降,仅江苏省电力公司2005年提前还贷金额就达200多亿元。整理、集中全国财政、事业单位账户,盘活财政资金潜力巨大。盘活的财政资金,有一部分可以用于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

  土地注资充实国有企业资本金是目前地方政府使用最频繁最有效的手段,短期内能有效降低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土地注资的来源相对充足。根据2008年10月出台的《2006-2020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估算,2013-2020年7年间,我国尚可新增建设用地221万公顷,年均新增约30万公顷。如按照2012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成交价833万/公顷计算,每年新增建设用地价值约为2.63万亿元。2013年6月底,全国国有企业的总资产85.26万亿元,总负债55.39万亿元,负债率64.97%。若按221万公顷的10%计算,22万公顷的土地注入国有企业,可增加资本金约1.8万亿元、降低负债率约1个百分点。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自由流转等集体土地市场化改革,土地资本化的潜力巨大。

  国资注资、土地注资,阶段性地提高了国有资本比例。为保持经济活力,再择机出售更大比例的国有股权。适当出售部分国有股权,也能迅速筹集用于国资战略重组的资金。

  (六)便利企业出售资产和并购重组

  企业间并购重组,出售资产,包括卖给集团公司或子公司,不仅能补充现金,还能创造资产重估的机会,很多时候会带来资本金的增加。对于资产出售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资产均以历史成本入账,在处置前无法直接享有资产升值对资产负债表的改善作用。企业的并购重组使资产获得了以市场价值计量重新入账的机会。对拥有大量土地和房产的企业,并购重组固定资产更能显著改善其资产负债表,有效降低资产负债率。

  企业间的并购是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之道。我国企业对规模扩张、过度投资有着与生俱来的偏好。每家企业都想做大,并且只能通过自我扩张做大,都做大了,全行业必然是过剩。这些年国家出台了很多抑制产能过剩的严厉政策,收效仍不明显,主因就是我国缺少一个发达的并购(公司控制权)市场。我国互联网产业生机勃勃,大小公司层出不穷,却没有过剩,与持续的并购密切相关。2013年上半年互联网领域发生并购交易14起,交易金额高达174亿美元。企业间的并购重组既是解决现有企业产能过剩的有效渠道,又是约束企业负债扩张、投资冲动的利器。

  促进企业并购重组,需要国家有关融资、税收政策的配合。今年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鼓励并购,鼓励商业银行发放定向并购贷款。债券融资领域的中票短融私募债、公司债、企业债发行,股权融资领域的IPO、增发、配股,都应给予政策激励,募集资金用于并购的,优先放行。出台支持企业并购重组的税收减免政策。完善并购重组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要约收购、股权互换、吸收合并、债务重组等,破除企业并购重组的法律障碍。

  (七)便利银行快速处置不良资产

  在企业普遍高负债率背景下,不良资产的形成不可避免。不良资产具有“冰棍效应”,时间越久,追讨难度越大,损失也越大。不良资产处置不畅,对银行和债务企业都是严重拖累。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包袱卸不下来,就会耽误下时期的新增贷款发放。当前,迫切需要建立不良资产快速处置的机制。

  现金清收、重组转化、以物抵债、批量转让、呆账核销是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方式。降低涉及不良资产处置的行政收费、扩大银行不良贷款自主核销权,需要财税部门的努力。建立批量资产转让平台,需要金融监管部门的努力。支持包括银行在内的债权人改善债务人(平台和国企)的公司治理和管理水平,需要国资委和证券监管部门的努力。

  当前特别要提高法院的工作效率。在涉及不良资产追讨的案件中,法院办案应以高效为主,并强化对市场经济法制的维护,遵守契约精神,严厉打击债务人逃废债行为。长三角钢贸企业,用贷款时公私不分,还贷款时公私分明甚至化公为私,企业负债累累,破了银行和民间债权人的产,老板个人和家庭依然过的富裕逍遥。这必须要坚决依法打击,全国以至全球追索其家庭及关系人资产。

  (八)约束企业负债投资冲动

  企业对投资、负债支撑规模扩张的偏好是造成目前高负债率的重要原因,谨防边减债边增债。必须下重手约束企业投资扩张的冲动,可从两方面入手。对于国有企业,在国资委对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中加入“有效投资”的考核指标,扣减无序扩张、过度投资的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考核分数,从一把手入手,有效约束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控制负债规模的扩张。国资委目前的“资产负债率”考核指标已对国有企业负债扩张产生了约束效果。管控政府融资平台类国有企业的负债投资水平,根本措施还是靠透明度。政府融资平台类企业必须要按季公布其全口径债务(银行贷款、中票短融私募债、企业债公司债、信托计划、租赁、委托贷款等)存量和当季增量,“一行三会”要求各金融机构公布平台类企业全口径债务,二者形成印证关系。国土部门必须要按季公布主要城市未来五年可开发土地量和土地价值。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让市场主体来清晰评判平台类企业偿债能力。对于非国有企业,可从金融环境入手,对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在银行贷款、信托融资、债券发行和股票上市等方面制定严格的申请条件,从外部融资环境上约束企业的投资冲动。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扩张冲动的一大动机是利用地方政府渴求投资的心理,圈占土地,以土地为抵押获得债务融资,坐地升值谋取暴利。若土地没有升值,风险(不良资产)也由债权人承担。必须通过严格执行闲置土地过期收回的政策等手段遏制土地抵押负债投机的冲动。

注:

[1]4万亿元投资中,新增中央投资共11800亿元,主要来自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政府性基金、中央财政其他公共投资,以及中央财政灾后恢复重建基金;其他投资28200亿元,主要来自地方财政预算、中央财政代发地方政府债券、政策性贷款、企业(公司)债券和中期票据、银行贷款以及吸引民间投资等。


[打印]
[发送给朋友]
[放入收藏夹]
[复制地址]
相关点评 (共 0 条) 更多点评>>
我也说两句:[所发表的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 更多点评>>

字数少于500
用户名: 密码: 匿名
高级
最新文章
近期金融数据包含了... [ 张 涛 ]
“去杠杆”之后 [ 伍戈 等 ]
中小银行风险处置无... [ 刘晓春 ]
让历史照亮未来 [ 高善文 ]
区块链在金融领域应... [ 张志军 ]
预见经济:11月 [ 伍戈 ]
经济周期消失了?... [ 徐奇渊 ]
把握绿色发展机遇 ... [ Adair Turner ]
最热文章
三个角度谈影子银行... [ 伍戈 ]
中小银行风险处置无... [ 刘晓春 ]
中小银行风险处置无... [ 刘晓春 ]
中国股市要迎来第三... [ 钟伟 ]
预见经济:10月 [ 伍戈 ]
近期金融数据包含了... [ 张 涛 ]
债务的边界——2019... [ 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课题组 ]
落实国资划转社保决... [ 高善文 ]

版权所有:北京四十人论坛顾问有限公司 秘书处电话(010-58297189)

联系我们: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208室 010-58297189   邮箱:cf40@1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