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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演变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 易纲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 [ 2008-12-01 ] 共有0条点评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对于调节国民经济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币汇率体制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高估配给汇率制,到转轨经济时期的双重汇率制,再到单一的浮动汇率制,再从事实上的钉住美元汇率到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虽然步履维艰,但每一次演变都顺应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

一、197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体制演变进程

  (一)人民币官方双重汇率体制(1979-1985年)

建国以来,在“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单一汇率体制。国家通过“以收定支、以出定进”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办法保持外汇收支平衡。此时的汇率呈以下特点:币值高估,有价无市,计划配给。1979年,我国外贸体制实行重大改革,由过去大一统的国家专营转为由外贸、工贸、大中型企业及三资企业共同经营。由于当时人民币官方汇率有一定程度的高估,出口换汇成本与官方汇率之间出现了“倒挂现象”,出口企业面临亏损。为适应外贸体制改革需要,鼓励出口,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改革汇率制度,除继续公布人民币汇率官方牌价外,还决定制订贸易内部结算价,用于进出口贸易及从属费用的结算。自1981年1月1日起,国家按照当时全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1美元兑2.53元人民币加上10%的利润计算,将贸易内部结算价定为l美元兑2.80元人民币;同时,国家公布的人民币汇率牌价为l美元兑l.53元人民币,主要用于非贸易外汇兑换和结算。这样,官方汇率实际存在两种标价尺度,双重汇率体制正式形成(图1)。

  图1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

  

  但贸易内部结算价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受当时价格改革和出口经营权扩大等因素影响,出口换汇成本连年上升,而贸易内部结算价则未及时进行调整。与此同时,随着美元不断升值,人民币官方汇率逐渐贬值,至1984年12月已下调为1美元兑2.79元人民币,基本与内部结算价持平。因此,从1985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取消贸易内部结算价,重新恢复实行单一汇率体制。

  (二)官方汇价和外汇调剂价格(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体制(1985-1993年)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进一步调动企业出口创汇积极性,我国还实行了外汇留成制度,即在外汇由国家集中管理、统一平衡的同时,适当留给创汇企业一定比例的外汇,以解决发展生产所需的物资进口。企业留成的外汇称为外汇额度,即外汇使用权指标。同时还规定,如果企业留成的外汇有多余,可通过外汇调剂市场卖给需要用汇的企业。这样,市场机制开始被引入外汇分配领域。

  1980年10月,我国在沿海开放城市试办了外汇调剂业务,允许国营及集体企事业单位留成的外汇参与调剂。1981年8月,外汇调剂市场的雏形基本形成。当时,正是我国实行贸易内部结算价时期,按照2.80元的贸易内部结算价上浮10%的幅度,外汇调剂价格定为1美元兑3.08元人民币,额度价则为l美元兑0.28元人民币。1985年11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了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之后,各地先后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负责办理本地区中资企业及三资企业的额度及现汇调剂业务。同时,还引入公平竞价的市场模式,建立了更加规范和透明的外汇公开调剂市场。

  随着外汇留成比例和三资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外汇调剂市场的交易量越来越大,在全国外汇供求总量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至1993年底,全国共有121个外汇调剂中心,其中18个为公开调剂市场。当时,我国全部进出口收付汇的80%以上是以外汇调剂市场价格结算的。

  需要指出的是,1981年实行留成外汇调剂后,当时的外汇调剂价格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一方面是由于贸易内部结算价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当时的调剂市场成交量较小。但自1985年10月后,外汇调剂市场成交量快速增加,调剂价格也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因此,严格意义上讲,1985以后的外汇调剂价格才可称作是另一种真正的“汇率”,官方汇率与调剂外汇价格并存的双重汇率制正式形成(参见图1)。

  这一阶段,人民币官方汇率进行了几次大幅度下调,每次调整幅度都在10%-20%左右。后考虑到汇率的一次性大幅调整对国民经济的冲击过大,自1991年4月起,人民币汇率采取了经常性小幅调整的方式,至1993年底,逐步下调至1美元兑5.7元人民币。 
 
  (三)1994年汇率并轨

  1993年11月14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1993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规定自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制。并轨后的人民币汇率根据1993年12月31日18家外汇公开市场的加权平均价确定,即1美元兑8.7元人民币。同年4月,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正式运行。

  此次人民币官方汇率从1美元兑5.7元人民币调至8.7元人民币,表面上看似乎是人民币一次性贬值33%。但如果按照当时的市场实际交易情况(80%的进出口用汇以外汇调剂市场汇率结算)测算,1993年全年的人民币对美元加权平均汇率为8.35元人民币/美元,因此,人民币兑美元加权平均汇率的贬值幅度仅为4%左右(表1)。

     表1  1993-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1994年的汇率体制改革还包括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等措施,简化了用汇手续,有利于调动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标志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始转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新阶段。从此,人民币汇率作为重要的价格调控工具,开始逐步发挥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1995至2004年期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一直保持在4%以内,表明人民币汇率总体上反映了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基本接近其合理均衡水平。

  1994年汇改至1996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累计升值5%,较好地体现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管理浮动汇率制特征。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出于对亚洲地区经济负责任的态度,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人民币对美元维持在8.2765人民币/美元的水平,并持续到2005年。这一阶段,人民币有效汇率走势与美元基本一致。1994年1月至2002年2月,随着美元持续升值,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别累计升值40.9%和58%。2002年3月至2005年6月,随着美元的持续下跌,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别累计贬值14.7%和18%(图2)。

  图2  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走势(2000年为基期)

  
  数据来源:www.bis.org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亚洲金融危机时,超级大国要人民币贬值,中国顶住压力没有贬。这里需要澄清一个事实: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没有重要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施压让人民币贬值,恰恰相反,几乎所有人都唯恐人民币贬值。首先是东南亚国家,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多数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贬值,如此时人民币再贬,将有可能产生第二轮竞相贬值,使危机加深。再者,大国中的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希望人民币贬值。因此当1998年朱镕基总理代表中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时,受到所有国家的欢迎和赞誉。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关金融的外交活动中,外国人坐下来第一件事就是赞扬人民币不贬值、中国的负责精神等。这件事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清清楚楚。

  (四) 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21日发布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宣布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65元人民币调整为8.11元人民币。同时,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兑人民币的交易价仍沿用1994年以来在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浮动幅度。
  
  汇改两年多来,人民银行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不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新的汇率体制运行平稳,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增强,有效汇率稳步上升。汇改至2008年3月,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17.9%,至7.0190人民币/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上升5.5%和11.9%。图3 显示,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明显摆脱了以往钉住美元的格局,充分体现了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特征。

  图3人民币与美元名义有效汇率走势分道扬镳(2000年为基期)

  
 
  数据来源:www.bis.org

  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具体包括:一是大力推进外汇市场建设。通过引入国际通行的询价交易方式、做市商制度,改进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方式,促进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的发展,大力发展银行间人民币远期、掉期市场。二是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自2007年5月21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日浮动幅度由3‰扩大至5‰。三是改进外汇管理,逐步实行外汇流出入均衡管理,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从微观层面看,经过两年多的调整,我国外贸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就业基本保持平稳,综合竞争力稳步提高,对汇率变化的适应能力高于预期。多数企业采取了调整产品结构和提高技术管理水平等手段。同时,积极提高出口议价能力,采取扩大进口等多元化经营方式。另外,还主动运用金融工具来增强风险管理能力。除采取调整资产负债币种结构、改变贸易结算方式以及采用非美元货币结算外,积极运用远期结售汇等衍生产品规避汇率风险。各金融机构也抓住汇改的有利时机,推出了各种新型外币理财产品及汇率避险工具等,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二、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原因和制度性因素

   汇率是两种货币的相对比价。汇率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开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宏观经济的内外平衡。近年来,我国社会和经济领域经历了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逐步提高,资源环境保护和法制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加入WTO后,我国外贸经营环境进一步改善,跨境资金不断涌入,国际收支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快速攀升,为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走势提供了支持。

  (一)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格局是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决定性因素

  汇率的决定理论很多,既包括传统的购买力平价理论,也包括较为流行的利率平价说。前者描述了长期内汇率变化与通胀差之间的关系,但却无法很好地预测汇率。后者反映了汇率与利差之间的关系,解释力略强,但也无法准确预测均衡汇率的水平。从理论和实践看,最有说服力的均衡汇率应该对应着国际收支的大体平衡或动态平衡(并不一定是数量上的绝对平衡)。

  如果仔细探究近年来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根源,有人可能会将其归咎于人民币升值过快,其实不然。人民币升值快只是印证或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并可能存在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但决不是产生升值预期的源头。真正的升值预期源头是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格局。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存在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通常用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则可能存在较大的本币升值预期。当顺差减小到一定程度时,升值预期则可能减弱甚至消失。当然,一国货币的升值预期与诸多复杂因素有关,如政治稳定、经济增长以及生产率提高等等,但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是最直接、最显著的。

  国际收支平衡表是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对外经济交往的综合记录,包括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储备资产和净误差与遗漏四个主要项目。经常账户的交易反映了一国实体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体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四部分。资本与金融账户主要涉及一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所有权变动的交易,根据投资方式具体可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

  表2  1982-2007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主要项目(亿美元)  

  
        
  表2 列出了1982至2007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主要项目的变化情况,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1.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均体现为顺差且增长迅速。经常账户顺差从1994年的不足100亿美元扩大至2007年的3718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占GDP之比也从1994年的1.4%升至2007年的11.3%。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略有波动:1994至2004年,顺差规模从326亿美元增至1107亿美元,之后略有下降,但2007年又增至735亿美元。同时,外汇储备呈持续增长态势,从1994年的500多亿美元增至2007年末的1528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

  2.货物贸易构成经常账户顺差增长的主导因素

  近年来,随着“入世效应”的逐渐显现、外贸经营权的放开以及外需的强劲增长,我国出口增长迅速,货物贸易顺差快速扩大,2007年比1994年增长40余倍,成为经常账户顺差增长的关键因素[1]。服务贸易项下则一直体现为80亿美元左右的逆差。收益项目受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回影响一直保持逆差,但自2005年起开始转为顺差,部分原因是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的增加。经常转移项下为持续顺差并逐年扩大,其主要原因是居民个人侨汇收入的持续增长。

  面对如此之大的货物贸易顺差,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与其遭遇来自外部的压力而被动制裁,不如主动调整,采取自限措施。一般而言,当货物贸易顺差降至占GDP的2%左右时,对我国而言大约100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为可持续水平。我认为,我国货物贸易顺差调整的最优路径为,从2007年的2622亿美元顺差,分三年,每年减少500亿美元,到2010年时将降至1000亿美元左右。如果实现上述调整,我国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将连续三年为负(需要用扩大内需来弥补),这样不仅可以实现自我平衡,而且可以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

  3.直接投资净流入构成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主要来源

  从资本与金融账户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逐年增加,从1982年的3.9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1214亿美元,成为资本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项下受境内外利差等因素影响,波动较大。

  从我国国际收支长期顺差的格局可以看出, 货物贸易和直接投资项下外汇资金的持续大量流入是近期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决定性因素。

  (二)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是人民币走强的基础

  1978~200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7%,其中2003~2007年均超过10%。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明显提高。

  1. 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

  表3显示,1978~2007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1978年的劳动生产率为908元/人(按1978年不变价,下同),2007年已达7098元/人,年均增长率为7.45%[2] 。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较快,大量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学习新的谋生技能并接受新的理念,中国社会的总体人口素质有所提高。

  表3  1978~2007年中国劳动生产率*

 
 
  数据来源:CEIC

  注: 1990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负数,主要是因为1990年起就业人数统计方法调整。1989年及以前,我国就业人数统计采用“三合一”统计结果,1990年起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后者口径要大于前者。

  2.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指在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总产出扣除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后,剩下未被解释的部分。这一概念不仅反映了技术进步的程度,也反映了劳动者技能的改进、管理和组织的改善以及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等因素。近年来,许多文献对中国的TFP进行了研究[3]。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TFP较低, 改革开放后有所提高,1978至2007年的TFP呈明显增长态势。这反映了我国在体制、技术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尤其是非公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城市化进程。

  表4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1979-2007年)

年份

GDP增长率

TFP增长率

TFP指数

1978=100

1979

7.60%

2.79%

102.79

1980

7.80%

2.26%

105.11

1985

13.50%

2.45%

118.56

1989

4.10%

-2.57%

115.11

1990

3.80%

-0.38%

114.67

1991

9.20%

3.45%

118.63

1995

10.90%

2.37%

148.10

1996

10.00%

1.77%

150.72

1997

9.30%

2.06%

153.83

1998

7.80%

1.39%

155.96

1999

7.60%

1.75%

158.69

2000

8.40%

0.82%

159.98

2001

8.30%

2.24%

163.57

2002

9.10%

2.09%

166.99

2003

10.00%

1.97%

170.28

2004

10.10%

3.04%

175.45

2005

10.40%

2.66%

180.11

2006

11.60%

1.31%

182.48

2007

11.90%

2.74%

187.48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表4 显示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测算的TFP增长率和指数。其中,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1995~1999年),中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1.87%;进入21世纪以来(2001~2007年),TFP的年均增长率增至2.29%,体现了我国真实技术水平的上升。

  3.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逐渐显现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S效应)是指由于一国的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导致非贸易品部门工资上涨,从而带动一国整体价格水平上升,最终导致一国实际汇率升值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以制造业为主的我国贸易品部门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 投资率较高,拉动了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1990~2002年间,我国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2.5%(Blanchard和Giavazzi,2006)。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伊藤隆敏(2006)在比较了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后认为,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吸引较多外国直接投资,70年代初经济开始加速增长,反映了贸易品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这一阶段 B-S效应体现得较为明显;韩国是通过效仿日本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从1973至1995年,韩国在亚洲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最高,同时实际汇率升幅也最大,B-S效应得以充分显现;中国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格局与70年代的日本非常相似,且中国前些年贸易品部门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比日本当时规模更大,因此,中国的B-S效应比日本更明显。

  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显现,都意味着中国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直接相关。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框架的基本形成是人民币走强的制度性因素

  如果说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中国竞争力提升的基本面因素,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特别是依法治国成为主导理念则是中国价值重估的最主要制度因素。

  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入,中国对各类产权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从生产领域到生活领域、从实物资产到金融资产、从传统意义上的有形产权到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中国的产权界定及交易规则不断明晰,《物权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产权保护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产权明晰的结果是促使市场价值的发现、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资产的合理定价。例如,1997年北京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值30万元人民币,但2007年则升至160万元人民币。其主要原因是,随着不动产(房产)的产权不断清晰,房地产交易市场的建立,房产证和房屋中介的出现,以及允许房屋上市买卖租赁等一系列保护产权政策的出台,房地产市场变得有法可依。市场流动性日益增加,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促使房地产价值明显提升。

  随着中国政府在整顿市场秩序、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劳动权益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执法日益严格,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信心与日俱增。稳定的经济增长预期和日益完善的法制环境提升了世界对中国产品、不动产和人力资源的价值评估,使“中国制造”的无形价值不断上升。这也是“中国效应”持续升温并带动人民币走强的重要潜在因素。

三、人民币汇率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

  (一)“二元冲突”与“三元冲突”

  在开放经济理论中,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描述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基本框架。它描述了在资本自由流动背景下,固定汇率安排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无法两全的现象,又被称为“二元冲突”模型。在此基础上,奥布斯特费尔德和泰勒(Obst feld 和Taylor,1998)又发展出了“三元冲突”理论,即一国在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中仅能选择两个。

  图4   不可能三角图形

 

  但是,“三元冲突”理论无法精确地表述三种极端政策选择之外的中间组合形态。易纲和汤弦(2001)提出了更具普遍性的扩展三角理论(图4)。他们认为,当资本流动规模较小、金融衍生工具不发达时,政府可以选择“中间制度解”。但随着资本流动规模的增大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在防范汇率风险的同时还必须考虑投机攻击的可能性。如果继续采用中间制度安排,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和信任危机很可能成为货币危机的根源。因此,当资本流动更加自由时,汇率制度将变得更加灵活,或趋于另一极端,即货币联盟的形式。最终,“角点解”制度将占优势。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中国的问题是要在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做出选择,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要在稳定和效率之间进行权衡(易纲,2000)。从长远来看,资本自由流动和浮动的汇率制度将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二)从国际经验看汇率对经济调整的作用

  与中国现在的情形类似,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德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曾面临本币升值压力,借鉴他们的经验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人民币升值问题。

  首先看日本。从1985年9月15日的“广场协议” 到1987年2月22日的“卢浮宫协议”,日元从230日元/美元升至140日元/美元,在两年多时间里经历了大幅升值。尽管一些人将日本90年代的长期经济低迷部分归咎于日元升值,但也应看到,在日元升值之后的近20年间,日本的失业率虽有所上升,但从未超过5%。总体来看,日元升值有效地促进了日本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提高了日本国民的福利水平。

  “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之间也是德国马克大幅升值的时期。这一时期,德国马克从3.17德国马克/美元升至1.58德国马克/美元,而国内并未出现大规模的资产泡沫。在整个20世纪60至90年代期间,马克升值是分阶段渐进完成的,充分考虑了国内经济的调整能力,避免了日元短期内大幅升值带来的负面效应。出于对历史上通货膨胀的深恶痛绝,德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国内物价和产出的稳定,其次才考虑汇率。在“三元冲突”中,德国选择的是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

  再看中国台湾地区。1979年台湾地区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89年之后实行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1985至1989年期间,新台币从40新台币/美元升至26新台币/美元,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在新台币升值后,台湾增加了高端产品的出口,同时减少了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品的出口,经济发展继续保持了较为良好的势头。80年代后半期,台湾GDP年均增长达9.1%。

  通过日本、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可以看出,在开放经济体中,本币升值不一定会使经济受挫,重要的还是要看汇率升值和国内其他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是否配合得当。相比较而言,德国处理马克升值的政策更为可取。

  (三)人民币汇率在纠正外部失衡中的作用

  在当前我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人民币实际汇率存在持续上升的压力。同时,中国经济已在相当程度上融入世界。作为中外资产的相对价格之比,人民币汇率集中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广义资产的价值评估标准。只要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资产存在升值或套利的机会、劳务相对便宜,市场力量就会自发地进行调整。而释放这种压力的主要渠道有两个:一是物价上涨,二是名义汇率升值。涨价和升值都能解决不均衡问题。

  蒙代尔(Mundell,1961)、麦金农(McKinnon,2005)和斯堪的纳维亚模型(Lindbeck,1979)曾指出,如果一国的工资价格上涨速度与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相适应,那么该国的汇率可以不升值。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原材料、能源和资产价格均呈上涨态势,表明现在的人民币汇率比几年前更加接近均衡点。但总体来看,价格调整具有粘性,是慢变量,而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中,汇率通常可作为快变量,能够对不平衡进行快速调整。作为开放经济条件中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之一,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继续改革。

  从当前我国面临的宏观调控形势看,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可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首先,人民币升值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内通货膨胀。以当前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能源商品——汽油和柴油为例,2008年一季度,汽油和柴油的国内价格比国际上低15%-20%左右,这是在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18%(即按照1美元兑7元人民币的比价估算)基础上的价差。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即仍按照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的比价估算),我国目前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则可能比国际低33%-38%。国内外市场的价格关系将更加扭曲,国内物价上涨的压力也更大,就更加难以为继。我国2007年进口3000万吨大豆,道理是同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升值可释放和缓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在当前国外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增加进口和有效抑制国内的通胀。由于大多数的国产原材料价格也比照国际市场价格确定,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物价的下行传递效应要远大于进口比重。

  其次,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促进扩大内需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汇率的变动表明国内外商品和服务比价关系的变化。人民币升值表明国内的东西(不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变得更“贵”了,其结果是资源向国内服务业部门倾斜,增加服务产品的供给。这样,一方面有利于降低国内储蓄、刺激消费,缩小储蓄投资之差,减少外部失衡;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国内第三产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走上主要靠内需拉动的平衡增长之路。今后,创造新增就业的主力一定是服务业,而不是出口制造业。对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政策上早做调整。

  另外,人民币升值还有助于促进微观产业结构调整。从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历看,本币升值的时期也正是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的时期。汇改以来,我国的现实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人民币升值,才促使一些传统出口行业的龙头企业更加积极地加大研发力度,不断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加快提高技术管理水平和进行产业重组。在这一动态发展过程中,这些不断扩张的龙头企业可以大量吸收消化那些淘汰下来的劳动力和剩余产能,最终带动整个产业向更高端升级。长期以来,我国外贸出口主要依靠“以量取胜”的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导致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未来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靠自主创新和“以质取胜”来拉动。因此,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迫在眉睫。在其他调整政策出台的同时,人民币汇率作为调整进出口的价格工具,也发挥着积极作用。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18%,对于部分依赖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微利企业已造成影响。对于单个企业而言,调整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2008年一季度,反映面临汇率压力较大的纺织制品、箱包、服装出口仍分别增长28.1%、22.3%和14.7%,并未出现出口下滑。

  总之,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需要采取扩大内需、增加进口、实行“走出去”战略和有序推进城市化进程等一系列综合措施,汇率仅是纠正外部失衡的工具之一。很多政策措施实际上是与汇率升值等价的,比如保护环境、提高劳动标准、加大社保力度和严格执法等,都意味着提高成本、降低竞争力、减少顺差,使得经济向均衡状态收敛。因此,应综合运用价格变量和其他实质变量、快变量和慢变量等工具组合,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发展。

 

[1]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货物贸易顺差与海关统计贸易顺差统计口径不同,其进口和出口均使用离岸价,因此,一般国际收支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大于海关统计的外贸顺差,多出的部分主要为运费和保费。
[2]目前计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用每年的总产出(不变价格)除以当年的劳动力数量,单位是元/人。
[3]可参见Young(2003),王小鲁和樊纲(2000),任若恩和孙琳琳(2006),郑京海和胡鞍钢(2004)等。

参考文献

[1] 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比较》,第二十八辑,第1-22页,中信出版社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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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琳琳、任若恩,《中国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世界经济》,2005年第12期,第3-13页。
[4] 王小鲁、樊纲等,《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5] 伊藤隆敏,《寻找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第153-162页。由何帆、张斌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6] 易纲,《中国的货币化进程》, 商务印书馆 2003年。
[7] 易纲,《汇率制度的选择》,《金融研究》,2000年第9期(总第243期),第4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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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郑京海、胡鞍钢,《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为何明显下降?》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座,2004年4月29日。
[10] Blanchard, Oliver and Francesco Giavazzi, 《寻找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第70页。由何帆、张斌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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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cKinnon, Ronald. 2005. Exchange rate or wage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Japan and China versus the United Stated. ZEW Discussion paper No.05-64.
[13] Mundell, Robert A. 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Sep.) p657-65.
[14] Obstfeld, Maurice, and Alan M. Taylor. 1998. The Great Depression as a Watershe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 over the Long Run. In The Defining moment: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Bordo, Michael D., Claudia D. Goldin, and Eugene N. Whi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353-402.
[15] Young, Alwyn. 2003,  Gold into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11, No.6, p1220-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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