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双轨制”带来的挑战
黄益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
[ 2014-07-19 ]

  提要: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现在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如何解决结构性矛盾,二是下一步怎么走。这两个问题又与改革期间实施的两个“双轨制”有关,即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双轨制和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双轨制。后者对中国的结构性失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无论在改革力度还是广度均是前所未有,全面改革的最终方向是完成过去没有完成的市场化过程,而这将导致中国经济在多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去年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普遍认为其所体现的改革力度和改革广度均是前所未有的。跟过去的改革相比,这一改革方案有很多特点,最突出的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强调顶层的权威。《决定》设计了一个非常高级别的领导小组,同时更加强调顶层设计。过去的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自下而上,以后可能会经由更多的顶层设计。第二是比较彻底的市场化。《决定》里提到,但凡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政府就不应该再干预。这两点说明中国政府下了决心,要在今后六、七年间基本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当前经济模式的主要问题

  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增长非常快,但也碰到一些问题,简单说来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结构性矛盾。比如投资占GDP比重太高,过剩产能问题比较突出,投资效率不高,很难支持持续增长;收入分配不公,导致一些经济社会问题;对出口市场过度依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际经济关系的紧张;以及环境污染等等问题。这就是中国经济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结构性的矛盾也非常突出。前总理温家宝曾经说过,这一增长模式是不协调、不平衡、低效率从而不可持续的,所以必须转变。

  其次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从人均GDP300美元上升到现在将近7000美元的过程很顺利,但再增长遇到了一些困难,无法复制过去的路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过去中国成功地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但中国生产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在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情况下,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将很难持续下去,再发展需要创新。

  所以,中国经济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化解结构性的矛盾,怎样保持持续增长,使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问题的根源:两个“双轨制”

  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概括起来跟两个挑战有关。,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快速发展三十多年,现在需要通过产业升级来保持增长速度。其实所有国家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劳动工资和其他投入品价格上升,过去有竞争力的企业现在丧失了竞争力,所以需要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才能重新获得竞争力。

  另一个是制度转型陷阱。中国在这改革的三十几年中,一直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到现在仍然是一个半拉子工程。过去的改革策略,核心是两个双轨制。

  一个双轨制是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双轨制。改革期间中国保留了国有企业和一部分计划经济,同时鼓励民营经济、市场经济发展,希望经过几年之后,国有和计划经济变得越来越小,重要性下降,经济也就自然地转向市场经济。

  另一个双轨制讨论得比较少,是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双轨制。中国的产品市场基本上已经放开,但是要素市场的扭曲非常普遍而且严重。因为要素价格被压低,这种扭曲是一种变相的收入再分配,其实是从居民向企业的收入再分配。因为压低的成本其实相当于变相补贴企业,补贴投资者、生产者和出口商,同时向居民征税。而这个双轨制恰恰是目前中国呈现一方面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结构失衡这一独特增长模式的根本原因。

  第一个双轨制曾经碰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原来的想法是保留计划和国企部分,从而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通过不断降低这一部分在经济中的比重来逐步减少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但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20世纪90年代,中国遭遇了十分严重的财政危机、国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风险。而这些风险跟第一个双轨制是有关系的。虽然计划和国企的比重在下降,但它们对经济的影响力并没有相应减弱。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垄断地位反而加强了。

  现在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双轨制也碰到了很多问题。除了经济模式难以持续,这个双轨制也导致了一些经济、金融风险,比如房地产泡沫。更重要的是,现在看到的影子银行和热钱流动,都意味着过去的一些政策限制已经很难再继续下去了。

中国经济改革的挑战及影响

  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终方向是完成市场化的改革。我个人最关心的是要素市场放开、消除扭曲。而在所有的要素市场中,最核心、也最困难的是金融部门的改革。

  通过三十几年的金融改革,我们建立了非常完备的金融体系,金融规模也很大。但中国金融抑制的程度依然很高,甚至超过了许多低收入国家。能不能把这一领域平稳地放开?放开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改善效率和经济结构,但是金融改革也有巨大的风险,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在改善效率、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的过程中,能否保持金融稳定,这是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处理改革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新一届政府刚上台的时候,说要容忍低增长、推进改革,但是现在的说法是,需要比较快的增长才能推进改革。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关键不是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保增长手段,而是做了什么样的改革。

  改革会如何推进,短期的不确定性非常大,但中长期看,《决定》应该会得到比较好的落实,2020年之前完成主要的改革项目。中国经济真正迈进市场经济,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中国经济很可能从过去的经济奇迹转向常规发展,未来会越来越接近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具体而言可能在六个方面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首先,从趋势来看,增长速度还会进一步放缓。其次,通胀压力有可能进一步上升。过去每年10%的GDP增长、3%的通货膨胀是很难长期保持的,而且未来要素的市场化也意味着成本将会持续上升。再次,收入分配会进一步改善。利率市场化、工资上升都能改善收入分配,另外政府也会更加重视收入再分配的问题。另外,产业结构会变得更加平衡。过去主要靠投资、出口拉动增长,以后消费会变得更加重要。最后两个主要变化是,随着成本持续、高速上升,必然引发产业升级不断加快,不断沿着价值链往上走的企业才可能持续保持竞争力。过去一个企业几十年生产一种产品的日子可能一去不复返了。而经济周期可能会变得相对更加动荡一些。

  假如上面说的这些真的发生的话,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可能发生很多变化。

  过去中国是全球通胀下降的主要贡献力量,以后可能会逆反过来,其实在欧美一些市场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产品推高当地的价格水平。过去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主要是向世界市场的出口,以及大宗商品的进口。未来如果中国经济出现再平衡,增长速度下降,那将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不断减速,同时人均收入提高引起消费升级,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消费品市场。

  中国持续的产业升级也可能不断地重新界定国际劳动分工。过去有人说,因为中国的成本低,垄断了低端制造业市场,所以中国过去几年的高速发展使得很多低收入国家丧失了发展机会,这一比较敏感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以后中国的企业随着价值链逐步从低往上走时,会不断地迫使国际劳动分工持续的调整,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让其他低成本的国家加入到产业分工中来,但处于中国价值链上部的国家也可能会感受到新的竞争压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本文为作者在近期召开的2014年度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本次会议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野村综研金融市场研究委员会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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