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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社会融资成本:宏观与微观视角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 李麟 [ 2014-09-09 ] 共有0条点评

  摘要:近年来,社会融资成本高企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引起了国务院的广泛关注。本文分别从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系统性地梳理了造成社会融资成本上升的机理。在宏观层面,从资金的供给方来看,基础货币供给增速放缓,货币乘数上升导致“紧货币、宽信贷”的社会融资格局;从银行的传导中介来看,筹资成本提高、融资链条拉长、风险溢价上升推动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发生变化;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及负债为主的融资模式导致资金需求居高不下,三个因素共同导致资金的需求与供给出现结构性失衡,造成社会融资成本高企。在微观层面,我们又进行了解剖式的分析,以期更好地把握融资成本上升背后的问题本质。研究发现,政府隐含担保、期限错配以及债贷股融资关系不分,是造成社会融资成本上升的重要形成机制。因此,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政策建议上,本文认为,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39号)非常好的从宏观层面着手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但更多的偏向于治标,微观层面的因素尚未根本解决。所以,在当前情况下除了要坚决执行“金十条”的措施外,还应依法治理,正本清源,重塑权责清晰的融资体系,从而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更好地服务实体济。

一、当前社会融资成本的特征

  融资成本可分解为两部分:一是无风险利率,短期通常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代表,长期通常用10年期国债基准利率代表;二是个体信用价差,即个体融资成本高出无风险利率的风险升水,要受到个体信用资质( 比如,信用评级)和贷款/债券特征(比如,期限、优先级、有无抵押)的影响。根据公司财务理论,债务融资成本的高低主要是由企业的信用等级决定的,二者的关系是负向的。

  (一)从基准利率来看,短端利率逐步下降,但长端利率水平仍然较高

  如下图所示,截至2014年9月2日,货币市场利率下降较为明显,3个月SHIBOR为4.66%,较年初5.55%下降89个基点;长端的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为4.24%,较年初4.56%下降32个基点。

图1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图2 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

 
 
  此外,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收益率大体是遵循顺周期规律,其表现与名义经济增速高度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后,国债收益率与名义经济增速出现了脱钩现象。以很有代表性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例,2012年后,国债收益率呈现逐步上升态势,2013年最高达到4.72%的收益率(2013年GDP增长7.67%,2.6%),2014年收益率水平虽然有所下降(4.22%),但仍然超过2011年经济高增长、高通胀时的收益率高点4.12%(2011年GDP增长9.3%,CPI上升5.4%)。

图3 10年期国债收益率表现与名义经济增速脱钩

 
 
数据来源:Wind,中国债券信息网

  (二)从信用价差来看,贷款利率水平出现分化

  我国的社会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目前间接融资占比仍高达75%以上,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不到50%。直接融资占比虽在稳步上升,但总体占比仍然不高,尤其是2013年直接融资占比不升反降。所以,贷款收益率的变化,仍是衡量企业融资成本变化最核心的要素。

图4 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的比例

 
 
  1、表内贷款利率下行比较明显,但表外非标等融资利率水平仍然较高

  从图中可以看出,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水平已经处于下降态势。截至2014年8月,贷款基础利率(LPR)报价是5.76%,比2010年上涨5个基点,比年初5.73%上涨3个基点。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一般贷款)是6.96%,比年初7.14%下降18个基点。但表外信托贷款利率水平仍然较高,1-2年期贷款类信托产品预期年收益率为9.10%,比年初8.83%上涨27个基点。

图5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图

 

图6 信托产品预期年收益率

 

数据来源:Wind
 
  2、大型企业贷款融资成本比较稳定,小微企业贷款融资成本较高

  由于大型企业本身议价能力较强,加上可通过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大型企业的总体融资成本总体上是稳中有降,如上图5所示。但小型企业由于议价能力不强、风险较大,其融资成本则相对都比较高。从下图来看,利率市场化对小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已经显现。Wind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8月,温州的民间借贷综合利率达到20.27%,广州1年期小额贷款市场平均利率虽然近年呈下降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然较高,达到17.33%,1年及以上小额贷款利率高达24.4%。

图7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

 

图8 广州小额贷款市场平均利率

 

数据来源:Wind

  总体来看,当前的利率水平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货币市场利率下行较为明显,但贷款和非标等其他跟广义流动性相关的利率维持高位,下行不明显;二是表内的、公开的融资方式利率水平较平稳,但表外的、不公开的融资方式利率水平较高;三是大型企业融资成本比较稳定,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较高。因此,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举措对不同层次的利率是会有不同的影响,不见得所有的利率一律往下走,正如上半年货币政策放松的环境中也不是所有的利率都往下走一样。

二、宏观层面:资金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失衡,是造成社会融资成本上升根本原因

  最近两年社会融资成本攀升的现象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宏观发展阶段有关,也有微观主体自身、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原因,两者共同导致利率高企现象。

  (一)从资金的供给方来看,基础货币供给增速放缓,货币乘数上升导致“紧货币、宽信贷”的社会融资格局

  近年来我国广义信贷(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债权融资)增速超过广义货币,由此导致商业银行总资产大幅扩张而中央银行资产萎缩,造成“紧货币、宽信贷”局面。其原因具体表现在:

  第一,基础货币供给增速趋势性放缓。一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2014年上半年同比名义增速为9.6%,比2013年同期9.1%上涨0.5个百分点。但相比2位数的增长来讲,整体的增速放缓。在基尼系数和消费支出占比不变情况下,居民储蓄增速相应放缓。二是基础货币的两个重要投放渠道——经常账户盈余(外汇占款)和政府赤字占GDP的比重出现双降,分别从4%降至2.1%,2.49%降至2.1%。这导致基础货币增速一路下滑,从2011年23.20%降到2013年7.40%。今年上半年,人民银行外汇占款增加7861亿元,增量比2012年同期(2801亿元)多,比2005年以来其他年份同期少。

图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经常项目出现放缓

 
 
数据来源:Wind

  第二,货币乘数持续攀升,从2011年3.79 升至2014年一季度4.22。基础货币不足,货币乘数高,表明货币供应的增长严重倚赖债务创造货币,即货币供应主要来自传统银行贷款之外的其他债权融资方式产生的派生存款,包括债券、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在内,而其中相当部分资金都是通过表外理财产品筹集的,并且通过影子银行及“同业业务”对接实体经济。

  从实体经济角度看:信贷超货币提高了资金利率。首先,信贷超货币导致存款作为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更趋短缺,金融机构不得不更多依赖利率不受管制的市场资金来源,融资成本上升。其次,信贷扩张推动的M2增长和房地产泡沫联系在一起,反过来推升非理性的资金需求,提高整体利率水平。因此,需要采取“宽基础货币”同时“紧信贷”的措施,去杠杆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二)从银行的传导中介来看,筹资成本提高、融资链条拉长、风险溢价上升推动资产负债结构发生变化

  对货币的供给而言,中央银行能够直接控制的只是基础货币(又称货币基数),而基础货币对全部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还有赖于商业银行和非银行公众的行为。

  一是在负债端,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银行负债成本,并最终推升社会融资成本。国际经验表明,在利率市场化初期,存贷款利率一般都会经历一定幅度的上升。同时,存款利率比贷款利率上升幅度更大。这一现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理财产品收益率等市场化利率显著高于同期存款利率。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的成本提高,必然推升资金运用的定价,使社会融资成本普遍上升。

  二是在资产端,同业等表外业务导致融资链条拉长,抬高了资金的价格。银行的经营行为受到一些监管指标如贷存比、资本充足率、信贷规模的约束,为提高收益,商业银行通过与信托等金融机构大力发展理财业务、同业业务来规避监管,导致融资链条过长,抬高了资金的价格;

  三是从风险定价来看,利率市场化及经济下行带来风险成本上升,银行为覆盖成本必须提高风险定价。国际经验表明,伴随利率市场化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商业银行的总体风险将会加大,客户违约概率提高,从而加剧信贷风险,危及资产质量。银行必须通过提高风险定价,覆盖风险成本,进而推高社会融资成本。而贷款成本的上升也自然是风险上升的表现,这事实上是银行的理性定价行为。

  四是经济下行和金融去杠杆加剧资金紧张局面。从历史数据来看,经济增速越是下行,PPI越是低位徘徊,我国企业越是依靠负债度日。与此同时,货币和监管政策着力推动金融去杠杆,社会流动性总体较为紧张,银行的放贷能力也受到限制。此外,在多方面因素的共振效应下,企业资产负债表失真,信息不对称加剧,银行惜贷情绪上升。上述原因加剧了资金紧张局面,导致相当一部分企业被迫通过银行以外的途径,如民间借贷进行融资,进一步抬升了融资成本。

  此外,季末的节假日、税款补缴等因素一般冲击市场流动性,短期拉高利率。而季末的贷存比考核、利润考核压力更进一步加剧金融机构“贷款绕规模、存款冲规模”,放大市场的资金需求。

  (三)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与负债为主的融资模式导致资金需求居高不下

  中国经济短期表现仍主要依赖于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但预算软约束、过度投资及主要依赖负债的融资模式共同导致资金需求居高不下。

  (1)政府的投资需求旺盛,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存在“财务软约束”,对资金价格不敏感,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抬高资金的价格

  中国经济传统增长方式是出口+投资驱动型,2008年金融危机后,因出口受阻,民间投资不活跃,包括国有部门在内的政府成为投资主体,仅2009年这一增速就达35%。所以,经济增长的带动力已从“投资+出口”两架马车转向为单一的投资拉动模式。IMF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的投资率接近50%,比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高20个百分点以上,而发达国家的投资率普遍在25%以内。投资占比高,则在建工程量多,对资金需求也大,由此拉高了社会融资成本。

  与此同时,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在财务方面持续处于预算软约束状态,导致对资金价格并不敏感,对资金的需求反而大幅增加,不仅挤占中小企业的信贷资源,亦抬高了资金的价格。

  (2)企业过度投资导致资金需求旺盛,资本金不足及债务为主的融资模式,抬高了资金的价格

  在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融资需求都比较旺盛。当资金面回归常态后,投资难以缩减,而企业资本金又面临严重不足时,往往借助各类渠道高息融资,抬高了资金的价格,并对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形成挤出。此外,部分企业以“生产性企业”为平台,进行大量债务融资,但获得的资金并没有投向生产性企业,而是投向“房地产等投资性领域”,短期较高投资收益也导致对资金的成本容忍度上升,抬高市场的利率。

  总体而言,资金的需求与供给关系出现失衡导致社会融资成本高企。具体机理如下表所示:

图10 社会融资成本上升的传导机理

 


 
三、微观层面:隐性担保、期限错配与债贷股融资关系不分,是造成社会融资成本上升的重要形成机制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从宏观层面来看,造成融资成本上升的因素非常多,但是,任何政策因素或宏观因素,最终都是通过微观机制发挥作用的。我们从微观层面进行解剖式的分析,以期更好地把握融资成本上升背后的问题本质。

  (一)隐性担保、刚性兑付导致无风险利率水平上升

  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却存在着以中央政府信用作为担保的隐性担保机制。由于监管部门的行政干预和银行防范声誉风险的需要,绝大多数理财产品均由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进行“刚性兑付”,使金融机构承担了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打乱了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一是从投资者角度看,理财产品是无风险资产,它会导致投资者只关注投资收益而忽视风险。对风险的不敏感使投资者难以形成风险收益匹配的投资观念;二是从资产管理者角度看,会导致其只重视收益,较少地重视风险约束,刺激其过度冒险,盲目提高杠杆率,偏好于高风险、表内信贷禁投的行业,甚至不严格履行受托人义务,放松对项目的尽职调查及存续期管理等;三是从融资者的角度来讲,预算软约束会导致其对资金价格并不敏感,对资金的需求反而大幅增加,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四是从更大范围来看,隐性担保会不断强化社会公众对银行刚性兑付的预期,进一步扭曲金融体系风险定价体系,引发更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

  从广义看,刚性兑付不仅包括对实际违约行为进行兜底兑付,也包括银行对信托、资管、债券到期后进行授信兜底。这就抹平了不同融资行为的风险利差、期限利差、市场利差,导致高风险利率与无风险利率之间逐步混同,使市场误将高风险利率当作无风险的“标杆利率”来对待,由此拉高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比如,在风险利差方面,5年期AA级企业信用债与相同期限的金融债之间的利差,从2012年初的约250个基点明显收缩至今年上半年的150个基点左右。在期限利差方面,10年期国开行金融债与1年期国开行金融债之间的利差,从2009年的近150个基点快速收缩至今年上半年的-70个基点左右,不同期限的资金利率甚至倒挂。在跨市场利差方面,非标债权利率与标准债权利率之间的利差也在明显下降,信托平均收益率与5年期AA级企业信用债之间的利差,从2012年的300个基点左右,收缩至今年上半年的100至200个基点左右。同时,各种非标债权也被包装成“伪标”债权进行投资,比如定向融资工具(PPN)、资产支持证券(ABS)等。这些债券多数对接发行银行自己的理财资金或自营资金,缺乏充分有效的市场,定价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流动性极低。

  在上述环节当中,政府出于保护中小投资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稳定的考虑,承担了隐形的担保责任,但这个隐形担保的成本,或“保费”是没有计入融资的成本。如果爆发违约,都由政府来承担风险的话,则会使金融机构产生系统性风险。

  (二)期限错配增加,提升风险溢价水平

  伴随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监管政策约束增强,为规避监管和利率管制,金融行业通过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的期限错配进行套利的问题日益突出。但目前的问题是,期限错配在政府隐性担保的背景下发生了变异,从根本上讲,交易对手风险都转化给了中央银行。在此过程中,人民银行对此隐性兜底,承担了系统性风险,参与融资的金融机构和理财产品的持有人却分享了高收益。典型的就是理财业务,它通过期限错配的“资产池”运作模式获取了较高的风险溢价。在此背景下,一个10年、20年的长期项目,却通过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滚动发行得以支撑,用相对低廉的货币资金价格获得类似股权的、相对较高的投资收益,其中的收益就来自于期限错配的风险溢价。WIND数据显示,从产品期限来看,短期理财产品占比最高,1-3 个月占比57.7%份额最大,其次为3-6 个月占比22.8%,6-12 个月占比12.65%。从产品匹配的基础资产类型来看,有三分之一的资产投向“非标准化债权资产”,这部分资产通常期限都比较长。

  (三)金融市场制度建设不完善,导致债、贷、股的融资关系混淆不清

  在现代金融环境下,不同的融资关系受到不同法律逻辑的规范,具有不同的风险与收益特征。然而,当前理财业务迅猛发展,各种权责关系日益模糊,市场越来越难以判断某一金融产品应受哪一种法律逻辑的约束,可谓“乱象纷呈”。

  一是从融资性质看,存在“明债实股”现象。近年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严重缺失,使股市、PE、VC等股权融资严重滞后于企业对资本金的需求。同时,投资者对长期投资方向也缺乏共识。在此情况下,银行理财和自营投资业务迅速发展起来,将短期债务资金与企业的长期投资进行对接,弥补企业资本金的不足,部分充当了资本金的功能,导致了“明债实股”的融资方式,也推高了融资成本。因此,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资本市场的职能,在客观上支持了实体经济对资本金的需求,但也导致这类资金要求与股权性投资相对应的高风险回报,融资成本必然高于传统的信贷融资。比如,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开发某项目的总投资为15.38亿元,按规定需要有30%的自有资金才能向银行贷款,即4.6亿。而出资人实际仅出资1.1亿元,于是通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3.5亿元充当自有资金,进入资本金科目,从而达到了银行贷款的最低门槛。但是信托计划到期时,由于该公司无法兑付,形成了违约。

  二是从融资期限看,存在“明短实长”现象。股权性融资的实际期限在法理上是与企业生命周期相对应的,如果以短期资金对接,必然存在期限错配风险和法律风险。同时,大量较长期限的债务性融资,也被分割成若干短期理财产品,向理财投资人出售。这类项目在资金期限滚动对接时,是它最脆弱的时刻,一旦出现资金无法接续,将使上一单理财投资人面临被违约的风险,也将导致项目面临资金链断裂和停工的风险。因此,“明短实长”的融资风险,必然对应相对较高的融资利率。

  三是从风险责任主体看,存在“明清实混”现象。在传统的银行业务中,贷款中的违约风险很明确地由银行承担,与存款人没有直接关联,责权利非常清晰。但是,理财业务中的法律关系相对较为模糊,按照银监会《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将理财业务界定为委托代理关系,“投资收益与风险由客户或客户与银行按照约定方式承担”。从《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角度看,在委托代理关系下,代理人应依据被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因此,理财本质上是一种直接融资行为,风险相对较高,融资利率必然高于一般贷款。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多个违约事件或潜在违约事件,最终仍由银行或相关金融机构承担风险,对理财客户而言,则由低风险获取了高收益。

  四是从经营主体来看,存在“资本与资金不分”现象。企业经营过程中资本、资金与自有资金的概念模糊,缺少尊重资本的文化。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周期,资本与自有资金是不分的。民间借贷资金当作自有资金使用,这虽然隐蔽了风险状况,导致了对风险的低估,但这个风险确实是存在的,其背后就是杠杆放大的风险溢价没有考虑。

  总体来看,在微观层面,隐性担保、期限错配及制度建设滞后三大类因素相互交叉在一起,是导致社会融资成本高企的重要形成机制。

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政策建议

  (一)从宏观层面看,稳定供给、强化治理、调整需求

  8月14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39号,下称“金十条”)来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企问题。文件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多措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对比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金十条”非常好的从宏观层面着手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具体表现在:

  第一,稳定资金供给。在经济数据放缓、货币供给回落的情况下,《意见》的第一条即提出,要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适度增长,凸显出货币供给的重要性。首先,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今年上半年,为保持流动性相对宽松,央行已经推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等工具,为降低融资成本提供资金支持。其次,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定向降准三大定向宽松政策,继续实施结构性宽松政策。文件指出,“着力调整结构,优化信贷投向,为棚户区改造、铁路、服务业、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和“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提供有力支持”。目前,银监会已经推进实施了微调存贷比政策,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降低小微企业和三农等行业的融资成本。

  第二,强化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意见》要求,要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缩短企业融资链条、清理整顿不合理金融服务收费、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完善商业银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等措施,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血脉更加通畅。

  第三,增加金融供给。《意见》要求,通过增加金融供给端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鼓励加快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特色中小金融机构,促进市场竞争。

  第四,完善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扩大融资来源。我国的社会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仍然不高,这种融资结构的扭曲导致外部融资的风险溢价体现在高融资成本上。因此,《意见》要求,在市场结构上,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新三板)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亟待发展,推动企业权益类融资快速发展;在融资结构上,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其中包括股权融资、促进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发展并给予长期投资资金税收优惠、继续扩大中小企业各类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及集合债、私募债的发行规模。有研究发现,债券市场的发展对国债基准利率和企业融资成本具有明确的向下牵拉作用,有利于降低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应该大力提升债券市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但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前期在具体落实中仍会有不少障碍。尤其是经过一系列民营企业贷款和债券违约之后,市场对中小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风险偏好较低,要大力发展这类型债务融资工具可能还需要解决授信、担保和其他信用增信的问题。因此,《意见》的第九条提出,还要积极发挥保险、担保的功能和作用,给小微企业提供外部增信,促进银行更多地将信贷资源向中小企业转移等。

  第五,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目前环境下,推进利率市场化对利率中枢有一定上移作用,但之所以在降低融资成本的事项中也提到利率市场化,是因为利率市场化有利于理顺银行表内和表外发展的关系,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利率市场化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概念,通常讨论的利率市场化仅是指利率放开的问题,但其实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放得开,主要是放开存款利率管制;二是形得成,主要是形成市场化利率体系,构建完整的收益率曲线,三是调得了,主要是要建立可被宏观调控的利率体系。目前看来利率市场化就第一步来说似乎已经基本完成了,就是一步之遥了,而第二步市场正在发育中,正在形成之中,第三步也刚刚开始起步。所以,利率市场化的推动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意见》正是基于上述三个步骤提出了下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一是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促进金融机构增强财务硬约束,提高自主定价能力,最终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二是综合考虑我国宏微观经济金融形势,完善市场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这表明推进后续两步的必要性,也表明当前推进过程中面临的严峻性,需要审慎、渐进推进,短期可能无法解决。

  总体而言,当前降低融资成本的努力只是短期政策,从长期来看,《意见》指出“从中长期看,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要依靠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策,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财务硬约束和发展股本融资来降低杠杆率,消除结构性扭曲”。由此“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化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财税改革,简政放权,打破垄断,硬化融资主体财务约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顺应经济的自发调整和加大改革力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二)从微观层面看,依法治理,正本清源,重塑权责清晰的融资体系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意见》从宏观层面提出的十条措施更多的偏向于治标,但微观层面的因素尚未根本解决。所以,本文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除了要坚决执行“金十条”的措施外,还应该依法治理,正本清源,重塑权责清晰的融资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具体表现以下方面:

  第一,监管部门应从行政思维转向法治思维,打破刚性兑付的怪圈。行政思维的特点是更多关注维稳,只要有利于维稳,往往不按规则行事。这是金融机构被动或主动刚性兑付的根源,也导致了市场价格信号的扭曲。因此,必须打破刚性兑付,真正由法律和合同来界定权责关系,使风险与收益更好地匹配,引导社会资源合理配置。

  第二,严格执行会计准则,以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反映企业融资活动的性质。对于各种有确定期限的债务性融资,不能记入借款人财务报表的所有者权益科目。否则,将扭曲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使各方错误评价企业实际风险状况,进而误导政府、银行、企业合作伙伴等的决策。

  第三,理清理财业务的法律关系,探索将理财业务从委托代理关系转向信托关系。信托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受托人的名义,进行管理或处分。与委托代理的主要区别在于:信托是以受托人的名义行事,而委托代理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行事;信托财产所有权与委托人分离,转移至受托人名下,但又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完全分离,而委托代理所涉及的财产所有权并未转移。在信托的法律框架下,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强,具有破产隔离的效果。除了若干前提条件外,信托财产既不会因为委托人的破产而被清算或强制执行,也不会因为受托人的破产而被清算或强制执行。它的独立性保证了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等各方的长期利益,有利于各方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因此,重新界定银行理财所涉及的各方关系,从委托代理关系,转为信托关系,受信托法的约束,将有利于理清理财的权利与责任,促进理财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四,银行也应从粗放式经营转向更加严格的合规经营。银行要厘清角色,才能在金融活动中轻装上阵,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在撇除不应承担的刚性兑付责任之后,银行应更加严格地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分清融资性质、融资期限和风险责任,做好期限错配、风险转化、利率转化。通过更好地实行差别定价,将使各类融资利率各行其道,真实反映风险状况,更好地重塑权责明晰、层次丰富的融资体系,从而更有效地实体经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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