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四十人论坛——中国金融中坚智库
主页 >学术交流 >密报 >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制度变迁
字体大小[] [] []
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制度变迁
江小涓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 [ 2008-12-22 ] 共有0条点评

  过去30年,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就业和推动增长,推动改革进程。实践表明,对外开放成就卓著,意义深远,是强国富民、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举措。本文概括总结我国开放的历史轨迹和标志性成就,描述开放促进发展和改革重要作用,分析中国开放道路的独特性及其理论意义,并对未来趋势作几点讨论。

一、历史轨迹:开放进程和标志性成就

(一)开放决策和渐进开放过程

  1、对外开放的认识基础和政治决策

  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是在“国内要加快发展、外部有重要机遇、国际环境基本有利”这三项根本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三个判断,是决策层对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判断的重大转变,是形成对外开放决策的认识基础。

  1976年,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加快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如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举国关注,有效回应这种需求的政治压力骤增。人们发现,在国内出现接踵而至的经济和政治动荡的同时,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进步迅速,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邻近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发展成就显著,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与我国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地区加快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对外开放,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收外资和引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在国际竞争中提升竞争力。这种现实表明,各国都在利用全球范围内的诸多机遇加快自身发展,中国单纯依靠自力更生加快发展和迎头赶上是不可能的。决策层还做出了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重大判断。这些观察、思考和判断,扫除了认为国际合作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的思想障碍,为对外开放决策奠定了认识基础。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明确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启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关于对外开放,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此后几年的实践表明,对外开放对现代化建设有多方面的推动作用,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普遍称赞开放政策,对开放的积极作用形成了高度共识。在这样的实践和认识基础上,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把对外开放确定为“长期的基本国策”。

  2、对外开放的起步:设立经济特区

  对外开放是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项新事物,没有经验可循,经济上面对许多变化和不确定性,政治上面对许多质疑和担忧。在这种环境下,全面、一揽子的对外开放不可行也不可能。中央决定利用东南沿海地区毗邻与香港澳门地区的特殊有利条件,在有限区域内先行先试,积累经验,探索道路。1979年7月10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利用它们地处沿海特别是毗邻香港澳门的地域优势,先行开放试点。四个经济特区在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在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使用、对外经贸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享有更加宽松和优惠的政策。在经济管理上实行特殊的管理体制,对特区政府授予相当于省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允许采用市场调节手段。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特别是在对外商投资提供优惠待遇,企业所得税率减按15%征收。经济特区的设立意义十分重要,是开放进程迈出的第一步。特区在设立之后短短几年的巨大变化,成为全国瞩目的发展典范,为坚持和扩大开放提供了最有力的实践支撑。

  3、开放在区域和内容上逐渐推进

  我国对外开放在区域和内容上都采取渐进方式。在设立经济特区并取得成功之后,享有优惠政策的开放区域逐步扩大,从沿海地区到沿江、沿边地区和内陆省会城市,再到中西部地区,逐步形成了区域上全方位的开放格局。继四个特区之后,1984年5月,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分两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洲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1988年4月设立的海南省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90年4月,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1991年,开放满洲里、丹东、绥芬河、珲春4个北部口岸。1992年,我国对外开放再次迈出较大步伐,一是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芜湖、九江、黄石、武汉、岳阳、重庆6个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二是开放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4个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三是开放珲春、绥芬河、黑河、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塔城、博乐、瑞丽、畹町、河口、凭祥、兴东13个沿边城市,鼓励沿边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四是开放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随后几年,又陆续开放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县市。2000年,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到广大西部地区。至此,全方位对外开放地域格局基本形成。

  同时,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管理等领域的改革也逐渐推进。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外贸计划、财务、经营、定价、行政管理和外汇分配管理等内容都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外贸公司统负盈亏。此后,首先从放权让利开始,从1978-1987年,陆续实行了外汇留成,减少进出口审批管制、 实行外贸代理制等改革措施。1988年-1990年,实行了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和地方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利益激励。1991年起,取消了国家财政对出口的补贴,对外贸易更多地依照市场信号运作,外贸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1994年起,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双重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同年颁布了《对外贸易法》,加快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化进程。这一时期,为了配合“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进口体制改革成为重点,我国加快市场开放步伐,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并规范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并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2001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全面履行多边规则和对外承诺,继续扩大开放市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大大提高;同时全面规范外贸管理体制和非关税措施。如今我国货物贸易领域市场开放水平大幅度提高,平均关税已经从曾经高达40%的水平降低至2006年的9.9%,取消了绝大多数非关税措施。吸收外资的体制是从限制到逐步开放的过程,开放初期,我国吸收外资限制较多,早期主要限于一些“三来一补”项目[1],1982年以后,鼓励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必要的关键设备,对现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改造。此后引进外资逐步放宽到整个制造业,放宽到各类企业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放宽到各种方式包括新设企业方式和收购兼并方式。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绝大多数服务业吸收外资也逐步放开。

  经历了30年开放历程后,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已经基本符合WTO多边规则的要求,货物贸易的自由化程度已经高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对国外投资者的市场准入程度较高,管理体制和法律环境基本做到透明规范,国民待遇基本落实,实现了我国对外经贸体制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全面接轨。

(二)对外开放的标志性成就

  1、衡量开放程度的主要指标已经排名世界前列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的开放度较低。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居世界第22位,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都不到2000万美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涉外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资等增长速度均明显高出世界平均速度。(见图1)目前我国经济已经高度开放,2007年对外贸易总额已达2.17万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见图2),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分别达到835亿美元和187亿美元,均居发展中国家第1位,分别居世界第5位和第13位。(见图3、图4)。

  


 


 


 

  2、涉外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升

  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涉外经济在我国经济各领域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9.75%,2007年达到66.6%。开放初期,外商投资企业仅有少数几家,影响微乎其微,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8%,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17%,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7.1%。目前我国涉外经济中的直接就业人数超过8000万,占城镇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

  3、在全球商品和要素两个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强

  长期以来,中国产业的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全球商品市场上,表现在吸收最近几年,我国在全球要素市场上的竞争力快速增强、国际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和技术市场中,“中国因素”的影响开始显现。国内企业通过海外上市大量融资,2007年有近120家中国企业在纽约、香港等9个海外资本市场上市,筹集资金近400亿美元,这是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和企业竞争能力的认可。我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许多投资项目中含有技术和管理入股,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收益。这些都表明,我国企业在全球要素市场上具备了竞争能力。通过30年的开放竞争,我们已经具备了在商品和要素两类市场上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二、开放推动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

  过去30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和繁荣时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在这30年中,我们是全球表现最好的经济体之一。按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1980~2004年我们年均增长速度为9.77%,同期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和全球平均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9%、6.0%、2.4%、2.7%和2.9%(见图5)。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第10位上升到第4位(见图6)。

  

 

  我国发展的巨大成就是在不断扩大开放中取得的,开放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涉外经济增长快,对国民经济贡献突出

  过去30年,我国开放领域主要增长指标均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978-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同期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7.4%;吸收外资年均增长17.1%;对外投资年均增长27.4%。[2]2007年与1985年相比,按1985年人民币和美元不变价计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贸易总额、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增长了6.7倍、15.2倍、22.1倍、18.8倍和14.4倍[3](见图7)。对外开放各项指标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表明开放是增长的重要源泉。没有对外开放,我国经济不可能保持长达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


 

  2、出口产业劳动密集程度高,吸纳就业能力强

  扩大就业是对外开放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目前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就业人员已达4200万人,再加上非外资出口企业中的就业和劳务输出等,我国涉外经济中的直接就业人数超过8000万。有观点认为没有对外开放,国内企业也能吸纳就业。这是对的,但有两点不同,一是不开放经济增长速度达不到这样高,就业也就吸纳不了这样多;二是我国出口就业密度远远高于进口就业密度,这表明即使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开放与不开放相比,吸纳就业的能力更强。我国出口商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领域,电子通讯产品和纺织服装产品合计占出口总额超过一半,其他出口比重高的产品如仪器仪表、文体用品、家具制造等行业,都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图8是我国工业若干行业的人均净资产,表示每个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人均净资产越低,劳动密集程度越高。可以看出,我国出口数额大和比重高的主要产业,其劳动密集程度都远远低于整个制造业的平均水平。而资本、资源密集型的产品,都是大量进口的商品。

 图8 若干进口和出口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比较

 

注:中间深色柱体是全部工业人均平均净资产,其上方为劳动密集产业,下方为资金、资源密集产业。

  3、引进先进技术,提升产业结构

  通过对外贸易,我国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设备;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资金技术密集行业,这些都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商品结构升级。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产值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达到64.3%。2007年我国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的比重和高技术产品的比重分别为57.6%和28.6%,外商投资企业占这两类商品出口额中的比重分别达到73%和87%,地位突出。目前外商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已经超过1100家。通过对外开放,“中国制造”的质量和水平明显提高。

  4、进口能源资源,支撑可持续发展

  我国一些重要自然资源的禀赋条件与人力资源不匹配,进口是重要调节渠道。2007年我国初级产品净进口额达到1814亿美元,大大缓解了资源约束,支撑经济较快增长和满足社会各方面需求。通过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我们还间接进口了不可贸易的短缺资源,例如农产品进口可以看作是进口土地和淡水资源。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测算,以粮食贸易为载体间接交易的淡水量,相当于全球粮食生产用水的13%,日本通过农产品贸易进口的淡水量超过自身农作物灌溉用水。国内有专家研究表明,2006年我国进口大豆3150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1810万公倾,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五倍,这些耕地资源可用于种植其他农作物。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对外贸易缓解了我国要素禀赋约束。

  5、产生外溢效应,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

  对外开放从多方面产生积极外溢效应,促进国内产业整体提高竞争力。国内企业通过与出口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及时把握了全球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了解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理念、技术、管理和营销模式。特别是最近几年,人力资源较多地在国内外企业之间流动,带动大量知识和技术流动,推动国内企业技术进步、深化改革和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一些外资较早、较为密集进入的行业如家用电器、日用化工、汽车、工程机械、通信设备、计算机等行业中,已有许多国内企业成长起来,开始具有了全球竞争力和重要的市场地位。这些企业的资源配置、股东和管理层结构、企业内部治理和经营理念等,都具有了鲜明的国际化特征。

  6、开放没有造成严重冲击,经济增长保持稳定

  从国际比较看,许多国家对开放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是因为开放有可能带来新的冲击,导致经济社会不稳定。对外开放是一个经济体发展方式的重大调整,国内国际各种关系既定的利益格局都会发生相应变化,不确定、不可控制的影响因素增多。国际经验表明,有不少国家在对外开放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有些国家受冲击影响明显,甚至造成国内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被迫进行长时间的深度调整。

  我们在长达30年的开放进程中,各方面的变化广泛深刻,但经济总体上并未出现大的波动,增长更趋稳定。以往多年,我们的经济增长起伏较大,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以前,有过数次大起大落。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中出现过数次大的波动和危机,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又在快速提高,但我们并没有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明显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反而在增强。特别是从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年均9.7%的较高速度,而且波动区间明显收窄,显示出一条已长达10年的高位平滑曲线,这是以往多年从未有过的稳定增长(见图9)。


 

  中国通过开放而获得快速发展并不是特例,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普遍受益,在许多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世界银行在2001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全球化、增长与贫困》[4]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中,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和没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非全球化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20年里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富国的2倍以上,而非全球化国家的增速只有富国的一半,而且现在越来越落后。中国就是积极参与全球化并从中广泛受益的国家之一。

三、我们获得开放的大部分收益

  全球化的含义不仅是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也是收益分配的全球化。过去多年,开放收益的分配格局引人注目,也引起过不少争议。本部分提出,中国作为各种要素聚集的东道国,在开放过程中获得显著收益。同时,我们在开放中大量使用外部资源,这些资源也必然从中获益。

(一)我们获得“中国制造”的大部分收益

  全球化中的“中国制造”,是多国要素持有者共同在中国制造产品的过程,我们作为东道国,获得了大部分的收益。从净态收益的分配看,2006年,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为25545.80亿元,其中利润总额为5384亿美元,扣除合资企业中中方应得的1561亿元后,外方利润所得为3823亿元。这部分就是外国投资者的主要获利,其余部分主要归我们,我们获得开放的大部分收益,下面对此做一些解释。

  按照收入法统计的GDP,国民收入由四个部分组成: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2006年,这四部分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分别为40.6%、14.2%、14.6%、30.7%。其中劳动者报酬、税收主要归我们,营业盈余我们获得一部分。下面分别计算中方和外资的收益。

  1、中方收益

  (1)劳动者报酬。这一部分收益主要归我们。劳动者报酬比“工资”的口径宽,不仅包括各种形式的工资,还包括奖金、津贴、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一些观点提出,我国的劳动者在这种生产过程中获得的报酬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并以此质疑开放的合理性。确实,有一些外商投资企业,违反我国劳动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不提供合法的工作环境、克扣工资、不支付社会保障支出等手段,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我们今后监管外商投资企业的重点。但是,发达国家和我国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差距,主要是由于各国收入水平的差距造成的。总体上看,我国劳动者在出口部门和外资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高于在国内企业获得的报酬水平。比较不同类型的企业,工资水平最高的为外资企业。2007年,外资单位、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这也是国外许多实证研究所表明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外资企业提供的劳动报酬虽然远远低于其在本土的水平,却是东道国相对最高的。

  需要特别强调劳动报酬的重要性。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是不同要素的收益。就业获得的是劳动报酬即工资,投资获得的是资本报酬即利润。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不同要素的报酬意义不同。劳动报酬是中低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能否在非农产业中获得新的就业机会,是农村劳动力提高收入水平的主要来源,也是他们融入现代经济发展过程和提高发展能力的基础。资本报酬是投资者的回报,是财富和生产能力积累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要力争的重要利益。但是,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突出矛盾考虑,需要强调就业和劳动报酬的优先重要性。不能因为我们投资少利润少,就否定劳动收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不仅涉及就业和增长,而且直接关系到改善收入分配这个大问题。

  (2)税收。外资企业提供的税收逐年增长。我们对外资企业有所得税减免的优惠政策,但是增值税等各种流转税是不减免的。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税收达到9972.6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17%,其中增值税为5834.58亿元,占全国增值税总额比重为27.02%;企业所得税为1968.67亿元,占全国企业所得税总额的20.35%;个人所得税为653.92亿元,占全国个人所得税总额的20.53%。

  (3)利润。在合资企业中,我们还获得一部分投资回报。2006年,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5384亿元,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合资企业中中方投资的收益,按中方在合资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中的比重估算,中方约占有29%的投资收益,约1561亿元。

  2、外资收益及收益汇出

  国外投资者主要投入资金和技术,获得的收益主要是营业盈余中的一部分。在5384亿元利润中减去中方所获的投资收益后,外资获得的利润约为3823亿元,占当年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19.6%,占GDP的比重为1.8%。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将利润中的一部分再投资,因此汇出的利润少于所得利润。目前我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投资收益”账户借方主要包括了直接投资利润汇出、对外支付利息、证券收益汇出以及个人收益汇出。由于后两者相对较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用“投资收益”减去对外支付的外债利息,可粗略估算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汇出额。2006年,估计外商投资企业对外汇出利润340.5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1.28%。

(二)区分出口总额和出口收益:两个不同的概念

  恰当理解开放型经济中我们的获益,首先要区别增加值和出口额的差别。出口额是销售收入的概念,其中既包含在我国国内新创造的增加值,也包含从国外转移的价值即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其中,只有增加值计入我们的GDP之中,而转移价值的部分与我们的投入无关,是不计入GDP中的。因此,我们从出口中获得收益的大小,只能相对于我们新创造价值部分即增加值而言,不能与出口总额相比。例如,出口一台笔记本电脑,进口投入品占其中价值的二分之一,这部分价值创造是在国外完成的,虽然计在了“出口总额”之中,但并没有计入我们的GDP之中,因此与我们的收益无关。我们的获益仅对我们创造的二分之一而言。与我们的实际投入相比,如果盈利率达到10%是可以接受的,但若以全部出口额作为分母计算盈利,盈利水平就会被不恰当地“摊薄”为5%。同样,我们获得其他收益如“工缴费”、工资报酬等等,如果不是和我们的实际投入和新创造的增加值相比,而是直接与出口额相比,其收益程度都会被大大地低估。

  这是理解当今时代“全球产品”分配特征的关键:一个产品多国制造,每个国家都只能从其参与的部分中获益,无论价值链上哪部分的参与者,都不能将其收益与最终产品的全部价值做比较。我们参与的是价值链上的终端部分,特别要恰当理解这种分配格局。

(三)对外开放的资源与环境成本有限

  出口和吸收外资对国内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影响是我们必须考虑的成本。这个方面以前我们关注得不够,有些出口产品和外商在华投资项目存在严重的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问题,例如一些高耗能的资源加工项目。这些出口商品和投资项目不符合我国国情,要坚决限制乃至制止,这也是我们近几年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举措。但从总体上看,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不算特别突出。

  我们的出口商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领域。绝大部分加工贸易产品,都是引进国外资源和资金密集型的投入品,我们再投入大量劳动力加工出口的,出口最多的两类产品为电子通信产品和纺织服装产品,两者合计占出口总额超过一半,这两个行业都是劳动密集而不是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我国出口商品中,有一些资源消耗高和污染环境的产品,但所占比重相对较小。6类45种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两高一资)加工贸易出口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5%左右,且比重呈下降趋势,2007年的出口额仅为278亿美元,占比为4.6%。出口集中在资源节约和劳动密集的分工环节,符合我国的国情特点和比较优势。

表1 “两高一资”产品加工贸易出口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比重 (亿美元)

 

 

2000

2004

2007

矿物燃料类

9.18

19.80

50.83

有色金属类

11.49

39.18

42.07

非金属矿产品

0.14

0.35

0.20

钢铁类产品

11.41

12.76

35.81

化工品

33.02

50.34

73.52

其他产品

11.23

30.22

69.48

六类加工贸易额合计

76.47

152.65

271.91

加工贸易出口总额

1290.10

3011.14

5944.39

所占比重(%

5.9

5.1

4.6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有关资料计算,感谢姜容春女士的协助。

  外商投资企业集中在一些相对高附加值的产业领域,资源和环境成本相对较小。2004年,我国工业废水排放量前三位的行业分别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三个行业占排放总量的45%;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前三位的行业分别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物质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三个行业占排放总量的73%;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的前三名分别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三个行业占排放总量的52%。而外商投资企业产出比重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为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三个行业在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的排名都在十位之后,仅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工业废气排放量中排在第十位。[5]

(四)开放中与各国互利共赢

  对外开放使我们自身受益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稳定与繁荣做出了贡献,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因中国增长而获益。互利共赢的效果使我们的开放为世界所接受。

  我们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基地,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全球消费者因此而受益。来自中国的进口消费品,使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每年节省了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的消费支出,成为过去30年中抑制全球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们不断扩大进口,成为重要的“世界市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进口国,从全球进口了大量的中高档消费品、高技术含量的投资品、中间投入品和资源性产品,为这些产品的出口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因此而获利的机会。最近5年,中国进口增量占全球进口增量的十分之一左右。2006年,中国是美国第五大出口目的地,是日本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和欧盟第五大出口目的地。2007年,周边国家/地区与我国贸易总额占全部贸易的比重为60.8%。周边国家/地区与我国贸易总额为10080亿美元,占我国全部贸易的比重为46.4%。[6]

  我们吸收外资,为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9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吸收了全球十分之一以上的跨国直接投资,1994年这一比重高达13.3%。最近几年,中国吸收外资占全球直接投资的比重在6%-10%之间,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东道国。特别是对周边国家来说,中国已成为其中许多国家海外投资最大的东道国。周边国家/地区对我国的投资额占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的60%以上。

  中国加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将低成本要素融入全球产业链条中,支撑了全球经济过去十多年的高增长、低通胀格局,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进入全球分工体系中。美国、欧盟和日本提供资金、专利、设计和技术,零部件在中国、东亚和东南亚生产,加工组装在中国,最终产品销往美欧日。这种分工格局使得中国在对美、欧贸易保持顺差的同时,对亚太地区内国家/地区的贸易却出现不断扩大的逆差。2007年,中国对美国顺差1633亿美元,与欧盟顺差1342亿美元,但是与日本逆差319亿美元,与东盟逆差142亿美元,与韩国逆差476亿美元,与台湾省逆差776亿美元,逆差合计1712亿美元。全球和本地区产业分布和贸易格局因此发生显著变化。

四、渐进式开放与渐进式改革:中国特色及其理论意义

  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并不相同,却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从学术角度看,对中国开放实践的理论解释,是一个很有挑战性和创新前景的研究领域。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历程,为理论研究提供了较长时间跨度的实践基础。

(一)渐进式和适应性:中国开放模式的突出特征

  中国的对外开放过程与一些西方主流学者和国际经济组织的观点很不相同。这些观点认为,开放应该是“一揽子”的制度安排,涉外经济体制甚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应有全面改革。外贸体制应该有的改革包括:取消进出口的指令性计划,消除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的“隔层”即取消专业外贸公司和给予生产企业外贸权,贸易项下的汇率市场化等改革措施。吸收外资特别是西方大型跨国公司大规模在华进行长期投资,要求有公平竞争、透明稳定、市场化、法律完备的投资环境。[7]企业是贸易和投资行为的主体,给予企业自主权、取消指令性计划、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等改革是开放不可或缺的前提,只有企业的产权关系明晰,才会有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和行为,才能对在国内国外配置资源的机遇做出积极反应。(IMF等,1990; Blanchard等,1991; Lipton和Sachs,1990)。

  然而,中国的开放进程却明显偏离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义和许多国外学者的建议:专业外贸公司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虽然逐渐下降,但至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生产企业直到开放20多年后才普遍具有了外贸权;外汇管理体制长期“双轨制”,1994年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仍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投资环境是逐步改善的,在较长时期内并没有形成所谓较为完备的市场化、法制化基础,外商投资企业长期在半市场、半计划的不规范状况下运营。从体制环境看,国有企业和和一部分城乡集体企业继续在按西方标准没有清晰界定产权的环境中运行;相互竞争的企业面对不同的法律、财税和预算约束环境。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很长时期内是“渐进式的”和“不完全的”。不少海外学者对这种状况很担心(例如 Naughton 2000和 Mastel 1997),感到中国的外贸改革难以顺利推进。然而,就是在这种“渐进式”和“不完全”的开放过程中,中国却能在长达20年的时期内,保持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出口增长率,吸引了全球约六分之一的跨国投资,中国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开放模式?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本文尝试对此做几点解释。

  1、决策者的实践准则和最大限度寻求共识的需要

  开放决策之初,决策层并未描述开放的长期目标,而是本着推动经济增长的愿望,一步一步推出局部的、尝试性的有限开放措施,“摸着石头过河”,顺应形势发展变化逐步向前走。从步骤上看,充分考虑国内产业承受能力,渐进开放国内市场,尽量为国内企业发展留下空间。从减少开放冲击和阻力考虑,渐进式开放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渐进式开放是一种“放开增量促进增长,保护存量既得利益”的开放方式,在开放初期既允许新类型出口企业的成长,例如大量“三来一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又不触及原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国有贸易公司,对经济、社会的震动较轻,改革的阻力较小。当开放“渐进”到增量成分占有较大比重时,才具备了对原有对外经贸体制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条件。

  2、国情决定“不完全”的开放也有显著收益

  国情的突出特点决定了我们可以从开放中获得显著收益,即使这种开放很有限。我们国情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国内要素结构失衡,各种要素不匹配,无法局限在国内进行有效配置。我们的劳动力资源特别充裕,而其他要素均相对稀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的生产要素占全球总量的份额为:劳动力为23%,土地和淡水等不可贸易的资源仅占4%-7%,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仅占3%-4%,固定资产投资不足1%,研发投入不足0.5%(见图10)。如果局限在国内资源进行配置,大量的劳动力就无法与其他要素有效结合,无法进入现代经济活动之中。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根本途径,一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通过国际市场平衡盈缺。这实际上也是我们过去30年的基本道路:通过扩大开放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大出大进缓解国内要素结构失衡的约束。国情特点的另一个方面,是我国开放初期的就业结构。我们不仅劳动力数量多,而且不同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报酬水平相差甚远。开放初期,中国的劳动力结构以农村劳动力为主,因而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机遇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问题,有几亿可接受相对较低工资水平的待转移劳动力,支持了出口产业和外资企业的逐渐成长。但是这种方式对其他准备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和对转轨国家可能适应性较差,例如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在开放初期,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甚至占有高达90%以上的份额,农村劳动力数量少,比重低,没有为“开放型经济”的成长留下多少低成本、待转移的劳动力。中国大量低收入农村劳动力提供了长达近30年的低成本开放进程。

 

  3、与改革进程相适应

  30年前,我们的改革开放同时起步。通过改革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经济实力得到空前提高,社会各个方面都从中获益。改革使经济社会的活力及调整、适应能力大大加强,在一些国有企业因体制机制约束、受到开放竞争压力的同时,多种所有制经济却在高速成长,国内产业整体上规模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变,全社会对开放的认可度和适应性大大增强。

  4、与经济运行状况和企业能力相适应

  在非国有经济没有在经济总量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前,在国内价格与汇率机制的改革没有基本到位之前,贸易自由化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从微观主体的能力看,企业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是一个信息处理机制的复杂转变过程,企业只能通过实践过程逐步适应。在企业竞争力有明显提升之前,全面开放会对企业造成过强冲击。因此,在开放区域上,从经济特区开始,逐步向沿海地区和全国推开;在产业和市场开放上,考虑国内产业的承受能力,渐进式向前推进,必要时设定合理的过渡期。在开放渠道上,长期坚持采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主,控制国际商业信贷特别是短期信贷资金,审慎、逐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这种逐步推进的开放进程,为企业和各个方面留出了适应和调整时间,增强了国内产业的承受能力。

  5、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符合我们需要的外部资源不断增加

  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从商品全球化、制造全球化向服务全球化、研发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发展。有愈来愈多的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动和配置,跨越国家边界的经济活动日益增加。上世纪后20年,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全球GDP增长速度的近两倍,2001年到2006年,世界商品贸易年均增速高达14.1%,是GDP增长速度的近三倍。跨国投资再次进入快速扩张时期。世界各国都看准这个机遇,不断扩大开放程度,世界贸易依存度快速提高,从2001年的48%上升到2006年的69%。这些都表明参与全球化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使参与全球化各方获利的机会更多。这种有利的外部环境,使我们通过开放能够吸收的有利资源不断增加,开放收益明显。

(二)开放推动改革:开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重要性

  1、开放提出的要求推动了改革起步

  我国除农村之外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四个经济特区开始的。在当时的认识和政治环境中,“为开放而给予一些特殊政策”,较之“按市场经济原则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容易得多。特区设立之初,在经济运行方面实行特殊的管理体制,方向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包括:特区可以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指导下,主要采取市场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商品和物资价格适度放开;鼓励特区吸收外商投资,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中占有较高比重,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扩大特区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允许企业有更多的自主决策权;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特区外汇收入在一定期限内全部留用等等。这些先行的试点,都具有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第一步的开创意义。在这些特区,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政企关系、企业所有制结构和治理结构、经济管理体制、法律法规体系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形成和发展,在全国都先试行先。特区不仅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试验区,也成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

  同样道理,为了“鼓励换汇,进口急需物资和先进设备”而对外经贸体制进行改革,要比“适应市场经济改革企业管理体制”容易得多。出于对外汇的需求和对国际竞争压力的感受,改革的启动和进展几乎没有碰到非经济因素的明显干扰。改革的内容包括给予企业自主权,下放外贸管理权限,汇率和价格双轨制及并轨双轨制的生产要素市场等,都对经济体制整体改革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对外经贸领域成为除农业外,我国率先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领域,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从早期的改革开放看,对外经贸方面的改革措施相当有力,其引入的示范效应推动了整个改革进程。它对改革发展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农村改革(周小川等著,1996)。

  2、适应全球竞争的压力推动了改革深化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增强出口产业竞争力和改善投资环境,成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重要力量。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也要求深化企业改革和改变政府管理方式。一是推动了企业制度改革。外资企业大量进入,在企业治理方面提供了示范效应,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竞争,也要求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完善治理机制,增强自身能力。二是推动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我国价格管制的放松、投资体制改革、审批制度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都与使我国投资环境更适合外资企业运行的考虑有关。三是推动了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接轨,在1985年3月制定了接近国际惯例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的基础上,1993年7月开始在全国推行新的会计制度,基本上做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四是推动了各级政府职能转变,各地致力于改善投资软环境,减化审批手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一个窗口对外,建立健全中介和公共服务体系,并且逐步从主要服务外资企业向服务所有投资者转变。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开始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备工作。WTO倡导的国民待遇、透明度、非歧视、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适应成员国经济贸易体制与WTO多边体制相一致的要求,适应国内企业将更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国内改革加速,以开放促改革的进程进一步加快。第一,清理、修订法律法规。WTO要求成员国贸易法律制度与多边规则相一致,我们按照这个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修订法律法规工作。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涉及领域最广的一次清理修订法律法规工作,至2005年底,仅在中央层面就制定、修订、废止了3000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第二,保持外经贸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各级政府部门对有关对外经济贸易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了全面清理,凡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定和中国承诺的一律进行修订和废止,还完善了保证透明度的机构和机制。第三,履行开放市场承诺,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服务领域开放扩大,金融等领域还引入了国外战略投资者,国内服务业的改革和发展加快。第四,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为了兑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和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良好条件,各级政府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全面加快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03年制定新《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规范、透明提出了更加严格、具体的要求。强化行政行为的责任和监督。第五,知识产权保护得到加强。修订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已基本与世贸组织TRIPS协议的有关要求相一致。总之,加入WTO的过程,就是我国改革深化的过程,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减少审批、企业改革等多年来进展困难的深层次改革问题都得到了加快推进。

  3、外商投资企业发挥制度示范作用

  开放以来,我们设立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改革发展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外资企业具有适应全球市场竞争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为国内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了“眼见为实”的学习机会,国内许多有志于成为全球性公司的大企业,由此学到了如何治理公司和管理全球业务。与外商合资是较早时期国有企业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改革的主要形式,是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成分增加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合资推动企业制度改革,是不少企业引入外资的主要考虑。同时,外资企业是国内市场上新的有力竞争者,增加了竞争压力,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许多企业改革加速,一些有较大争议的深层次改革也得以下决心推进。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金融、保险、电信服务、批发零售商业等行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竞争压力推动着这些行业的改革不断深化。多年来,外资企业引进和培养使用了大量的经营管理人才,其中不少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流动,成为外溢效应产生的重要载体。

(三)一个案例:开放推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下面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为例,描述体制改革从适应开放要求起步、随开放扩大而深化、从适用于外资企业向普遍适用的渐进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开放之前,中国实行国家集中管理和中国银行统一经营的外汇管理体制,即外汇的统收统支制度,汇率是固定汇率。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开始逐渐进行,方式和推进速度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如何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便于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运营。当时我们希望多吸收一些外资,但外商投资企业认为外汇管制是妨碍其在中国经营的严重问题。为此政府陆续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管理办法,主要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可以自由收付;外汇股金、外汇借款和出口外汇收入,都可以在中国银行开设外汇账户,也可以在港澳地区或外国银行开设账户;外国投资者在纳税后的所得利润分成,可以自由汇出,等等。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外汇管理体制不能适应要求的问题日显突出。导致矛盾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商投资企业外汇收支不平衡。在这种情形下,外汇调剂中心应运而生。1985年11月,中国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在深圳成立。到1989年末,约有90个外汇调剂中心遍布全国各地。外汇调剂中心的建立是我国外汇管理体制从统收统支为主向市场交易为主这个转变的开端,是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意义重大的一步。

  外汇调剂的规模、渠道和方式都是渐进拓展的。开始时仅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之间通过外汇调剂市场进行外汇调剂,以后又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进行外汇调剂。在开始阶段,国家对外汇调剂价格有所限制,1988年以后,基本上放开了外汇调剂价格。外汇调剂市场的汇价基本上是一个自由竞价的过程。但是,外汇调剂价格能否被近似地视为“市场汇率”,不仅取决于价格可否自由决定,还要取决于交易量的大小,交易量愈大,近似性愈强。外汇调剂中心建立后,外汇调剂数额和占出口额的比重增长很快,到1994年新外汇管理体制启动前,外汇调剂额已经占到出口额的四分之一(见表2)。如果按净创汇额计算,外汇调剂额占净创汇额的比重要高得多。据中国银行的权威人士估计,1992年,外汇调剂市场的交易量约占全国用汇量的二分之一。[8]这样大比例的交易量,使人们有理由将外汇调剂市场汇率近似地视为“市场”汇率。

表2    外汇调剂市场调剂的外汇额及其占出口额的比重

年份

外汇调剂额(亿美元)

当年出口额(亿美元)

外汇调剂额占当年出口额的比重(%

1987

47

394.4

11.9

1988

62

475.2

13.0

1989

86

525.4

16.4

1990

125

620.9

20.1

1991

180

718.4

25.1

1992

250

849.4

29.4

1993

228

917.4

24.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外汇管理局提供的数据计算。

  在长达10年的渐进“放开”之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建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进行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行结汇、售汇制度;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实现对外汇和国际收支的宏观调控等。此前存在的外汇调剂市场和调剂汇率,为我国新外汇管理体制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机制和价格参照系。

(四)中国开放进程仍符合基本规律

  中国开放道路的独特性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是否“特殊”到了这样的程度,现有的理论不能有效解释,需要构造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我的理解是,中国的开放从起点和步骤上看,从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截面上看,的确显示出与多数国家开放模式的较大背离,但从长期趋势和本质特点看,仍然遵循经济开放的基本规律。

  第一,理论推断应该出现的基础性变化我们都遵循。在基本走势和主要特征上,我们呈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进程中相同的变化趋同: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迅速变化,劳动密集的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的主要带动部门;部分国内产业链分解重组,进入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在原有产业受到开放冲击的同时,新的优势产业迅速成长;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推动国内各方面改革进程;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本国货币从贬值到逐步升值等等。这些都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开放画面。

  第二,我们国情方面的独特影响都能给予理论解释。我们开放虽然渐进但却持续,开放程度广泛深入,超过许多更早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国要素结构严重失衡、对国际交换要求迫切的表现;我们的开放从特区起步,在开放中迅速成长起来一批外向型企业,并呈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与我国有港澳台投资者这个独特的优势、以及开放初期国内产业的分散竞争格局直接相关;我们能够有效地控制开放进程,从地域到产业都把握住进度,这与我国政府干预经济的传统能力有直接关系;数量众多的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在竞争中都获得很大发展,这与我们市场规模巨大、可容纳多个竞争主体直接有关。总之这些表现虽然独特,但都有相应的理论解释。

  第三,不同开放道路是各自权衡,并无优劣之分。多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将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轨国家的改革开放分为两种方式:渐进方式与激进方式,并讨论哪种方式更合理。笔者的观点是,渐进式开放与激进式开放的区别只是相对的,没有哪个国家一夜之间将贸易和投资体制全部放开,差别是进度快慢和控制进程的方式不同,中国的特点只是“时间较长、控制有效”。从绩效方面看,并不能由此得出哪种开放方式更优的结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轨国家在开放初期经济社会有较大波动,但进入90年代后半期以来,亚洲、拉美、东欧、中亚若干转向开放经济且进度较快的国家,经济状况普遍好转,特别是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家迅速扩大开放,较快融入全球经济,经济增长表现同样突出。我国渐进式开放到目前为止效果很好,但也积累下来一些问题,诸如人民币多年稳定后的升值压力和“热钱”问题、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对宏观调控形成的压力等,都是我们需要迈过的挑战。总之,开放方式和进程快慢是各国的权衡选择,我们虽然成功,但并不意味着渐进开放是普适和更优的。

  第四,我国开放理论研究完成了范式转换。在较早时期,理论界研究这个问题,主要着眼于贸易商品使用价值的转换,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作为对外经济交往合理与否的基本判断标准,强调进口我们短缺和不能生产的商品,出口是为了“换汇”保障进口等等。随着开放深入,这个标准已经缺乏足够的解释力,需要引进新的分析方法。到80年代中期以后,日益增多的研究者开始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研究开放问题,经常使用“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以及更多的现代理论框架分析我国开放问题,完成了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多年来开放理论研究的进展表明,在分析我国对外开放问题时,国际上通用的分析框架或许不是最恰当的,但起码是可以有效参考的。实际上,这些理论即使在分析发达国家的开放问题时,也并不见得十分贴切,存在许多重要争论和不同观点,理论本身也仍然在发展与变化之中,适宜总是相对的。

五、开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内外资企业的市场地位和竞争环境不同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运行环境与市场经济国家有较大差异,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投资经营有许多困难。为了吸引外商前来投资,我们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其中长期普遍实行的是对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和其他税费优惠政策,此外还先后采用过价格差别政策、进出口关税优惠政策等。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也长期面临非国民待遇的问题,包括不能获得计划内能源原材料供给、当地融资限制、当地销售产品限制、股权比例限制等。此外,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由于体制机制不到位,在自主权、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在做好做强企业这个“动力”的层面上,与外商投资企业处在实质上的不平等地位。这些问题导致内外资企业在市场上处于不平等竞争状况,总体上对国内企业不利。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不断完善,适应外资企业正常经营要求的各方面条件基本形成,国内企业改革改制也有显著成效。最近几年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有些逐步取消,有些实际效果减弱;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基本得到保障。2008年1月1日起,实行国内外企业税制合一改革即二税合一,取消了以往对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内外资企业的政策环境平等已经基本做到,体制环境平等的状况也有根本变化。

  2、对国内资金的“挤出”效应

  在吸收大量外资的同时,国内资金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是近几年我国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外资进入对国内投资有带动作用,也有“挤出”作用。带动作用体现在外资和内资的互补作用上。外资进入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增加了新的资金需求,例如对配套产业的需求,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对基础设施的需求等等。总体上看,国内密集使用外资的地区,同时也是密集使用国内资金的地区,这是互补作用存在的一个例证。“挤出”作用体现在外资对内资的替代作用上。导致“挤出”效应有竞争不平等这个因素的影响,内外资企业在体制和政策上有差别待遇,使国内企业对不同来源的资金偏好不同,更倾向于使用外资,不少企业更倾向于获得“外商投资企业”的身份。同时,国内金融体系的缺陷是产生“挤出”效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虽然有高额的居民储蓄,但将资金集中到能够安全而有效率地使用资金的企业手中的体制不够完善。投资者要求高回报,融资者要求低成本,需要金融市场有效率。特别是股本投资是一种跨时交易,需要较长时期才能获得回报,需要一种可信的制度基础,使投资者相信其权益会得到良好保障,直接融资体系才能迅速健康地发展起来。不少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国家倾向于更多地吸收FDI,因为国内融资困难多,成本高。[9]

  3、扩大地区之间收入差距

  对外开放对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一个突出问题。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在地区之间分布不均衡,是我国地区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存在于开放经济中的经济地理效应:由于受到运输条件和成本的影响,愈是广泛地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分工,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愈会集中到交通便利的沿海和沿边地区。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的93%和吸收外资的89%,都集中在沿海地区,较高的对外开放度带动东部地区较快发展。同时,出口退税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主要由东部地区享受,使开放产生了收入分配的效应,东部地区得到更多税收优惠。以出口退税为例,2005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出口退税3250.8亿元人民币,其中东部地区得到退税2874.1亿元,占全部退税额的88.4%,中西部仅得到11.6%。虽然通过人员流动和中央转移支付,沿海地区快速发展的收益部分地被内地居民所分享,但总体上看,扩大开放是拉大区域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4、放大国内结构和体制失衡,增加政府调控难度

  国内经济结构和体制环境中还有许多失衡和不完善的方面。随着开放的扩大,这些问题有可能成为获利机会,导致问题进一步扩大和加剧,并使国内调控的难度增加。最近几年,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人民币升值中的“热钱”流动压力。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汇率并轨前,人民币汇率总的趋势是贬值。1994年汇率并轨且官方汇率一次性大幅度贬值。此后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略有升值。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出现了持续的、大规模的“双顺差”和资本净流出,人民币内在的升值压力出现。从国际经验看,在这个阶段出现本币升值现象,既是必然的,也是有益的,能够促进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效益、抑制国内资产价格上升、增加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获利等。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上调2个百分点,此后开始了缓慢持续的升值过程。以往我们长期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国内外各方面普遍认为升值前的汇率远离均衡点,积累的升值空间显而易见,甚至出现在国内通货膨胀时继续升值的“反常现象”,因此,有较多资金跨境流动以套利,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带来较大困难。二是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外资获利问题。最近几年,外资以购并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的项目增多,有一些项目购并改制后,市场溢价明显,外国投资者从中获益丰厚。并购后资产价格的变化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经济学的原理讲,只有当并购过程对双方企业都产生利益溢出即并购的利益超过不并购时,并购才会发生。也就是说,潜在收购者对一家公司预期收益流量的估值要高于现在的股东,而现在股东对被并购后所得收益的预期要高于并购不发生时的预期,因此并购一定有财务动机。如果认为并购后资产得到升值就是不合理的交易价格,这种观点不是市场经济的观点。但是,与国有企业有关的购并行为,受到体制因素的特殊影响,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内在激励与约束机制有差异,在购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权益往往得不到真正关心,有些方面的利益相关者还可能期望以国有资产权益的损失为代价,获得小集团和个人利益。这些正说明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存在缺陷、必须加快改革。我们不可能期望交易过程中导致“贱卖”的机制可以在不交易时产生“主人翁”的效果。因此,外部监管难度较大,压力持续存在。

六、迈向新的开放阶段

  经过30年的开放和持续增长,我国收入水平显著上升,国内生产要素比例有显著改善,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和外部环境都有明显变化。我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2000美元。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收入水平。迈过这个台阶,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加快,本币升值压力加大,吸收外资方式增多,对外投资快速增加,资本净流入速度减缓,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关系都将出现诸多新特点。在发展新阶段,开放的重要性没有丝毫减退,开放水平要进一步提高。我们要继续保持踏实理性、学习借鉴、兼收并蓄、互利共赢的开放心态,更加自信和自觉。这里仅提出几点思路性的考虑。

  第一,提高开放水平要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扩大就业为重点。

  我们正处于比较优势调整升级的变化之中,低成本优势减弱和劳动生产率上升两种趋势的净结果,决定我们今后的竞争力。今后提高开放水平的着力点,是要组合利用全球范围内的资金、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集成各方面优势资源,加快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新的竞争能力。同时,我国就业问题在较长时期内仍将存在压力,从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比例结构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待就业者数量巨大的现象将长期并存。随着高等院校毕业生规模的扩大,就业期待岗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继续保持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大力增加外向型服务业就业岗位。概括地讲,开放在新阶段的重要性,要更多地体现在“引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各种有利条件,输出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的劳动密集产品”。

  第二,以全面、双向、互动的开放格局作为权衡战略问题的出发点。

  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一是全面。从商品、资金、技术的流动、竞争与合作,到人才、政策、制度的竞争与互动。二是双向。以往我们出口商品和引进资金技术的地位更重要,今后商品和要素将出现双向跨境流动格局,意义同样重要。三是互动。我们与各国特别是各大国在利率、汇率等问题上的相互影响、我们与外部经济相互依赖和共同发展的关系进一步深化。我们要以长期眼光和全局视角平衡各方权益,综合考虑作为投资东道国和投资母国之间的利益均衡,考虑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之间的利益均衡,考虑保护国内市场和推动别国开放市场之间的利益均衡,考虑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均衡。特别要理解进口、对外投资和维持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对我们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切实推动相关方面的改革开放进程。

  第三、发挥市场机制在跨境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如果市场信号扭曲,开放过程就会出现相应的扭曲行为,而且监管十分困难。加快几项基础性改革意义重大。一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制度建设,减少对外合作与竞争中为小集团和个人利益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行为。二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提高国内金融体系配置资产的效率,减少那些虽然国内投资和融资双方都有需求、但因体制障碍得不到有效结合、转向外部投融资的行为。三要完善法律法规和市场体系建设,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减少资源流动和重组成本,促进内部外部资源的合理配置。四要完善汇率、利率等基础调控手段,在开放条件下,中国的投资机会要面对全球投资者,中国的投资者也面对全球市场,基础信号失真带来的扭曲体量庞大,负面影响明显,校正成本很高,要尽快地使市场发出正确信号,引导跨境商品和要素流动更加合理。

  第四,建成稳定的制度性开放体制。

  过去30年,我们通过政策性安排和制度性安排两种方式推动渐进式开放,进程、范围和深度都不易预期,稳定性也较差。今后的开放目标,应该是建成稳定的制度性开放体制。一是开放体制法制化。要加快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反映和遵循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即国民待遇原则,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等。同时要提高执法水平。二是对外贸易和投资体制中性化。在企业自主权、市场地位、汇率形成机制、外汇管制等各个方面,对贸易和要素的双向流动都给予平等地位,没有特殊和突发因素,不再特别支持或约束某个方面,实现商品、服务、要素和人员更加自由的双向流动。三是制度设计国际化。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运转制度,不少国家已经实践多年,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从头开始不断试错,而是应该结合国情充分借鉴。这既使我们在建设开放性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少走弯路,也使我们的体制符合国际惯例,理顺外部关系,推动全球公共治理的发展。

  第五,立足互利共赢,维护和发展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

  从我们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看,我们长期需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一个全球性的资源、资金、技术和产品的开放体系,符合我国的长期利益。随着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的增长,我们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大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关系处于调整和变化之中。国际上对中国经济成长和开放具有两面心态,一方面,认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成长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另一方面,对我们的疑虑和担心也在增多,在他们看来,我们有巨额贸易顺差,有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和海外投资能力,对其国内企业、就业和产业安全等产生不利影响,贸易和投资保护倾向有所加强。我们要看到,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关联日益密切,任何国家都难独善其身,需要通过扩大沟通合作,推动利益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的经济社会难题。中国要以积极态度与各国一道参与全球经济事务,在处理全球经济事务和调整完善相关国际准则时,要综合考虑各方诉求,这是有利于处理好我国外部关系的重要基础。从目前的趋势看,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和程度不断深化。已逐渐超越WTO的框架,扩展到投资竞争、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工标准等领域。我们要充分理解我们自身情况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最新进展,推动各个层面的协调开放和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维护和发展符合我国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外部环境。

  过去30年,我们通过开放促进改革发展成就非凡,举世瞩目。未来十多年,如果我国的开放型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推动增长方式转型,推动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就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成功典范。像“日本模式”、“韩国模式”一样,世界经济发展经验的宝库中将呈现着世人瞩目的“中国模式”。我们的经验如果可以被别人分享,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多方面机遇,推动改革和促进发展。

注:

[1]“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对外贸易方式。来料加工等指由外商提供原材料、零部件或元器件,中方按对方要求进行加工或装配,成品交对方销售;补偿贸易即是由外商提供技术设备、原材料和服务,中方企业按照对等金额以产品或劳务偿还。
[2]由于数据口径关系,吸收外资增长率为1985-2007年的平均数,对外投资增长率为1982-2007年平均数。
[3]人民币为1985年不变价,美元为1985年不变价。
[4]世界银行编写组(2001年):《全球化、增长与贫困(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
[5]世界银行编写组(2001年):《全球化、增长与贫困(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
[6]周边国家/地区包括东盟各国、韩国、日本、台湾地区、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蒙古。
[7]例如,世界银行多次提到这个观点,如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国际资本流动与发展》和1987年世界发展发展报告《工业化与对外贸易》,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1987版。
[8]引自周小川《人民币走向可兑换》,“90年代中国对外经贸战略高级国际研讨会”论文(1994年)文中的数据。
[9]魏尚进对这个问题做过综述,参见魏尚进(2006)。


主要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研究参考资料》,2006年,第18期。
[2] 江小涓:《跨国投资、市场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行为》,《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
[3] 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4] 江小涓等:《全球化中的科技资源重组和中国产业竞争力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5] 李辉:《经济增长与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经济研究》,2007年第二期。
[6] 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世界投资报告2005:跨国公司与研发活动的国际化》,中文简本,联合国贸发会议。
[7] 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世界投资报告2005:跨国公司与研发活动的国际化》,中文简本,联合国贸发会议。
[8] 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9] 世界银行编写组:《全球化、增长与贫困(2001年)(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
[10] 王洛林主编:《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3-200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 魏尚进:《政府良治、经济发展与金融全球化》,《比较》,第22辑,中信出版社2006年1月。
[12] 周小川等著《迈向开放型经济的思维转变》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2月。
[13] Blanchard, Olivier et al, 1991,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MIT Press.
[14] IMF, IBRD, OECD and EBRD, 1990, “The Economy of the USSR: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Washington D.C.
[15] Lipton, D., and Jeffrey Sachs, 1990, “Creating a Market Economy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No.1.
[16] Mastel, Greg, 1997,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Middle Kingdom Emerges”, ME Sharpe Inc.
[17] Naughton, 2000, “China’s Trade Regime at the End of the 1990s: Achievements, Limitations, and Impact on the United States”, in Ted G. Carpenter and James A. Dorn, eds., “China’s Future: constructive Partner or Emerging Threat?”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2000, P235-260.

(作者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


[打印]
[发送给朋友]
[放入收藏夹]
[复制地址]
相关点评 (共 0 条) 更多点评>>
我也说两句:[所发表的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 更多点评>>

字数少于500
用户名: 密码: 匿名
高级
最新文章
地产脱钩? [ 伍戈 ]
货币政策的一个半难... [ 徐高 ]
生猪存栏下降 猪肉... [ 徐奇渊 ]
“南猪北养”利弊探... [ 卢锋 ]
给低收入人群很多贷... [ 刘晓春 ]
预见经济:10月 [ 伍戈 ]
金融创新如何推动高... [ 林毅夫 付才辉 ]
落实国资划转社保决... [ 高善文 ]
最热文章
构建“三档两优”准... [ 孙国峰 ]
A股的“聪明钱”—... [ 徐高 ]
“南猪北养”利弊探... [ 卢锋 ]
负利率:金融之殇、... [ 彭文生 ]
人民币国际化再出发... [ 郭凯 等 ]
高度重视自主研发,... [ 余永定 ]
畅通制造业投融资的... [ 肖钢 ]
贸易战背景下,金融... [ 张承惠 ]

版权所有:北京四十人论坛顾问有限公司 秘书处电话(010-58297189)

联系我们: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208室 010-58297189   邮箱:cf40@1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