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三重变局：地缘冲突、技术变革与中间国家再定位

2025年，世界在多重裂变中步入一个极不平凡的历史节点。在2025年4月初美国政府推出“对等关税”之后，连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不得不感慨，中国多年前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实有“先见之明”。

与此同时，这一年的地缘政治冲突也持续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技术变革领域，人工智能（AI）与数字技术变革叠加中美科技竞争显著加剧，技术体系的局部双轨化特征初现。绿色转型与新能源产业扩张也正在重塑全球能源矿产的地缘格局。在此百年变局背景之下，中间地带国家加快抱团取暖，试图在中美之外打造相对超脱的“中间板块”。

未来，全球产业链的新一轮空间布局将如何演进？这将如何深刻影响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笔者试图围绕这些关键问题展开讨论。

产业链重构的主要驱动因素

百年变局不仅仅体现在地缘经济、地缘政治领域，AI和数字技术以及绿色技术领域的发展进一步衍生出新的竞争，也推动着国家间博弈的加剧。

地缘经济领域，“对等关税”政策叠加美国产业安全战略升级。2025年4月，美国通过行政命令对主要贸易伙伴施加“对等关税”，再通过一系列双边谈判试图在全球范围重排关税结构。美国贸易代表将这一做法称为所谓“特恩贝里体系”，宣称要在“对等”名义下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新贸易秩序。

与此相呼应的是，2025年末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置于突出位置，在“经济安全”部分重点强调平衡贸易、关键供应链和重要矿产安全、再工业化及关键与新兴技术优势等领域，主张将经济政策系统性纳入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框架。

地缘政治方面，冲突长期化与“通道安全”风险明显抬升。俄乌战事拖延不决，中东局势与红海危机交织，2025年又爆发了以伊短期高烈度冲突，黑海、红海、波斯湾等航道和周边港口的安全风险整体上升，部分关键航线不得不在“高警戒”“高成本”状态下运行。

能源产区、粮食产区与海运枢纽高度重叠，油气设施、粮仓港口和跨境管道频繁暴露在袭扰、封锁和绕行风险之中。“能源是否可得、通道是否畅通”已不再是偶发性冲击，而成为各国政府、跨国企业在制定产业布局、供应链重构和贸易战略时必须长期纳入考量的基础性因素。

技术领域，AI与数字技术变革叠加中美科技竞争显著加剧。以2025年1月深度求索（DeepSeek）发布DeepSeek-R1为标志，中国大模型在推理、数学和代码生成等关键指标上已逼近、甚至局部对标美国前沿水平，显著缩小了技术差距，引发政策层面与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这一进展强化了美方对技术外溢的警惕，成为其收紧对华出口管制的重要动因。

同期，美国推出“AI扩散框架”等新规，扩大对高端图形处理器（GPU）、云算力服务及闭源模型的管辖，并推动国会立法，使相关限制更具系统性与长期约束力。AI及其底层支撑技术，由此上升为中美科技博弈的核心支点。

同时，绿色转型与新能源产业链重塑能源地缘格局。在碳中和目标驱动下，各国加速实施碳定价、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政策，推动新能源汽车、光伏和储能等产业迅猛发展，带动锂、钴、镍、铜、稀土等关键矿产被普遍纳入“国家战略资源”的范围。由此在传统“油气政治”基础上，一套以关键矿产为核心的“矿产政治”体系正在形成。

同时，绿色标准与碳足迹规则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权重显著上升，“是否符合绿色与碳规则”已从末端合规问题，转变为影响企业投资布局、供应链选址和市场准入的前端决策变量。

在此背景之下，中间国家的战略主动性显著增强。一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开始在中美之外寻求第三种路径：更加谨慎中立、彼此更紧密一体化的方式。一方面，欧盟在对美信任下滑、对华分歧增加的背景下，更加强调战略自主，探索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平台的制度对接。

另一方面，新加坡、阿联酋等中小经济体牵头发起“未来投资与贸易伙伴关系”（FIT-P）等小多边机制，试图通过数字贸易、开放规则和供应链合作，把一批志同道合国家团结在一起。

这表明，越来越多国家希望在维持与中美双向互动的同时，通过规则联盟和区域联结构建“中间板块”，这一力量正在成为推动全球产业链版图演变的重要力量。

全球产业链重构新动向和主要特征

与前述冲击相应，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出以下新特征：

第一，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多节点“散而不碎”的特征，可调度化上升。在各种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之下，单一国家生产基地的模式正在被“多节点布局+区域网络”所取代。2025年以来，一批跨国企业在公开表述和实际动作中，都强调要在关键区域形成“2至3个可替代生产基地”，例如在东亚同时保留中国和东南亚产能，在北美同时利用本土与近岸生产，再辅以欧洲或中东的补充节点。

全球生产变得更加分散，但从龙头企业视角看，供应链并没有碎片化，而是演变为多节点、可调度的网状体系——零部件、工序和产能在多个国家之间不断“重新拼装”，企业通过冗余布局和动态调度，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换取整体运行的连续性与韧性。

第二，供应链的全球布局转向“小步快跑、轻重分步”。为应对诸多不确定性，跨国公司的投资转向谨慎，在关键市场普遍采取“最小化成本以应对不确定性”（Bare minimum）策略，比如先以组装、售后、品牌与渠道等轻资产、轻投入方式应对变化，再视冲击变化的持久性做出决定，看是否追加本地化生产和重资产投资。

由此，供应链重构呈现出“小步快跑、先轻资产再重资产”的节奏，这提高了机动性和回旋空间，但也意味着大规模、一次性的投资呈现下降趋势。根据《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给出的2025年一季度数据，全球FDI交易金额和项目数量均跌至历史低位，其中全球FDI流量较上个季度下降14%，同比也下降了15%。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25年10月发布的研究报告也对2025年全年的国际直接投资给出了负面判断。

第三，“矿产政治”与传统“油气政治”叠加。绿色转型和新能源产业兴起，在既有“油气政治”之上催生出以锂、钴、镍、铜、稀土等为核心的“矿产政治”体系。新能源矿产国家虽难以短期取代油气大国，却明显稀释后者在能源地缘格局中的地位，其战略地位和议价能力迅速上升。关键矿产的勘探开发、冶炼加工、材料与装备制造及本地配套的布局，正成为大国争夺和地区国家谋划的重要方向，当下这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尤其在新能源、汽车、电网装备等领域，很大程度上沿着“能源—矿产—材料—装备”纵向链条展开。

第四，供应链从物理网络走向云空间，局部技术体系加速“双轨化”。以DeepSeek等为代表的AI技术进展缩小了中美在部分领域的差距，美国则进一步收紧在相关领域的出口与服务管制。同时，供应链不再只是零部件与商品的物理流动，而日益演变为算力、算法与数据在不同监管体系间的配置问题。

围绕数据本地化、云服务安全、AI监管等议题，各国密集出台规则，中美之间在算力基础设施、技术标准和平台生态上的分化趋势加快，全球供应链在数字与AI维度上出现某种“双轨化”雏形。这既显著抬高了企业在数字环节的合规与协同成本，也增加了部分发展中国家在高端数字产业链中“搭便车”的成本与难度。

第五，值得注意的是，中间国家抱团取暖，产业链重构放缓且复杂化。一批不愿完全选边站队的中间国家开始更主动地抱团取暖，试图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争取更多集体话语权与缓冲空间。这为跨国企业提供了“绕开中美直接对抗”的布局空间，推动部分产能和贸易流向这些国家。

同时，由于这些经济体本身也在强化本国产业政策、提高关税与本地化要求，导致全球产业链重构并未形成顺畅的“新主轴”。结果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方向在空间与节奏上往往表现为“放缓而复杂化”——企业更多是在中国、美国以及“中间地带”之间做有限度的多点布局，而不是大规模、一次性的产业链迁移。

我国的挑战与机遇

从全球产业链重构视角看，我国面临三重结构性压力。一是制造网络向“多节点协同”演进，这虽然伴随产业外迁压力，但我国仍是关键核心节点。二是中美技术“双轨化”加剧，美方在芯片、算力、软件及数据规则上构筑“软封锁”，抬高我国的技术、产业升级成本。三是“矿产政治”与“中间板块”崛起，各国追求供应链多元与规则主导，我国难以延续过去以规模和成本自然集聚产能的模式，博弈复杂性显著上升。

不过我国也面临以下主要机遇：首先，全球产业链“散而不碎”的趋势，客观上削弱了任何单一国家限制我国的能力。只要稳住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我国完全有条件从“世界工厂”升级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枢纽”。依托在系统集成、标准制定、柔性制造和供应链控制塔等方面的能力，我国可凭借“组织协调力”而非仅靠成本优势留住优质产能。

其次，技术“双轨化”既是封锁压力，更是倒逼自主创新的历史契机。我国在大模型、垂直行业场景落地和工程化应用方面已形成比较优势。若能将这一优势与自主算力底座、开源生态、国产软硬件协同机制深度融合，有望在全球南方和中间国家提供一套“好用、可负担、不完全受制于美”的技术选项。这不仅可缓解外部封锁，更可能转化为制度性公共产品，助力我国从“技术跟随者”向“规则共建者”跃升。

最后，“中间板块”“矿产政治”的兴起，为我国参与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开辟新空间。围绕“资源—冶炼—材料—装备—市场”全链条，我国可与关键矿产国及新兴中等强国设计一揽子合作机制，并在本币结算、区域金融安全网、可持续债务重组、气候融资、AI技术等领域深化协作。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背景下，我国若能将产业链优势、市场体量与制度供给能力有机结合，就有望在“分散化但未碎裂”的全球重构中，赢得与自身经济体量和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

作者徐奇渊系CF40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文首发于《中国外汇》2025年第24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