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明确了新一年宏观政策取向，部署了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围绕这三个方面，我谈一些认识和体会。

一、2025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韧性增强

“稳”，表现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复杂变化带来的冲击，以及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整体运行平稳，前三季度实现5.2%的增长，主要经济指标符合预期。全年经济增长有望实现5%的预期目标，继续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经济总量有望达到140万亿元左右。

“进”，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技创新成果丰硕。2025年两项成果令人鼓舞：其一，自然指数2025科研领导者榜单显示，中国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反映中国高质量科研产出的快速增长；其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我国由2020年的第14位跃升至2025年第10位。

二是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人工智能等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加速应用推广，建成3.5万余家基础级、23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灯塔工厂数量占全球40%。我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制药、机器人等领域研发应用跻身世界前列。

“韧性增强”，突出表现为外贸出口逆势增长。美国实施对等关税后，各方面普遍预判我国外贸将遭受严重冲击。但从实际情况看，尽管前三季度我国对美出口出现明显下滑，但对非美国家和地区出口却大幅增长，带动整体外贸出口实现逆势上升。

前三季度外贸出口按美元计价同比增长6.1%，按人民币计价增长7.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明显高于“十四五”前四年平均10%的贡献率，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

受外贸回升带动，前11个月我国贸易顺差突破1万亿美元，达1.08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集成电路、汽车、船舶、液晶平板、医疗器械等产品出口增长强劲，折射出我国产业价值链加快升级，产业发展由大向强的转变趋势更趋明显。

我国外贸之所以显现如此强劲的竞争力，背后的逻辑在于低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的转变。过去，我国主要依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近年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链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数字经济和新能源优势等逐步形成，这些优势正在转化为新的综合竞争优势。如果说低成本优势可以被替代，那么综合竞争优势很难被替代。

具体来看，超大规模市场可以摊薄研发、投资、物流、营销、采购等成本，形成规模经济优势；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形成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和丰富场景，形成范围经济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释放出“工程师红利”，我国每年毕业的工程师数量超过发达国家总和，这是发展进程中最具自主性的力量；数字经济优势明显，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新能源发展势头迅猛，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60%，新能源发电量增量占全国新增发电量近50%。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经济运行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比较突出的是国内“供强需弱”问题。供给端方面，工业保持强劲增长、服务业生产显著回升，前三季度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分别达到6.2%、5.4%，均高于GDP5.2%的增速。需求端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明显低于GDP增速。

供需失衡导致物价持续走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已连续33个月在零值线附近波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38个月处于负值区间，GDP平减指数连续10个季度负增长，持续时间超过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7个季度。

价格持续走低，影响经营主体和居民的体感和预期，还可能形成负向反馈循环，不利于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这些问题是发展与转型过程中伴生的问题，绕不开、躲不过，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

二、2026年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需要置于“十五五”规划乃至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去统筹考量。

实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不考虑动态变化、价格和汇率因素，通常认为人均GDP需跨越2万美元的门槛，这就要求经济总量较2020年翻一番，对应的年均增长率需达到4.73%。

若2025年GDP增长实现5%的预期目标，“十四五”期间年均GDP增速就为5.4%左右；据此推算，“十五五”期间年均增长保持在4.5%以上，“十六五”期间年均增长在4%以上，就能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的目标。

但若纳入动态因素考量，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值会随着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同步提高。此外，国际比较是按换算为美元的名义GDP作比较的，这就要推动物价回归合理区间，并实现人民币汇率稳定上升。这些条件要求明年尽可能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速，在此基础上持续提升经济质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这一方面要求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运行面临周期性、结构性与体制性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还需加大跨周期调节力度，推进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规模、债务总规模与支出总量。既着眼当前，用好用足财政政策空间，也要为应对未来风险留有余地，确保财政可持续。

在政策质效上，着力提高精准性和有效性。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略财力保障，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资金，更加注重惠民生、扩内需、增后劲。同时在政府债务结构上进行优化，适当调整地方政府债中一般债与专项债的比重。

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就要求把物价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锚”，紧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GDP平减指数的变化，在价格水平回升至2%左右并相对稳定前，保持货币政策的足够力度。

在政策执行上，要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为经济回升向好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继续用好用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资金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三、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26年经济工作八个方面重点任务，需求端聚焦扩大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供给端着力科技创新、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同时，通过深化改革破解供需失衡问题，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从需求端看，扩大内需要统筹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实行“双轮驱动”。

从提振消费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提振消费，一方面要提高居民收入，会议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令人鼓舞；另一方面，要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政府加大教育、托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支出，就能减轻居民负担，进而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同时要看到，当前我国商品消费相对饱和，服务消费潜力巨大。扩大消费重点要由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要放宽准入限制、理顺服务价格，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在更多细分领域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满足中高收入群体多样性差异化的服务消费需求。

消费和投资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通常而言，消费是慢变量，投资是快变量，后者通过动员可在短期内实现较快增长。在居民消费预期偏弱和社会投资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靠前实施具备条件的“十五五”重大项目。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将集中推进实施，包括战略骨干通道、新型能源体系、重大水利工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城市更新改造等，为扩大投资拓展了空间。

同时，要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项目政府投资比重，加强学前教育、健康养老、文化体育、休闲旅游等领域补短板投资，推动更多资源“投资于人”，同时加大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安全保障等领域投资，实现扩大投资与消费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提升良性互动。

从供给端看，加快以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到，推进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将北京、上海国际科技中心拓展至京津冀、长三角区域，进一步拓展了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空间。

在全球创新集群排名中，粤港澳大湾区位列第一，北京排名第四，上海-苏州排名第六，三大板块均处于全球领先梯队。这三大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将对我国提升在全球创新格局中位势产生重要影响。

科技创新需更加突出原始创新导向。原始创新就要从源头做起，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随着新科技革命下科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要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

“十五五”时期要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大长期稳定支持，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国内领先行列。

从供需平衡看，要通过深化改革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一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当前市场准入较为便捷，但退出渠道不畅，“进易退难”问题突出，需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落后过剩产能的有效退出机制。

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长期以来，我国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消费地政府难以从中受益，对促进本地消费动力不足。要加快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定下划地方”的改革举措，激励地方政府推动扩大消费的积极性，改变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行为模式。

三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要加快落实“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鼓励常住地政府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提高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巨大消费潜能。

总之，要将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更好结合起来，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推动中国经济这艘巨轮行稳致远。

作者王一鸣系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本文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