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出资本市场改革“组合拳”，从延长A股交易时间、独董自律到破产保护

分步延长交易时长　以数字化配套对冲潜在成本

Q：您提出延长A股交易时间的建议，这一调整对提升A股全球吸引力的意义何在？

田轩：交易时间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长问题，它关乎定价效率、市场流动性和投资者的真实获得感。

目前A股每天4小时的交易时间，是全球主流市场中最短的。这种设计在早期市场体量较小时或许可行，但随着A股上市公司数量已突破5400家，市场深度和复杂度大幅提升，交易时间与市场体量不相匹配的矛盾已经日益显现。

从提升市场国际化水平的角度看，延长交易时间具有多重积极意义。

第一，有利于增强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性。目前我们下午3点收盘，而欧洲市场刚刚开盘，通过适当延长交易时间，可以与欧洲市场形成一定的交易时间交集，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便利的风险管理条件，这有助于吸引更多境外中长期资本参与A股市场。

第二，有助于提升价格发现效率。交易时间的适度延长，能够让市场信息更及时地反映到资产价格中，提升市场流动性和定价准确性，这是成熟资本市场的共同特征。

第三，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通过逐步实现与港股等主要市场的交易时间同步，可以有效减少因交易时差引发的信息不对称，为各类投资者创造更加公平的交易环境。

总体而言，适度延长交易时间是A股市场顺应国际化趋势、提升市场质量的重要改革举措。

Q：您提出“分三步走”方案，从与港股同步到最终接近纽交所水平，具体是如何考虑的？

田轩：改革必须考虑市场的承载能力和实施成本，所以我提出了“分步走”的方案。

第一步，也是当前最迫切、成本最低的一步，是将下午的闭市时间延后至16点。这一调整的实施难度最小，但效果显著。

它能立刻实现A股与港股交易时间的同步，为互联互通机制下的跨境交易提供更顺畅的环境；同时，16点收盘能与欧洲市场形成一定的交易时间交集，方便国际投资者进行跨市场的风险管理。

第二步，在第一步平稳运行的基础上，将上午的闭市时间从11点30分延长至12点。这样一来，A股每日交易时长将达到5.5小时，与亚太地区主要交易所基本接轨，也能更好地覆盖境内投资者的午间交易需求。

第三步是更具前瞻性的安排，将上午开市时间提前至9点，与新加坡等亚太主要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时间重叠，使交易时长增至6小时，接近纽交所的水平。这一步的核心目标不仅仅是增加交易时间，更是为了强化A股与国际市场的实时联动性，提升我们在全球资产定价中的话语权。

Q：延长交易时间可能会增加市场参与者的运营成本，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田轩：这正是我需要强调的一点，即必须“以数字化为抓手，做好监管和券商的配套准备”。延长交易时间不能是简单的“一延了之”，整个生态系统的技术支持必须同步跟上。

对于监管层而言，要借此契机推进监管大数据平台的建设，运用智能化的风险分析工具，完善风险早期预警模块，增强对市场异常交易行为监测的前瞻性和全面性。

对于券商等中介机构来说，这是一次提升服务质量、优化客户体验的机遇。他们需要升级数字化交易服务平台，通过对用户交易数据的深度分析来精准画像，为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提供更精准、更便捷的交易服务。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数字化效率的提升，来有效对冲交易时间调整可能带来的潜在运营成本，让改革真正惠及市场各方，而不是增加负担。

设立独立董事协会，推动独董制度　从“监管约束”向“监管+自律”转变

Q：您建议设立独立董事协会，主要是为了解决当前独董制度中的哪些核心痛点？

田轩：当前独立董事制度的深层结构性问题核心在于权责体系的失衡：一方面，对独董的履职责任认定尚不够清晰，实践中存在“重追责、轻保障”的现象；另一方面，独董获取公司关键信息的渠道有限，履职手段与所承担的风险之间难以匹配，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除此之外，独董的选任与管理机制也存在待完善之处。目前，独董的提名大多由大股东或管理层主导，这与其“独立性”的核心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同时，全国范围内尚缺乏统一的独董资格认定标准和系统性培训体系，导致专业能力参差不齐。现有的自律组织在对接监管、协调行业资源方面也面临局限，尚未形成有力的行业生态。

因此，我建议在证监会指导下设立全国性、非营利性的独立董事协会。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监管引导+行业自律”的双重保障体系，推动独董制度从过去相对单一的“监管约束”模式，向一个更成熟、更具内生动力的双轮驱动模式转变。

Q：如果成立这样一个协会，它将如何具体运作，才能真正让独董“挺起腰杆”履职？

田轩：这个协会的定位必须是权威且务实的。它作为行业自律组织，接受证监会的监督管理，但在治理结构上要体现独立性。我建议理事会中独董代表的占比不低于50%，确保能真正代表行业发声。

围绕制度痛点，协会需要设计一系列核心职能。

第一，要把好“入口关”，建立全国统一的独董资格认定和分层分类培训体系，实行“持证上岗”，提升整个群体的专业门槛。

第二，要解决“信息不对称”，搭建全国性的独董信息库和履职信息支持平台，优化选任机制，让真正有能力、有信誉的独董能够被市场看到和选择。

第三，要建立“评价与退出机制”，制定科学的履职评价体系，并建立能够与监管有效衔接的行业惩戒机制，形成优胜劣汰。

第四，要合理“缓释风险”，推动建立差异化的独董责任保险制度，并参与到责任认定标准的制定中去，为依法合规履职的独董提供保障。

同时，协会还需要与监管部门建立定期沟通、数据共享的协同机制，与上市公司协会、证券交易所等市场主体紧密协作，形成监管合力。

通过这一整套制度设计，我们希望独董不再是“花瓶”或极端案例中的“背锅侠”，而是真正能够凭借专业能力和独立地位，在规范公司运作、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专业力量。

修订《公司法　增设“商自然人”破产专章

Q：您建议完善《公司法》并建立商自然人破产制度，这将为创业者和市场经济带来哪些关键性的赋能？

田轩：这正是对企业家精神最直接的“保护”和对营商环境最直观的“温度”体现。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为创业者构建一个“安全气囊”——当创新试错不可避免时，它能保护创业者不至于“车毁人亡”，从而敢于再次出发。

目前，我们现行的《公司法》主要解决的是企业法人的破产问题，但对“商自然人”——也就是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以及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出资人——还缺乏专门的破产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创新创业的“容错机制”不够完善。

现实情况中，大量创业者为了企业的发展，往往需要以个人名义为公司债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一旦创业失败，不仅公司要关门，他们个人还要背负可能终生难以清偿的巨额债务。

如果缺乏制度化的退出通道，“一次创业失败、终生无法翻身”的顾虑就会抑制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这显然与国家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不相匹配。

值得欣喜的是，国内多地已经开展了个人破产制度的先行试点，最高人民法院也完成了多项相关调研，这为国家层面的立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因此，尽快修订《公司法》，将商自然人破产制度纳入其中，正是通过制度创新为创新创业“赋能”，让敢于拼搏的创业者拥有东山再起的法律保障。

Q：建立商自然人破产制度，公众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其成为“老赖”逃债的工具。如何做到既保护创业者又防范道德风险？

田轩：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平衡问题，也是立法必须处理好的关键。我们强调的商自然人破产制度，核心目标是保护“诚实而不幸”的经营者，为他们提供债务豁免和经济重生的合法渠道，绝不是为恶意逃债者打开方便之门。

所以，我建议在制度设计上强调严格的边界和配套。

首先，在公司法中增设商自然人破产专章时，必须建立合理的免责制度，对因不可抗力、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破产的商自然人给予免责保护，但对隐匿财产、恶意逃债等行为要建立严格的追责机制，做到“该救的救，该罚的罚”。

其次，必须有完善的配套支撑体系。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平台，整合工商、税务、金融、司法等多部门的信用数据，实现信息共享。同时，建立统一的个人财产登记系统，特别是要厘清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置规则，避免通过家庭内部转移资产来逃避债务。还可以建立个人破产辅导制度，为确有需要的商自然人提供专业的咨询辅导，确保他们能规范地进入破产程序。

此外，我们还需要金融机构的积极参与。建议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联合修订《贷款通则》，允许金融机构在商自然人破产案件中依法依规减免或豁免个人贷款，同时建立金融机构的免责机制，明确其在合规参与破产程序后的权利与义务，消除它们的后顾之忧。

这样，才能把法院大量“执行不能”的案件有序地引导到破产程序中来，既降低了司法成本，也化解了社会矛盾，真正实现通过制度创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本文系在今年两会期间21世纪经济报道对CF40成员、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