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率提升面临双重赶超任务，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至关重要
之前五位嘉宾的发言对于消费问题的阐述非常全面。我主要从超越周期性或短期宏观经济的视角做些补充，就破解消费难题提一些看法。
我认为，在原有框架内思考消费问题不是根本出路，已经在认识上和实施中面临诸多的矛盾，所以需要转换到更长期的角度来思考。应承认当前消费疲软问题部分源于三年疫情的冲击，这种周期后的磁滞效应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但这一问题越来越被结构性的长期因素所覆盖并维系，所以单纯依靠周期性政策手段难以有效解决。
一般来说，促进增长可以提高人们的收入和预期，达到刺激消费的目标。然而，消费本来就是增长的直接制约因素，这就像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认识上和政策思路上应该另辟蹊径。
很多人担心短期刺激措施可能产生副作用，其实这也是用周期性的手段应对长期结构性问题时所必然遇到的。另外，虽然我们也提到要重视需求侧问题，讲到要刺激消费，但迄今为止，需求侧的刺激手段可以描述为需求侧的供给手段而不是需求手段。
需求侧的需求手段只有两个元素，一个是消费能力，一个是消费意愿，与消费什么东西无关，与如何到达消费者手里也无关。总之，就刺激居民消费来说，可以暂且放下短期政策的思路。
“弱消费时代”的特征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可以称为“弱消费时代”的新发展阶段。
第一，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正在向中速增长过渡。这是发展阶段变化的自然结果。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均GDP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但同时具备相对良好的教育和健康水平。在改革开放红利和人口红利的加持下，中国避免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资本回报率长期保持高水平。此外，后发优势使中国无需在技术前沿上完全自主创新，节约了大量研发成本。这些因素导致中国经历了超高速经济增长阶段。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口结构转变，增长速度回归常态是必然趋势。
第二，收入差距变化趋势发生改变。中国经历过一段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那时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因为在一定时期必须要加大激励力度，为了改变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收入差距扩大趋势。2010年后，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收入差距缩小的幅度和空间正在收窄。全国基尼系数在2015年达到谷底后便没有继续下降。
从帕尔马指数（收入最高的10%与最低的40%之比）来看，中国整体收入差距大于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差距，说明城乡差距是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来源。
此外，近年来显现出来的创造性破坏和结构性就业困难的趋势，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由于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具有不同的边际效应倾向，所以过大的收入差距自然对消费不利，收入差距改善的趋势放慢，也是一个弱消费时代的表现。
第三，未富先老是抑制消费的长期因素。这一特征与人口结构相关，但并不仅仅表现为老年人消费率低。发达国家的老年人都是富人，消费力很强。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是在较低人均GDP水平上达到了较高的老龄化水平。
将调研数据所得出的城市消费年龄分布与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年龄分布相比较可见，青少年群体的消费率较高，但由于少子化趋势，这部分人口比例越来越小，并不足以支撑整体消费。
中年劳动人口消费率偏低，主要原因是他们面临“三重负担”：一是要缴纳社会养老保险；二是赡养家中老人；三是在人口抚养比变化的预期下，为自己进行预防性储蓄。三重负担使劳动年龄人口消费率过低的现象，可以称为“现收现付悖论”。
老年人群体的消费率更低，这与低劳动参与率、低且不均等的社会保障水平有关。特别是，超过一半领取养老金的人群只能领取非常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这些“未富先老”的表现将至少持续到2035年，是制约消费的长期因素。
消费赶超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挑战
中国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挑战，这一跨越的核心之一在于消费的跨越。美国经济学家艾肯格林等人的研究表明，消费率低的国家往往会遭遇经济异常减速。
中国当前面临着两个阶段性的跨越。
首先，中国即将跨越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过去的标准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约1.2万美元，尽管中国已接近这一标准，但由于世界银行不断调整标准以及汇率因素的影响，中国尚未正式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然而，更重要的是，到2035年，中国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的主要难点是什么？以往的观点认为，长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供给侧因素，但新经验越来越表明，需求侧因素对潜在增长率实现的支撑作用至关重要。
关于潜在增长率，学界根据多种因素特别是人口变化趋势的研究，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进行了跟踪预测。虽然不同课题组研究得出的具体数值有所差异，但总体趋势一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依然能够支持实现2035年的目标，速度逐年递减也符合自然规律。换句话说，只要保持当前的发展态势，中国经济增长足以支撑在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
从人口结构转变的角度来看，到2035年，中国的老龄化率将从目前的15.6%上升至23.9%（超过21%这个重度老龄化基准）。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到2035年之前，中国人均GDP将从1.2万多美元向2.5万多美元提升。与处在类似的人口转变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普遍高于这些国家的实际增长率。需要注意的是，通常讨论的潜在增长率是指在没有假设更大力度改革情况下的“中方案”，如果考虑到改革红利，潜在增长率实际上是没有上限的。
其次，中国面临着消费率的巨大跨越。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越来越在于需求侧，尤其是受到居民消费的制约。外需受到国际贸易环境的影响，而国内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决定了不能再依赖过去的资本形成速度拉动增长。并且，未来的资本形成和投资需求，归根结底取决于潜在增长速度保障，以及由居民消费引导。因此，消费率过低，作为中国“未富先老”的一个重要表现，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实现其潜在增长率的关键堵点。这也意味着提高居民消费率，对于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图1展示了伴随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有两个重要的趋势。一是老龄化程度与富裕程度的关系。富裕的国家通常老龄化程度更高。尽管各国的老龄化程度差异很大，但总体趋势显示，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老龄化率也显著上升。图中三角形的散点分布，说明了这一关系和趋势。
图1伴随人均GDP提高的两个趋势
二是老龄化与消费率的关系。随着老龄化水平的提高，消费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由圆形的散点分布表示。从不同国家的数据还可以看出，总体来说各国的消费率表现存在较大的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处于极端位置：在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同时，消费率却位于较低水平（图中由箭头表示）。这不仅反映了“未富先老”的根本问题，也说明了解决消费瓶颈对于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
因此，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面临双重任务，就居民消费率来说就是双重赶超。从一般经验来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率通常会经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形成一个U字形曲线。在较低的发展阶段，由于基本生活需求占到收入的极大比重，所以消费率通常很高；相应地，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的过程中，消费率趋于降低；而在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阶段时，消费率会再次回升，并且正常情况下应该回升大约十个百分点。
对于中国而言，当前的消费率为39.1%，要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9%），需要提升接近十个百分点。进一步地，如果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消费率至少应向那些处在高收入国家门槛和中等发达国家门槛之间的国家靠拢。根据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及到2035年的预期目标，假设以人均GDP高于中国、低于葡萄牙为标准，有大约20个国家处于这样的发展区间，这些国家的消费率介于46.7%至74%之间，算数平均值为61%。这意味着中国需逐渐缩小与这些国家间的消费率差距。
完成上述双重赶超任务需要一系列政策措施保驾护航。我想强调的是，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至关重要。通过对比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支出占比的变化，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阶段，或者在进入高收入门槛之后的发展阶段，消费率和政府支出占比都在上升。
图2政府支出率和居民消费率随发展阶段提高的趋势
如图2所示，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时，消费率的提升与政府支出占比的提高显示出一种同向的关系，特别表现在图中圆圈内的特定阶段。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公共品供给成为制约消费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影响人民福祉的关键因素。为了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合理的消费，并进一步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需要确保更大比例的消费支出以公共品的方式供给，由国家埋单，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
作者蔡昉系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本文为作者在2025·金融四十人年会暨闭门研讨会“人工智能时代的金融与科技”平行论坛一“扩大消费的政策选择与排序”上所做的主题交流。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