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今年这个春节变得极不寻常，也几乎让所有人措手不及。很显然，这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同时也是波及经济、社会与政治的一场危机。

        谈到危机，有两本著名的书籍与此密切相关，一本是《黑天鹅》，另一本是《灰犀牛》。疫情时，我们带领大家重读这两本书，深入了解如何应对和防范危机。

《黑天鹅 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美国2007年版

万丹、刘宁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灰犀牛 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

（美）米歇尔∙渥克著，美国2016年版

王丽云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

        我们来看看两本书分别是如何定义这两种危机事件的。

       第一个是“黑天鹅”事件，是指极其罕见，但一旦发生影响极其巨大、完全颠覆长期历史经验而事前却根本无法预测的重大事件。

        第二个是“灰犀牛”事件，是指我们本来应该看到但却没看到的危险，或者是我们有意忽视了的危险。

        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周琼看来，没有什么真正的“黑天鹅”，其实都是“灰犀牛”。风险在预测到的人看来是“灰犀牛”，在没预测到的人看来则是“黑天鹅”。这次新冠肺炎，大家都觉得是“黑天鹅”，但回看历史才发现，原来传染病和经济金融危机一样是“灰犀牛”，时不时就会爆发，只是何时爆发更难以预测，但需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防疫机制体系随时可以响应。

       本期有声图书馆，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周琼结合最新疫情阅读《黑天鹅》和《灰犀牛》两本书的读书心得。

     《黑天鹅》这本书出版于2007年，正是美国金融危机开始肆虐之时，在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黑天鹅”事件，还有个著名的问题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们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事实上，国际组织、经济学家在危机发生前，曾经不断发出警告，采取了正确行动获利的投资者也有不少，因此这是一个典型的“灰犀牛”事件。

      《灰犀牛》的书里列举了很多灰犀牛式的风险，比如不可持续的国家债务、颠覆性科技、气候变暖等，也明确提到了流行性疾病。书中写到，“一个全球范围的潜在威胁是流行疾病，其大范围爆发的警示日益频繁地出现，让人们明白自己面对的问题，不是全球范围的流行性疾病是否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

       书里专门有一节“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吗”，分析埃博拉疫病相关问题。“2014年年末，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埃博拉病毒给非洲西部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大概是3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的损失来自贸易和经济活动，同时，一万多的死亡人数造成的人口损失还仅仅是个开始。据估计，如果事前建立一个疾病防控体系，其费用仅仅会是事后处理灾难时全部费用的一半。”

       《灰犀牛》这本书指出，大多数的个人和组织都没能做到积极有效地应对巨大的潜在危险。“很多导致我们犯错的动因在我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比如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对风险的低估甚至是误判。很多时候，我们承认危机预警准确无误，但是我们仍然会按兵不动，直到大祸临头，有时甚至是直到一切都无法挽回时，我们才会幡然悔悟。”

        即便认识到了危机，也不容易解决，因为各种方案都各有利弊，决策常常陷入两难。“在对的时间做出对的事情是一项双重挑战。如果过早采取行动，必定会浪费投资；如果过晚采取行动，则会非常被动。”行动的时机、力度都不好把握。

       《灰犀牛》书中列举了一个加拿大城市2012年耗资4700万美元修建了一个标准极高的应急指挥中心的例子，建成后招致公众各种批评诟病。而2013年就发生了加拿大史上损失最大的洪涝灾害，指挥中心发挥了作用，再也没有人质疑它了。如果几年不发生大灾，估计会一直被质疑下去。

       危机之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仍然无动于衷或措施不力，另一种是可能反应过度。例如有人测算美国“9·11”之后的安检投入每年造成200-3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但是很多人认为这是值得的，或者没有人敢提出降低这些成本的建议。

        还有一个例子是，1976年美国一个陆军新兵感染了流感病毒，这种病毒是1918年H1N1病毒的变种。由于担心灾难重现，恐慌的福特政府下令启动大规模免疫计划，全国4000万人接种了疫苗。事后证明，这只是虚惊一场，病毒神秘地消失了。最终只有200人感染，1人死亡。讽刺的是，那些仓促接种了疫苗的人，有很多出现不良反应，25人因此丧命。”这就是防范过度的风险。但不到事后，很难评估是否行动太早或太晚、不力或过度。

        在危机的应对与解决方面，《灰犀牛》书中对灰犀牛风险事件发展的五个阶段概括得很有普遍性。

        第一个阶段是“否认”阶段。人类本性、政府体制和社会体制都在力求维护现状以及人们对未来的美好预期”，否认危机是一种普遍现象。人们常常盲目地认为危机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阻止危机发生，以及低估危机可能带来的损失。

       为了防范风险，“需要建立一个适当的体系，让它能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拉响警报。方式之一就是要确立一个奖励机制，奖励那些机警的人、发现问题的人。”有必要的专家群体、组成多样化的领导层能使组织融合各方观点、增强领导力，更早看到风险。

        第二个阶段是“得过且过”阶段。即想方设法把问题推给将来。

       “之所以得过且过，是因为体制设置上的严重缺陷，人力财力资源的严重匮乏，领导能力严重低下，优先处理看似严重的问题时阻力困难太大和缺乏强烈的责任感。我们得过且过是有认知上的根源的，例如对于危机的错误认识，对于危机的错误解读和缺乏针对有效信息采取行动的动机。”

       还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是，成功地阻止危机的发生并没有任何赞誉和好处。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得到了预先发出的警告，改变了自己的行为，那么所预言的事情就不会真的发生了。这个预言反而会受到大众的批评，因为预言失败了。

       “组织机构在应对危机、采取措施方面的表现更是差强人意。官僚主义的体制无法培养出官员的责任感；组织机构的文化氛围容易滋生极度厌恶冒险的情绪，同时会削弱个人责任感。”因此，“我们需要改变金融和政治奖惩体制，清除妨碍人们积极行动的因素。”“信息可以产生强大的变革动力。利用非常透明的体制来对待问题，提高不作为者应该付出的代价。”

       《灰犀牛》里写道，“我们都明白，越早着手，就越容易解决问题，而且成本越小”。但是，“无论我们曾有多么美好的初衷，多数情况下，我们面临灾难威胁所采取的行动，都发生在已经避无可避而且成本最高的时候。”另一方面有些灾害到来的影响之大超过预期。“很多时候，无论做多少准备工作都是远远不够的。”

        第三个阶段是“诊断”或“犹豫不决”阶段。

        灰犀牛危机分为五种：第一种危机是人们广泛认可它的存在和危险性，而且很清楚解决方案是什么，但就是在谈及行动时心不在焉。比如气候变化，大家都希望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第二种危机是一种真正的危机，或者说是隐藏得更深的危机，是一种本质上的危机，比如贫富分化问题。

        第三种危机是，人们广泛认识到它的存在，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它，所有的解决方案看起来都不太合适，比如中国的“高杠杆”风险。

        第四种危机是新出现的危机，它的存在让之前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成为可能，例如新技术的颠覆性力量，以及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和疫情的风险相比，以前我们担心的经济金融风险似乎都不算什么了，而且它又加剧了原来的风险。

        第五种危机是，根本解除不了的危机，其所造成的损失是由于我们不肯放手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或是过时的事情。还有多米诺类危机，会催化并加剧其他的危机，比如美国次贷危机。

        但是，面对风险，我们还是要勇于尝试。“我们不会总是一次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每一次错误都是通往正确答案的必要过程。”

        第四个阶段是“恐慌”阶段。

       “在该阶段的表现完全取决于我们之前所做准备工作的多少；取决于我们对于不同类型危机的见证次数和我们在历次同类型危机中的表现；取决于我们有机会思考自己可能获得的机会时表现如何；取决于在我们‘得过且过’和‘犹豫不决’两个阶段里，浪费了多少机会，或者说还剩下多少机会可供我们利用。”

       “尽管恐慌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决策过程，但是这种情绪也能起到一个好的作用，即激发我们进入行动模式。人们常常说，黎明前的那一刻是最黑暗的。有时候，恐惧情绪是我们去让领导者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的唯一途径。”

       对很多反复发生的危机，需要建立一套预警体系，并预先制定、认真演练应对步骤。

       第五个阶段是“行动”阶段。

       到了开始行动的那一刻，可能就已经错过最佳行动时机，但是，现在开始胜过下一刻开始。作者提了几个行动的建议：测量。记录问题的程度级别，能让我们更好地找到应对的准确办法。把决策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的、详细的、有效的单元，分而治之。

       在这次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大家看到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对失当，容易产生不满情绪。《灰犀牛》揭示了这可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应对各种危机的过程中，总会有各种不足之处。不仅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有人性弱点的问题，比如逃避问题、推卸责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机制，“一个让自己不会再次陷入困境的机制”。

       当然，有了机制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改进永远在路上。而且，不同的领导者表现出来的应对水平差异极大。人，是主观能动性最大的变量。人类社会一直是在经历各种惨痛教训之后，吸取教训而改进，变得比以往的社会更为文明进步。相信这次疫情会是一个中国完善社会治理、再出发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