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1. 与美欧大幅刺激不同，疫情以来我国财政表现出相对克制。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在财政收入偏快的情况下，财政支出进度却为过去9 年来最慢。在疫后经济尚未痊愈的大背景下，“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没有预期中的积极？财政发力究竟遭遇到了怎样的现实掣肘，抑或是主动为未来预留空间？

　　2. 随着今年坚决遏制隐性债务等政策基调不断强化，地方政府举债的意愿与能力难免不受影响。“举债必问效、无效必问责”，专项债发行进度偏慢不足为奇。尽管城投“刚兑”仍未打破，但历史上每当监管趋严的时期，以信用利差为代表的城投融资成本往往明显抬升，从而进一步抑制其融资规模。

　　3. 作为逆周期调节手段，财政发力与否和外需强弱有着“天然”的镜像关系。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速为近十年来历史最高，稳增长的压力自然较小。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财政发力程度与五年换届周期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关联。为明年及未来预留更多的政策空间，或许也是今年财政的应有之义。

　　4. 展望未来，随着我国贸易份额回落叠加海外经济筑顶，三四季度出口有望趋缓，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财政料将比上半年更积极。不过，考虑到趋紧的债务约束以及为明年预留空间的可能性，财政发力程度或将温和。结合历史看，财政后置的年份，政策往往只是托底经济，而难以改变其趋缓方向。

报告全文：政策发力受限，还是预留空间

（作者伍戈系CF40成员、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