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009年，美国遭遇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波及全球，对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金融机构接连倒闭，市场陷入混乱与恐慌，实体经济也受到冲击。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不仅震动了华尔街，还影响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

　　于是，美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稳定金融市场，保护经济不受进一步损害。在这些措施中，部分尝试取得了成功，压力测试、量化宽松等发展为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政策工具。但也有一些措施饱受争议，例如，美联储和美财政部最终允许雷曼兄弟破产，重创了全球金融市场，其造成的危害可能远超过对其救助的成本。

　　总的来说，尽管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尝试存在不足，但其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建立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在处置风险金融机构的问题上，美联储和美财政部创造性地实施了多种工具和措施，成功避免了大量金融机构破产，减轻了对金融系统的冲击。

　　这些做法不仅对于处置风险金融机构有启发，对处置影子银行和那些具有金融属性的房地产企业也同样具有参考价值。本文将基于这些经验教训，提出一个处置风险金融机构的一般性政策框架和操作流程，有关的政策工具也可以适用于处置具有较强金融属性的房地产企业。


　　我们认为处置风险的前提在于诊断风险。在我们的处置框架里，首先就是通过压力测试识别问题金融机构，区分哪些机构缺乏流动性，哪些机构资不抵债、无法继续经营。对于后者，压力测试还要评估资本缺口的大小，为接下来回答是否救助问题金融机构，以及怎样救助这些机构提供信息。

　　其次是对症下药、分类解决问题。对于流动性不足的金融机构，中央银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至关重要，但这一支持并非无底洞，它建立在央行资金不承担损失的前提之上。资本不足的金融机构则需要筹集资金补充资本。按照风险从低到高的顺序，金融机构先在市场上筹集资金，或发动市场资金参与重组或并购，仅当市场力量无法完全覆盖资金缺口时，政府救助才会考虑介入。

　　最后，如果问题金融机构的风险过高，各监管部门经过商议后决定不再提供救助的，还可以进入处置流程，根据该机构事先制定的恢复和处置计划，有序处置风险，逐步降低其系统重要性。

　　接下来，本文将结合美国在次贷危机中处置风险金融机构的典型案例，详细介绍框架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希望能为处置我国的风险金融机构（房地产企业）提供一份可行的指南。

图1 处置风险金融机构的政策框架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


　　在严重金融危机发生时，往往很难区分风险金融机构是面临流动性问题还是偿付性问题。这两者虽然不同，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相互关联，表现形式也可能非常相似。

　　流动性问题通常发生在金融机构具有足够的资产来覆盖其债务，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在短期内将这些资产转换成现金，难以满足支付债务或客户提款等需求。

　　而偿付性问题，则是指金融机构的资产总值低于其负债总额，即所拥有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

　　因此，对于可能存在风险的金融机构，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必然是，这是流动性问题还是偿付能力问题？如果是后者，资本缺口有多大？需要政府提供多少资金支持？

　　在现有的风险管理工具里，压力测试或许能帮助我们回答上述问题。因为压力测试就是一种量化尾部风险的风险识别手段。压力测试通过预测不同压力情景下金融机构可能发生的损失，分析这些损失对机构盈利能力和资本金的负面影响，进而对单家机构或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做出判断。次贷危机期间美国对银行业的压力测试就成功回答了上述问题，给当时不确定的市场注入了更多的确定性。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2009年初，此时美国的金融机构正承受着巨大压力，实体经济也在恶化，再加上换届后政府未来的政策尚未明确，投资者信心跌至低点，公众对金融系统偿付能力的担忧与日俱增。

　　当时的监管者普遍认为，除了流动性危机外，整个金融系统很可能存在资本不足，但不确定哪些金融机构资不抵债，也不确定政府需要提供多少资金。

　　在此背景下，时任美国财长盖特纳提出了压力测试计划，宣布对19家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进行统一的压力测试，以确定各金融机构在严重衰退情境下可能面临的损失规模。现有资本不足的银行需要在六个月内筹集额外的资本，无法吸引私营部门投资的银行还将接受政府注资。

　　盖特纳提出压力测试的初衷是向市场提供更多信息，并在更好的情形下提振市场信心。因为没有消息比坏消息更不稳定，面对危机，缺乏信息的投资者和贷款人会预设最糟糕的情形，在恐慌情绪影响下逃离市场。而盖特纳相信压力测试更可能带来好消息。因为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稳定，通常持有资产至到期，这意味着以缺乏流动性的市场的价格为银行资产估值将夸大银行的损失，而压力测试是根据资产的长期价值估值，或许能证明银行比人们想象的更稳定。

　　最终，美联储压力测试的结果好于预期，有9家银行无需补充资本，剩下的10家银行只需额外募集746亿美元，大部分银行都不需要政府救助。于是，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开始恢复，这场危机也逐渐走向尾声。

　　次贷危机后，主要经济体的监管当局开始重视压力测试在管理极端风险中的重要性，陆续建立并开展国家层面的压力测试工作。商业银行和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也纷纷使用压力测试分析极端条件下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可能造成的损失。结合理论和实践，压力测试确实能帮助我们区分危机中缺乏流动性的金融机构和资不抵债的问题机构，并为市场和监管部门提供必要的信息，也为后续的救助工作指明方向。


　　诊断出问题之后便是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应对流动性不足和资本不足的方法截然不同。流动性问题可能通过获得短期融资的办法来解决，但如果没有额外的支持，流动性问题也可能迅速演变成偿付性问题。例如，如果金融机构为了满足流动性需求而被迫折价出售资产，就可能损害其资产负债表，引发偿付性问题。

　　因此，对于流动性不足、但仍有偿付能力的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应在央行资金不承担损失的前提下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防止该机构的流动性问题演变成更严重的偿付性问题，同时切断风险传播路径，避免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实际上，这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责不谋而合，根据传统的白芝浩（Bagehot）法则，中央银行应以惩罚性的高利率向拥有优质抵押品的银行慷慨放贷。

　　在美国国际集团（AIG）发生危机时，美国的金融和经济环境已经恶化，市场上缺乏有实力和有意愿的收购方。考虑到AIG破产将造成灾难性后果，且AIG有经营状况良好的保险业务和其他有价值的资产作为抵押品，美联储和美财政部决定出手救助AIG。

　　此时AIG主要面临流动性困境，因此前期的救助也以美联储提供流动性支持为主。美财政部部长出具承诺函，承诺如果美联储贷款发生损失，美联储将减少对财政部的利润贡献，实际上是承诺财政部承担损失。

　　美联储则激活《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向非银金融机构提供应急贷款，避免流动性压力威胁AIG的持续经营能力。美联储对AIG的流动性支持包括两部分：

　　一是设立循环信贷工具，向AIG提供85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贷款期限为两年，以AIG的资产和对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作为抵押，收取Libor+8.5%的惩罚性利率。其他贷款条件还包括更换公司高管层、政府获得AIG79.9%的股权等。

　　二是设立证券借贷工具，向AIG的子公司提供378亿美元的贷款额度。这是因为AIG的部分子公司面临证券贷款项目的资金周转压力，如果不能及时归还融入的资金，就不得不低价出售利用这些资金购买的证券。最后美联储的贷款全部安全回收，还获得额外收益约68亿美元。

　　如上所示，在面对严重金融危机时，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提供规则其实也发生了改变。具体而言，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时，可以根据情况变化，酌情调整贷款对象、放宽贷款利率和担保措施等，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其一，贷款对象可以超越传统的银行部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央行开始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救助。在本轮疫情应对中，央行的贷款对象进一步扩大到非金融部门。

　　其二，贷款利率适度放宽。白芝浩法则设置惩罚性利率是为了防范道德风险，但当问题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高于道德风险时，就可以考虑放宽贷款利率，在救助对象财务承受范围之内体现足够的惩罚性即可。

　　在上述案例里，美联储最初救助AIG的贷款利率为3个月Libor+8.5%，但随着AIG的财务情况和资本结构恶化，美联储和美财政部重组了救助方案，将贷款利率下调至Libor+3%，后来进一步取消了Libor下限。

　　其三，担保措施也能变得更灵活。中央银行接收担保品的范围有所扩大，从高等级的主权债务拓展至企业债、MBS、ABS和中小企业贷款，有时还有财政部门配合分担风险。例如，美联储对AIG贷款的抵押品不是债券，而是经营状况良好的子公司。在美联储提供紧急救助的背后，还有美财政部承诺承担潜在损失。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调整并没有改变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责，也没有突破央行资金不承担损失的原则。作为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理应在金融机构陷入流动性危机时提供支持。在紧急情况下，央行的贷款对象还可以拓展到与金融系统紧密相关的非金融部门，比方说房地产企业。但前提是中央银行需明确损失处理方式，能够通过抵押品等手段确保资金安全，必要时还需要财政部门提供兜底保障。


　　偿付性问题比流动性问题更复杂，通常要采取资本重组、资产出售甚至是清算的方式来解决。按照风险从低到高的顺序，问题机构应先努力“自救”，尽可能地从私营部门筹措资金，必要时再申请政府救助。

　　当市场出现好转迹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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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如何处置风险金融机构（房地产企业）？》，作者孙子涵系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青年研究员，郭凯系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微信扫码可阅读完整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