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内的人们正愉悦的享受十一长假之时，“货币战争”一词将国际舆论指向了中国，成为西方各国指责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最为犀利的词汇。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克服种种困难，取得高速增长，今年经济增长有可能达到10%。但“货币战争”或“贸易战“俨然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海外风险。对应之道，笔者认为，是淡化人民币汇率讨论的政治化色彩，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和透明化，如宣布将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并公布权重。即使短期来看，人民币确实面临升值压力，在汇率制度调整方面，我们无需报有强烈的“浮动恐惧”，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的时机已经成熟。目前不应纠结于人民币汇率是否处在合理水平或一次性升值多少等问题，而应更注重参考一篮子货币，短期通过将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真正挂钩来稳定市场预期，中长期则增加汇率灵活性从而建立浮动的汇率制度。 笔者认为这才是化解和应对可能的货币战争威胁的最好对策。

全球引发货币战争？

　　近期，一系列国家纷纷采取单边货币行动，引发了一场激烈国际的货币战争。日本6年多以来首次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并在美国实施数量宽松政策之前，重拾“零利率”,遏制日元升值。韩国和巴西同样释放出可能采取行动的信号。韩国方面表示，鉴于汇市可能会大幅波动，政府准备必要时采取干预措施。巴西财政部长表态，各国政府纷纷降低汇率以增强自身经济竞争力，巴西绝不会坐视不管。

　　世界各国通过货币竞相贬值，期望达到促进出口和经济复苏的理想效果。但市场上担忧情绪已经涌现，不少人担心上世纪30年代那场各国竞相通过将本国货币贬值最终导致大萧条的货币战争会在今天重演，全球经济复苏的局面可能会从此走向深渊。

“货币战争”源头直指中国？

　　货币战争愈演愈烈，美欧方面将这一矛头指向了中国。6日，美国财长盖特纳公开表示，如果币值被低估的大型经济体阻止本币升值，将鼓励其他国家效仿这种做法，从而引发一个危险的动向。而其意则是在暗示是中国诱发了货币战争。同美国方面高调施压中国人民币升值相应，欧洲方面也传来阵阵附和之声。5日，在与温家宝总理公开会晤后，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容克公开敦促中国允许人民币“有序、大幅且全面升值”。而与容克并称为欧元集团三驾马车的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和欧盟委员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雷恩也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人民币问题施压。

　　受到了来自美欧方面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升值问题的表态由模糊转向坚决。国际货币基金主席卡恩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表示完全同意美国的意见，认为人民币被完全低估，主张要中国人民币升值是符合逻辑。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被推倒了风口浪尖上。

“货币战争” 笼罩下的会晤

　　就“中国是引发货币战争源头”这一问题，温家宝总理进行了强硬的回应。温总理认为最近欧元汇率波动很大是美元造成的，不应归因于中国。从1994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升值55％,而一些主要货币都是贬值的。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深化改革至今,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2％,这期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仍大幅增加。中国货物贸易是顺差,服务贸易是逆差;加工贸易是顺差,一般贸易是逆差;对美国、欧盟是顺差,对韩国、日本和东盟是逆差。因此，贸易不平衡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结构性问题, 而不是汇率问题，并应将它政治化。

　　温家宝总理提出,中国许多出口企业利润率只有2％－3％,最高也只有5％。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20％－40％,中国出口企业将大量倒闭,工人将失业,农民工将返乡,社会很难稳定。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对世界绝不是好事。温总理此言，直指货币战争源头言论，显示了中国官方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强硬的态度。

让“人民币汇率”讨论远离政治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无论从政治高层表态，还是舆论倡导，抑或是学者们的分析评论，似乎都没有离开政治因素。一些人提出“中国不应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美国投降”的言论，让我们一直无法理性的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笔者认为这样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判断和争论并不利于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与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很难讨论出有意义的结论。

　　笔者认为，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始终存在四个误区。

误区一：把找寻人民币的合理价值当作汇率问题的关键

　　人民币在自由市场中的价格究竟应是多少，讨论声此起彼伏，却从未达到共识：人民币低估的声音不绝于耳，05年汇改之初，瑞士银行安德森将人民币价值被低估的幅度定为20％；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兰克尔所估计则是接近40％；但由于所选择的基本评估方法不同，所得到的结果出现很大差别。同样也有部分学者运用不同汇率模型，证明了人民币价值不存在被低估的情况。高盛在2010年3月16日的月评中却得出了“金砖四国货币都已高于其合理价值”的实证结论。故而围绕着人民币是否被低估，其合理范围究竟是多少的讨论看似永无止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如果仅对检验人民币真实价值的模型进行细小改变，评估结果的差异就可高达40个百分点，加之，这一问题判断和争论常常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上述原因均使得关于人民币高估抑或低估的争辩意义不大。

误区二：以对美元双边汇率判断人民币是否升值

　　在货币多元化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名义有效汇率”（NEER）以及在名义有效汇率的基础上除去价格指数的影响得到“实际有效汇率”（REER）可以更为全面地观察某种货币的总体情况，该货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竞争中的总体地位。中国从2005年7月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到金融危机时人民币截止自由浮动的三年内，观察有效汇率、对美双边汇率与出口贸易、出口结构调整、贸易平衡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放开汇率管制下，有效汇率与之相关性更强，更能体现人民币的整体水平，人民币是否升值，应重视一揽子货币的情况，而非对美元的双边汇率。       中国从2005年7月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起的三年间，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并没有带来有效汇率的大幅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与名义有效汇率均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美元在全球外汇市场上大幅贬值，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幅度与其他一些主要货币兑美元的升幅大致相当，抵消了对美汇率升值的影响。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停止浮动，带来了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假象，对美双边汇率持续保持在6.83水平，但却带来了有效汇率的近几年最高升值速度。

误区三：对美双边汇率升值会导致出口下滑

　　2005年7月-2008年7月的三年时间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高达15.7%，中国出口一直保持较高增速，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平均出口增速达到29.1%，而鞋类、玩具类产品出口同样没有受到对美汇率升值的影响，平均出口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7.4%、11.1%。相反，08年8月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始终稳定保持在6.83的水平，但大部分商品的增速却由于金融危机的到来、出口国的经济衰退出现大幅下滑。直至2010年1月份左右，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部分商品的出口增速才重现较快增长。故可以推断，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会导致出口下滑的普遍忧虑是多余的，经验数据显示两者不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而出口量的增减与出口国的经济形势以及实际有效汇率关联似乎更为密切。

误区四：固定汇率优于浮动汇率

　　中国曾享有过固定汇率制度带来的好处，例如固定汇率可以用做防范通胀水平的间接目标，且能帮助尚缺乏风险防范经验的中国央行、企业及个人规避不断变化国际环境带来金融风险。然而，对于开放的中国经济来讲，如若因此认为固定汇率制度优于浮动汇率制度则是一个误区。首先，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并不利于抵御国际汇率市场如美元强烈浮动带来的冲击。同时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得出，出口严重受挫时，为保持固定汇率，中国将不得不采用出口退税政策，从而增加了财政负担。另外，由于存在“不可能三角”理论，即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三者不能同时实现。故而在资本管制逐步放开的中国，若实行固定汇率则中央银行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权。伴随着近期人民币国际化日益深入，采用浮动的汇率政策才是决策层明智的选择。

让人民币汇率真正“浮动”起来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应该淡化政治因素，慢慢地让市场力量来决定汇率，才能形成一个有效并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如果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人民币目前具备升值空间，有几点原因：一是在发达经济体复苏疲软的情况下，中国出口表现依然强劲，贸易盈余高于预期。从数据来看，9月份PMI出口订单指数温和上涨，由8月份的52.2升至52.8，数据预示着中国的贸易仍然旺盛。而由于去年年底较高基数的影响，笔者预计9月份，出口增速将达25％，进口则为21％，贸易顺差或达200亿，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将达到1900亿, 大大高于年初预计的1000亿美元；二是近期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强劲，国内需求旺盛，经济硬着陆的忧虑减轻；三是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化正在加快； 四是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贬值。因此，笔者认为在国内外形势有利的情况下，预计近期人民币兑美元会温和升值，年底达到6.5-6.6之间。如果明年以上情况出现逆转，人民币也可贬值，以使人民币汇率真正浮动以来。

　　此外，中国已经在放松资本管制、实现人民币自由化方面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香港地区取消了个人及企业人民币账户资金跨银行转账的限制，推出了诸多与人民币相关的产品，人民币自由化在香港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央行已经下发通知，允许相关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人民币回流国内开辟了新的渠道；外汇管理局已经出台政策，启动出口收入存放境外试点，是资本项目渐进开放的试验之举；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已由2009年的五城市扩大到中国沿海及内地20个省区市，贸易区域也从东盟等地扩展至全球；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国家逐步增多，目前中国已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冰岛、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货币当局签署本币互换协议，涉及总金额达到8035亿元。笔者认为，这些举措无疑为人民币可兑换及国际化创造了条件，也更加突出一个日益灵活和市场化的汇率制度的重要性。

　　因此，笔者认为，在汇率制度调整方面，我们无需报有强烈的“浮动恐惧”， 或谈升值而色变，而导致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即使短期来看，人民币确实面临升值压力，但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的时机已经成熟。目前不应纠结于人民币汇率是否处在合理水平或一次性升值多少等问题，而应更注重参考一篮子货币并并公布权重，短期通过将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来稳定市场预期，中长期则增加汇率灵活性从而建立浮动的汇率制度。 这才是化解和因对可能的货币战争威胁的最好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