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保增长和惠民生结合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看到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全局。我们现在正处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民族实现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三步走的哲理基点是“发展是硬道理”，而小平同志南巡时明确表述的“发展是硬道理”，已升华为当下最高决策层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即进一步明确：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硬道理。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政治局会议和最近中央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强调“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纲领之下，发展作为执政党的第一要务，必须落实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观念和实践上面。

　　在现实生活里面，在我们最近两年的宏观调控中间，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首先是保增长。世界金融危机压力来了，只有保增长，整个大局才能稳住。我们在综合部门工作讨论中和在这些年的研究中，反复听到如下判断——虽然还没有人能做出精确的数量模型论证，但是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基本的共识：经验和综合判断告诉我们，现阶段我国总体的社会再生产中的年度经济增长速度，以GDP这个龙头指标衡量，应在7%以上。我们这十余年，实际上是掌握在7-8%这个区间。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那一轮政策上是把保7作为底线。这一轮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保底的底线则是划在力求保8。这样一种保增长的考虑，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当然是一种必要选择。原因是中国目前整个经济增长还难以迅速摆脱粗放的特征。按照国际经验，成熟市场经济体如美国，达到3.5%的增长速度就是很快了，达到4%就要考虑防止经济过热的问题。但我国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一旦低到7%以下，可以预计，失业压力就会变得非常突出，社会矛盾也就要随之突出起来，就会发生大局失稳的严重问题。

　　但如果我们达到了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是不是就可以心安理得？现在很多研究已经强调，不应只看GDP指标，因为这个GDP指标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它并不能反映增长中的结构、质量、效益和幸福感。我们确实应该注意防止GDP挂帅，必须与优化结构、深化改革、转变方式、改进民生紧密结合来提高增长的质量，这样才能真正造福人民。保增长和惠民生本来是一体，我们应对危机的时候说：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稳定，保全局，下滑压力大的时候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使我们的经济迅速止跌企稳回升。这样来考虑问题，自然而然是会联系到惠民生的。其实，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强调我们的哲理原点是人本主义立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际上体现的和追求的，就是惠民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体系化的内在逻辑，就是要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我觉得仅此认识上还不够，因为在从短期问题和一般运行问题的视角上认识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和就此来理解惠民生的同时，还应该有更长期的，从根本层面来作的有深度的考虑；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体系化的内在逻辑被各个方面所接受的同时，怎么样真正构建和谐社会，还必须处理好一系列的、从短期到中长期的、怎么样把我们的保增长调控和缓解深层矛盾的努力相结合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棘手的，充满着挑战和风险。

　　因为我们如果把眼界扩展延伸，就会注意到：我们国家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都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同时，又内生地相联于矛盾化解与转轨变型问题，必须把握好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战略考虑与策略考虑、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基本民生与综合民生、“惠民生”与“强民权”等等，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基本关系问题。

　　我们首先应从实际表现上，对这两年的调控给予比较充分的肯定。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时，中国及时果断实施政策转型，进而实现了率先企稳回升和又好又快发展，我们的年度GDP指标2009年是8.7%，后来调为9.1%，今年估计在10%左右。这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来说是最耀眼的亮点了。我们在贯彻这种调控的同时，还促进了结构优化，比如说四万亿元政府项目的大手笔投资里面分为七大方向，都和优化结构、惠民生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我们还推进了企业升级换代，在科技重大专项等方面有一系列构想和举措，提出十大产业振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求和一系列“绿色发展”措施的落实。这两年在引导地方融资平台发挥正面作用的同时，于防范风险方面现在已有非常清晰的管理框架。在燃油税、增值税转型等改革事项上先后有所动作。在政策扩张期，我们还着力加快社保体系建设，扩大社保覆盖面，也包括加快社会上现在特别关注的保障房建设；在农村加快提升对新农合的支持力度，扩大农村区域的低保和农村基本养老覆盖面。最近，在经济回暖、通胀压力加大情况下，我们又于调控中实行了货币政策向稳健的回归，以利控制物价和惠及民生。现阶段财政政策仍然积极，与货币政策形成一松一紧的搭配，这种搭配是有道理的，可以在注重总量上的需求管理的同时，也着力在结构视角上区别对待的供给管理方面有针对性地增加有效供给，进一步缓解瓶颈制约和改进民生。

　　但显然，如从短期一直扩大到中长期的考虑，中国的协调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是多层次多角度的。这次中央全会的《建议》里面专门说到还将遇到一系列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我试图归纳几条，虽然在逻辑上还不一定排列得十分清楚，但我认为至少这些问题都是不可回避的，并且都涉及长期眼界中的保增长与惠民生的结合，都事关如何落实可持续发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问题。

　　第一，是很多人热议的“汇率陷阱”问题。这包含两个角度，一是美国式货币强权，频频施压于我们要让人民币快速升值。这肯定是不行的，已有日本的前车之鉴。但另一方面，我们说坚持自己的独立汇率政策和自主安排，是不是就可以简单理解为维持现状？这也是不可行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人民币以后要在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逐步争取加入世界硬通货俱乐部，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崛起必然、必须的选择。大致是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三大阶段。从目前致力的周边化往前走，最后要走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和较充分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为只有如此，才可能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才真正可使人民币最终加入世界硬通货俱乐部并形成我们可得的“铸币税”。所以，在坚持自主的同时，还需把握好正确的汇率机制演进的策略。

　　第二，是越来越多被人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日益表现出“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的行为特点。民生福利的改进，往往滞后于较普遍的期待和不断吊高的胃口，公民意识、纳税人意识的增长，又带来越来越强烈的公众知情、参与、监督的民主化、法治化诉求。于是，中国还应该提防南美出现过的“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教训。在网上这么说肯定会引来一片骂声，但作理性的讨论，我们必须注意到：如果没有整个综合国力的提升得到在深层的机制转换方面做出的支撑，和没有一个从结构优化、节能降耗和有效供给方面对活力的充分提升，这种“福利赶超”误区对我们会有很大的伤害性。一味讲眼前利益而解决福利问题带来的就将是滞胀：一方面工资在增长，物价在推升，另一方面活力和效益跟不上，经济就会停滞下来，最后“福利赶超”也要从云端跌落尘埃。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学术界对它还真有些缩手缩脚。这个事如把话说得很直率，就确实不便去大力宣传，但我觉得学术讨论中，应该力求把它推到政策合理组合的理性框架里。

　　第三，环境资源的制约。资源、能源、土地等的稀缺性，在发展中必然凸显与强化之后，带来的是资产价格上升、炒作和泡沫问题，并且越来越严重地困扰着我们。最典型的就是现在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我认为当下的房地产调控新政，如真正要表现出比过去更高的水平，就一定要推进到制度建设框架上。资源的价格、财产的价格、土地的价格、稀缺要素的价格，必然在经济转轨中经历从无价到有价、从低价到高价的演变，在此过程中矛盾重重，新的“价税财联动”的改革与制度建设，是无可回避的，处理得好则大惠民生，处理不好则可能最终大伤民生。

　　第四，“三农”、“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计划生育等问题与弥合二元经济历史过程。比如，现在的内部讨论中，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和人口大国，计划生育实行三十年之后，已经达到专家预测应有所改变的期限，以后何去何从？我认为应有新的人口政策设计。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必然要与城市化过程和人口老龄化社会到来的挑战综合在一起，又迫切需要和弥合二元经济，以及中国必须进一步推进的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形成一个内在协调的、能够长久惠民生的历史发展潮流。这方面的协调把握问题相当复杂，见仁见智。然而管理部门当断需断，这已构成对我们决策力的考验。

　　第五，我国通盘的产业发展战略还面临着艰难抉择。我很敬重的吴敬琏老师几年前就强调说，要注意去占领“微型曲线”的两端，要争取跨越中国的重化工阶段而走出中国的发展新路。但迄今经济学界正面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几乎没有，为什么呢？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从中央到地方，真正支撑经济增长出现蓬勃局面的还是重化工——不论是东南沿海、东北还是内蒙鄂尔多斯这样的地方。如果说我国还不可能简单地超越重化工阶段，我们是不是还要极力追求少走弯路和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中央提出过“新型工业化”这个概念，但怎么样把其操作方案具体化，我个人观察现在的讨论中还是非常模糊的。把新兴产业提升到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似乎是把产业发展于新兴领域的方案进一步清晰化的、值得看重的思路。当然，某一新兴产业在全国和在各地方辖区，可能应有不同的位置和不同的选择，并不是中央规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任何省级行政区都可以全面铺开。这方面需要加强探讨，避免可能出现的误区，争取树立远见卓识。

　　第六，不可回避的收入分配和社会矛盾问题，即中央强调的提高两个比重和社会上热议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中央文件要求在整个收入分配中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和劳动收入所占比重，这个考虑有道理。但和比重问题相伴随的突出问题还有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这又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和收入差距问题相伴随的，是不公平感，其实这比收入比重问题更有杀伤力。现在社会上为什么对物价这么敏感？我们三十年改革过程中曾有过很高的物价，如1994年曾上升到24%以上，2007年则曾上升到8%以上，但从来没有在4%左右就像目前这样这么的紧张，其实，重要原因是物价问题已与其他社会矛盾、以及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感交织在一起。日渐扩大的不公平感，最后都表现到对物价的关注上和“借题发挥”式的怨气发泄上。如何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要承认难度大、牵动感情和既得利益，但又非解决不可。

　　第七，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问题。涉及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等等。最近，虽有了关于教育的中长期规划，但要应对好社会需求，取得教改的实质性进展，还有一系列难题待解决。我们的医疗改革要在三年内新增投入八千五百亿元左右，但是在公立医院怎么样做到既有活力，又有约束，却不是简单的收支两条线的规则可以处理好的问题。虽然基层已经在实践“收支两条线”，但我觉得不可能拿来全覆盖像北京市这样拥有大量的中心区域高端医疗机构的地方。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这两年有进展，我们政策重点已经推进到了廉租房、公租房，而不是以前侧重的所谓“经济适用房”，但往前走还有很多难题需要协调。此外，还必须强调，我们现在面临非常大的社会生活中的威胁，矿难不断、火灾与事故频仍、针对幼儿园孩子和小学生的泄愤式犯罪事件、群体性的闹事事件、公权滥用和扭曲、通过“重庆打黑”揭露出来的官场、公检法的腐败现象，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也是民生的大问题。

　　第八，反垄断和配套改革。回顾一下，价税财联动的配套改革在1986年最终没有得到实行；后于1990年前后不声不响地进行了价格调放；1992年靠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指导，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提供了宏观实施间接调控的基本机制。前行到现在，我们又面临生产要素价格怎么样形成合理机制的新挑战，而财产价格、资源价格、人力资本价格、资金价格（包括汇率）等，这些方面的改革又必须和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改革相结合。我们的国资管理体系，需要在现有框架下做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比如，金融资产管理体系和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管理体系，应如何构建？我们在金融方面，目前还在回避政策性金融概念，但政策性金融问题其实一定要在战略高度上考虑。中国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需要有政策性金融体系，怎么样在“不把小孩子和洗脚水一起泼出”的情况下来支持这一体系，也即进而支持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的问题。又如，我们大家都重视垄断行业反过度垄断问题，但做起来难度很大，牵扯到政治体制改革。最近，中央又一次明确地发出进行全面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号。问题在于如何形成方案，来把这些大思路落实。垄断行业消除过度垄断的阻碍很大，困难重重。我们谈改革谈了很久，但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已得了改革综合疲劳症，滑入悲观状态。对这些都需要作理性的讨论，在正面突破不行的情况下，就需寻找其他路径。我们注意到，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是当时并无激进的、正面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从理财、公共资源配置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着手，并进一步推进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实质性深化改革、继续“解放生产力”的一个足以最终影响全局的切入点。

　　总之，我觉得上述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好，我们的惠民生就会最终流于空谈。

　　最后小结一下发言包含的基本认识：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经济增长，但只有使经济增长中的质量与协调度得到不断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一道提升，才会可持续地造福人民，才能真正、久远地惠民生。短期内一些事情，如以政策刺激、扩张措施“保增长”还是比较好做的，而化解既得利益障碍实质性地调结构、促改革、转变发展方式，从而在中长期真正“惠民生”，则相当艰难；动用现有资源一次性地增加“民生实惠”，较容易，而消减深层制约、调动多方潜力来可持续、有公正性和公信力地构建和谐社会，相当困难。这样的一些难题，正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保增长与惠民生的结合，一定要深入到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的层面，即增加有效制度供给的层面。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惠民生的纲，其它都是目，纲举目张。而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就一定要：第一，以经济手段为主调结构节能降耗，升级换代；第二，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促进改革，化解社会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够落实最高决策层关于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要求，应对好各种挑战、难题，才能真正实施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即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