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正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有些机构已大胆预测，中国有望在一二十年内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日本于1968年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不含前苏联）。然而，随着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急速升值，日本于1990年代初资产泡沫破灭，从此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停滞。中国同日本一样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成功的典范，当前也面临着日本当年的贸易顺差和本币升值问题。正确汲取日本经济停滞的教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

一、借鉴：正确解读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

　　1970年代初，布雷森林体系崩溃后，日本大体经历了四次较大幅度的日元升值（见图1）。其中，第三次升值发生在1980年代中后期，其重要背景是1985年9月美日德英法五国签署的“广场协议”，这被认为是美国遏制日本经济崛起的一个阴谋。似乎当年只要日本能够顶住美国压力，就可以摆脱现在的经济困境。然而，镜头回放、还原历史后，上述结论只是对日本教训的片面解读。

图1:1970-1990年代日元汇率经历了四次升值

 
 
数据来源：CEIC。

　　日本经济停滞的直接原因是资产泡沫破灭。在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日本日经225股票指数从1985年12月的13000点上涨到1989年12月底的39000，日本六大城市的商业用地价格指数在1986－1990年间翻了3倍，仅一个东京的土地价值就超过了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国土面积仅相当于美国1/25的整个日本的地价是美国的4倍！当时的日本，国内也弥漫着日本人可以说不的气氛，而美国则深怀日本要买下美国的失落和恐惧。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国内经济泡沫十分严重，自1989年5月起转向紧缩政策。日本中央银行在15个月内连续五次加息，使官方贴现利率从1989年的2.5%升至1990年的6%。同时，大藏省宣布开始征收地价税和消费税，央行通过禁止发放房地产贷款和“窗口指导”等措施限制房地产投机。日经指数从1990年2月的39000点暴跌到1992年8月的14000点，1993年底，6个最大城市的平均地价从1990年的高峰下跌了36%。经济泡沫被刺破的同时，许多企业也面临破产，金融业不良资产急剧攀升，整个金融体系陷入瘫痪。1990年代，日本年均经济增长只有1.3%， 1998年出现了负增长；失业率逐步上升，2000年达4.7%；消费物价指数持续走低，1995和1999年出现负增长。迄今日本仍未走出经济低迷、通货紧缩，但仍保持了世界贸易大国和顺差大国的地位。

　　日本泡沫经济形成于政策失误造成的流动性过剩。广场协议后的次年1986年，日本经济增长率由1985年的4.6%下降到2.9%，失业率由2.6%升到2.8%。为此，日本政府提出经济增长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导向，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抵消汇率升值的紧缩效应。1987年5月，日本政府实施紧急经济对策，推出了总额4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和1万亿日元的减税政策。日本央行1986－1987年连续五次下调官方贴现率，1987年2月其官方贴现率已降到1980年代最低的2.5%。日本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从1987年的8%增加到1990年的12%。同期，日本央行不仅放松外汇管制，还放开了国内利率限制，导致银行存款大幅上升，存款成本的上升推动银行把资金大量投向不动产等风险收益更高的领域。1980年代，日本银行的贷款总额增长约120%，其中房地产贷款增长超过300%；非银行的产业贷款增长超过700%，大多被用于房地产投机。许多企业也把投资目光从实业转向股市和楼市等虚拟经济。在上述政策共同作用下，日本的资产泡沫空前膨胀，而1987-1989年其国内通胀累计才上涨了3.1%。日本央行丧失了对资产泡沫的警惕，延误了政策调整时机。

　　日本政府政策失误又是源于对日元升值的过度恐惧。1970年代之前，日元兑美元汇率设定在较低水平上，对于日本成功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至关重要。随着战后日本经济实力增强，日元面临结构性升值压力。但日本在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问题上一直犹犹豫豫，即使浮动以后也常走走停停，甚至不惜人为压低日元利率。反观德国，始终把重心放在国内物价稳定上，马克汇率处于相对次要地位。广场协议之后，德国央行还曾连续加息以紧缩流动性。1960－1990年，德国马克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累计升值1.79倍，贸易加权的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43倍，其升值幅度均超过了日元（见图2）。但由于马克结构性升值压力释放始于1960年代初，比日本早了约十年左右时间，因而少了许多后遗症。今天，德国仍保持了欧盟“火车头”角色，而日本则逐渐丧失了亚洲“领头雁”地位。

图2：日元和德国马克汇率变动对比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S。

　　从历史条件看日本难以避免日元升值的最终结果。首先，美元贬值趋势是美国当年高财政赤字、高贸易赤字状况所决定的。正如1960年代末期，美元危机频频发生，多国多次联手干预，也未能挽美元于大厦之将倾。1987年2月，美国也曾联合其他西方六国签署“卢浮宫协议”，旨在阻止美元过度贬值，但收效甚微。其次，日本已经为阻止日元过快升值付出了巨大努力，1969-1984年间日本外汇储备增加了7.5倍，这给日本货币政策带来巨大压力。再次，打压日本符合美国永保世界第一的最高国家利益，日本面临不升值就要同美国打贸易战的两难选择。1970年代末开始，日本不得不在纺织品、钢铁、彩色电视机和汽车等多个领域接受美国提出的“出口自动限制”规定，并多次被美国列为货币操纵国。

　　综上，与其说是广场协议导致了日元升值，不如说是协议助推了美元走弱的市场趋势。由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导致了日本对于出口和经济高成长的过分偏爱，丧失了主动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先机。日本应对日元结构性升值压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失误，是造成日本资产泡沫、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二、自省：认真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创造了“中国奇迹”。“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未来五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经济发展中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矛盾依然较为突出。而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正是造成我国 “三不”矛盾中许多具体问题的重要原因。

　　过去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稳定物价工作做得都不错，唯有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我国贸易顺差过快增长的情况有所改善，但在贸易出超、外资流入的“双顺差”推动下，外汇储备仍以每年4000多亿美元的规模积累。我国目前的对外经济失衡状况甚于当年日本（见图3）。

图3：中日对外经济失衡情况的比较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S；CEIC。

　　国际收支不平衡源于对内经济不平衡并反作用于国内经济。一是国际收支大顺差，中央银行被动干预，增加了外汇储备，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市场资金充裕。这些过量的社会资金，要么进入实体经济，造成通货膨胀压力；要么进入金融领域，形成资产泡沫风险。可以说，不解决好外汇问题，当前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通胀预期的管理就无法办好。即使房地产价格可以压下来，但过量资金有可能流向其他市场，形成其他泡沫（如前期部分农产品、收藏品和奢侈品价格暴涨）。二是外汇占款渠道的货币投放，意味着只有创汇才能获得资金，这加速了社会资源向开放地区、出口行业的积聚，进一步扩大了产业、区域、城乡发展的差距，加剧了投资消费关系失衡。而可贸易的制造业快速发展，使得就业弹性更大的不可贸易的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加大了当前我国就业压力。三是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加，使阻止人民币过快升值的阻击战变成了拉锯战。汇率长期缺乏弹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加剧了顺差、污染在中国而利润在外国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同时，储备增加、汇率稳定又给了国际上各种中国威胁论或责任论以口实。四是贸易顺差过大，意味着对出口市场的过度依赖，加剧了我国经济波动性风险。外汇储备大幅积累，又扩大了我对外尤其是对美的金融风险。理论上，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可以买很多东西，但实际上又大都是只能看不能买（见表1），储备资产多元化面临诸多难题。我国不得不继续限于穷国补贴富国的不合理境地（最大对外净债务国美国投资收益常年大额顺差，最大对外净债权中国却连年逆差（见图4）），同时要防范美国通过美元贬值和通胀为其巨额债务减值的风险。

表1：中国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只能看不能买的东西

资料来源：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11年4月11日文章：《谁想当三万亿美元富翁：中国中央银行只能看不能买》
 
图4：1991-2010年中美两国投资收益差额

 
 
资料来源：CEIC。

　　有观点认为，当前美国正发起第二次广场协议，以扼杀中国经济的崛起。对此，要辨证地看待。首先，现在的中美利益冲突不完全是因为意识形态差异，更是受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的国家战略驱使。美国不在贸易和汇率问题上找中国的麻烦，也会制造其他的麻烦（近期美国国内就有一种舆论指责中国工人涨工资应对全球通胀压力负责，而实际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也是类似的后果）。其次，后危机时代美国也要进行减少过度消费、增加国民储蓄的经济战略转型。再次，过分强调“阴谋论”，有可能把应该做的事情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最终失去主动调整的良机。不排除通过压人民币升值达到人民币不升值或者让中国汇率改革进退失据的结果，有可能是美国的一种策略。毕竟，现在美国经济刺激主要靠政府花钱，而政府又主要依靠低成本从国外央行融资。同时，在美国已产业空心化的情况下，弱美元也不利于其控制进口成本，而低通胀正是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条件。

　　综上，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问题类似当年日本，解决好顺差和汇率问题是实现经济转型绕不开的坎儿。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将保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200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中央提出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储备增长过快。“十二五”规划继续把国际收支状况改善作为未来五年的宏观调控目标之一，提出要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三、破题：转方式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人民币汇率结构性升值压力的直接原因是国际收支顺差，而纠正经济对外失衡需从恢复对内平衡入手，不需要另行规划。“十二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规划提出的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指导思想，同样也对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顺差和汇率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要强化战略思维，立足当前、兼顾长远，以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勇气和毅力，按照“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基本思路，狠抓落实。

　　第一，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完善汇率机制的核心是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外汇调剂公开市场自由浮动的历史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管理浮动而对欧元、日元等其他主要货币自由浮动的现实均表明，我们没有必要害怕汇率浮动。浮动不等于人民币单边升值，浮动有利于形成双边波动，抑制单边投机。如果汇率变化影响实体经济运行，市场将会自行调整预期和交易行为。央行仍可以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适时调控，防止汇率过度波动。国际收支调节要综合采取财政、货币、贸易、产业、投资等多种政策手段，防止汇改单兵突进造成的汇率超调（如过度升值）。在改进汇率机制的同时，还应理顺利率、土地、能源、资源等要素价格，逐步解决价格扭曲造成的资源错配。

　　第二，加大涉外经济政策调整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将改变路径依赖，涉及既得利益的调整，短期内可能会对出口和就业形成一定的压力。但从长远看，有利于社会资源在出口行业和服务行业间的更合理配置，有利于增强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各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都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树立不能因为现在而牺牲未来的全局意识。当前政策调整的重点是在稳定出口的基础上，坚持扩大进口，积极发挥进口在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在提高“引进来”的质量的基础上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按照市场导向和自主决策原则，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开展境外投资合作，同时积极探索其他方式的市场化的对外资本输出，提高外汇资源使用效率。

　　第三，加强市场流动性管理。日本经济停滞和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表明，物价稳定不等于金融稳定，防止国内流动性过快增长是预防资产泡沫形成的关键。当前要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工具，保持社会流动性规模处于合理区间。稳步推进人民币利率形成市场化改革，逐步扭转人民币实际利率长期为负的局面，减少金融资源错配。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利率、存贷款利率等及其他创新工具，保持社会融资总量及贷款总量合理适度增长。加强本外币政策协调，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幅的同时，增加外汇交易品种，改进外汇交易机制。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加大对违法违规结汇行为的打击力度，适度采取措施控制外汇资金过度流入，防范顺周期的跨境资本流动冲击。

　　第四，努力扩大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扩内需不是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是经济发展成果全民享有的具体体现，是理顺投资消费关系从源头减少外贸顺差的重要举措。我国人口众多，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孕育着广阔的市场空间，扩内需大有可为。扩内需关键是要积极采取措施，变潜在需求为有效需求，重点包括：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尤其是农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改进消费信贷支持和税收支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第五，大力发展服务产业。第三产业兴旺发达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产业升级的主攻方向。目前我国经济总量中服务业占比只有40%左右，远低于世界平均60%、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服务业的国际比较弱势正是导致我国货物贸易常年顺差而服务贸易却是逆差的根本原因。大力发展商业、金融保险、休闲娱乐、文化教育、信息、法律和会计审计咨询、家政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不仅有利于提高市场效率和经济效益，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还有利于广开就业门路，为经济结构调整、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政府机构改革创造重要条件。要广泛调动各方积极性，清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较快第三产业发展，使之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明显提高。

　　第六，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估考核体系。要围绕提高消费率、服务业比重，降低外贸外资依存度、贸易顺差占比等目标设定一系列量化考核评估指标。这不是为了应付外部压力，本身也是检验“调结构”的政策实施效果。同时，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也要遵循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策评价体系，事先明确预期达到的目标和可能付出的成本，适时动态进行评估，权衡利弊，不断完善措施、调整节奏。

注：

[1]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和机构意见。

本报告写作过程中，中央党校杨秋宝教授和郄肖老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