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环境中新兴经济体地位的变化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呈现两大变化趋势。一个是全球经济格局正在深刻调整，另一个是全球发展方式面临深刻转变。这两大趋势在金融危机之后表现得日益明显，而且都与新兴经济体密切相关。

　　第一个方面，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核心，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国外有些舆论可能有些夸大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意义。其实国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很清楚的，尽管我们在总量上成为全球第二，但在本质上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仍然排在世界100位之后。但是，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对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可能超过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因为对国内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人均状态，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地位提升，对于我们的对外经济关系确实会产生比较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些评估和判断，以及今后我们应当怎么做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全球发展方式深刻转变的核心，是发达国家高负债、高消费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对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代表着我们外部发展环境的主要参数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习惯的发展方式在未来也难以持续，需要进行调整。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变化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

　　首先，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总量当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从表1可以看出，以美、英、日、德为代表的传统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呈现出明显的此消彼涨的关系，金砖国家的比重明显提高。当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个趋势更为明显，但即便按照汇率法，也是同样的趋势。

表1   新兴经济体占世界GDP的比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世界经济展望》

　　第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储蓄/消费结构和全球需求结构当中的地位发生变化。这是全球发展方式深刻调整的一个直接结果。金融危机以后，美、欧、日都陷入高负债的困境。现在美国已经突破14.3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估计美国国会还会批准债务上限的提高。欧洲目前则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最近希腊债务危机问题又有所恶化。日本的债务率也接近200%，因为日本国民储蓄率比较高，其债务基本上是本国国民持有，因此大家认为日本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从美、日、欧都陷入高负债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出过去一段时间中，发达国家以高负债来支撑高消费，并为全世界提供市场的这样一种模式未来恐将难以持续。解决高债务问题，一个出路是去杠杆化，也就是降低消费，提高储蓄率。发达国家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紧缩，不可能再像金融危机以前那么高增长，继续积累债务。要么就是贬值赖账，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未来发达国家可能难免会这么做，实际上就是由高储蓄国家替他买单。除此之外，可能没有别的出路。当然发达国家也可以继续这么走下去，继续积累债务，直至再陷入一次金融危机，将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鉴于这样一种格局，可能今后全球新的需求增长点将会转向新兴经济体，全球的需求增量将主要由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来提供。当然新兴经济体不可能完全取代发达国家在需求结构当中的地位，但是新兴经济体在提供全球总需求的过程中地位不断上升，这恐怕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发生变化。我们要动态认识这个问题。首先就是金融危机后全球国际货币体系将会是什么状况？我们一直在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元仍然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没错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美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相对地位在下降。图1是1980年到2009年的主要经济体占世界GDP的比例。如果这段时间内变化的趋势还不够明显，我们可以看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当时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是56%，2009年则下降到24%。反过来看中国，1949年中国GDP在全球GDP当中比重大概是0.8%，2009年则是8.6%，这是按照汇率法计算的结果，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中国的比重会更高。但是，此消彼涨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从根本上讲，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是由各国在全球经济当中实际份额决定的，现在主要经济体占全球GDP实际份额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不可能不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影响。因此，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还将长期存在，但其基础已经削弱。美元的不稳定性不断显现，自2002年到现在美元指数下降了40%，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新兴经济体不断在扩大本币的国际使用，尽管在近期内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不会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但是我们确实正在面对一个更加多元化，并且更加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图1 主要经济体GDP占世界GDP比例

 
 
　　第四，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当中的地位发生变化。直到金融危机以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都来自发达国家，但是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支持在下降。过去全世界都认为美国人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但是现在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他们是受害者，认为中国才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然，我们国内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确确实实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支持在下降，他们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另外，客观上国际环境中的不安定因素在增加，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在减弱。我一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在国际环境当中造成的经济政治后果是严重的，而且很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预见到是什么样的后果，有些后果可能还在不断显现，包括中东、北非国家出现的政治动荡。WTO总裁最近说，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即使发达国家不支持了，新兴市场国家也会支持，这个说法有些夸大了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但是也反映了这样一个趋势，目前可能是新兴经济体更加支持全球化，未来新兴经济体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会相对增强。

　　我认为，新兴经济体以上这四个方面的变化是比较有实质性意义的。

中国开放格局的调整

　　鉴于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重大变化，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变化，中国开放格局也需要相应调整，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会有一个转变。我认为这个转变的核心，就是要从过去和当前我们主要以低成本劳动力要素为核心参与全球化，转向以货币资本要素为核心带动各种生产要素全面参与全球化。中国长期维持较高的储蓄率，而且积累了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其结果必然是使得我们的比较优势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由过去主要是低成本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逐渐转向高储蓄积累起来的资本要素比较优势。相应地，我们的开放模式也要实现一个转变。

　　新的开放格局，从增量角度看，就是要形成一种新的对外经济关系。这种对外经济关系有以下五个特征：第一，国际收支更趋平衡。第二，外汇储备更为适度。第三，对外投资更有效率。第四，货币关系更加自主。第五，开放空间更加广阔。从存量的角度，开放格局调整主要是把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投入一个有效的国际循环，能够把它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国民福利和综合国力。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大规模的外汇储备，现在在G20论坛上，发达国家说中国过高的外汇储备是全球失衡一个主要标志，因此中国应该负主要责任。我在同西方国家的朋友讨论时讲，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从另一个角度看，实际上反映的是主要储备货币国家货币发行的规模，只不过是他们印了，我们攒起来而已，所以要说是谁的责任，咱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能把前一阶段创造的财富转变为国民福利和综合实力，那我们积累外汇储备的目的又是什么？从中国的角度看，用好外汇储备是捍卫几十年来的发展成果；从世界的角度看，如果中国能够用好外汇储备，也是对世界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实际贡献。

　　开放格局调整的战略，主要有五个方向。

　　第一，由出口导向转向进出口动态平衡的贸易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贸易政策更加平衡，实际上要求我们贸易政策更加中性，即进出口并重、扩大出口与深化国内市场并重、货币贸易和服务贸易并重。我们过去总认为出口是好的，进口是吃亏的，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出口是利用国际市场，进口是利用国际资源，出口就是为了进口，就像一个家庭挣钱就是为了花钱，国家也是一样，我们应该同时兼顾好出口战略和进口战略。同时，对外开放应与国内开放并重。现在偏重出口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国内市场深化程度不足，企业预期内销遇到的交易成本和障碍比外销更多，认为开拓国际市场更容易，这对经济转向内需驱动是一个障碍。第二个方面是出口市场要多加多元化。从图2可以看出，我们出口对美、欧市场依赖较大，今后我们出口市场要更加多元化，包括加强金砖国家之间的市场开放。美欧市场如果未来增长空间受限，很可能就会转向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在市场多元化方面，应该提高认识的自觉性。

图2  2009年中国出口最终目的地

 
 
图3  2009年中国进口原产地

 
 
　　第二，由吸引外资转向双向可控的投资关系。过去我们在管理资本账户方面有一个倾向——愿意多吸引外资，对于资本流出则管制较严。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本积累不足，那时形成这样一种“奖入限出”的格局是非常自然，也是正确的。但现在这一格局就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了。目前，资本账户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流入比较容易，流出比较困难，企业普遍反映对外投资融资难、购汇难，尽管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困难。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对外投资主体过度集中在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主要是外汇储备形式，实际上投资收益非常低，而且投资受到种种制约。因为国外对主权财富基金和大型国有企业投资存在政治上的种种限制，因此也就限制了我们对外投资的效益。我认为，今后在资本账户方面应该形成一种双向流动、总量可控的投资关系。关键是两个原则，一个是改进外汇管理制度，疏通对外投资渠道，鼓励和便利国内企业对外投资，使得对外投资主体多元化，对外投资行为分散化，以提高对外投资的效益。另外一个原则，是形成资本双向可控的资本账户管理机制，在便利对外投资的同时，增加短期投机资本流入的交易成本。双向流动并不是要资本账户完全放开，而是希望能够形成一种资本双向流动渠道都通畅，但是总量都可控的动态平衡的投资关系。

表2 QDII投资额度审批情况（截至2010年9月30日）

         第三，由倚重美元的货币关系转向多元自主的货币关系。中国在对外货币关系上对美元体系的依赖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贸易投资主要是用美元结算，人民币汇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盯住美元，我们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大部分也都是美元资产。图4显示的是我们外汇储备的积累和美元指数走势之间的关系，如果看长时间周期，似乎看不出明显的此消彼涨的关系，但是如果从2000-2011年之间画一条竖线，就可以看出，正是在此之后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同时在这个区间美元不断向下贬值，从中可以看出彼此之间的相关性，就是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的美元流动性很大程度上是被我们的外汇储备积累起来了。因此，美元出现长期贬值趋势，我们就成了主要的受害者以及美国转嫁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从长远看，美元汇率是不稳定的。因此我们未来的调整方向，一个是增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弹性，与美元在一定程度上脱钩，这也有助于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基础上的基本稳定。第二是稳定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我们倡导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并不是要颠覆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相反我们要求的是国际储备货币的稳定，包括美元和欧元的稳定。第三，稳步开拓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

图4 中国外汇储备与美元指数

 
 
　　第四，由东部沿海开放先行转向全方位的开放地缘关系。今后我们的开放格局可能要形成一种海洋和陆地并重、东西双向的开放地缘关系。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是东南沿海开放先行，而且发展很快，今后可能要加速在西部方向和陆地边境方向的对外开放。这有利于保障我们的经济和能源安全，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以及稳定陆地边疆，促进民族团结，实现更加平衡的国内发展。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市场基本上集中于欧美？因为我们东南沿海开放的这些制造业基本上是从日本、东南亚、韩国这些国家承接来的，欧美市场是这些国家传统的市场。因此，我们承接了这些出口加工业，也就承接了其主要市场。如果我们要实现一个多元化的市场，就需要我们国内在开放的方向上实现多元化。

　　第五，由利用外援转向积极有为的发展合作关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在这个领域我们的思想认识可能比较滞后。过去我们习惯于利用世行、亚行的贷款和双边发展援助，因为我们自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是发展援助的接受国。现在我们人均GDP不断提高，正在由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转变。这个时候，我们在国际发展合作当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我认为我们应该大规模地扩大发展援助，因为发展援助不是恩赐，是和一个国家对外合作关系相配套的，是形成广阔发展空间的政策手段。只有加大对其他国家的发展援助，才能真正实现市场多元化，才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使得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共同发展空间。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情，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同时，这也涉及到发展合作战略的调整，包括我们和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以及和比我们收入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和周边国家是一个联合自强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区域合作加强经济融合，形成共同发展的市场和空间。我们和金砖国家是一个共同崛起的关系，因为我们在国际经济秩序层面有很多共同诉求，这方面也有很多合作的空间，包括在国际金融和其他国际治理领域。我们和非洲这些比我们收入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一个互补发展的关系，因为他们有发展基础设施的需求，而我们在这方面有比较强的能力，他们发展制造业是要从无到有，而我们的制造业是要由低端向高端走。所以，其中有很多互补发展的空间。我认为，在发展合作这方面，我们应该多想一点，多做一点。这方面的投入虽然看上去是对其他国家发展的支持，但实际上会形成中国广阔的发展空间。比起我们巨额外汇储备放着等待贬值，将其用于发展援助，在经济上更具有合理性。

图5 主要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占GDP比例

 中国开放观念的更新

　　我们在实现开放格局的调整中，对于如何处理对外经济关系，需要有一些认识的提高和更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接轨与铺轨相结合。我们传统上提的是中国在经济制度、规则制定上和世界经济接轨，这在今后仍然很重要。接轨的重点，我认为应该是提高国内规则制定和实施的总体水平，逐步改变对内低标准、对外高标准的“双轨制”。我们为什么在国际上制定规则能力比较差？关键还是在于国内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的水平不高。最近热议的奶制品标准问题，中国标准是全世界最低，因此也就不可能在国际上有制定标准的权力。所以所谓的接轨，归根到底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和别人一致，而是我们自己的规则制定与实施水平要提高。如果我们成为世界最高标准，其他国家就要向我们看齐，否则我们肯定还得向别人看齐。而“铺轨”更具战略意义，现在我们已经不得不参加轨道的设计和铺设，因为我们经济总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二，不能等别人把规则制定好，我们再简单地去接轨。因此，我们要推进国际经济基本制度层面的改革，包括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另外，还要提高我们国际经济事务中设置议程的能力，现在我们这一能力还比较弱，我们与发达国家进行双边经济政策对话，过去大部分问题是对方提出，我们来应对，现在我们提出问题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在多边机制下，大部分议题仍是西方国家提出来的，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差距。

　　第二，权利与责任相统一。现在国内、国外总是在说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但什么是负责任？我认为负责任就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发达国家在呼吁我们负责任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这包含了中国人要维护相应的权利。我们自己在试图规避负责任时，也应该意识到害怕负责任就会失去相应的权利。但是，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负责任，还是要与中国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即所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气候变化，也适用于所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的领域。负责任是创造和维护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想清楚我们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际经济秩序。如果这方面想不清楚，我们也就无从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负什么责任。

　　第三，“双边”与“多边”相促进。我们比较习惯于双边的对外经济政治关系，不太重视多边，但是多边主义是一个发展趋势，多边非常重要而且将越来越重要。因为多边是制定国际游戏规则的地方，双边形成的规则很大程度上是潜规则，两家之间谁的实力强谁说了算。但是，多边是一个制定全球规则的地方。多边博弈是一种利益调节的独特机制。而且，多边渠道可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包括WTO的全球贸易规则、国际艾滋病预防、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问题，都会在多边场合谈。因此，提高多边参与能力，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在下一阶段协调对外经济关系的能力。这其中就包括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革，以及推动局部国际经济秩序的创新。

（作者为财政部对外财经交流办公室主任）